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社会大学的最后一堂课
1968年1月5日（预审）
问：你有什么问题？
答：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
问：你还是谈谈你的问题。
答：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
问：你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吗？
答：我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好，我思想上还没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没有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问：你不要在这里演戏，我们把你抓到这里来就了解你的问题，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了。……
答：毛主席的著作我学了，元旦社论我学了，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的。
问：你没有问题吗？
答：我即使有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问：《中学文革报》是谁办的？
答：我一个人。……我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我的《出身论》，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如果你们允许，我还要给毛主席写信。
问：你最好把背后写的那些东西亮出来。
答：几年以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问：你不用讲好听的……
答：我的日记被《红旗》杂志拿去了，你们可以看。我的日记中是表达我对党的热爱的，我永远跟着共产党。
问：……不管你多狡猾，群众也会把你揪出来。
答：……我请求你们让我给毛主席写封信，主席知道《出身论》是我写的，他如果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毛主席决不会说我够专政条件的。
1968年1月9日
问：你的日记为什么烧了呢？
答：我怕别人看。
问：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要烧呢？
答：我认为没有保留价值就烧了。
问：你留下一本是什么皮的
答：是蓝皮的“北京日记”
问：这个日记下落哪儿去了？
答：下落我不知道，我交给我妹妹了。
问：你把情况谈谈。
答：这本日记记的都是我们厂子的真实情况。
问：记的都是你的真实思想吗？
答：日记写的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和写文章不一样，都没有经过推敲，青年人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起伏性。
问：你不要诡辩，你看看这本日记是不是你的。
答：是我的。
问：这里边所写的反动不反动？
答：不反动。我思想上有缺点、毛病。
问：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应当怎样？
答：应当尊重。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话？
答：没有
问：你这个人思想一贯反动，一贯耍两面派手法……你日记中对伟大领袖、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的优恨……
答：我希望你们看我的主流。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地方？
答：没有。我始终是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毛主席的。
问：你交代不交代问题？
答：我这本日记由头看到尾，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了。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反动内容？
答：无论如何我对党对社会主义是热爱的，尽管我思想上还是有错误的。
间：你7月3日记，把学习毛选当作为酷野蛮，这反动不反动？
答：这我有辩护的余地，我指的是教条主义的学习。
问：……今天不准你辩护，只准你认罪。
答：我指厂里拿学习毛选来压运动
1月10日
追查“反革命小集团”，预审员问到两个人时。
答：你无非是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
问：如果有呢？
答：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
问：这已经定论……你不交代，是你保护了自己，又包庇其他反革命分子。
答：你说的我很惊讶，我根本不包庇别人……我有错误思想，但我可以保证我和安徽、北京任何人也没有搞阴谋活动。如果有，可以最严厉地判决我。
1月12日
问：我们可以告诉你，只要你不投降，我们是不会放过你……你对我们的仇恨很深。
