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清代年画中的包文正上任

从唐末五代到宋仁宗时期的一百五十多年里，中国的政治舞台经历了一个由武人专政转向恢复文官体制、重建士大夫政治传统的演变过程。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曾在太庙里立下誓碑，令后继子孙当皇帝的，不得滥杀士大夫和言事之官。有关誓碑的记载虽然不足，但其中体现的治国理念确实被宋太祖的继承者们所遵循，宋朝也因此成为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随着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重新崛起，中国传统政治所特有的“朋党现象”也日渐发展，并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极大地影响了宋朝政治的走向，成为宋朝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

北人与南人之争。宋太祖虽然出身职业军人，但作为一个王朝的奠基者，他具有自信、开拓的政治家胸怀。他深知“上马得天下、下马治天下”的道理，所以他推行的“右文”政策，不重形式，只求精神。不杀士大夫与言事之臣，足以垂范后世，成为宋朝三百年文治鼎盛的开端。

宋太宗因为得位不正，自信不足，而且生性多疑猜忌，将宋太祖防微杜渐的制度设计推向极端，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官僚队伍的因循之风初步形成。当时虽然大力提倡文治，广揽科举之士，但形式多于实效。士大夫的政治地位虽有很大的提高，但士大夫的精神意志却并没有随之高涨。顺守服从，唯皇帝马首是瞻，已成为政坛普遍的风气。

宋代的朋党问题，在太宗年间已初露端倪。当时发生了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戊寅科”进士胡旦等人利用同年关系结为党羽、进行政治投机的事情。他们纠合在一起，以清议自命，抨击时政，臧否大臣，野心勃勃。但他们遭到了元老重臣的迎头痛击，被统统贬出京城。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正是“朋党比周”之类。就连一贯正直磊落、不党不群而被视为“天下正人”的田锡，也因为跟胡旦等人的同年关系而受到牵累，仕途很不顺当。

宋真宗时，内外局势相对稳定，政治上谨遵祖宗成宪，而辅之以黄老清静之术。宋真宗虽不像太宗那样刚愎独断、猜疑成性，遇事也愿意谋于朝中重臣，但缺乏主见，在大政方针上常常表现出患得患失、游移不定的弱点。而且他的虚荣心比起宋太宗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沉溺于种种迷信、造神活动而不知返，以至朝廷上下跟得了疯病似的，不但浪费钱财无数，也为奸佞之人干乱朝政开了方便之门。当时虽有皇帝与元老重臣共治之名，却没能将政局向好的方向引导，也没能因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对“祖宗家法”作必要的调整。

真宗晚年多病，使得权力争斗更加炽烈，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分化。这场争斗虽具有君子与小人之争的性质，但同时也隐含了南、北士人之争的意味。权力、道义、地域三者互相交错，构成了当时朝廷政争的核心内容。

被骂作朝中“五鬼”的王钦若、丁谓、陈彭年、林特和刘承珪都是南方人，因为积极参与制造“天书封禅”的闹剧，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他们相互勾结，为追逐权力，不遗余力地排斥朝中正士，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

“五鬼”之中，尤以王钦若和丁谓最为活跃。王钦若相貌矮小丑陋，但却智数过人，善于揣测皇帝的心意，是制造“天书封禅”闹剧的关键人物。丁谓文采出众，多才多艺，办事能力又强，但却有才无德。他不但极力迎合宋真宗，屡奏“祥瑞”，而且以其出色的理财能力从容调度、尽心督办，充当迷信活动的后勤总管，受到了宋真宗的信任和重用。

这些南方人心术不正，逢君之恶，进一步坐实了当时人们对南方人轻儇奸诈、有才无德的观感。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在反对“南方小人”的态度上，北方士人是高度一致的。

