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都会长安

《井真成墓志铭》志盖拓片

2004年4月，初春的西安传来一个令学界震惊的消息：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从民间征集了一方珍贵的唐代墓志，墓志的主人是日本的留学生井真成。

10月10日，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向公众介绍了这件珍贵的文物，日本著名画家、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先生也出席了这次发布会，高度评价了这件文物的历史价值。

这方墓志的志盖铭文为篆书，共十二个字：“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之铭。”志文为楷书，共计十二行，一百七十一个字。志文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第一句：“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据墓志记载，此人才华出众，因此被日本国派往大唐学习礼乐制度，并在长安担任官职，可惜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因病去世，年仅三十六岁。为表示悼念，唐玄宗特意追赠他为从五品上阶的“尚衣奉御”。

隋文帝营建大兴城。其实，井真成的经历不过是当时许许多多在华外国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在唐都长安，不仅生活着井真成那样来自东瀛的使者，还活跃着来自中亚、印度乃至东罗马帝国的使者、僧侣与客商。那时，长安不仅是隋唐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枢，也是中国文化乃至东西方文化交融汇聚的中心。在当时的世界上，无论是从规模、人口、贸易还是从文化多样性上衡量，长安都可谓首屈一指，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都会”。

今天，隋唐长安城的地面建筑大多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我们只能通过历史文献、诗人的吟咏、考古的碎片，来想象和重构这座世界都会昔日的神采与荣光。

唐代长安的前身是隋代的大兴城，为方便起见，人们通常直接称之为“隋唐长安”。开皇二年（582年）六月，隋文帝下诏营建新都，宰相高熲亲自负责，而具体工程则由著名的建筑大师宇文恺主持。工程进展非常顺利，仅仅历时九个月，一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新都就拔地而起。因隋文帝早年曾被封为“大兴郡公”，这座新都就以“大兴”为名。第二年正月，为了即将到来的迁都，文帝还特意大赦天下。三月，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隋文帝正式迁入大兴城。

在杨坚营建大兴城的背后，还流传着一个神秘的故事。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朝迁都除了杨坚嫌当时的长安城规模太小外，还因为皇宫中发生了一系列妖异的事件。杨坚担心刚刚即位就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工程，会招致百姓不满，于是在一天晚上专门把高熲和大臣苏威找去商议。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主管天文观测的官员虞季才就上奏说：“臣上观天象，又核对了许多材料，发现国家必定有迁都之举！而且从汉代营建这座长安城以来，已经过了八百年了，连地下水都已经盐碱化了，根本无法饮用，所以陛下还是早作打算吧。”隋文帝大吃一惊，觉得天意如此，于是才下定了营建新都的决心。

这只是虞季才为了迎合隋文帝的心意，假借天意来消除他的顾虑而已。对于隋文帝而言，也有他的心理作用在作怪，因为在刚刚完成的改朝换代过程中，北周的宗室诸王基本上都被他残酷杀掉了，如果继续住在北周的皇宫中，他的心里难免会有些异样。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借营建新都之机，将朝中的政治空间进行重新规划和布局。

当然，迁都新址也有客观的需要。从隋唐长安城与汉长安城的相对位置，我们不难发现，汉长安城过于靠近渭河，其西北角甚至也随着渭河的走向缺少一块。相比之下，位于汉长安城东南方向的隋唐长安城地势要高爽许多，免除了渭河对都城的侵蚀和威胁。

大兴城的规划设计主要由宇文恺负责，参与营造的还有阎毗、何稠等建筑家，他们都带有一些西域胡族的血统，但本人却生长于华夏，一直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因此，大兴城的基本格局与结构，既取法于北魏孝文帝之后的洛阳城及东魏、北齐的邺都南城，又在建筑技巧上采取了不少西域的工艺。

到了唐代，“大兴城”被改名为长安，宫殿与城门建筑的名称也有许多改动，但城市建制、坊市街道布局等却基本上保持了隋代的风貌，只是在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才修建了长安的罗城，也就是外郭城。除此之外，唐代前期陆续建成的大明宫和兴庆宫也是对隋代大兴城格局的重大改变。

毫无疑问，隋唐长安城是大一统王朝的直接产物和象征，也只有这座伟大的都城，才可以和天下一统的政治局面相称，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隋唐长安城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个系统规划的全新都城，这一点使其与中国古代绝大多数都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唯一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或许只有明清时期的北京城了。

