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
1960年高考后的一个夏日，一位青年一动不动地俯身坐在写字台边。左手支着额，手指插在乱发里，握着钢笔的右手，压在那写满诗句的揉皱的纸上……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
他凝视着窗外，像是在思索、回忆，又像在无限的痛苦中要理清什么东西……
根据高教部的存档成绩单证明，哥哥高考成绩优异，却连大学的最后一个志愿也未被录取——政审不合格！
是自己政治上不求进步吗？是自己表现不好吗？是学习成绩不优秀吗？是自己不热爱党、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吗？都不是。然而，却被无声地宣判为祖国的渣滓，成了科学、理想和事业的大门之外被淘汰的对象！
也许，他觉得自己过去的生活是个一连串的错误？或许，他在痛苦的思绪中回忆着一件件往事，给自己的思想、言行加以品评、理出头绪？莫非，他在权衡、决定着什么？……总之，他连午饭和晚饭也没吃，就用这样的姿式苦苦地坐了一天。
母亲和姥姥时时担心、难过地望望他的侧影——那雕像般的侧影。这一天大家都尽力保持安静，连打水洗菜都故意到院子里去，而不愿进里屋从他身后经过。
没有金色的衣裳……
我在沉闷中回想着哥哥……
那蓝天下呼啦啦的队旗;那掌声雷动，激动人心的小学毕业典礼;12岁就写了入团申请书……
初中，他自觉地给自己订了学习计划，开始有步骤地涉猎中外文学名著。每晚复习完当天的功课后，他不读完50页书决不睡觉。
“哥哥，”我问他，“你困吗？”
“开始那两天有点儿困，现在好多了，慢慢就能习惯。”
他认真地记读书笔记。初中三年里，中外文学巨匠的作品他都读，一本一本的读书笔记里记载着感想、心得和摘录。哥哥的高中同学王学泰回忆道：哥哥因学习成绩优异，初中时得过金质奖章。这，没听哥哥说过。总之，他的学习是优秀的。然而，初一的操行成绩却是“良”。第一次得“良”！这“良”在一般学生看，也许很不错了，但哥哥却觉得这个“良”字刺眼，心里是多么不快呵！他才切身感悟到中学的要求比小学高多了。他回想自己这一学期哪一点做得不够，是否由于有时说话太尖锐、好争辩，引起一些同学不快呢？他万万没有想到，“良”，正是出身一栏（到初中便有了履历表）填了母亲是“资本家”的结果！他只想做得更好，更严格律己，一定要得“优”！但他更没想到，1957年父母成了右派以后，他的操行立即成了“中”————并直到高中毕业。尽管他多次鼓励我写入团申请书;尽管他学习成绩仍那样优秀;尽管他各方面严格律己;尽管他劝说父母交出了全部房产;尽管他的高中同学深深感到，他总有一股隐含的不可遏止的要
摆脱家庭包袱的苦闷和愿望……·但操行成绩上的“中”字，就像铁箍一样紧紧箍在他的身上。
1957年的“反右运动”，父母都成了右派分子。母亲下放车间劳动，免除了厂内外一切职务。父亲被劳动教养，水利电力部开除了他工程师的公职。
哥哥在入团申请书中主动地写了父母成为右派这件事，当时学校还不知道。他仍希望接受团的考验。尽管他有些问题弄不清，但他认为父母的问题是不应当由儿女来分担的————他相信团组织是不会混淆的。
哥哥升入二十五中的高中部————即后来的六十五中。1957年9月，开学的日子比正常的日期（9月1日）晚了几天。哥哥入学不久，便参加了课外文学小组。在会上他时而活泼时而文静，有时也和人们开个小小玩笑，从而使气氛活跃起来。在漫谈时，哥哥建议说：希望今后的活动形式多样一些，如办板报、组织看电影和戏剧，请老师多做一些课外辅导，讲一讲文学名著，大家共同讨论以增长知识等等。他的建议提得恰当得体，文学组真的采纳了他的意见。
两位学识很丰富的老师（一位姓黄、一位姓徐）给大家热情地讲《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他们生动俏皮的比喻、广博的引证、雅谑的谈吐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不久，他们销声匿迹了，同学们议论说两人被送去劳教了。又过了些日子，领导叫同学们揭发黄、徐两位老师的问题，大家面面相觑，都愣住了。