宰相王旦以识人善任著称，不敢过分露骨地排斥南方人士。寇准则公开以北人自居，排斥南人，肆无忌惮。著名词人晏殊是江西抚州人，七岁以神童被荐。宋真宗召他与进士千余人一起考试，晏殊神情自若，援笔立成。真宗十分高兴，赐他同进士出身。这却惹恼了寇准，说晏殊是南方人，不该得到如此恩宠。这种态度，就连真宗也觉得不像话，反驳说：“张九龄不也是南方人吗？”新喻（今江西新余）人萧贯参加殿试，寇准又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结果山东人蔡齐夺魁。为此，寇准兴高采烈地对同僚说：“又为中原夺得一状元。”

这种北人轻视甚至歧视南人的现象并非偶然。

唐宋之际，南方社会经济与文化迅速发展，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的根本改观，给南北政治力量的对比带来了深刻变化，也使得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表现出鲜明的南北分野的特色。五代以前，由于南方比较落后，基本上是南方接受北方的影响。五代以后，由于南方的发展，这一趋势出现了逆转，南方对北方的影响开始扩大，北方的传统优势地位逐渐弱化。这种变化，绝不可能被北方统治集团轻易接受。在当时，大多数北方人士对南方势力的崛起采取了抵制和敌视的态度。就连有“圣相”之称的李沆也一贯主张求治之道，最关紧要的是“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矛头直指梅询、曾致尧（曾巩的祖父）等南方士人。

在北宋前期，北方人对南方人的鄙薄还带有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优越感。随着南方士人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在统治集团中政治地位的日益攀升，双方的斗争便趋于白热化，其势头之猛烈，目标之明确，前所未有，构成了宋朝党争的重要内容。

“元老”和“新进”之争。宋仁宗被视为继体守文之君的典型。他将兴科举、重文教的政策推向新的高度，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但当时士大夫集团中，又有“元老”与“新进”的区别。

所谓“元老”，主要指前朝旧臣，是一群被皇帝视作“有大臣体”的人物。他们虽然也是由科举入仕，但多半谨慎持重，驯顺服从，“知进退”，“不生事”。他们一般具有如下共同特点：年纪大，资格老；注重稳定，安于现状；清静循默，标榜慎独，厌恶“好事躁进”之人；人情练达，圆滑世故，很少外露，也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善于揣摩皇帝的意思，皇帝“圣明”独断则顺从遵守，人主软弱摇摆则以镇静扶持。由于这些人身居高位，他们的个人特点难免会对官场风气产生影响，比如：稳重有余而活力不足，注重经验而缺乏创新，练达而流于世故，主静而陷于麻木，遵守成宪而失之因循，等等。总之，他们多半只有在坦途上规行矩步的本事，只有攫取和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洞察力和应变力，常常沉浸在自我比较、自我满足的心境之中；对新人新事新风尚，则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一旦朝廷面临重大危机，他们往往一筹莫展，缺乏应付挑战的勇气和魄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只是士大夫中守旧势力的代表，是宋初以来不断加强的君主专制体制的产物，并不是士大夫主体意识和精神的体现者。

所谓“新进”，是指宋仁宗即位以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尤其以天圣二年（1024年）、天圣五年（1027年）和天圣八年（1030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这三届科考为仁宗亲政做了人才储备，所得进士基本构成了官僚队伍的中坚力量。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余靖、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他们的领袖人物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却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他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烁古今，也是他投身政治的宣言。

文彦博《三帖卷》

与老一辈官僚政客相比，这批年轻人风华正茂，锐气十足，在学问渊源、文章风格、秉性气质和从政作风等方面都表现出新的特点：因为初出茅庐，他们在政治上较少顾忌；又因多供职于台谏、馆阁，所以每每自视清流，自诩为朝廷正气的表率，形成了遇事敢言、奋不顾身的行为特征。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带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提倡正统，崇尚名节，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皇帝面前也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当内忧外患严重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就自然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为体现士大夫政治传统和道德理念的中流砥柱。

