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兴衰

雍布拉康（母子宫）

吐蕃的崛起对于唐帝国和当时欧亚大陆的国际形势，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唐太宗李世民和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带领下，两个伟大的王朝在亚洲大陆上相遇了。

这次相遇，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吐蕃的兴衰几乎与唐王朝相伴始终，在双方时战时和、交替发展的过程中，吐蕃与唐王朝之间的了解与认识越来越深入，双方从经济、文化、科技乃至民族血脉的交流融合越来越深入而广泛，逐渐形成了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青藏高原从来就不曾“孤立隔绝”，这片由沧海变为雪原的神奇土地与广袤的中原大地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吐蕃崛起。唐代吐蕃崛起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其地理环境相当特殊。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在高原之上，又东西向分布着一系列巨大的山系，从北往南分为四组：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此外，横断山脉则为南北排列，构成一个“山束”。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超过四千米，自西北向东南延伸，呈向南突出的弧形，横亘在我国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之间，它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

在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之间，流淌着西藏最大的河流——雅鲁藏布江，在江的两岸，是丰饶的河谷平原，东西狭长，宽度平均十至二十公里，最宽处也不过五十公里。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青藏高原上农业发达的地区，吐蕃就起源于雅鲁藏布江南岸支流雅隆河谷。在吐蕃王国的初期，雅隆河谷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在这里，今天还发现了吐蕃赞普的陵墓。

四川大学讲座教授、西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巴桑旺堆

根据藏文文献记载，青藏高原本是一片汪洋大海，随着时间的进程，大地从大海中隆起，沧海变桑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民族为开拓青藏高原，为形成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于吐蕃的族属，唐人就不甚了然，中唐著名学者杜佑的《通典》就说：“吐蕃在吐谷浑西南，不知有国之所由。”《旧唐书•吐蕃传》也说“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仍众说纷纭。在青藏高原上，自古以来就有人类生活的遗迹，而藏族可能是当时的土著居民与迁徙而来的氐、羌等古老民族融合而成，不过，藏族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应该以吐蕃政权的建立为标志。

吐蕃政权是由今天西藏山南的泽当地方的雅隆部落建立起来的。如同许多民族的早期历史一样，吐蕃远古时期的历史也与宗教起源、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今天我们能知道的，是雅隆河谷的部落曾以犬和牦牛作为自己的图腾。吐蕃王室的始祖是聂赤赞普，据说他修建了藏族历史上最早的堡寨“雍布拉康”，意为母子宫，其遗址今天仍在西藏乃东县境内。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雅隆部落的实力日渐壮大，从松赞干布之祖达日年塞、父囊日松赞开始，大力推进青藏高原上的兼并战争，到松赞干布时，在征服了羊同、苏毗、白兰、党项等部族后，基本上统一了青藏高原之大部，一个强大的吐蕃政权建立起来了。

关于吐蕃国号的来历，在汉文史料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旧唐书•吐蕃传》所言，称吐蕃系十六国时期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以“秃发”为国号，后语讹为吐蕃。另一种是《新唐书•吐蕃传》，说“吐蕃本西羌属……有发羌、唐旄等，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其实这些都是推测，“吐蕃”应当来自他们的自称。中原王朝对于周边民族或国家的命名原则是“名从主人”，按照对方的自称而以汉字写其音，突厥、回纥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吐蕃”是其自称。

心胸宽广的国王——松赞干布。松赞干布（汉文史书称为弃宗弄赞）是吐蕃历史上最伟大的赞普，在他的手上，吐蕃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诸多部族的伟业。关于他的生卒年，各种汉、藏文史料中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人们通常认为，松赞干布生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卒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年仅三十四岁。