答：没有。
1月13日
问：你攻击姚文元同志，比吴晗走得更远。
答：我和吴晗不一样，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
问：你的表演是你阶级本质的暴露……你坚持下去必然会得到更惨重的失败。你听见没有？
答：听见了。我没有事实。
问：你搞大量的反革命活动，怎么没有事实？
答：我没有搞反革命小集团。
问：……你的问题不交代，也跑不了，你……你是不是要顽抗到底？
答：我根本不是顽抗到底。
问：那你这算什么？
答：我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小集团，也没有这样的活动，如果我真有这样的事，你们可以最严厉的处罚我。
问：将来我们把大量事实摆出来你怎么办？
答：那怎么处理我都可以。
问：你现在这样顽固，到了时侯有你后悔的一天……你不交代我们也可以处理你。你听见没有？你讲不讲？
答：（拒绝回答）
问：今天你又抗拒了一堂，我们再警告你，抗拒，我们一定要从严处理，在人民法庭你继续放毒……你听见没有？
答：听见了。
1月16日
问：你考虑了吗
答：……我写《出身论》，以前我认为不是为我自己的，我是为无产阶级做事的。昨天通过你的谈话，我开始有了怀疑，我对于我的家庭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小学三年缀我9岁时，赶上“三反五反”，我向派出所检举了父母的一些问题，受到团市委的表扬。班上同学王杰的父亲和我父亲认识，把这事情告诉了我家里，从那以后我和家里关糸一直不好。高中时候我也是和家庭划清界线的。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确实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造成的。但高中毕业后我还是愿意
到工农中去锻炼改造自己，这样就到了红星公社……当时组织上信任我，让我管粮食，我们小队长是党员，他叫我在粮食中搞鬼，他也搞鬼，本来我很信任他，认为他是党员。出事后，我检举他，他没有受处理，却不叫我管粮食了，从此我情绪低落……
（关于劳模）时传祥他是掏粪工人，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报纸上常有他的报导和他的文章，文化革命时听说他组织捍卫团保刘少奇。江青说他是工贼，于是天天挨斗。掏粪工人出身当然清苦，可是一挨斗，祖宗也要变，现在说他出身是粪霸。
有一天他被拉到我们工厂里游斗，我见到他一次，戴大高帽子，两旁站着几个气势汹汹的小伙子，卡车绕场一周，大家都跑出来看，他是个胖胖的50岁左右的人，带着一副听其自然的态度，并不显得怎样不安。
关于时传祥还有一件事，有一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刘少奇和他握手，大概还说了一句什么话，于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叫李琦的，用半中半西的手法画了一幅《同志》这样的画，座中两人，左边是刘，右边是时，上角题词摹拟刘的语云“你是掏粪工人，我是主席，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同志。”文化革命时，李琦便成了“黑帮”。虽然他也画过毛主席，那幅画还是我所见过的主席肖像画中最有风格最好的一幅，但也无济于事。
建筑业的劳动模范最著名的是张百发。几次出国，被当作专家聘请。他原是普通工人，组织了“张百发青年突击队”，是砌砖能手、毛主席著作学习标兵、共产党员，三天两头做报告。现在叁加过人大会堂劳动的人，大都还记得，张百发怎样教他们捆钢筋，据说的确有两手……以后张百发被宣布为工贼，原来的事迹也都成了假的，而且假得出奇……
9月3日
问：1962年你说如果日本能使中国工业化，有什么不可以？
答：这是对我的污蔑，这根本不能联在一起的，我根本没讲过这话，这是莫须有！
问：你放肆！你是反动，你是卖国贼、叛徒！你放老实此！
答：这连影儿也没有。这样的材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问：这与你的日记吻合。
答：找不出来……
问：蒋介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跑了，你很“惋惜”，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是在1966年，你说蒋介石完全可以打回来。
答：这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问：你解释也不能解释没有了。
答：我对有的问题有不同看法，我大部分是拥护党的。
问：这是大事化小。
答：可是这本日记如果落在蒋介石手里，便要杀头。因为我说蒋介石的坏话多了。
问：你反动！你还在放毒！
答：不对。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我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的觉悟还是有你们）这样不行！
问：你对社会主义根之入骨，……你不向人民低头认罪，说明你顽抗……以上问题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给你定罪。
答：我不承认
问：我们给你交代党的政策你听进去没有？
答：不是听不进去，是没有影的事。