韩琦《信宿帖》

这批人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宋朝政局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是士大夫力量重新崛起、士大夫主体意识再度觉醒的一个标志。

以这批人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为开端，宋朝始终一贯的右文政策和重建士大夫政治传统的努力才有了实质性的意义：士大夫作为饱受人文教育而有志于仕途的阶层，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他们既是王朝统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解释者，又是辅佐皇帝施行合乎道德、礼法统治的实践者。在周边强邻环伺的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高度发展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它有助于增强中原王朝的正统性和文化的凝聚力，以利用文化传统的优越地位来跟强邻作持久的抗衡。宋真宗时期自我夸耀式的封禅活动已表现出了这种冲动，自仁宗以后则转化为士大夫更为热诚的对古典传统的复兴工作，它对宋代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但是这批新进之士也在政坛上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例如：言论强于行动，目标重于手段，意气多于理智；自负固执，我行我素，无形中得罪了同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于结党，不避嫌疑，结果授人以柄，也招来皇帝的猜忌；开始以朋党自任，最终以朋党相争，是非混淆，敌我不分，尽管一心想铲除小人，却最容易被小人所误。由于这种种弱点，他们虽立志以天下为己任，却为自己的仕宦之途设下了重重障碍。

宋仁宗像

宋仁宗是一位性格仁恕而软弱的皇帝。他从太后刘氏和元老重臣的卵翼下走向自立，起初也曾有过君臣一心、和衷共济、共致太平的良好愿望和热情。这种态度，使“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成为可能。随着老人政治的破产和内忧外患的不断加深，他转而倚重以范仲淹、韩琦、富弼为代表的士大夫新兴力量，试图改革弊政，有所作为，“庆历新政”是这种尝试的高潮。但他缺乏将一场改革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的决断力和意志力，同时，形势的发展又与他的期望背道而驰：统治集团中不但新、老势力之间矛盾重重，就连新派势力内部也是内讧不断、争斗不休，这似乎更加印证了老臣吕夷简等人对“朋党”问题的先见之明。由此，宋仁宗不但对“新政”心灰意懒，对“新人”也逐渐厌弃，转而回归到因循守旧的老路，念念不忘防范朋党，致使晚年军政日衰，局势积重难返。

景祐党争。天圣七年（1029年）冬至，朝廷举行郊祀大典，宋仁宗打算率领百官先为刘太后祝寿，然后再到天安殿受朝。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极力反对，认为仁宗侍奉母后，只需行家人之礼，如今却要与百官同列，行北拜之仪，是“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要求太后还政。这样的胆量在当时也只有素称刚正的宰相王曾能与之相比，足见范仲淹恪守儒家礼法、维护皇帝权威、反对女主干政的坚强信念和勇气，也预示着他在以后政治生涯中的基本风范。因为这件事，范仲淹得罪了刘太后，被贬出朝廷。

范仲淹像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驾崩，宋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城，担任谏官之职。当时有不少人都在趁机说刘太后的坏话，范仲淹对此十分忧虑和反感，便规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佑您十多年了，应该感念她老人家的大德，不要纠缠于她那些小的过失。宋仁宗接受了他的劝告，诏令内外不得对太后当政时期的事情再说三道四，从而避免了一场政治纷争。

同年十二月，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和怂恿下，废了皇后郭氏。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自北宋立国以来，废后之事还从未有过。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辅等人认为，废黜皇后历来是昏君所为，仁宗此举无异于自毁圣明，便率领台谏官一起伏阁进谏。老谋深算的吕夷简让他们第二天上殿时直接向皇帝进言，自己却随即上奏说：御史、谏官伏阁请对，不是太平盛世应有之事，应当将他们贬逐。次日清晨，没等范仲淹、孔道辅上朝，内侍就传来圣旨：范仲淹等人统统贬为外官，即刻押送出京赴任。与此同时，朝廷还下令禁止台谏官聚众请对。

