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

无字碑

乾陵，是中国古代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与她的丈夫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墓，位于陕西省乾县北门外六公里处的梁山北峰上。这是今天唯一一座未被盗掘的唐代帝陵，其中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秘密，后世的人们从未停止过猜测。在乾陵朱雀门外，隔着司马道，左右对称地竖立着两座巨大的石碑。西面是武则天为唐高宗所立的“述圣纪碑”，东面那座著名的“无字碑”，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巍巍屹立完好无损，仿佛仍在默默诉说着主人不平凡的一生。

的确，在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武则天的出现绝对是个异数。无论是她与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两代的情感纠葛，筹划登基的密室权谋，还是她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都成为千百年来史学家与文人墨客的关注焦点和不尽的话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武则天的形象与评价大不相同，直到今天，有关她的故事仍能轻轻拨动中国人的心弦。这一切，不仅因为她独特的个人魅力，还因为她所开创的时代，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天盛世，成为走向盛唐的重要环节。

武则天的身世。初唐四杰之一的才子骆宾王的《讨武曌檄》，起首一句便是“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在唐初那个婚姻非常讲究门第的时代，一个出身寒微的女子怎么可能登上权力的巅峰？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武则天出生于并州文水县（在今山西）。父亲武士彟，是隋朝末年河东（今山西部分地区）地区的木材商人。隋炀帝时期大兴土木，许多像武士彟这样的木材商人因之发家致富。不过，武士彟并不是那种只懂得赚钱的普通商人，他还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随时准备着进行更高层次的政治投资。

起初，武士彟是太原副留守王威的心腹，但经过认真权衡利弊之后，他开始倾心结交当时坐镇太原的李渊，也就是后来建立大唐的唐高祖。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笔回报丰厚的投资。从李渊的角度出发，他也需要得到太原土著豪强的支持，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在李唐建国的道路上，武士彟立下了不少功劳。太原起兵之初，他就被任命为大将军府铠曹参军。唐军平定长安之后，他被赐以“太原元谋勋效功臣”的称号，并担任了尚书兵部下面的库部郎，主管全国的武器装备事务。三年之后，武士彟晋升为工部尚书，这表明李渊的确很看重他的经营管理的才能。经过这样攀龙附凤的投机，一个庶族出身的富商从此步入了高官的行列，成为大唐王朝的新贵。

在唐初，门阀士族虽然丧失了政治特权，但在社会上仍有极高声望，因此，武士彟在时人眼中仍被视作暴发户。不过，很快，一次婚姻改变了这一切。武士彟的原配相里氏在武德四年（621年）病故，于是唐高祖亲自做主，把隋朝权贵——观王杨雄的侄女嫁给了他，这也就是后来武则天的生母。弘农杨氏为天下高门，又是隋朝皇室近亲，在那个“婚”与“宦”决定一个家族社会地位的时代，作为当朝新贵的武士彟能攀上这样的亲事，自然求之不得。到了武则天出生时，她的家庭已实在不能算是“寒微”的。

武则天是武士彟与杨氏生的第二个女儿。贞观九年（635年）五月，武士彟去世，当时武则天年仅十一岁。她的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无忧无虑的童年转眼成为过去，因为父亲前房相里氏所生的两个哥哥元庆、元爽对杨氏母女显然不算太好。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幼年武则天的性格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她变得隐忍而坚强。仇恨的种子在她心中已经种下，即使到她后来手握天下大权之时，她仍对这两位异母哥哥曾经的态度和行为耿耿于怀，使其相继被流放而死。

武则天之母杨氏顺陵走狮

那么，这个普通的贵族小女孩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的呢？

人生的转折发生在三年之后，在她十四岁那年，武则天被唐太宗召入皇宫，成为后宫的一名“才人”。《新唐书•武皇后传》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太宗闻士彟女美，召为才人，方十四岁。母杨恸泣与诀，后独自如，曰：‘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母韪其意，止泣。既见帝，赐号‘武媚’。”