问：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
9月17日
问：哪一个敢暗害伟大领袖……
答：这是没有的事。
问：你对伟大领袖、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没有仇恨？
答：我没有。
问：你态度极坏，怎能从宽？……你服不服是你的事，怎样惩处你是人民的权力。
我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
遇罗克
1968年10月8日
从以上审讯记录中不难看出，哥哥的回答是多么有策略呵！首先，他态度一直是平和的（除极个别处），是承认自己有“错误”的————在“四人帮”统治的法庭里，他知道态度太强硬对自己是不利的，但在实质性的问题上，他什么也没有承认过，对谁也没有交代过，至死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正是这种“软中硬”的“狡猾”、“顽固”的态度，使审讯员们大为恼火。换了许多个审讯员对付他，一个月连续审问达七、八十次地折磨他，给他戴背铐、关禁闭惩罚他……可是哥哥没有一丝屈服。
他被折磨得头发脱落，脸色青黄浮肿，原来徼微有些驼的背现在更驼了……但在复杂的监号里，他却以永不衰退的乐观精神感染着人们。
在监号里，他以那惯有的略带嘲弄的笑容向新难友介绍自已的名字。
“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下面去掉心字，再加上一个走之，罗霄山脉（罗霄山脉是井冈山根据地所在）的罗字，克服困难的克字。”
说完，又微微一笑。这在困苦中作出的会心微笑，给难友以多大的鼓舞呵！
当犯人们“学习”得疲惫不堪，背语录背得头昏脑胀的时候，哥哥会突然出奇制胜，说几句引人兴奋的话。
一次，轮到他发言时，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这一下子，屋子里的人都愣住了。几个“积极分子”马上站起来争先恐后地向他猛烈抨击：
“什么？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蒋介石也存在，他
合理吗？！刘少奇也存在，他合理吗？”
哥哥一点儿也不着急，微笑着继续逗着别人的火儿。
“你们考虑考虑，要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能存在吗？”
“你反动！……”等批判者的话到了相当尖锐程度的时候，他忽然收敛了嘲弄的笑容，做“正色”状，说：
“你们先别忙着批判，这句话可不是我发明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论述的。”
看着那些积极分子们瞠目结舌的样子，他又嘲弄似的笑了起来，那咯咯的笑声是那么开心。
而他在和人们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他把别人打发时间的“聊天”当成一种学习、求知的手段。他常说：每个人总对某一种事物“门儿清”（即内行），所以，无论谁都在某一方面比我知道的多。
哥哥在这儿学到了不少知识————水泥的全部生产过程，世界电影现状——包括各国影片的生产情况、年产量、频率和周转率，还有机械制造、西洋近现代美术史……监狱里常常换号，因此，他便把在另一间牢房里听来的给新号里的人讲述，通过讲述来复习这部分知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他所讲的那一门知识的内行呢。他是多么会利用时间学习呵！
由于处处受监视—队长监视，号里大家互相监视，这种聊天时常中断。往往一点事要聊好几天才能说完。
在这复杂的困苦环境里，哥哥希望大家都对哲学感兴趣，更念念不忘宣传他所相信的辩证唯物论。在牢房里，他借“学习毛选”为名，以讲辩证法为题，开了“形式逻辑”的课程。几个小青年学得十分起劲，因为哥哥很善于把抽象深奥的理论用几句话讲得通俗易懂。他在这里成了博学的老师。一位学美术史的大学生对辩证唯物论没什么兴趣，他喜欢现代哲学，这位大学生说：“现代哲学和古典哲学不同，并不一定要形式逻辑作为骨架。让·保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黑格尔的哲学是有极大的区别的。过去的哲学已经被这一代人摈弃了。”
哥哥很不以为然，和他论争，后来有些生气地说：“不行，你得下点儿功夫把所有的观点深透地研究一下，好好学学再做结论。学哲学不但是对客观世界了解的过程;也是对自己思维进行整理的过程;学哲学可以使思想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正确，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萨特之类根本算不得什么哲学家，而你居然喜欢萨特，真是吃饱了没事干……”
哥哥是真正的辩证唯物论者，他从心底里相信它的价值。可是他却被另一些自称同样信仰的人关在监狱里，这个现实怎能不令他深思！
一天，他从同屋的另一个老犯人那里借来了延安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拿它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版本对照来读，读得很认真，每篇都一字一句地校对，时常若有所得的点着头，有时则掩卷而笑，那咯咯的半嘲弄半天真的笑，使那老犯人不由注意起来。