隋唐长安城的规模非常大，据《唐六典》记载，东西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七里一百七十五步。这一记载，也为今天的考古发现所证明，据勘测，隋唐长安城总面积达到八十四平方公里。保存至今的西安城墙，基本面貌是明代洪武三年至十一年（1370—1378年）夯筑、隆庆四年（1570年）加砖砌筑的，在清代又多次修补。从规模上来看，隋唐长安城几乎是明代西安城的六倍，其气势之宏伟可想而知。

唐长安城平面图

唐代长安城与“三大内”。长安城最显著的特点是整齐划一，从平面图看上去犹如一个围棋盘。其总体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宫城、皇城和京城（外郭城）。宫城和皇城是全城的核心，宫城为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处，皇城则主要是朝廷的各种政府机构，至于京城，则主要是居民所在的里坊，以及东市和西市。在这种格局下，帝国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基本上被分隔开来。

唐代的宫城包括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合称为“三大内”。太极宫位于全城北部正中，整体作长方形，它是隋代就已经修建的，在唐代也被称为“西内”。太极宫的正殿是太极殿，唐高祖李渊正是在这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开创贞观之治的太宗也是在这里视朝听政。

虽然太极宫在国家礼制空间结构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但大多数唐朝皇帝却并不生活在这里，而大明宫才是他们日常起居听政的地方。

大明宫布局图。从1957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西安唐城考古队开始对大明宫进行正式发掘工作，至今已持续了五十多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基本上将城垣、宫墙、城门及宫殿等遗址的范围和分布勘察清楚。据初步勘探的结果，大明宫的总面积达到三百二十公顷，合四千八百亩，相当于北京紫禁城的三倍多。

大明宫又称“东内”，位于长安城东北的禁苑中，也就是今西安城北一公里的龙首原上。它最初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但未成而止。到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才又重建大明宫，从第二年开始，高宗迁往大明宫听政，从此以后，这里也成为高宗以后诸皇帝居住和听政之所。之所以要从太极宫迁往大明宫，主要是因为太极宫地势低洼潮湿，而大明宫“北据高岗，南望爽垲，终南如指掌，坊市俯而可窥”，不仅地势高爽，更可以居高临下，掌握京城全局。

大明宫内的建筑遗址，保存于地面的，有含元殿、翔鸾阁、栖凤阁、三清殿、太液池、大角观等，其中尤以含元殿的遗址最为引人瞩目。含元殿是目前在大明宫内发现的三十余处宫殿遗址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个。“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语出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作为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一直是大唐帝国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

大明宫含元殿复原图

据史料记载，含元殿的台阶高出地面四十余尺。从今天的考古结果来看，含元殿殿址位于龙首原南沿之上，高出下面平地达15.6米，基本与史料的记载可以印证。

据考古探测，含元殿基东西长约75.9米，南北宽42.3米，殿面阔11间，进深4间，每间广5米。另外，在含元殿前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高达15米的夯土层，系翔鸾、栖凤二阁遗址，二者相距150米。

由于含元殿屹立在龙首原的南沿之上，殿堂高于南面地面十多米，从殿前广场登上含元殿，必须经由著名的龙尾道。与北京故宫太和殿前的御道不同，考古发掘的结果表明，龙尾道不是沿着含元殿向南，而是起自殿前广场的平地，沿翔鸾、栖凤二阁内侧的坡道，经过三层大台，迂回登到殿上。这种模式，也影响到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以及日本奈良平城宫第一次太极殿的建设。无论是含元殿与东西二阁，还是宽阔的龙尾道，都凸显出盛世王朝的宏伟气魄。

除了含元殿外，大明宫里最重要的建筑还有麟德殿、含光殿等，从出土文物来看，大明宫里甚至还有“毬场”。1956年冬，大明宫西城的西边距离宫城西墙210米的地方，出土了一块石志，长宽各53.5厘米，上面的铭文是：“含光殿及毬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可见，在文宗大和五年（831年）十一月，这里修建了一座毬场。唐代宫廷贵族最喜爱的运动就是马球，多才多艺的唐明皇在年轻时亦是此中高手，晚唐时大明宫中兴建毬场，正是这种风尚经久不衰的真实反映。

对于唐玄宗来说，兴庆宫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是在他登基前所住的王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兴庆宫号称“南内”，从开元十六年（728年）之后，唐玄宗移住兴庆宫，开始在这里起居、听政。