松赞干布是在年仅十三岁时继承王位的，当时吐蕃社会内部矛盾重重，父王之臣叛离，母后之臣作乱，雅隆部落危机四伏。在即位之后，他迅速平定了内部叛乱，并平定了对雅隆部威胁最大的苏毗和羊同两部。随后，他又向东北部进军，攻破党项、白兰羌，并开始进攻吐谷浑，这样，雅隆部的实力已经扩展到今天的青海中部地区。另外，他还向西征服了泥婆罗，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据藏文史料《布顿佛教史》说，松赞干布“将一切边地小邦尽行统治”。正是由于他“法度贤明，政绩崇伟”，所有民众对其感恩戴德，于是上尊号“松赞干布”，意思是心胸宽广的国王。

在统一青藏高原之后，松赞干布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迁都，将原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雅隆河谷迁往雅鲁藏布江以北的逻些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拉萨之地。这不仅可使吐蕃加强对新征服地区和部族的控制，也可借机摆脱旧贵族、旧势力的羁绊。在迁都之后，松赞干布还请来尼泊尔等地的工匠，在布达拉山上修建了雄伟壮丽的宫殿，吸引了许多边地部族的首领来遣使通好。

松赞干布另一项历史功绩是着手统一文字，以适应新兴政权的需要。在吐蕃政权建立之前，雅隆部和其他一些较大的部族已有了初期的文字，但很不统一，文字的不统一也给吐蕃的统治带来许多不便。于是，松赞干布先后派出许多聪慧大臣前往印度学习文字，最终由屯桑布札等人创立了一套新的文字系统。他们仿照那卡热和迦什弥罗等文字，根据原来的藏语特征，创造了二十四个辅音、六个长音，共三十个字母的吐蕃文字，且有楷书与草书两种文体。从此之后，吐蕃有了自己统一的文字，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松赞干布也建立了一整套政治、法律与军事制度，如划分行政区，设置各级职官，确立玉石、金、金饰银、银、铜、铁等告身制，共十二个等级；建立王廷议事会，以及赞普与臣下的各种会盟制度等，这些措施，使吐蕃政权粗具规模，也为吐蕃之后二百余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成公主入藏。松赞干布不仅是吐蕃政权的缔造者，也是唐蕃关系的开创者。他与文成公主的联姻是唐蕃关系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

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第一次派使者入唐朝贡，太宗随即派使臣冯德遐入吐蕃宣慰，经过这次往来，双方对彼此有了初步的了解。到了贞观十年（636年），松赞干布遣使携带大量金银珠宝随冯德遐入朝求婚，不过，太宗虽然盛情款待了吐蕃使者，却没有立即答应其求婚的请求。使者返回之后，向松赞干布汇报说，大唐之所以不许和亲，主要是吐谷浑挑拨离间造成的。于是，贞观十一年（637年），松赞干布发兵攻打吐谷浑，又于贞观十二年（638年）八月派兵二十万进攻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潘一带），甚至派人到长安贡献金甲，声称：“如果不嫁公主，我就派兵长驱直入！”

面对这种情况，唐太宗决定“示之以威”，派大将侯君集、执失思力、牛进达、刘兰等分路进讨，牛进达在松州大败吐蕃军队，于是松赞干布赶紧派人向太宗请罪，并再次提出请婚的要求。在这种情势下，太宗恩威并施，同意和亲，以宗室女为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双方建立了甥舅关系。

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宰相葛尔•东赞域松受松赞干布委派，带领庞大的迎婚使团来到长安，他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禄东赞。由于他举止得体，聪明机智，深得太宗喜爱。唐初大画家阎立本专门绘制了一幅《步辇图》，来描绘当时的场景。从画面上看，坐在步辇之上的太宗威严而从容，身着红袍的禄东赞肃穆恭谨。为了笼络这位在吐蕃地位显赫的大臣，太宗下诏将琅耶公主外孙女段氏嫁给禄东赞为妻，但禄东赞却回答说：“我在吐蕃已有结发之妻，情深意长，所以不愿再娶。何况，赞普尚未与公主成婚，我作为臣子，怎能自己先行娶妻？”太宗虽然很欣赏他的态度，却仍固执己见，可见对他的重视。这件事也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步辇图》