上述材料生动反映了武则天与生俱来的独特个性。侯门一入深似海，何况是皇宫！母亲杨氏的悲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的态度，从她坚定决绝的语气来看，似乎宁愿入宫碰碰运气，也不愿呆在家里受气，她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冒险精神在此时已开始显现。

在唐初，皇室的婚姻通常取当朝勋贵子女为对象，武则天能被召入宫，并不奇怪。当然，武则天的美貌也是重要因素。一些唐史专家认为，洛阳龙门奉先寺那尊著名的卢舍那大佛就是按照武则天的容貌来塑造的。无论这个推测是否属实，我们都可以依稀看出史书所载武则天“龙睛凤颈，方额广颐”的神采，何况这尊大佛正是武则天在当了皇后之后，以“脂粉钱二万贯”赞助修凿的。与明代版画相比，庄严端正的卢舍那大佛或许更接近武则天的容貌和气质。

除了过人的美貌，武则天也有着出众的才华，至今我们仍可以在她晚年亲自书写的《升仙太子碑》（此碑今在河南偃师县府店乡府店村南）中，感受到一种流丽、秀逸之美。

卢舍那大佛

武则天像

然而，在太宗时期的后宫，这位武媚娘过得似乎并不如意。十二年过去了，她的地位丝毫没有提高，身份依然只是当年入宫时受封的五品“才人”。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她刚毅的个性。

武则天在晚年曾回忆起她年轻时的一则故事：据说当时唐太宗有一匹雄健狂烈的骏马“狮子骢”，即使是身手矫捷的骑手也不能驯服它，而柔弱的武则天却出人意料地站出来说：“只需给我三件东西，我就能驯服这匹马。一是铁鞭，二是铁檛，三是匕首。如果铁鞭打它不服，就用铁檛击打它的头部，如果还是不服，就以匕首割断它的喉咙！”虽然据武则天自己回忆，唐太宗当时对她的胆识颇为赞赏，但从情理推之，她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那种残忍，恐怕不免会让太宗有些反感。有个细节似乎透露出一点隐情：与武则天大致同时入宫的一位徐才人，很快就因知书达礼、性情柔顺被太宗封为九嫔之一的“充容”，而武则天虽然也试图表现自己，但历经十二年，却一直没有得到这样的升迁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正建

唐朝的嫔妃制度是这样的，除了皇后之外有四妃，就是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四妃之外就是九嫔，九嫔有九位，第一等就叫昭仪；九嫔之下又是九位婕妤，九位美人，九位才人；才人之下还有二十七位宝林，二十七位御女，二十七位采女，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武则天第一次进宫的时候，被封为才人，也就是婕妤、美人、才人中的最低一等。

废王立武——关陇集团与新兴力量的较量。幸运的是，虽然没有得到唐太宗的青睐，但武则天却渐渐与小她三岁的皇太子李治有了感情。同样是在《讨武曌檄》中，骆宾王就指责武则天：“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先后侍奉太宗、高宗父子两代皇帝，自然有悖于人伦。武则天后来自述说，太宗早在贞观时就因其德行出众，把她赏赐给了李治，这自然只是她的一面之词，是她为了掩盖自己在伦理方面的缺憾而编织的谎言。

无论两人的感情是如何开始的，有一个事实却很清楚，那就是当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驾崩之后，二十五岁的武则天虽一度按照惯例，与太宗那些没有生育过的嫔妃一起在感业寺出家为尼，但很快就被唐高宗召回后宫，进而被封为“昭仪”。

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十九日，唐高宗不顾舅舅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的坚决反对，废掉了出身关陇集团高门的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史称“废王立武”。这个事件不仅仅是两个女人的斗争，更是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瑗、来济等大臣相继被贬杀，关陇贵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支持武则天的，则主要是一批依靠科举入仕的新进官僚如许敬宗与李义府等，通过“废王立武”的斗争，这些人开始在唐王朝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后滨