唐壁画《打马球图》

在开元、天宝年间，兴庆宫经历了多次营缮，它的特殊之处是以园林区为主体，建筑风格多样化，其豪华富丽更在大明宫之上。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兴庆宫的建筑装饰瓦件丰富多彩，仅莲花瓦当的种类就多达七十三种，在宫城东南隅还发现了黄绿两色的琉璃滴水。直到今天，兴庆宫公园依然是西安城中最大的公园。面对着“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我们还可依稀品味到它千年之前的盛世风华。

对于大诗人李白而言，兴庆宫里也留下了他笑傲王侯、恃才不羁的身影，著名的《清平调》三章就是他在这里写下的。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今天西安兴庆宫公园的沉香亭就是在唐代的原址上重建的。据说，当年杨贵妃在沉香亭四周种植了大片的牡丹花，共有红、白、紫、浅红四种颜色，盛开的时节灿若云霞，也难怪玄宗面对着如此美景、如此佳人，会忍不住召来浪漫的李白写下如此醉人的乐章，而浅吟低唱的乐工，正是后来因杜甫的诗歌扬名于后世的李龟年。

皇城位于太极宫的正南，主要分布着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御史台等中央各级政府机构。在皇城的东南角，是李唐王朝的宗庙所在，而西南角，则是国家祭祀社稷的地方。皇城的正门叫“朱雀门”，向北与太极宫正门承天门相对，向南则经过朱雀大街与京城的明德门相通，构成了全城的中轴线，中轴线将长安城分为街东、街西两大部分，在唐代分属万年、长安二县管理。

京城也称“外郭城”，主要是居民所在的里坊，以及东市和西市这两个贸易集中的地区。整个外郭城的平面呈长方形，考古发掘表明，其东西宽近九千七百二十一米，南北长近八千六百五十二米。东、南、西三面各开三门，已经勘探出的城门中，以南面正中的明德门规模最大，共有五个门道，其他的通常只有三个门道。

在城内，南北向街道共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其中连通城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其宽度多在一百米以上，而朱雀大街的宽度甚至达到一百五十五米，这即使是在今天城市的规划中，依然是个惊人的数字。

纵横交错的街道将外郭城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和东、西两市，合称为“坊市”，这自然是长安都市社会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每个坊的四周都夯筑着高高的坊墙，坊墙之内除了民居外，还有旅馆、当铺、青楼等，大大小小的佛寺、道观也散布其中。

东、西两市在隋代称为“都会市”和“利人市”，它们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各占两坊之地，是商业贸易的集中地。据史料记载，两市规模与内部结构大体相当，四面均有六百步，每面各开二门，这样在市内就有东西、南北交错的四条正街，街道两边店铺林立，繁华异常。

唐代长安城的伟大不仅表现在其规模上，还表现在其人口的数量上。“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盛唐诗人岑参的诗句为我们勾画了长安的人口规模。而中晚唐的韩愈也曾指出：“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关于长安具体的人口数量，史学界曾有过许多争论，有学者认为即使在盛唐的天宝年间，长安城也不过六十万人，但根据有些学者的推算，其人口达到一百八十万人。时至今日，具体的争议虽然仍在继续，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盛唐时期的长安人口超过了一百万人，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如此规模的城市。

对唐长安人口数量的估算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自然是由于统计方法的不同所导致的。比如，其核定的范围是仅限于长安城内，还是将其周边的人口计算在内？又比如，对在籍每户平均口数的推算、对流动人口的估算等，也都有着很大不同。

作为大唐帝国的首都和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都市，长安城的人口结构也可能是最为复杂的。这里有皇帝与他的百官所维系的中央政府，有庞大的军队，有京城本地的居民，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士人与商贾，有来自周边各国的使节和商人，也有形形色色的僧人、道士。事实上，正是那些外来的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他们都是流动的风景，需要我们细细品味。

唐章怀太子墓中的《客使图》

每年冬天，来自全国各州的都督、刺史或主要佐官如长史、司马等，通常都会到长安述职，他们被称为“朝集使”。

朝集使入京时，除了要将地方州县各级官吏考课的结果带到中央备案外，他们还带来当地的土产献给朝廷，在元日的大朝会上，这些土贡之物将会被陈列在朝堂之外供百官参观。与此同时，这些地方大员们还为朝廷带来了特殊的礼物——“贡士”，也就是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从武则天时期开始，这些来自地方的才俊也被要求站在贡品的前面接受检阅。