为了表示对和亲的重视，唐太宗派堂弟——时任礼部尚书的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亲自护送文成公主入蕃。松赞干布亲自率部来到柏海，亲迎于河源，他以子婿之礼参拜了李道宗，对于这次和亲，他显得非常兴奋，声称：“我祖父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入藏，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在政治上唐蕃建立了甥舅关系，初步稳定了唐朝的西南边疆，从和亲到松赞干布去世的十年中，唐蕃之间没有战争，关系非常友好。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和亲也为西藏地区最终归于祖国版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其次，极大促进了吐蕃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据史料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时，随行的有六百多人，其中包括不少工程技术人员。她所携带的物品极为丰富，如三百六十部佛经、三百多种金玉饰品、三百六十多种食品、两万多匹绫罗绸缎。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各种图书典籍，其中有医书六十部、工艺著作六十部、历算占卜书八十部，另外，还有一些字典与耕作之书。与此同时，许多吐蕃的贵族子弟也在长安的国子学学习，他们给吐蕃社会带去了新的风气，正如唐人陈陶在《陇西行》诗中所言：“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和战之间的唐蕃关系。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派王玄策出使中天竺，却正赶上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去世，国中大乱，阿罗那顺篡位自立，并派兵袭击了王玄策率领的唐朝使团，王玄策带领三十多名使者奋力抵抗，但因寡不敌众，全部被俘，所有物品也被抢掠一空。后来，王玄策觅得机会逃脱，前往吐蕃，松赞干布立即派一千二百精兵，会同泥婆罗骑兵七千，随同王玄策前往征讨阿罗那顺，连战三日，斩首千余级，并擒获了阿罗那顺与王妃、王子等一万两千余人。这场战事震动了整个天竺，各个城邦纷纷向唐朝纳贡称臣。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松赞干布对唐朝的忠心。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去世，即位的唐高宗遣使赴吐蕃报丧，松赞干布立即派人在昭陵前献上金银珠宝十五种，进行祭奠。在昭陵北司马门的十四座蕃君石像中，就有一座属于“吐蕃赞府弃宗弄赞”，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松赞干布。

就在第二年，松赞干布也去世了，据说他死于一场瘟疫之中。

由于松赞干布的儿子贡松贡赞早死，其孙芒松芒赞即位（650—676年在位），汉文史书称他为“乞黎拔布”。由于他当时年幼，执政大权落入大论（宰相）葛尔•东赞域松（禄东赞）之手，吐蕃从此进入了五十年之久的葛氏家族专权的时期，其子赞悉若、钦陵、赞婆等相继担任大论之职，直到圣历元年（698年）葛氏家族被铲除为止。正是在这一时期，吐蕃与唐代的关系进入了连年不断的战争状态。

吐蕃与唐朝的战争主要发生在两条战线上，一是吐谷浑，另一个则是西域的安西四镇。对于唐蕃双方而言，吐谷浑的战略意义都非常重要，控制了吐谷浑，就等于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南道。显庆四年（659年），禄东赞正式出兵吐谷浑，在乌海东岱（今青海东格措纳湖一带）被唐朝名将苏定方击败。但恰在此时，吐谷浑内部发生分裂，叛臣素和贵逃往吐蕃。引导吐蕃军队进攻吐谷浑，迫使吐谷浑可汗率残部数千帐北走凉州，请求内附。

此后，吐蕃军队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优势。乾封二年（667年），吐蕃攻破唐朝生羌十二州，控制了整个青海地区。咸亨元年（670年），吐蕃再次攻陷唐朝西域的羁縻州十八个，又与于阗合兵攻陷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一带），安西四镇并废，形势一度非常紧张。于是，唐高宗不得不紧急将征辽东的大将薛仁贵调往西北战场。

薛仁贵是在唐初对高丽的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名将，他是绛州龙门人，在贞观末，他作为平民应募出征，由于作战英勇，很快在战斗中崭露头角，被破格提拔为五品的游击将军。唐太宗甚至在结束辽东之役时感叹说：跟随我开国的那些将军们都已经老去了，这次征辽，夺回辽东之地并不是让人多高兴的事，我欣慰的是得到了你这样一员虎将啊！