关陇集团是在北朝后期，即西魏、北周开始形成的以关中陇右地区的军事贵族为核心的政治集团，隋唐的皇室以及隋唐皇室的姻族都出自这个集团。唐高宗李治支持武则天，他与舅舅长孙无忌、大臣褚遂良等人代表的关陇贵族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长孙无忌、褚遂良是唐太宗临终前的顾命大臣，是他们全力扶助李治当上了皇帝，而且在李治称帝后继续执掌着朝政大权。李治和武则天起初打算以和平方式笼络长孙无忌等人，但无论如何低声下气，都无法奏效。

李勣墓前石雕武士

在这件事情的最终决策上，手握兵权的元老重臣李勣（即徐世勣，也就是瓦岗山的徐茂公）的态度至关重要，在高宗犹豫不决的时候，是他对高宗说出了一句惊心动魄的话：“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这句话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自东汉以来，皇帝总是和当时最有势力和影响的豪强大族或贵族联姻，皇后的废立不单纯是其家事，而是国家大事。正因如此，高宗要反复征求宰相大臣的意见。然而，唐初的社会结构已经有了重大变化，当时山东士族已经崩溃，关陇集团也已衰落，国家政权已不再建立在门阀和贵族的基础上了，李勣的话实际上点破了这一点。“废王立武”，不仅标志着西魏、北周以来关陇贵族统治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皇帝—贵族政体的终结。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上基本上不再出现外戚专权的现象。

武则天与高宗合称“二圣”。如愿当上皇后，只是武则天走向权力巅峰的第一步。从显庆五年（660年）之后，唐高宗由于身体的原因，开始让武则天协助处理政务。几年后，武则天又开始垂帘听政，她甚至与高宗合称为“二圣”。不过，《资治通鉴》所说的“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却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武则天并未完全掌握朝政大权，在重要政务的决策比如对宰相的选拔上，高宗仍然掌握着最后的权力。

直到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上表建言十二事，才真正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政治主张，如轻徭薄赋、停止边疆战争，同时，她还试图从礼制的角度提高妇女地位，并建议提高中下层官员的待遇，使才高位下者得以升迁等。这些建议既显示了武则天对当时国情的深刻理解和卓越的政治才能，也透露出她收买人心、提高自身威望的野心。

在武则天的背后，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私人谋士集团，其核心是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等人，他们当时大多担任着史官、著作郎等著述之职，虽然官阶较低，但大多“善属文”，也就是一些笔杆子组成的写作班子。与绝大多数朝官在皇城上班不同，这些人常常出入长安北面的宫城，故称“北门学士”。他们不仅帮武则天编写诗文著作如《臣轨》《列女传》《百僚新戒》等，同时也参决政务，为武则天出谋划策，成为她幕后的得力助手。

《武后行从图》

此后，武则天不仅鼓动高宗改立太子，还将一些年轻资浅的文士任命为宰相，而这些人大都是她的拥护者。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病死，次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不久，在宰相裴炎的配合下，武则天用一个近乎儿戏的理由废掉了李显，改立三子李旦为帝，即唐睿宗，她自己则正式临朝称制，把朝中一切军政大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从此，武则天加快了取代李唐王朝的步伐。

武则天称帝。对于武则天的野心，朝野上下自然都是心知肚明，而不满其专权的大有人在，就在她临朝称制的第二年，扬州爆发了徐敬业的叛乱。徐敬业是曾为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立下大功的李勣之孙，他纠集了一批失意的高官子弟，打出了匡扶李唐天下的旗号，公开起兵反对武则天，骆宾王那篇《讨武曌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然而，徐敬业虽然组成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一度来势汹汹，但很快就被武则天派去的大军平定了。

徐敬业叛乱的迅速平定显然坚定了武则天的信心与决心。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自称圣母神皇，并以高压手段镇压了越王李贞等李唐宗室诸王在各地发动的武装反抗。与此同时，她开始任用来俊臣、周兴等一大批酷吏，大肆屠杀李唐宗室子弟与反对她的朝臣，扫清了称帝道路上的最后障碍。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正式改唐为周，改元为“天授”，并为自己加上了“圣神皇帝”的尊号，一代女皇最终走上了历史的前台。这一年，她六十五岁。