这一事件是年轻的台谏官们围绕朝廷大政而与元老重臣发生的首次激烈冲突，虽无朋党之名，实则是仁宗年间朋党之争的开端。因为进对言事是台谏官的职责，所以宰臣不便以朋党的罪名厚诬他们，而是用极不正当的手段挫败了他们的行动。经过这件事，范仲淹和吕夷简走上了公开对立的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包伟民

朋党是个贬义词，这毫无疑问。那么朋党问题在古代为什么如此敏感？在宋代也一样，为什么如此敏感？因为它损害了皇权。在皇帝的视野之下，所有的官员都不能组成小团体，因为一旦组成小团体，就会有小团体的利益了，就不会全心为皇帝服务了。

景祐二年（1035年）三月，范仲淹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重回京师供职。此时吕夷简已为相多年，一向“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这种看法未必公正，但至少可以反映出此人工于心计、遇事求稳的基本特征。朝中官员有不少出自他的门下，因而吕夷简难免有招权纳贿的嫌疑。在范仲淹看来，此类行径纯系奸臣所为。联想到吕夷简在刘太后当政时虽位居参政，却一味顺从，从未对太后的专权逾制提出过任何异议；等到仁宗亲政以后，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而逢君之恶，又充当仁宗废后的帮凶，这就更能证明吕夷简是个十足的小人。

基于这种看法，范仲淹回京后总想找机会再对吕氏发起攻击。

次年五月，范仲淹向仁宗献上了一份《百官图》，详细指明在这份官员升迁图中，哪些是正常迁转，哪些包含了宰相的私意。进而向仁宗建议说：任命大臣官员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皇帝手里，不能全交给宰相。吕夷简知道此事后，十分不悦，便在仁宗面前讥讽范氏为人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马上以牙还牙，写了一篇奏疏上达仁宗，其中多为针砭时政的内容，并且以汉成帝时期败坏朝纲的权臣张禹影射吕夷简。吕氏大怒，指斥范仲淹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于是范仲淹再度被贬，出知饶州。随后又有人迎合吕夷简的意旨，请求在朝堂上树立朋党榜，以儆戒百官越职言事。

吕夷简像

范仲淹的再度被贬，激起了不少士大夫的义愤，一些与范仲淹同样供职馆阁的官员上书为他喊冤，结果都受到处分。而职司监察的台谏官们却慑于吕夷简的威势，又害怕招来朋党之议，多对此事缄默不语。当时许多官员都不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不避嫌疑，到郊外为其饯行。王质甚至还公开宣称：“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西京留守推官蔡襄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肖》的诗，来赞扬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这些清流，讥讽谏官高若讷。这首诗一时间传遍京城，就连契丹使者也特意将刊有此诗的纸张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驿馆，可见其影响之大。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赵冬梅

范仲淹是新型士大夫当中的佼佼者，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官僚的责任这一方面，他看得极重。范仲淹喊出的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北宋中期士大夫那种有担当的意识。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这种主体意识，即主人翁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以范仲淹为首的清流们虽然博得了若干舆论的同情，但其政治实力和经验还远不足以与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元老重臣相抗衡。作为初登政坛的新秀，他们的力量和火候都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经受更多的磨难和历练。而吕夷简一方不但势力雄厚，盘根错节，而且手段老辣，招招致命。吕夷简加在范仲淹等人头上的罪名如下：

一是离间君臣。众所周知，在朝廷各派势力斗争当中，皇帝本人的立场和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宋仁宗亲政初期宰相执政的成员构成来看，他所依赖的政治力量主要仍是一群前朝老臣。宋仁宗信任他们、倚重他们，甚至把他们视作自己治国理政的引路人和导师。吕夷简既是这群元老大臣中的佼佼者，又曾力主厚葬仁宗生母李宸妃，并帮助仁宗力排众议，废了郭皇后，因而在仁宗心目中更具有特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仁宗不可能容忍新进后生们离间他跟老臣的亲密关系。当新、老两派闹得不可开交时，他自然会舍范而保吕。