将薛仁贵从辽东调往青海战场，一个重要后果是使唐在东北亚的军事防御受到削弱，新罗不断蚕食高丽故地，最后统一了朝鲜半岛。这也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所说的外族盛衰连环性的一个表现。

乾封元年（666年），唐王朝以李勣为统帅，取得了对高丽的最后胜利，在这场战争中，薛仁贵再次立下了卓著战功，于是被任命为安东都护，留守新征服的高丽故地。当咸亨元年吐蕃大举进犯西域、唐军节节败退之际，高宗皇帝想起了这位常胜将军。于是任命他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将军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西出青海，对吐蕃进行反击。虽然薛仁贵一路节节胜利，但由于郭待封违抗命令，使吐蕃军队在乌海先打败了郭待封的两万辎重部队，迫使薛仁贵退兵大非川。随后，吐蕃又集结了四十万大军与薛仁贵决战，唐军大败，从此之后，唐朝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完全处于防御态势。之后，唐蕃战争的主要战场从青海转向了西域。

嗣圣元年（684年），武则天临朝称制，开始对吐蕃采取进攻的态势，积极谋求收复安西四镇。到了如意元年（692年），曾在大非川之战被俘的唐将王孝杰率领大军大破吐蕃，收复了安西四镇。这样，从咸亨元年以来被吐蕃占据了二十四年的天山以南地区重新回到了唐朝的版图。到了圣历元年，吐蕃专权的葛氏家族被王室铲除，唐蕃之间的战争也缓和下来。

唐隆元年（710年）正月二十七日，又一位大唐公主踏上了前往吐蕃的和亲之路，她就是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本是章怀太子李贤之子雍王守礼的女儿，为了显示对这次和亲的重视，中宗皇帝将这位侄孙女当作自己的女儿来出嫁。为此，他在始平县（今陕西咸阳西北）举行了隆重的出降仪式，为金城公主饯行。王公大臣与文人雅士数十人在宴席上赋诗饯别，今天，我们还能在《全唐诗》中看到其中的二十余首，回味当日的盛况。

这次和亲的对象是赤德祖赞（704—754年在位），他是吐蕃政权建立之后历任赞普中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当长安四年（704年）他的父亲墀都松身死于南诏军中之时，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少年，因此朝廷政事由其祖母墀玛蕾执掌，直到太极元年（712年）其祖母去世，他才开始亲政。

为了准备这次和亲，吐蕃还专门修筑了“迎公主之道”，并别筑一城，供金城公主居住。从这一年开始，直到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去世，金城公主在吐蕃生活了近三十年时间。虽然其间唐蕃之间还发生了多次战争，但由于金城公主的不懈努力，双方的使者往来从未间断。

与文成公主一样，金城公主入蕃时，也带去了大批书籍和工匠，甚至还有龟兹乐一部，后来，她还派使者来唐，请求唐玄宗把《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儒家经典及文学作品颁赐给吐蕃。另外，西藏现存最早的藏医著作《月王药诊》，就是在把金城公主带去的医书翻译之后，又吸收了吐蕃民间医药学经验而编成的。

毫无疑问，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的和亲，进一步加深了唐朝中原文化对西藏文化的影响。赤德祖赞在后来给唐玄宗的上书中就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汉藏一家，成为双方共同的期待，也成为两个民族最深刻的历史记忆。

西藏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 次旦扎西

按理说的话，印度和吐蕃很近，但是西藏文化偏偏往东向发展，唐蕃之间两百多年间，互派使臣次数是一百九十一人次，唐朝派使臣到拉萨吐蕃是六十六人次，吐蕃派到唐朝的是一百二十五人次，这是很频繁的。