“组长领着大家讨论吧。”领导说完离开了教室。
会场上是难堪的沉默。
“谁发言？”组长勉强地问道。
一个高二的同学清了清喉咙，站了起来：
“那次徐先生讲《红楼梦》时说薛宝钗稳重大方，像个青年团员，这是不是攻击团组织的右派言论？”
会场立即乱了，有人说算，有人说不算。哥哥在一旁静默不语，他内心里涌起无名的痛苦。散会后他对王学泰说：
“这算什么呢？徐先生当时讲的时候大家都笑了，现在说成是他的罪行。可是我们呢？大家不都感到讲得很有趣吗？如果说有问题，我们每人都有份儿！”
父亲被劳教，工资早就没有了。母亲那小资本家的家底经过了“三反五反运动”，再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在经济上是个“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人，往往不到月底钱就花光，时时向姥姥借一两元、二三元以救急。存折上的500元到父亲劳教时，已是分文皆无了。母亲的70元工资。要养活七口人，因此，住房自动缩减为一间半。全家住一间半房，那半间又兼厨房，一家人出出进进，怎能没有杂音呢？哥哥看书时总是皱眉头，显示出我们吵得他生厌的神气，我们就格
外地小心，但终不能不发出声音来。
“妈，”哥哥有一天说道，“能不能把小煤屋腾出来，做我的卧室和书房？”
“那怎么行？”母亲不同意，“那是住人的地方吗？连门窗都没有，又黑又潮，墙都糟了，也危险哪。”
“不行，要不我简直没法看书。你们也觉着不方便。我得去和房管所商量商量，看他们能不能帮助修理，安个门。”说罢他去了。
哥哥走了，我忽地想出主意————一定要帮助他！便抓起把斧头进了黑黑的小煤屋。
黑屋子散发出浓重的霉味。我摸索着登上了破烂堆，便往那窄小的北墙凿了起来。
咚咚咚”，当姥姥闻声赶来时，我已在那又糟又脏的墙上凿了一个透亮的大窟窿，一柱光线照进这从不见阳光的小煤屋。亮光处，许多蜘蛛、土鳖、钱串子正匆匆向黑暗处爬去。
“哎呀！”姥姥生气地埋怨道，“你真够可以！也不和大人说一声儿，就凿个大窟窿？可怎么好哇。”
“您看多亮！”我高兴地说：“这儿可以开个后窗户啦”
“你这孩子！还不快出来！”
哥哥从房管所回来，一见这个洞立即开心地笑了
“真好极了！他们已经答应来修，正好让他们开个后窗户！”
经过房管所和一位亲友的帮忙，盛煤的小屋成了哥哥的住房。这小屋，门向西，夹在北屋和东屋狭小的空间里，门上有四块小玻璃成了个“田”字形，除了那小后窗，这门上的玻璃便成了唯一透亮的“窗”。白天屋内光线暗淡，而且很潮，母亲担心对他身体不利，可是除了常晒被褥以外，也想不出其他好主意。
“罗锦，”哥哥高兴极了，“你来帮我布置一下，看怎么弄最好。咱们布置得漂亮点儿。”
我们用旧报纸糊了顶棚，找了块旧白被里当做桌布，木桌是哥哥自己钉的，连刨都没刨，桌腿糊上了几分钱一张的木纹纸。桌布上压块玻璃板，压着他的作息表和学习计划，上边放一个台灯和一些文具。他自做的小书架上，书放得满满的。
“墙上一定要挂点东西。”他望着四壁说道。
“挂什么？风景画？”
“不，我有。看，鲁迅的诗笺，徐悲鸿的《逆风》、《奔马》，这几张你看怎么样？”
“真好。哥哥，我给你做几个简易玻璃镜框！”
床上方，挂着他写的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他那淋漓的墨迹，给小屋增添了生气。
不用看屋主人，光看这几张诗画、这苍劲有力的墨迹，就知道主人的胸怀和抱负。小屋横宽只有一米多，长六、七米在这以后，这间小屋的主人用他的一切行动和事实证明了：他是一位怀有强烈时代感的巨人———他是与暴风雨搏击的海燕，决不是贪图安逸的企鹅。
“这真是天堂！”一切布置完毕，我们都有些累了，他坐在铺着厚褥子的木板上，满意、幸福地望着四周，好像他现在获得的真是一座“天堂”。
“今天我太高兴了！罗锦，都得归功于你凿的那个窟窿。”说罢他咯咯地笑了。
小屋的灯光呵，从此便永远点燃在我心中了。
每逢我走进院内，
都要深情地凝望；
桔黄、暗淡的灯光，
映在唯一的窗上。
哥哥攻读的背影，
是在眼前飘荡……
我多爱这小屋，多爱这暖盈盈的、桔黄的灯光呵！
往后一段时间里，哥哥顽强、刻苦地学习，主要读物不再是文学，而是哲学