二是越职言事。自宋初以来，统治者立法施政处处强调预防弊端和平衡牵制，要求朝廷大臣们谨遵祖宗成宪，不可妄生事端，官场中已经养成了稳重守法、循规蹈矩的风气。范仲淹们身居侍臣馆阁之职，口舌之任非其所司，却肆意议论朝政，抨击大臣。虽本意不坏，勇气可嘉，但毕竟与朝廷体制不符。吕夷简攻击他们越职言事，在道理上是说得过去的。

三是引用朋党。自古以来，朋党为祸的事例比比皆是。宋仁宗在亲政之初，最怕大臣们结党营私，危害朝廷。前番台谏聚众请对，已让他感到头痛；此次范仲淹等人又越职言事，众口嚣嚣，肯定让他更加恼火。吕夷简对皇帝的心思了如指掌，因此不但能够让台谏系统的官员乖乖闭嘴，而且也能够以朋党的恶名令范仲淹之流轻易落马。手段虽不够光彩，但却绝对有效。

经过这场风波，宋仁宗更加念念不忘防范朋党，一再申明严禁百官越职言事。这与他亲政之初表现出来的开明姿态相比，无疑是一种倒退。

罢免吕夷简，重新起用范仲淹。新进势力虽然暂时被弹压下去，可老年政客的表现也越来越不能令宋仁宗满意。宰执中也分成以吕夷简为一方，以王曾为另一方的两派，动辄争吵不休。宋仁宗一怒之下，于景祐四年（1037年）将他们全部罢免，改由王随、陈尧佐等人组成新一届老人政府。这届政府的老朽昏庸和无所作为是北宋开国以来绝无仅有的。

王随拜相时已过花甲之年。早在真宗朝知应天府时，宰相王旦就说他办事糊涂，不能服众。仁宗亲政后，他凭借资格老，出任参知政事。吕夷简暂时罢相，即推荐他代替自己，成为这届政府的首相。他刚上任就病体难支，当了一年的宰相，什么业绩也没有。不但没有业绩，身为首相，他丝毫不能发挥协调和平衡政府成员的作用，每次议事都跟陈尧佐、韩亿、石中立等人吵得一塌糊涂。除了生病、骂人、拜佛外，他似乎什么正经事也没干过。

陈尧佐更以七十五岁高龄而登相位。此人的资格比老相李迪、王曾等人还要老。陈氏三兄弟（兄尧叟，弟尧咨，尧佐居中）都很有文采，陈尧佐尤其擅长诗词、书法，自号“知余子”。临死前曾自夸：我这辈子活到八十二岁高寿，官至一品，荣华富贵，总算对得起祖宗了。他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但绝不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

其他如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知枢密院事盛度等，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者。这批人把持着政府，使得朝廷上下充斥着一股衰朽之气。有人甚至把此时的政事堂讥讽为“养病坊”，说这帮老朽光吃饭，不干事，而且个个揣着私心，只想着少生事端，全身而退，没有人关心朝廷政务。

可巧这一年倒霉的事情接连不断：先是宋仁宗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儿子，却在出生当天就夭折了；七月，开封府上空出现了流星雨的奇异天象；到年底，河东又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庐舍人畜损失惨重，且波及京师地区。

根据古代天人感应的观念，如此频繁的灾异全是人间统治者失政的反映，是上天盛怒之下给予人间统治者的警告和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不得不做出表示，诏令臣僚直言时弊。一时间奏章迭至，议论纷起。人们列举出宋仁宗亲政以来国家政务的种种弊端，将上天降祸的原因归结为政府的腐败无能，甚至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宋仁宗。