在赤德祖赞晚年，吐蕃政权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反叛事件。天宝十三年（754年），年近六旬的赤德祖赞在末氏、郎氏等大贵族的叛乱中被弑身亡。第二年，其子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即位，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三年之久的统治生涯。据《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红史》《新红史》等藏文史书记载，赤松德赞是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所生之子，不过，此说并未为藏学界普遍接受，通常认为，他是赤德祖赞的妃子那囊氏所生。

安史之乱后的唐蕃关系——吐蕃大军攻陷长安。就在赤松德赞即位的同一年，唐王朝内部发生了天崩地裂般的安史之乱，这场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叛乱给唐朝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然而，对于吐蕃的军事扩张而言，安史之乱却创造了意外的良机。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到中原，致使河西、陇右成为军事真空，吐蕃很快乘虚而入，到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安史之乱平定时，唐朝的陇右之地已全部被吐蕃占领，通往河西、安西与北庭的道路已经被完全切断。在这种情势下，长安的西边已无险可守，吐蕃大军突然成为一个近在咫尺的威胁。

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调集二十万大军，经泾州、邠州、奉天、武功等地向长安进犯，即位不过一年的唐代宗急忙重新任用平定安史之乱的元勋郭子仪担任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然而为时已晚，就在长安近郊的周至，仓促集结的唐军一战溃败，代宗仓皇出逃陕州（今河南陕县），郭子仪收集残兵败将退保商州（今陕西商洛），吐蕃大军顺利进入长安。

这次吐蕃大军之所以长驱直入，攻入长安，其原因在汉文史料中并不清楚，但在藏文材料中详细记载了其中的缘由。据《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记载，由于吐蕃在陇右地区不断攻取唐朝州县，唐朝为集中力量收复安史叛军占据的两京，只好答应每年给吐蕃纳绢缯五万匹，以换取吐蕃暂时罢兵。在《旧唐书•吐蕃传》中，则只记载了762年肃宗派郭子仪等人与吐蕃使者在鸿胪寺歃血为盟，但碍于尊严，向吐蕃纳绢的详情就没有记录下来。随着肃宗去世，代宗即位，不愿再向吐蕃纳贡，这就惹恼了吐蕃，于是达扎路恭提议，直接向唐朝京师长安进军。这件事，在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虎年（762年）也有明确记载。

在攻入长安城后，吐蕃军队纵兵大掠，长安城被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还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人选正是金城公主的侄儿广武王李承宏。不过，郭子仪迅速组织军队开始反击吐蕃军，城中的侠少也不断制造骚乱，迫使吐蕃军队在十五天之后退出长安。虽然时间很短，但吐蕃攻占长安是大唐帝国受到外族的最大打击，也是吐蕃军事扩张的顶峰。

从长安退军之后，吐蕃军队掉头西征，广德二年（764年）攻占了河西重镇凉州；大历元年（766年）攻占甘州、肃州；大历十一年（776年）攻占瓜州；贞元二年（786年），敦煌军民在吐蕃答应“勿徙他境”的条件之后，“寻盟而降”。至此，河西走廊的大片土地都落入了吐蕃之手。据统计，吐蕃总共占领了唐朝五十余州、一百五十余县，控制人口达一百六十多万。

对于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唐朝也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应对。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宰相李泌提出了一个计划来遏制吐蕃，他建议：首先与回纥建立友好关系，使其从北方对吐蕃施加压力；其次，与南诏重修旧好，以便在吐蕃的南部边界增加一个与之对抗的势力；最后，争取劝说天竺与大食加入反吐蕃联盟。这样，就可以从北、南、西三方面对吐蕃形成包围的局面。

在这个宏伟的计划中，与回纥与南诏的结盟尤其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李泌指出：“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蕃之右臂也。”

自平定安史之乱时借兵回纥开始，唐与回纥就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当德宗放下个人恩怨将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之后，二者的关系就更加稳固了。随后，回纥开始在西域特别是北庭地区与吐蕃展开激烈争夺，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对唐朝边境的压力。