“我要了解每一学派的思想，”他对我说。“唯有对什么都了解的人，才能比较出哪个思想体系更为正确，他的信念才是坚定的。”
政治课从初一就有，但解决不了他脑子里的许多“为什么”，尤其是1957年以后……
他制定了紧张的学习计划。文学，现在只作为临睡前的辅助读物，有计划地结合所读的哲学著作来看。他认为这样读更能加深对哲学与文学作品的理解。他对从孔孟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著作列了一个详细的读书计划，每天读至深夜如果说，学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缜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有所得的话，那么，哥哥的明智、灵秀、缜密、深刻、庄重、善辩正是他博学的结果。史、地、文、哲……从古到今的书籍，哪一类书他不爱读呢？然而，他还有比以上几条更可贵更难得的，就是勇气和坚定。这勇气打哪儿来？首先是他坚信共产主义，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思想指南的结果。因此才敢于抉择、敢于实践，敢于斗争。
没有金色的衣裳……
我继续痛心地回想着……
1958年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六十五中的校园里也建起了十多座小高炉，鼓风机日夜作响。学生们“炼”钢的炼钢，运料的运料。哥哥也和大家一样，高兴地忙碌着。但是看着那满是蜂窝的铁块时，他怀疑了：
“这是钢？”
“是钢。”旁边的同学回答。
“不对，不对。我在工厂里见过钢，不是这个样子。”
“怎么能不是钢呢？”这位同学也迷惑了。
“这还是碎铁，只不过把它烧结了。”哥哥平静而执拗地回答。他认为自己肯定正确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
“谁说我们炼的不是钢？”一位老师从别处走来，他是负责炼钢的。
“我说的，”哥哥有些嗫嚅，“我觉得……”
“什么你觉得！”他严厉地打断了哥哥的话，“你知不知道全民炼钢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抓的大事？难道你反对大炼钢铁运动吗？……”他声色俱厉，滔滔不绝地训斥着，说了半天，似乎说累了，才一挥手道：“还不赶快拉劈柴去”他大步走了。
“训我管什么用？”哥哥不服气地向同学吐了吐舌头，“铁还是铁，钢还是钢！”
这些“蜂窝钢”堆在校园里，经过风吹雨淋生了锈，蜂窝里长了草。
哥哥说了一句：“是钢为什么不拉走！”因此受到班里的批判。是呵，父母都是右派，自然要把哥哥看成“小右派”的！
所谓教育革命，就是学校办小工厂，增加了下厂下乡的劳动课程，同时加强政治教育。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几乎每天下了课都开辩论会。例如：全民所有制优越，还是集体所有制优越？人民公社先进，还是苏联集体农庄先进？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到来？等等。没有人指导，只有同学们任意发挥。假、大、空话充斥着整个学校。
接着就是“红专”辩论，认真地读书被看成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哥哥放了学有时去北京图书馆或首都图书馆看书，便又受到班里的批判，说他不关心政治。
然而，哥哥在这类过程中所受到的压抑、他心灵的苦痛从不对家里说……那时他才十五、六岁
没有金色的衣裳……
1958年，我结束了小学生涯，考上了第一志愿————女十二中。我小学六年级操行全是“优”，然而一到了中学，竟也和哥哥一样————“中”。评语上写着：“应和家庭划清界线”。由于已有了哥哥做前车之鉴，又由于班上像我这种情况的同学不止一个，所以心头只是郁闷，并不感到受的刺激太大。
母亲看了操行成绩当然没有责备我们，她用那不屑一顾的大咧咧的神气掩饰心中的痛苦：