在群臣的一致劝谏下，仁宗不得不于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同时罢免了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四人，重新调整了政府的人员组成。但这次调整仍然是换汤不换药，继任宰相的张士逊和章得象都是老臣，暮气已深，除了顺从皇帝的意旨之外，别无所长。面对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他们照旧“无所建明”，一筹莫展。中枢大臣既已如此，其他官员的因循墨守更可想而知。朝廷在这批人的把持下变得更加缺乏进取心，呈现出政事散漫、风气浮华的局面。

随着内忧外患的日益严重，宋仁宗痛感朝廷人才匮乏，也终于意识到老臣们并不中用。与此同时，那些因朋党的罪名而被贬黜的官员，特别是范仲淹本人，不但没有就此灰头土脸，反而在士大夫中间声誉更隆。在这种情况下，仁宗似乎对“朋党即小人”的观点产生了某种怀疑，在对待“朋党”的政策上也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迫于内外形势的压力，宋仁宗觉得有必要向新进士大夫们作出一定的让步。

1040年，仁宗宣布改元“康定”，重新起用范仲淹，让他到西北地区负责防务，为国效力。同时废除了不准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内外官员上书讨论朝廷政治得失。此后，一大批新进士大夫获得重用，终于能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他们的代表人物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又在安定西北局势、解决边境冲突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仁宗皇帝不可或缺的股肱之臣。

相比之下，老相吕夷简已经日薄西山，衰朽不堪。内外官员对他的攻击也一浪高过一浪，认为他应该对当时朝政的种种弊端负全部责任。面对朝臣们不断施加的压力，宋仁宗只好忍痛割爱，罢免了吕夷简的宰相职务。一代权相，终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罢免吕夷简的同时，宋仁宗又对政府做了一系列的改组，将那些意气风发、敢于发声、勇于任事的年轻才俊吸收到重要岗位上来。经过这番改组，朝廷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气象，庆历新政也由此开始实行。

庆历新政。庆历三年（1043年）的政府改组，使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批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的行列，这在仁宗即位以来还是第一次，表明了仁宗皇帝决心兴利除弊、锐意革新的政治态度。

同年九月，仁宗在天章阁召见中书、枢密院官员，向他们询问当世要务和治国方略，又下手诏给范仲淹、富弼等人，让他们就国是发表意见。随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分别上书，向仁宗陈述了自己的改革建议。

从这三人的改革建议来看，共同的核心内容，就是整顿吏治，提拔贤能，罢黜那些不合格甚至有罪过的官员。此外，范仲淹还从加强法制建设、改革选举制度等更为长远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径和方法。

庆历新政涉及的范围虽然有限，但其矛头却是直指官僚体制的各项弊端，因而势必会损害官僚队伍中不少人的既得利益，所遇到的阻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韩琦在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时，已经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必然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纲纪，实现太平。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讥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技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最终导致新政流产。

就在守旧派向新政官员施放明枪暗箭时，又发生了若干意想不到的事件。这些事件不但暴露了新进士大夫自身的弱点，授人以柄，而且也造成了改革派内部的矛盾冲突和分裂。凡此种种又被守旧官员利用，致使朋党之议甚嚣尘上，再次触动了宋仁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由怀疑新政人士进而怀疑到新政本身。

首先是台谏的分裂。

新政期间，欧阳修也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不但文章名冠天下，而且一向以风节自励，遇事敢言，是公认的清流领袖，也是范仲淹最坚定的支持者。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调整谏官人选，以天下名士为之，欧阳修位列首选，被任命为知谏院。上任伊始，他就表现得十分活跃：遇事必奏，言辞切直，举劾官吏，无所顾忌。而他在新政之初攻击得最多的，竟然是同样以弹劾官员为主要职责的御史台。

当时御史台的长官是王拱辰，他与欧阳修不但是天圣八年（1030年）的同年进士（王拱辰为状元，欧阳修为省元），而且还是连襟（二人同为前参知政事薛奎之婿）。按照常理，这种同年加亲戚的关系，最能结成天然的朋党。可是他们却在新政期间成了死对头。这也许是二人都极端自负、互相攀比、谁也不服谁的缘故。