南诏是由唐代乌蛮、白蛮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政权，其中心区域大致与今天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范围相当。在极盛期，它辖有云南全部、四川南部及贵州西部地区。从民族成分来讲，南诏是今天彝族和白族的先民。在吐蕃向外扩张时期，南诏是其重要目标之一，它成为唐、蕃在西南地区尽力争取的对象，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唐初，在西南地区设置了巂州、戎州、姚州及安南都护府。为了抗拒吐蕃，唐玄宗积极推动六诏的统一，作为遏制吐蕃在西南边疆扩张的力量。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册封地域最南的蒙舍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其实，据敦煌文书《吐蕃大事纪年》记载，就在五年之前，皮逻阁还亲自入朝吐蕃。这次唐玄宗册封皮逻阁，使之归顺大唐，可以说是一次重大胜利。在唐王朝的支持下，蒙舍诏兼并了蒙雋诏、越析诏、浪穹诏、施浪诏等其他五诏，建立了南诏国，并于次年迁都苍山、洱海之间的太和城。

奏乐陶俑，云南大理出土。唐天宝八年（749年），南诏王带回龟兹乐两部。图为南诏国演奏胡乐的艺术再现。

南诏建立之初，与唐朝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天宝四载（745年），皮逻阁还派遣其年幼的孙子凤迦异入朝长安，受到玄宗的厚待。天宝七载（748年），皮逻阁去世，其子阁罗凤袭爵云南王，但唐与南诏的良好关系却在不久后破裂。由于唐朝边将贪功，处置失当，双方陷入战争之中。天宝十载（751年），阁罗凤大败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宣布脱离唐朝，归附吐蕃。次年，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自此二者结为兄弟之国，共抗唐朝。

南诏德化碑

不过，阁罗凤虽然被迫弃唐从蕃，但内心却一直充满矛盾和无奈，大历元年（766年），他在都城太和城立了一块巨碑，即著名的南诏德化碑，来表明自己“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并说：“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大历十四年（779年），阁罗凤去世，其长孙异牟寻即位，迁都于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

由于吐蕃对南诏一直横征暴敛，又不停征发其军队参与对外扩张战争，南诏苦不堪言，产生了复归大唐的念头，这正好与李泌策划抗击吐蕃包围圈的时机相吻合。于是剑南节度使韦皋于贞元五年（789年）给异牟寻写信接洽，双方使者不断。到贞元十年（794年）初，韦皋派节度巡官崔佐时赴南诏，与异牟寻在苍山会盟，南诏正式归唐，并随即派军大破吐蕃于神川，取城十六座。

至此，李泌北和回纥、南通南诏的战略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吐蕃大规模的扩张之势渐渐减弱，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唐、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盟。

四川大学讲座教授、西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巴桑旺堆

阅读唐朝的汉文史料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唐书里头有很多与藏民族有关的记载，尤其是对藏族的军事的记载，应该说是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导致历史上留下这么详细的记载。这也使唐人对藏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样，吐蕃人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到了吐蕃末期的时候，很多政治上的措施和文化上的元素，都是从唐朝制度、文化里吸取营养的。

长庆元年十月十日，唐朝宰相崔植、王播、杜元颖等十七人与吐蕃使者会盟于长安西郊的王会寺。次年，唐朝又派大理卿兼御史中丞刘元鼎为赴蕃会盟使，带领使团入吐蕃再盟，五月六日，在拉萨河畔举行了盛大的仪式。长庆三年（823年），又将盟文刻石立碑。据说当时共立三碑，一碑立于长安，一碑立于逻些，还有一碑立于唐蕃交界之地。如今，这三碑中的两座已不复存在，只有逻些那座唐蕃会盟碑历经了千年的风雨，依然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

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

在会盟碑的西面是藏、汉两种文字对照的盟文内容，南、北两面分别是唐朝与吐蕃会盟使臣的名单，东面则是藏文的盟词。盟文首先申明，这次会盟的目的是“商议社稷如一”，使唐蕃“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盟文再次肯定了清水会盟时划定的边界，商定了双方通传的驿递路线，并商定双方今后不再相互捉拿生口。在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盟词中，还回顾了从松赞干布以来唐蕃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告诫人们，长庆会盟来之不易。今天，唐蕃会盟碑已经成为汉藏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