“出狱之后，一定要找齐各种版本，对照来看，那才真有意思！”他两眼放光地对身边的难友说。
“怎那么有意思？
“对照着看，能看出许多问题。从他们删改的地方可以看出，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
在某些同号的人眼里，他是个奇怪的“书生”————微驼着背，带着深度近视眼镜，头发过早脱落，完全是个书生模样。每天早上起来还做做广播体操，满身书生味儿。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他们哪里知道，就是这位“书生”，却能洞悉社会，了解人生。
他把审讯当做一种训练一种游戏。他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一套早就熟悉透了。预审员气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向他公布证据————哥哥自己亲笔写的文章摘要和书页上的评语，问道：
“这是不是你写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话？”
哥哥一声也不吭，脸上毫无表情。预审员又追问：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我不想回答。”哥哥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和他们是说不清楚的，但他又决不愿意向他们低头。
没有在那个时间住过监狱的人，不会明白，这种“顶牛”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因为，拒不认罪本身就可以构成重罪。哥哥的确是煮不熟、熬不烂、踩不扁、砸不碎，响当当的一颗铜豌豆！预审员骂他是个最难斗的监狱油子！
监狱油子吗？他也是也不是。
他的确是个监狱油子。他了解监狱的各法令、条例，审讯的方式和手段—他以前看过的书现在用上了。甚至他能从蛛丝马迹中知道预审员的姓名和背景。每个人受审回来，他总要向他们打听，问了些什么？怎么问？从而了解形势。他向各个犯人提供法律的常识和参考的意见，告诉他应该如何应付下一次审讯。他清楚牢房里每个人的思想状况、家庭背景和心理状态。他最知道哪些人是出卖灵魂的走狗，并且善于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掩护自己在牢中的活动。
“你干嘛要把牢房里的矛盾搞得这么复杂？”那位喜欢平静的大学生问道。
哥哥笑说：“如果牢房里面很平静，我们每天连聊天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汇报上去，所以，索性把牢里搞得大乱，二十几个人的矛盾，谁也搞不清谁是谁非，我的言行就没人注意了。再说，这也是政治斗争的缩影，可以练练手。”
哥哥的确很成功，使几个积极分子互相争斗起来，互相指责对方组织反革命集团，而他却不受人注意了，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别人聊天。
他又不是个监狱油子。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从来不会在老弱病残者身上踹两脚，表示自己心狠手黑，借以镇唬其他犯人。他从来不会用诬告别人的办法博得管理员的好感和青睞。他对那些“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的人是深恶痛绝的。
一个小小的监号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是卑劣、阴险和自私高度集中、充分表现的场所，而哥哥在这里所玩的“政治权术”，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
几乎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哥哥都要向管理人员要纸和笔。在牢房里是不允许有纸和笔的，他说：是要写思想汇报。因为他是重要的思想犯，所以每次都会给他。他就利用这些纸和笔，乘机写自己想要写的东西，写好以后藏起来。
他和那位大学生一起，编写了一本《中国古诗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凡是能背下来的诗词，都尽入其中。几个月下来，凑凑也有了几百首。
星期天，他俩利用缝补的机会，拿针钱装订起来。许多人都偷偷借去传抄，默默地念着、背着。牢房的灰壁上，似乎浮现出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等景色————哥哥教大家作起古典诗词来了，并给他们讲解诗词的结构、作法和修辞学。
但告密者常在，一次检查牢房时，即使这些诗放在棉衣的棉花里，也被全部搜走了。不过哥哥并不扫兴，依旧教大家写诗。他说：
“旧体诗有许多内涵，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也只有用这些形式才能表达中国人特殊的感受和情绪。”
他念了自己《登鬼见愁》那一首词，大家都喜欢其中的气魄。哥哥伤感地望着铁窗外的一角，那傍晚的天空————他多向往自由呵！
“我不会忘记你们作的诗词，”他鼓励大家说，“如果有一天我出狱，我一定编一本《狱中诗抄》，你们写的诗里有不妙句。”
他的嘴角总是挂着一丝玩世不恭的微笑，但是，也有愁闷的时候。他有时向难友讲起自己的家，自已的童年。他想念父母、弟弟、妹妹……