台谏之间分裂和对抗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自此以后，御史台成为新政人士的公开敌人，成为阻碍新政实施的一股重要力量。

二是滕子京事件。

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与范仲淹是同年进士，为人尚气节，以倜傥自任，一派名士风度。滕、范二人是一对志趣相投、患难与共的兄弟。早年间，滕子京也做过谏官，跟范仲淹一样敢言，因为多次上书批评宋仁宗沉溺女色而触犯龙颜，被贬出京城。后来范仲淹调离西北，力荐滕子京接任。然而没过多久，监察御史梁坚就弹劾滕子京滥用公使钱，数额达十六万贯之巨，其中除少量是按例犒赏西北蕃部之外，其余绝大部分都被滕氏做了人情，揣入私囊。不仅如此，御史还控告滕子京在听说朝廷要派人前来按察后，竟擅自焚毁了账本。仁宗大怒，令御史台全力追究此事。

这件事很快就演变成参知政事范仲淹与御史中丞王拱辰之间的直接冲突。范仲淹慷慨陈词，长篇大论，坚称滕氏是清白的，甚至不惜以辞去参政之职力保自己的老朋友。王拱辰则坚持认为滕子京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应予重惩，并且也以辞职相要挟。御史台其他官员当然站在自己的长官一边，争相论奏。

在范、王之争中，宋仁宗最终站在了王拱辰一边：庆历四年（1044年）二月，滕子京被再贬为岳州知州。在仁宗看来，即便御史台反映的情况有点夸大其词，但官员涉嫌贪污总是不能容忍的。不仅如此，范仲淹身为执政，跟被告的关系又非同一般，不但不知回避，反而在朝堂上吵吵闹闹，实在有失大臣之体，难免有朋党的嫌疑。所以，仁宗此举未始不是敲山震虎、暗寓警告。

三是范仲淹和韩琦之间出现裂痕。

就在滕子京一案闹得不可开交时，围绕修筑水洛城（今甘肃庄浪）一事，范仲淹、韩琦这两大新政领袖之间又产生了矛盾。

在经略西北的政策方面，范、韩二人早就有过矛盾：范仲淹主守，韩琦主攻。

范仲淹离开陕西后，知永兴军的郑戬出任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主持西北防务。郑戬是天圣二年（1024年）的进士，与范仲淹是连襟，两人关系密切。他在主持边务之后，继续实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稳健防守的策略，支持边将刘沪修建水洛城，以便秦州、渭州的军队可以互相应援。不久，郑戬调离，城尚未修好。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和知渭州的尹洙都反对修筑该城，命令刘沪停止修建。刘沪不听，照修不误。尹洙大怒，派狄青逮捕了刘沪和协助修城的董士廉。

范、韩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韩琦支持尹洙，一再上言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则极力为郑戬、刘沪等人辩护，并要求把尹洙调回京师。谏官余靖、欧阳修等人都站在范仲淹一边，认为修建水洛城有利无害。为了平息事端，仁宗只好将尹洙调离渭州，同时继续修建水洛城。

范仲淹、韩琦同为新进士大夫的领袖，尹洙也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仲淹的同党。此次他们却在修城事件上互相对立，不仅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而且也进一步加重了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

此时西北地区的形势已基本稳定，国内的动乱也暂时平息。宋仁宗似乎觉得可以舒口气了，一年前的改革热情已开始降温，转而更加关注朋党问题。

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对辅臣说：自古以来都是小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结党的吗？范仲淹回答：君子、小人各有其党。如果结成朋党做好事，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

范仲淹的回答显然无法消除宋仁宗的疑虑。在仁宗看来，既是朋党，总难免有小人之嫌。要想辨明君子、小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范仲淹他们是君子结党，这些君子们的自负、偏激、狂妄、强辩等习气也是令人难以容忍的。