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与吐蕃的衰落。在吐蕃与唐朝的文化交流中，佛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西藏文化传统的形成来说，这一点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早在吐蕃政权建立之前，佛教的一些因素已经传入青藏高原，只是未能产生任何影响。到了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再次传入，并开始对社会产生一些影响。松赞干布修建了著名的大昭寺与小昭寺，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身像被供奉在小昭寺，而大昭寺则供奉着泥婆罗赤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身像。此外，当时肩负创立吐蕃文字重任的屯桑布札从天竺带回许多佛经，而两位公主也各自从大唐与泥婆罗带来大批佛经，其中有些已经被翻译成吐蕃文字。

佛经在当时的吐蕃社会中，影响还很有限，仅有王室和部分贵族子弟开始接受佛经，绝大多数吐蕃百姓还是信奉传统的苯教。无论在政治、军事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苯教依然具有佛教不可比拟的优势地位。正因如此，在许多藏文史书中，都记载了松赞干布晚年将佛经经咒、宝物等秘密埋藏起来的传说，他寄希望于他的后代能够再弘佛法。

桑耶寺全景

真正使佛教在吐蕃传播开来的，是在松赞干布去世百年之后的赤松德赞时期。在他即位之后，吐蕃社会的反佛势力仍然很大，当时最有权势的大臣外戚玛祥仲巴杰等人还组织了反佛大臣集会，制定了反佛的“小法律”，甚至连大昭寺、小昭寺都被改为屠宰作坊。在一些信佛大臣的支持下，赤松德赞首先设计活埋了玛祥仲巴杰，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推行佛教。

首先，他迎请外地高僧入藏弘法，如天竺高僧寂护、汉地高僧摩诃衍等人；其次，颁布兴佛诏书；第三，修建桑耶寺，这是吐蕃史上第一座正规的寺院，它的建成被后世视为佛教在吐蕃地区扎根的标志；第四，他开始选择贵族子弟出家为僧，最初有七名贵族子弟通过考试，最终得以剃度为僧，这也是吐蕃正式出现佛教僧人的开始。一年之后，出家的僧人达到了三百多人。对于每位僧人，赤松德赞都赐给三户属民作为供养，这也就是所谓的“三户养僧制”。

随着赤松德赞政权的稳固与佛教势力的不断发展，他下令举行佛、苯二教的公开辩论，以决胜败。辩论的结果，苯教失败，赤松德赞当即宣布自己信奉佛教。在此之后，一部分苯教徒改信了佛教，但大部分都选择了自我流放，隐居在边远地区，成为后来苯教在藏北、藏东复兴的基础。事实上，赤松德赞并未对苯教全部根除，苯教的许多法术后来也被吸收进佛教之中。

在取得了对苯教的胜利之后，吐蕃佛教内部的矛盾却日渐激化。在藏、汉文史籍中，这次斗争被称为“顿渐之争”，也就是“顿门巴”与“渐门巴”之争。前者是从唐朝传入的，其代表人物是汉地高僧摩诃衍；而后者则由天竺传入，其代表人物是天竺高僧寂护。

“渐门巴”认为，只有通过逐渐修行佛法，才能一步步有所成就，最终成佛，因此讲求修持的次第与积累。“顿门巴”源于唐代禅宗的南宗，认为成佛之路不是靠长期持戒与修行得来，而需要突然顿悟，“立地成佛”。其实，早在摩诃衍到达吐蕃之前，以“金和尚”——无相大师为首的汉传净众宗就已传入吐蕃，而其弟子无住大师的某些语录也曾被译为吐蕃文。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汉文文书P.4646号是著名的《顿悟大乘正理决》，它揭示了吐蕃佛教史上曾经发生的一次重要辩论，辩论双方正是摩诃衍与代表渐门巴的天竺僧——寂护弟子莲花戒。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教授曾以这件文书为基础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上梳理了这次辩论的情形，他称之为“吐蕃僧诤记”。