“我们家的那个小姑娘……”他总是这样提起我。
平时，他很少哼歌，可是一说到童年，他就会唱起苏联的一首歌曲：
“由斯大林率领我们去前进，大元帅号召我们去斗争……”
他唱得很雄壮，唱完之后又自嘲的笑笑，对难友们说：
“那是在少年宫学的，当时还和合唱队一起唱这支歌参加歌咏比赛，嬴得了第一。”
呵，金色的童年！在他童年时代，他万万也没有想到，在他25-27岁的年头，会在新中国的监狱里度过……那一切，那大眼睛的小姑娘、那愉快的野餐、那小学毕业典礼，一切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呵，一去不复返了……
“你会唱列宁最喜欢的那支歌《光荣牺牲》吗？”他问大学生，他想振作起来。
“会。”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学。”
他俩站在黄昏的暮霭里，站在炕板上，望着窗外朦胧的余辉，那里刮着的微风是自由的。而这20平方米的牢房却要挤住20个人。
受不自由莫大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
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他动情地唱着，歌声那么认真、沉重，牢房里的人都默不作声，静悄悄地听着、听着……
“唉！别唱了！”一个老头终于忍不住了：“已经够难受的了，还唱这么惨的歌
哥哥回过头来，看着老头笑了：
“这个歌一点儿也不惨呵！”
“算了，”大学生扫兴地说，“我们不唱了。”
他们坐下来，那时候，哥哥比号里其他犯人多一样东西————手铐，这是因为他不交代问题而受的惩处。吃饭时摘下来，血液刚一流通又铐上，铐得紧紧的。血管胀得非常难受，疼痒钻心，又毫无办法，好一阵才能过去。每当这时，他总想找些轻松的话题和谁谈谈，以分散注意力。可是，只要有谁一戴上铐，立即被视为号里的危险分子，谁和他说话都要被别人汇报上去，人们恐惧和躲避的目光更像刀子一样刺进哥哥的心。人们，什么时候才能不那么愚昧呢？什么时候才能不跪着生呢？每当这时，总是那位大学生比较有勇气，冒着自已同样受罚的危险，和他找话说说。
“金色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大学生感叹地说：“一切都过去了！”
“对，”哥哥微笑而镇静地回答，“将来的生活，无论怎么样子，过去的一切是永远不会再有了。可是，你怎能知道，将来就不会比过去更好呢？”
“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哥哥不答话，只是微笑着悄悄地哼起那支刚刚学会的歌。
“我入狱纯粹是历史的误会，”大学生懊恼地说，“我根本不懂什么政治，也不是什么政治家，只不过是个热情的青年，却被糊里糊涂地卷进了政治漩涡，作为政治犯关在这里。”
“我值得。”哥哥想了想，郑重地说道。
大学生望着他，他直视着大学生的眼睛，自信地说道：
“你出身高干，过去生活一直优越，这所大学上腻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我们从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最令我痛心的，就是绝大多数出身不好的人总有种先天的自卑感—政治上的软骨病。以至有了说话机会的时候，也很难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我虽然被抓了，也许结局不堪设想，但能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出身论》是呐喊，也是我们这些青年能够发出的最强音了，文章的巨大影响比我想象的还要强些。你不知道，那些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十分感动我，我不止一次地哭过。许多人寄来血写的信，捐款的、流着泪找到报社来的，……为了这些人，我愿付出任何代价。”
他这发自肺腑的话语，使大学生深受感动了……大学生默默不语地望着他。过了会儿，哥哥又笑笑，说道：
“我本来一直想，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和一个出身高干的青年，在相等的条件下较量较量，你来的那天，我认为机会来了，我想，如果你来高干子弟蛮横的那一套，我一定要把你整苦，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厉害。可是和你熟了，才知道我们很有共同语言。”
在监狱里，许多蛮不讲理的人物，一听说他是遇罗克，马上都肃然起敬。因为他是《出身论》的作者，是第一个站出来替这个时代被侮辱、被损害的“贱民”作公开辩护的人！他是一个勇士，而且是一个聪明的、冷静的勇士，他知道在什么时候打出最有力的一击。
对哥哥的审讯已到收缩程度了，形势越来越紧张。
“你这死反革命，顽固透顶！”审讯员最后一次警告他：“你的下场可想而知！给你最后两分钟考虑后果！”
屋里的人都出去了，只剩下哥哥一个人。两分钟，最后的两分钟啊！难道，哥哥还需要什么两分钟吗？他从动笔写《出身论》的那一分钟起，不是已经决定为真理献身了吗？迄今为止，他的一切言行都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两分钟，对他来说太无必要了，因为他已经整整考虑了一生！
门被撞开，忽啦啦涌进十几个人，围着他坐了一圈，气氛煞是森严。