同月，欧阳修写成《朋党论》一文，试图为朋党正名。可是这篇文章产生的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首先，欧阳修不但自认是朋党，而且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这就说明，以前人们对朋党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进而使人们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其次，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历代朋党为祸的事实也为人们所熟知，统治者更是以防范臣下结党营私作为维护皇权的首要任务。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论点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就连真正的正人君子也不会苟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欧阳修明白无误地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并且要求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肖”。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人士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新政带来了更大的阻力。

庆历四年六月，前朝旧臣夏竦以阴谋手段构陷新政人士，迫使范仲淹、富弼离开了京师。

夏竦博学多才，曾经当过宋仁宗幼年的老师。然而此人一向心术不正，喜欢玩弄权术。宋夏战争期间，他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主持西北防务。在任期间表现平平，实际支撑西北局面的是范仲淹和韩琦。不仅如此，他还贪恋京师生活，不能忍受西北地区的艰苦，因而一再请求内调，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庆历三年（1043年）政府改组时，宋仁宗曾打算任命他为枢密使，却招来台谏官的一致反对。在台谏官的极力阻止下，宋仁宗不得不撤销这项任命，已经启程的夏竦只好悻悻返回去。

这件事使得另一位名士石介欢欣鼓舞，他在兴奋之余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对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新政官员大肆吹捧，而把夏竦斥为大奸之人，使得夏竦怀恨在心。而且这首诗语气狂妄，荒诞不经，所以刚一出炉就引起了名士们的忧虑。石介的老师孙复说：“石介的灾祸从此开始了。”

后来，夏竦唆使自己的婢女偷偷模仿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份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并散布谣言，说是石介为富弼、范仲淹起草了诏书，妄图废黜当今圣上，另立新主，以便推行新政。

这一招既狠且毒，就算宋仁宗不信真有此事，也足以让范仲淹、富弼等人惶惶不可终日。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以防秋之名，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

范仲淹、富弼出朝后，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愈发猛烈。宋仁宗立刻下诏，罢免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的宰执职务，正式将他们贬出京城。新政首脑转眼之间罢黜殆尽。与此同时，新政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取消，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就夭折了。

“朋党”问题虽然不始于宋代，却是宋代政治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个问题在仁宗时期上升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不但与士大夫政治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而且左右了这一时期改革运动的走向和结局。

在历史上，“朋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好词。它起初是指同类之人为了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后来引申为官员各树党羽、互相倾轧。在人们心目中，朋党是围绕私利而组成的集团，本无道义可言。同党之人为遂其私欲而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以致臧否失实，真伪相杂，污染官场风气，扰乱统治秩序。朋党现象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绝对是不祥之物，朋党兴则国衰亡，朋党亡则国兴盛。

由于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无论何人，一旦被指为朋党，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也会在道义上背上恶名。因此，以“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历来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一件可怕武器。

在士大夫主体意识觉醒的背景下，宋朝的朋党之争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它不但表现为新进士大夫为自身利益和抱负而与权臣之间展开的斗争，后来又演化成新党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与以往的党争相比，宋仁宗时期被视作朋党的人更注重道义之争，并试图扭转传统观念，为朋党正名，指出了“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分别。因而他们在斗争中不知避讳，甚至以朋党为荣，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品。这种新的模式对宋朝后来的历次政争都产生了影响。

宋仁宗永昭陵

尽管宋仁宗时期的朋党之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权力之争，并且经常被人们视为宋朝士大夫自我意识在政治领域中的实践和运用，但就其实际结果来看，并未能开辟出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相反，由于新进士大夫自身素质及认识上的局限，还对政坛风气和社会风气造成负面的影响，严重干扰国家政务的正常运行和政治革新的顺利推进，成为北宋中后期党派倾轧和恶斗的先声，也成为宋朝政治史上令人诟病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