《顿悟大乘正理决》

这次僧诤会从贞元八年（792年）开始，持续了近三年时间，主要是以文字形式展开的，这些书面文献被译为各种语言，相互交换和保存，《顿悟大乘正理决》就是根据这些文献编成的，它包括“前河西观察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所写的序、大辩论的汉文档案以及摩诃衍呈给赞普的三道表章。有趣的是，根据这件汉文文书，当时摩诃衍大获全胜，赞普允许他在吐蕃传播禅宗，且取得很大成功，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一批吐蕃人皈依了禅宗。而晚出的许多藏文史书却记载汉僧失败，赤松德赞遂禁止汉地佛经流传，印度佛教终于在吐蕃取得优势。应该说，王锡是大辩论同时期的人，他的记载应有可信之处。无论如何，国内外藏学家大都同意，今天藏传佛教的教派中，至今仍有汉地佛教留下的深刻烙印。

贞元十三年（797年），赤松德赞去世，其子牟尼赞普即位，汉文史籍称之为足之煎。他继续了其父崇佛的政策，支持佛教高僧参与政治，并在王室中供养僧侣。他试图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均贫富，缓和阶级矛盾，但未能成功，却又损害了大贵族特别是后族贵戚的利益，仅仅执政一年多时间，他就被母后进食毒死。

在王室供养的高僧娘•定埃增的帮助下，牟尼赞普的幼弟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最终即位，稳定了政局。他进一步推行崇佛的国策，不仅下诏要求吐蕃境内所有贵族与贫民都必须修习佛法，且规定在赞普年幼时，选择高僧帮助赞普学习佛法、处理朝政。他任命娘•定埃增为掌教大臣，汉文史书称之为“钵阐布”，其实权已经凌驾于大论（宰相）之上。这些措施，不仅是藏民全体信佛的前奏，也开启了僧人掌握政事的传统。

842年，在大昭寺前，发生了一件令吐蕃举国震惊的大事，吐蕃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被刺杀了！就在唐蕃会盟碑前，一位来自叶尔巴寺的僧人拉隆贝吉多杰乔装打扮，趁着向正读碑文的朗达玛行礼之机，向他射出了仇恨的袖箭。

朗达玛是赤德松赞的第四个儿子，就在四年之前，一些反佛大臣发动政变，杀死了狂热崇佛的赞普赤祖德赞（汉文史书中的“可黎可足”或“彝泰赞普”），随后拥立反佛的朗达玛登上赞普之位。两年之后，在反佛大臣的推动下，朗达玛开始推行毁佛政策。他声称，吐蕃境内前所未有的瘟疫、大旱和水灾都是崇佛所致，甚至说文成公主是魔女，她带来的汉地佛像给吐蕃降下了不祥之兆，破坏了吐蕃的“脉气”。以此为借口，他下令封闭寺院，摧毁佛像。至于佛僧，则必须在还俗、结婚、充军、打猎等方面做出选择，否则就会被处死。

虽然这次灭佛的时间不过四年，但对吐蕃佛教的打击是空前的，西藏的佛教势力在之后的百年时间里一蹶不振，史称“灭法期”或“灭佛期”。当然，朗达玛本人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在他死后，吐蕃贵族分别挟持其二子争夺王位，甘、青之地的边将们也卷入到王室斗争，吐蕃本土和属部都陷入一片混战之中，平民与奴隶也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一个统一的吐蕃政权从此崩溃了。

大唐与吐蕃，这两个强盛的王朝几乎同步兴衰，历史的巧合令人感慨无限。双方时战时和，有时亲密，有时疏远，彼此窥探，却又相互学习。对唐朝来说，吐蕃是必须认真了解的新伙伴、新对手；而对吐蕃来说，唐朝则是充满魅力的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对象。差异巨大的双方，就在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碰撞，不断消长，也不断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