“唉，中就中吧。我早算了：大学毕业又管个什么！你爸爸倒是大学毕业啦！中学毕了业就找个工作，到工厂里也满不坏。还得凭技术吃饭！中不中又算老几？咱又不想入党入团。
然而，哥哥仍在争取入团。虽然他感到出身不好，入团是多么困难，而出身好的人入团又多么容易——这容易本身就是对我们一种打击。但是哥哥却还在团的门外做入团的“最后的挣扎”。
1959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屋里只有我和哥哥。我正要去上学，坐在里屋写字台前的哥哥把我叫住。我走过去，站在里屋的门边，看出他内心有些激动，觉得奇怪。
“罗锦，到了中学，你写入团申请书了吗？”他望着窗外凝神问道。
“我还不到13岁呀。”我倚着门框，无精打釆地回答。
“没退队照样可以申请入团。我相信，团的大门是向每一个人，也应当是向每一人敞开的。”
“太难了，哥哥。”我沉闷地回答，“父母都是右派，妈又
是资本家。”
“别灰心，看你怎样认识。妈妈剥削过工人，这是事实。原来营造厂的一位严叔叔手指让机器轧掉了，父母就把人辞了。要是现在，能为这把人家辞了吗？临时工还要转为正式工呢。当然，父母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不止这些，比如爸爸从不读专业以外的书，没有什么信仰。妈妈思想有些庸俗。我们对周围的人，尤其是对自己，更要用正确的思想去衡量、去分析。”
他中肯的话语几乎使我掉下泪来。他凭什么入不上团？凭什么我们的操行都得“中”呢？
当我走在去学校的路上，耳边还回荡着他的声音：
“我还不想失望……我希望你能入团！”
在他的鼓励下，我不止一次地写过入团申请书，虽然自已学习成绩较好，也很听老师的话，但照旧挽救不了我得“中”的命运。我再也不写了。终于哥哥也彻底失望了。
有一天，我和哥哥又谈到这个问题，他沉痛地说：
“我要求入团是为了什么？无非是更要起先锋带头作用。一个什么组织也不加入的人，照样会要求自己成为人杰。”
我望着坐在写字台边一动不动的哥哥……
1959年9月，哥哥升入高三了。
这时，他已经树立了这样的幸福观：“人的幸福是和艰苦奋斗连在一起的。”他十分喜爱加里宁的那段：“凡是创造自己幸福的人，应该做全体工人与农民的幸福的匠人创造者。当他成为一切人幸福的匠人时，他就会成为自身幸福的匠人了。”
中学快毕业了。理想和前途在召唤哥哥。他加倍地用功和努力。
为了毕业更能“保证质量”，每到毕业班就要换极左的班主任。有些学校就是如此。
哥哥对我说：“我不喜欢这位新来的先生，对出身好的同学笑脸相迎，一点小事也要对他们大加表扬，常常对全班夸耀他们父母的功绩，哪怕有的人学习并不好。而对出身不好的人呢，总绷着脸，如临大敌似的。这样的人也配做班主任！我写了个希望他一视同仁的条子悄悄递给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格外敌视我了。”
后来我上了初三，才深刻体会到哥哥这些话的分量。因为那时我们也换了班主任，“左”得很！
学习、探索、奋发！既然政治上被判了“死刑”，哥哥便将一切希望放在业务上。他要用门门杰出的成绩来迎接高考。1957年以前，父母立志要让四个孩子全上大学。1957年以后，由于经济条件太差，政治上又受打击，母亲不得不改变了看法。她认为当一名技术员最吃得开，当工人也不错。
随着年龄的增长，哥哥渐渐孕育了一个理想的志愿————搞地质勘探。
他对我说：“我从小就想，长大了我做什么最有兴趣呢？那时候想过当作家。可是这几年，我有一个最理想的志愿，就是考地质学院。我跋山涉水，走遍全中国寻找矿藏，多有意思！我不但可以钻研业务知识，而且也能了解社会，熟悉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和风土人情。走到人迹罕见的地方，欣赏各种大自然的奇景。在跋山涉水中，还能磨炼自己的意志，也有助于写作。这个专业最理想了。”
当时，有些青年人把地质学院视为吃苦受累的院校而不愿报考。哥哥是不是认为自已出身不好，考大学文科根本没希望，别人不愿去的地方录取的希望还大一点呢？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原因。