“遇罗克，”军代表厉声喝问：“你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哥哥沉静地回答：“我的牙膏用完了，请您让我家给我送一支牙膏来。”
“关入死囚牢！”
死囚牢……
哥哥被关在腐臭阴暗的“活棺材”里。一米宽、二米长、双层铁条门，下面有一个塞饭的小口。没有棉被、没有一切洗漱用具。夏日蚊蝇叮咬，虱蚤遍身，30斤重的镣铐更添了这些“小吸血鬼”们的狂妄和自由。严冬，没有火炉，寒风无遮挡地从铁条门吹入，浑身冻得麻木生疼。一间间的死囚牢关着待死的人。有的人疯了，吼叫声、求饶声使人毛骨悚然，简直足以使正常的人发疯……何况还伴随着肉体的摧残，在两三个月之中，哥哥和一些政治犯天天被拉到各大厂校机关去挨斗。他们的嘴唇虽被封闭着，但哥哥每次都用他那单薄无力、久已虚弱不堪的身体，死命地向上挣，决不肯低头。押着他的彪形大汉踢他、打他，台下的群众啐他、骂他;手腕脚踝全破了，镣铐无情地蹭磨着鲜血淋漓无法愈合的伤口，每天批斗回来，血迹斑斑，浑身青肿，活人像死人一样被拖进牢房。那滋味儿，不比死更难受吗？而哥哥是怎样惊人地在死神和魔鬼们面前，昂着他那不屈的头呵！他全身浮肿了，忍受着疾病和酷境的折磨，忍受着刑后的创痛，忍受着精神上的种种刺激，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寒冷的长夜……也许他精神分裂了？失望了？怀疑了？消沉了？不！他没有！他以超人的毅力顽强地支撑着，他想活下去，活下去！他唯一挂在心上的，就是琢磨着如何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上层领导人。他在狱中五次上书毛主席，给陈毅同志写过信，希望能有一线生机……
能尝到的滋味都尝到了，该考验的都考验了，没有谁能征服哥哥的意志。是的，没有人能征服他的心！
哥哥，这位在人间大学将要毕业的学生，用这首诗赢得了“监狱”一课的满分：
赠友人
攻读健冰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清明未必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人间大学的每一堂课他都上得那样认真。如果说“当人刚脱出自然界怀抱的时候，他只是个自然物，而不是人。人乃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的话，那么，哥哥是达到了人的水平。
这位优秀的学生，已经被准予毕业了——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坐满了10万人。各个单位都必须有人来参加，看台上、田径比赛场上都是人。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在万人高举的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里，19名犯人被推到主席台下的跑道上，每五个警察押着一个。所有男犯人全被剃光头，胸前挂着大牌子。
口号停止之后，主席台上的人开始宣判。他每念一个名字，就停顿一下，于是五个警察就把那个犯人向前推两步，拉住套在脖子上的绳索（防止犯人呼叫），强迫他抬头示众，然后把头压低下去。有几个犯人（包括哥哥）坚决不肯低头，就有另一个警察过来用拳头狠狠地捶他们的头。宣判词全很短，三言两语，最后全是这样一句话：
“该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个犯人全部宣判完了，主席台上那人说：
“以上各犯，均报请最高法院批准，验明正身，现在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话音未落，95名警察一起用力，一下子19个人全跪在地上。在几个迅速的动作之后，他们全被五花大绑地拖了起来。这时观众席上、运动场上，激昂的口号声又响了起来。犯人们被带了出去，有的已经吓昏了，被警察拖着，尘土带起几丈高。哥哥拼命地挣扎，他不肯低头，也不肯把带着铁镣的脚向前迈出一步，几个警察吃力地推他，这时候人们清楚地看见：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仍然不屈地奋斗着……
哦，哥哥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他的名字，像过去的一些英雄一样，在祖国的大地上被亿万人传颂着。
我们纪念英雄，不希望热闹一阵子而烟消云散;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一个人在生的时候要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不要总是在他死后给他戴上桂冠;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每一个人自省————使遇罗克走上刑场，自己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单凭“四人帮”能杀死遇罗克吗？万一将来另方一个“四人帮”式的人物上台，在工人体育场上会不会再次出现一个盲目呼啸的海洋？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像他那样勤奋地苦读、勇敢地实践、冷静地思考、明确地生活！
1979年一概
1981年二稿
六 《出身论》——时代的产物这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