曲江大会和雁塔题名。唐代，每年冬天有数以千计的青年士子从全国各地涌入长安，他们是为了参加第二年春天由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也就是所谓的“春闱”。在来京之前，他们大多经过了各州官府筛选考核，因此往往被称为乡贡进士、乡贡明经。每年的春天，长安城的气氛都会显得有些特别。对于那些顺利及第的幸运儿来说，这个春天就会变得非常美好，“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正是对那种喜悦之情的生动写照。于是，他们会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最重要的，当然是“曲江大会”和“雁塔题名”。

大雁塔

曲江位于长安城东南角，它或许是唐代长安最有名的公共空间了，它是在汉代乐游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里花木繁茂，碧波荡漾，每到节日，唐玄宗通常都会来这里游赏，百官齐聚，太常寺的教坊奏乐，池中的彩舟也被装饰一新。更重要的是，曲江并不是皇家独享的，长安城的普通百姓也可以和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一起享受这良辰美景，晚唐时，朝廷甚至允许有财力的百姓在曲江自行建立亭台楼阁。然而，春天的曲江池畔，或许只有那些新科及第的进士们才是最得意的一群人，在长安百姓羡慕的眼光里，他们泛舟湖上，并在船上大摆宴席，歌咏欢聚。

离开曲江，这些新科进士们通常会呼朋引伴，前往附近的慈恩寺，他们公推一位书法最佳的人，将本年新进士的姓名、籍贯、及第时间等题于大雁塔的塔壁，这被称为“雁塔题名”。大雁塔是高僧玄奘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修建的，起初只有五层，武则天时进行了重建，改为十层，经后世多次修葺，如今只有七层，它是中国古代楼阁式砖塔的优秀代表。

雁塔题名是从中宗神龙年间（705—706年）开始的，起初直接在塔壁题名，后来因空间有限，题名又发展到塔院的四壁。这是一个非常风雅的传统，当然也是个巨大的荣誉，直到今天，当我们读到白居易“慈恩寺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时，依然能感受到他当时的那种喜悦与得意。

当然，能够实现雁塔题名梦想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一些落第的举子不愿回乡，于是就在长安城中僻静的寺院租房居住，时称“过夏”，通过一个夏天的复习，他们盼望着能在来年有好运气。很显然，在长安城中，为数众多的佛寺与道观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重要的公共空间，因此，在唐人传奇中，许多故事的场景都被放在了这些寺观之中。

国际化的大都市。最早系统记述长安这座城市创始的典籍，可能是唐玄宗时期的史官韦述所撰的《两京新记》，可惜目前仅有残本留存于日本。在这部著作中，韦述不仅记录了当时的宫廷建筑、佛寺道观、历史古迹、达官贵人的豪宅，还记载了流传在这座城市中的各种故事。

唐壁画《商旅图》

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会，长安城里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质子、客商与僧侣。据史料记载，仅在贞观四年（630年）平灭东突厥汗国之后，颉利可汗就曾率领一万多户突厥民众入居长安。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了河西、陇右地区，使丝绸之路断绝，许多来自中亚各国的使臣不得不滞留在长安，有的甚至超过了四十年。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朝廷对留居长安多年早已娶妻生子并有田宅的胡客进行检括，竟然发现有四千人之多。

西安出土的一通著名的《米继芬墓志》中说：“其先西域米国人也。……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遐□京师，永通国好。特承恩宠，累践班荣，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公承袭质子，身处禁军。……去永贞元年九月廿一日，终于醴泉里之私第，春秋九十二。”

显然，米继芬和他父亲一样，相继成为本国派驻长安的质子，他也在唐朝的禁军中任职。九十二岁那年，米继芬在自己位于醴泉坊的家中去世。米继芬的身世和经历可以说是唐代长安许多外国人的缩影，而他家所在的醴泉坊位于西市的正北，更是胡人聚居的重要社区。这些粟特人甚至在醴泉坊建立了自己的信仰中心，也就是祆祠，而这样的祆祠在长安城共有五处。

由于这些背景各异的胡人的存在，唐代长安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别样魅力。无论是在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还是在服饰、游乐等社会风俗方面，盛唐的长安都受到异域文化的巨大影响。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的《少年行》在为我们勾勒出长安少年俊逸风貌的同时，也将“胡姬”的酒肆带入我们的视线。