哥哥当真为自己的理想做准备了。搞勘探必须有健壮的身体，哥哥虽无任何疾病，但是看起来却显得文弱。于是他求母亲添了些钱，买了一副生铁哑铃，订了严格的锻炼计划。冬天，天刚黎明，闹钟一响，哥哥就“蹭”地从被窝里坐起，以军人般的迅速动作穿衣，叠被，用冷水洗脸擦身，做完体操后便轻装环跑东四米市大街、神路街、隆福寺等街道，满头热汗地跑回家来，给屋里带回一团新鲜的空气，脸颊也少有地红润起来。然后便站在院子里举哑铃，每天总是比前一
天至少多举一下，坚毅地练着臂力。
“现在我能举46下了！每当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再也举不动时，常常高兴地报着数目。
18岁了！哥哥生日这天，格外高兴。昨天晚上————4月30日，他就对着穿衣镜照了半天，琢磨着明天照相的姿势和表情。并找出了明天要穿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一身旧蓝布制服和一件旧白布汗衫。他梳着油亮密实的黑发，一会儿往前梳，一会儿往侧梳，梳了半天，还是认为自己原来的学生式平头最好看。
“妈，今天我18岁了，”5月1日早上，哥哥对母亲说，“您给我五毛钱照张像吧。”
“五毛够吗？给你一块？”
“不用了，先照张一寸的就行。照好了还可以放大。”他接过钱，欢愉地嚷道，“18岁了，成人了！”说完高兴地跑向照相馆。
成人了！哥哥对前途抱着多大的希望呵！他学习更加努力，除必须学的俄文外，他又给自己加了门英文。
“高考一定要争取门门一百分！”他自信而又沉郁地说，“家庭出身不好，成绩再不突出，上大学能有希望吗？”
小屋的灯光熄的更晚了……
文艺创作和投稿仍是他的爱好。这时他已不再写什么童话之类。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尽管文章很吸引人，编辑们也不敢采用————调查出身，是两个右派的儿子，父亲又被开除公职去劳教，谁敢釆用呢？后来，哥哥投稿不再那么勤了，只是把自已认为好的作品订在一起，名曰《前途文集》。文集真是一个文思与才华的集锦！他曾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陈静文的病》放进这文集中。小说刻画了一位成绩很好而因肺病休学的学生和一位极“左”的班主任，也刻画了学校医务室的一位好大夫“黄妈妈”。陈静文在病中的心理状态被描写得
细腻而深刻，他是那位班主任极左思想的无辜受害者。而班主任所以那样“左”，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文章提出了一连串令人深思的问题。
“罗锦，你给我的作品提提意见，”每次写完，他总是第一个叫我看，“注意，要第一感觉，有什么说什么。”
我感到多么高兴和骄傲————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但尽管如此，我和他并不算处处知心。也许由于年龄的关系，他并不什么都和我谈。最知心的要数他的几个同学，他们常常找他，高谈阔论和笑声时时从小屋传来。有一次，他和一位同学聊得起劲，连晚饭都顾不得吃。他送走那位同学后，回小屋便写，然后才到大屋来吃那已经凉了的晚饭。我很好奇，到他的小屋看了看，那打开的笔记本正放在桌上，我站在桌边掠了几眼，原来记的是他和那位同学的谈话—关于文艺
现状的讨论。如有没有人性、个性，有没有超阶级的东西，文艺应如何反映社会等等。用甲乙二人对话的形式写出，十分生动活泼。他们的观点，与当时流行的某些观点是很有差异的。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
高考成绩优异，却连最末一个志愿也未被录取！难道这中间有什么差错？哥哥怀着一丝渺茫的希望一大早就去找班主任。
“那就在家等着嘛，”班主任冷冷地说，“做为社会青年也可以找工作嘛！”
哥哥全都明白了！
从早晨到天黑，他一动不动地坐着……
这一天，是他痛苦的一天、抉择的一天、新生的一天。是《出身论》在强烈萌动的一天。是他被迫走上政治斗争的险恶道路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