然而，在任何时候，武力和屠杀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作为一个女人，要登上并坐稳皇位，武则天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首先，从儿子手中夺取皇位并实现改朝换代，这本来就是一种“篡夺”，必然会遭到来自李唐支持者的强烈反对，更何况，她还是个女人，这的确是个前无古人的创举。如何制造舆论，向朝野上下宣扬武周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呢？

在传统的“天人感应”的思想基础上，一个又一个祥瑞在各地被制造出来，白雀、嘉禾、醴泉等不断涌现，一些昭示大周受命的所谓“瑞石”也被送到洛阳。据说，甚至连那滚滚奔流的混浊的黄河水也一度变清了。这些祥瑞似乎都在向人们展示着武则天的仁德和神圣，而她的改朝换代就是天命所在。为了表示对那些捧场的山川神灵的感谢，武则天曾封洛水神为显圣侯，而洛阳附近的中岳嵩山则被改称为“神岳”，中岳神被封为“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天中王”，这也是中国古代山川封爵的开始。

可是，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中，武则天毕竟很难找到其皇权合法化的依据。不过幸运的是，她从佛教那里得到了巨大的支持。

这是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图书馆的一份珍贵的敦煌文书，据意大利汉学家富安敦（Antonino Forte）教授研究，它就是法明等十位僧人于载初元年（690年）七月所上的《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乃是武周革命时重要的政治宣传品。

《大云经》全称为《大方等无想大云经》，在唐代，社会上流行着后秦沙门竺佛念所译的四卷本，以及后凉沙门昙无谶所译的六卷本。在《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法明等僧人完全从为武则天登基制造舆论的角度，对译自印度的《大云经》进行了非常通俗的解释。例如，对于“大云”之称，《义疏》就直接解释说：“神皇母临万国，子育兆人，犹如大云，以一味雨泽及中外，无远不霑，故曰‘大云’者也。”

特别重要的是，在《大云经》中，原有净光天女以女身而当称王于阎浮提国土的记载，《义疏》遂直接采用各种祥瑞与谶言，把武则天与净光天女比附，来证明武则天称帝的正当性：“佛即先赞净光惭愧之美，次彰天女授记之征，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所谓圣母神皇是也。”可以想见，对于无法从儒家政治传统中获取有利资源的武则天而言，来自佛教义理方面的支持，对于其政权的合法性是多么重要。

由于从小受到母亲杨氏家族的佛教信仰的熏陶，更由于佛教徒在武周代唐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替武则天进行政治宣传，在武则天称帝之后，她下诏令佛教位在道教之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武周时期的道教完全就此衰落。事实上，就在这部《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法明等僧人就在五处引用了道教的谶纬，如《卫元嵩谶》《中岳马先生谶》《紫微夫人玉策天成纬》《嵩岳道士寇谦之铭》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岳马先生谶》，它很可能就是长安金台观主马元贞所造作的，其目的同样是为了替武则天进行政治宣传。

在泰山脚下的岱庙之中，收藏着一座著名的岱岳观碑，是由两块石碑上施石盖合而束之而成，故又被称为“双束碑”。民间又俗称为“鸳鸯碑”。上面镌刻着从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到代宗大历八年（773年）的二十余条道教徒奉敕建醮造像的题记，下面这条题记尤其引人注目：“大周天授二年岁次辛卯二月癸卯朔十日甲子，金台观主中岳先生马元贞，将弟子杨景初、郭希玄，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奉圣神皇帝敕，缘大周革命，令元贞往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元贞于此东岳行道，章醮投龙，作功德一十二日夜。又奉敕敬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铺，并二真人夹侍，永此岱岳观中供养。”

武则天投龙金简

与此同时，在河南、山东还发现了五条相关的石刻材料，表明在武则天称帝前后，这位来自长安的道士马元贞曾率领弟子，与宫中所派出的宦官一起，前往五岳四渎进行了一系列的道教仪式，宣扬武周革命的正当性。

1982年，一位农民在嵩山峻极峰下耕地时，偶然发现了一件珍贵文物，这就是著名的武则天投龙金简，目前，它保存在河南省博物院。这枚金简不仅是武则天宗教信仰的见证，也真实记录了武则天晚年的心境。金简长36.3厘米、宽8.2厘米、厚约0.1厘米，重247克。在其正面分三行镌刻着如下文字：