在唐代，“金市”系指长安的西市，那是长安最为繁华热闹的所在，来自突厥、波斯、印度和中亚昭武九姓的胡人大多生活在此附近，其中尤以康、安、史、米等粟特胡人最为活跃。他们不仅经营着各种店铺，将异域的奇珍异宝向唐人兜售，在那些茶楼酒肆，也活跃着一些充满着异域风情的歌姬舞女。

“胡姬美如花，当垆笑春风。”对于长安的少年来说，这些肌肤如雪、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更何况，她们当垆贩卖的，还是当时中国比较稀罕的葡萄美酒，而她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

当然不止是胡旋舞，漫步在盛唐的长安街头，人们会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异域情调。无论是西市里那些牵着满载货物的骆驼的胡商、在广场上表演幻术杂技的艺人，还是那些托钵独行的虬髯胡僧、宴席上技惊四座的琵琶高手，都是那个年代常见的景观。

长安是座流动的城市，不仅仅是人口在不断流动，其社区功能与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之中。据学者研究，隋代官员阶层大多居住在街西中部的各个坊里，但是，到了唐代，随着唐高宗把听政地点迁往大明宫，官员阶层的居住地也随之向街东的中北部迁移。这样，以朱雀大街为界，从唐玄宗开元年间以后，长安城街东就变为高官的居住区，而街西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庶民的居住区。

从“象天法地”政治之都向世俗生活之都的转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9世纪时，长安城出现了新的转型。在这样的变化背后，隐含着长安城从一个“象天法地”的宇宙之都向世俗的生活之都的转变过程。

长安城的设计体现着中国古代宇宙论的图式。太极殿正对着北极星，象征着天子上应天帝，受命治国。太极殿前承天门外的大街被称为承天门街，从承天门经过皇城的正门朱雀门，到外郭城的正门明德门，这条笔直的中轴线，也构成了一条国家礼仪的延长线，一些礼制建筑如太庙、太社对称地分列两边。可以说，大兴城在营造之初，是为了展示新王朝的正统性而建设的“宇宙之都”“礼仪之都”。

显然，长安城的规划正是宇宙秩序在人间的投影，其重点放在了国家统治理念的视觉化方面，居民的生活机能被放在了第二位。事实上，长安城的居民被严格限制在各个里坊之中，每个里坊都有坊正，负责早晚依据钟鼓声启闭坊门。到了晚上，大街上即空空荡荡，如果违规夜行，会受到巡夜的金吾卫的盘查。严格的里坊制度，构成了大道笔直、坊墙耸立的景观，其设计意图明显是为了便于对居民的管理和控制。

然而，随着大明宫、兴庆宫的相继修建，长安城的政治重心在向东北部移动，从大明宫前到街东中部的乐游原北麓诸坊变成了高官显贵的主要居住区。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此处靠近大明宫和皇城，便于官员入朝和办公。其次，乐游原地势较高，排水好，又靠近东市和附近诸坊的各种娱乐设施，自然也是他们考虑安家的重要因素。

也是从唐高宗时期开始，长安的里坊和市场几乎同步发生了变化，到了9世纪之后，长安城的格局与唐前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随着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东、西两市已经无法满足工商业迅速发展的需要，许多店铺也开始向两市附近的诸坊蔓延，东市附近的平康、崇仁二坊的繁荣甚至不下于两市。前者是烟花妓馆集中的区域，为高官、新进士及富商大贾游乐之地；后者则形成了旅馆区，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与各地入京办事的人员大多聚集于此。正因如此，中晚唐传奇故事中的许多场景，都发生在这个区域之内。

在东市附近的地区，也集中分布着各个藩镇的进奏院，类似于今天各省在北京设立的驻京办事处，而东市这种繁华之地，通常也是各种政治情报的集散地。中晚唐的许多政治事件就发生在这一带。

与此同时，封闭式的坊墙开始崩解。在唐初，只有极少数高官和行动不便的人才被允许临街开门，但天宝之后，制度就逐渐放宽，到了9世纪，破墙开店的现象也日益增多。

至此，隋与唐初那种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封闭式城市格局发生了动摇，工商业逐渐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安，这座象征着统治秩序的宇宙之都开始向居民的生活之都转变，这虽然背离了宇文愷当初设计的初衷，但却为宋代以后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种变化，显然也是与唐宋之间的社会变迁相适应的。

从9世纪到10世纪初，长安城经历了多次兵火战乱，宫室、城垣与坊市受到极大破坏。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对长安城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大破坏，经过这次浩劫，辉煌壮丽的长安城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曾经的世界都会，只剩下断壁残垣，留给后人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