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

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

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

据学者研究，金简上的“胡超”就是当时著名的道士胡惠超。武则天正是请他采取道教的投龙仪式，来为自己解脱罪名。

所谓“投龙”，是一种道教仪式，将写有自己愿望的金简（或玉简、土简等）投入名山大川中，通常还伴随着一条小小的金龙，因为据说龙可以上天入地，如同信使一般，把金简及其中表述的愿望带给天地诸神。虽说与嵩山金简配套的金龙今天已经无从得见，但我们或许可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龙中依稀想见其形制。在武则天晚年，或许是因为对其称帝前后的大肆杀戮而心生忏悔，她希望通过这种投龙仪式，请道教的神仙除去她先前所犯下的各种罪孽，从而益寿延年，中岳金简真切地反映了她的这种期盼。

西安何家村出土金龙

显然，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曾在武则天的改朝换代中发挥了巨大的舆论宣传作用，而到了晚年，她似乎更倾向于道教的长生久视的学说了。

标新立异、“自我作古”的女皇。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无疑是位成功的政治家，她同时也是个极富创造力的女人，在许多方面都力图标新立异，她身上那种“自我作古”的豪迈气概是许多男性皇帝都望尘莫及的。

国家祭祀是中国古代国家获得政权合法化的重要途径，早在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时，武则天就开始以皇后的身份积极参与这些仪式，虽然此举曾一度招致儒家官僚的反对，但却是武则天登上政治舞台、确立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步骤。

到了武周政权建立之后，她更加放手改革国家祭祀。例如，她曾经在中岳嵩山举行了原本只应在东岳泰山举行的封禅大典，又铸造了象征中国古代皇权的九鼎。武周革命之初，为了表示对新政权的支持，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也“聚钱百万亿”，用铜、铁铸造了一个雄伟的“天枢”，立在洛阳皇城正南门外——这是全城官民最容易看到的公共空间。武则天还下令，在天枢上面铭刻朝中百官与四夷酋长的名字，营造出皇权天授、万国来朝的景象。

与此同时，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明堂也在武则天的亲自主持下得以建立，成为她祭祀神灵和施行朝政的场所。要知道，在太宗、高宗时期都曾多次动议修建明堂，都因诸儒争论不决而未能实现，至此，这一梦想因武则天的决断而得以实现。据史料记载，在这座明堂的顶部，专门设计了一个高达一丈的铁凤凰，外面涂以黄金，这自然是武则天作为女皇的象征，也有“凤鸣岐山”这样象征周王朝勃兴的含义在。她还给明堂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万象神宫。当然，与九鼎、天枢一样，明堂这类重要的礼制建筑，都出现在武周统治的中心——神都洛阳。

在文化上，武则天也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创造，就在登基前夕，她亲自创造了十二个新字，其中就包括了自己的名字——“曌”，象征着女皇的权威如日月当空，无远弗届。其他十一个字是：天、地、日、月、星、君、臣、人、载、年、正，还有证、圣二字等，史称“武周新字”。后来还陆续有增加，如国、初、授等。无论是在敦煌文书上，还是在一些石刻资料中，我们都能见到这些新字。在我们前面介绍的武则天中岳投龙金简上，也有“曌”“月”“日”“臣”等四个武周新字。如今，这些新字已经成为一些文物断代的重要依据。

武周新字

当然，除了这些礼仪与文化上的创造之外，武则天在政治上也有大胆的举措。为了收拢人心，武则天广开仕进之门，平民百姓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高官，因此，人们常常批评武则天“取人颇滥”。在她称帝的第二年（691年），社会上就流行着这样一则歌谣：“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脱校书郎。”

这首歌谣并不夸张，因为当时武则天就曾一次性任命了拾遗、补阙六十人，而原本的编制却不过二十员。有趣的是，当时一位雅谑的举人又续了一句：“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甚至连武则天本人都在被嘲笑之列，认为她糊涂。于是一个刚刚被提拔的侍御史认为这是诽谤朝政，要治这个举人的罪。武则天却笑呵呵地回答说：“只要你们这些人不是滥竽充数，何必怕人家说呢！”女皇的胸怀和气度可见一斑。其实，不止是这些低品的官员，宰相的任命也不断打破常规，其任职资格越来越低，甚至一些五品、六品的官员就可能被直接任命为宰相。毫无疑问，这些破格提拔的宰相对武则天自然感恩戴德，这也有利于加强武则天对宰相的控制。

在科举制度上，武则天也有两项新的举措：首先是大开制科，给那些沉寂下僚的优秀人才开辟了一条迅速升迁的道路。其次，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臣郭子仪就是通过武举获得出身的。

总而言之，武则天的用人之道是“进退皆速”，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会很快被她罢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人有些轻易，导致了“试官”“员外官”的盛行，但同时也有利于杰出人才的脱颖而出，后来为开启开天盛世立下大功的姚崇、宋璟、张说、张嘉贞等人，无一不是在武周时期崭露头角的。

政归李唐。武则天晚年，一块最大的心病就是她的皇位继承人问题。究竟是立本家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还是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武则天一度非常犹豫。如果立子，则意味着政权回归李氏，这无疑是对自己开创的武周政权的否定，从其情感上很难接受。武氏的支持者就声称：自古以来，“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大周皇帝姓武，其继承人当然也应该是武氏子弟。然而，更多的朝臣倾向于李氏。

宰相狄仁杰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大臣，他就从亲情的角度出发，问武则天：“儿子与侄儿相比，究竟谁更亲一些？”答案自然无须待言。另一些朝臣则从宗法制度的角度指出：如果立武承嗣为太子，等他即位之后，是绝不可能为姑姑武则天立庙祭祀的，这也等于否定了她一生的努力。

显然，这种两难的困境是女性称帝本身所造成的，从体制上来说，李、武两家的矛盾也是无从化解的，虽然武则天曾做出过许多弥合的努力，她甚至一度让儿子李旦改姓武氏，但这究竟还是行不通的。最终，在狄仁杰等人的努力下，武则天确定了向李唐回归的方针。于是，在圣历元年（698年），她从均州召回了先前被废掉的次子李显，重新立他为皇太子。

大足元年（701年）十月，武则天回到了长安，并大赦天下，改元为“长安”。这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因为这是她自永淳元年（682年）移居洛阳之后，二十年来首次西返长安，具有明显的政治指向作用。

但是，武则天还必须协调朝中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一方面，侄儿武三思再度拜相，表明武则天希望在她身后，武氏家族能够继续享有她称帝期间获得的一切特权；另一方面，她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又结成了一个新的权力集团。这两方面的势力都对李显顺利继承皇位构成巨大威胁。

最终，在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等联合禁军将领发动了一场政变，杀死了张易之兄弟，武则天被迫提前让位给儿子，即中宗李显。大约一年之后，无比落寞的她在东都洛阳的上阳宫辞世，享年八十一岁。武则天时代就此终结。

“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尚书》中的古训代表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女性从政的否定，而武则天却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独自挑战着这一传统。在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摆脱封建史家对武则天的谩骂和批判，从客观的角度来面对她的成就和复杂的一生。武则天是残忍的，她可以为了登上权力巅峰而任用酷吏、大开杀戒；她也是宽容的，面对骆宾王文采飞扬的战斗檄文，她连声赞叹，并批评宰相失职，错过如此人才。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她的一生，都不能不对她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表示赞叹。正是由于武则天的出现，唐朝的历史才显得那样的多姿多彩。

在武则天时代，虽然一度因改朝换代而造成血雨腥风，但在她的统治稳定之后，社会秩序就恢复正常了。“政启开元，治宏贞观”，郭沫若对武则天的历史定位可谓公允。在她统治时期，人口大量增殖，国家疆域空前拓展，基层社会安定，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与此同时，科举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为国家发现和培育了许多优秀人才。这一切，都为即将到来的开天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