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出身论》——时代的产物
“谁敢和我辩论？”
1966年11月的一天，在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哥哥一蹦就跃上了工艺美术服务部门前的石阶，双手叉腰、气昂昂地、挑衅地望着过往的行人。这凛然的无畏神气，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街道上拥挤的行人;那响亮豪迈的话语，像闪电般划破了反动血统论笼罩的铅样的天空。
很快就围起了一大群人，四处的人们络绎不绝地向他走……
“谭力夫之流们，你们有人敢和我辩论出身问题吗？”
哥哥又一次向稠密的人群喊道。人们好奇地盯住他，而更多的人却你拥我挤地观看他身后刚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出身论》。那十几张粉红色的纸上写满了清晰、劲秀、有些局促的毛笔字—那是哥哥不顾在工厂劳动一天的疲劳，用十几个晚上抄写成的呵！早在半月前，哥哥、我和弟弟就用刮印的办法，油印了五百份《出身论》，贴在各大路口和重要的机关、学校了。它像烈火一样燃烧、照亮了人们的心。在贴有《出身论》的地方，从早到晚都围着五六层人，在纸边的空白处，写满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语：“好得很！向作者致敬！”“大毒草！砸烂他的狗头！”人们询问着作者的姓名，然而只有“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一令人深思的笔名……
“你小子要辩论什么内容？”十几个气势汹汹的穿黄军装、戴红卫兵袖章的人挤进最里层，手里攥着宽牛皮带。
“我要辩论的就是这《出身论》。”哥哥用手向身后一指：“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还是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
“你小子要有胆量，咱们先辩论谭力夫的红对联—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不！”哥哥严峻的两眼像射出了两道冰光，“辩论谭力夫反动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污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
“对！”人群里发出一片赞同声。
“他妈的谁嚷？一群混蛋！”十几个红卫兵怒目横眉地乱叫：“谁不拥护红对联，就砸烂谁的狗头
“其实，”哥哥的目光透着嘲讽和轻视：“那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
人群哄地爆发出一片笑声。
“说穿了，”这笑声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当然！”红卫兵们嚷道：“我们认为，家庭影响就是大于社会影响！”
“实践恰好得出相反的结论，”哥哥斩钉截铁地回答：“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哥哥雄辩的口才、充实的论据把红卫兵们那些对立的和貌似折中的谬论驳斥得体无完肤。《出身论》以油印的方式在北京城里点起了最初的火。在这动乱、血腥、恐怖的北京城里，出现了一位多么勇敢的战士！
1966年10月1日，母亲和我都被扣在厂内，哥哥和父亲被勒令不许走出家门，两个弟弟去广州串联，实是为了避难.姥姥因病住在二姨家。
10月2日下午厂里才放我回家。进了小院，走到哥哥小屋的门前，看到他正坐在桌前奋笔疾书呢！他写的就是那篇轰动全国、致使他得到死罪的《出身论》。
哥哥在这篇立论严谨、事实充分、语言辛辣的一万多字的论文里，阐述了两个大问题：
一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他认为：
一个孩子“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的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
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因此，他认为：“总的说来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
的，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
哥哥认为：“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
二、重在表现
在这个大问题里，哥哥阐述了四个小题：1.出身和成分完全不同;2.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3.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4.受害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出身问题早已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到处受压抑。正如《出身论》一文所说：
……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糸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
荣。……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连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出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
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中学也如是。据前北京市教育局印发调查乱班的材料，其
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指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盗行为的），大都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
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
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阶级一说，从未见只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也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
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吗？那么，贫下中农子弟，表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各种工作，也不能外调。
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三结合进行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说：“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社会上的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可能。……
哥哥写完《出身论》以后，曾叫几个同学看过，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认为，语言太尖锐，提出更改一些词语，少惹祸为好。哥哥适当地做了些修改，后来说：“不能再改了，再改锐气就没了。”
当时铅印的《兵团战报》登了一篇关于出身问题的文章，但观点羞羞答答，不敢涉及事物的本质，丝毫没有说服力。哥哥把《出身论》送到他们编辑部，他们认为文章太锋利，不敢刊登。
怎么办？又没有油印机。这时罗文、罗勉从广州来信说，他们在那儿和广东的几个学生办了一个小小的油印刊物，叫《北斗星》，想专门谈出身问题。并且介绍了一种最简便的刮印方法。哥哥高兴极了，立即寄去了《出身论》。不久，罗文就寄来了一张他们油印的纸样，字迹十分清晰。那天哥哥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立即买了纸，借来钢板和我在小屋油印起来。我们油印了三四百份。油印完毕，他把小屋的墨迹擦得干干净净—从那时起，他就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哥哥，”我问他：“你为什么要用‘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么一个笔名呢？”
“因为我不喜欢“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称，”他说：“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个家庭，但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出身问题。”
天冷了，两个弟弟不得不回来了，并告诉我们《出身论》在广州引起极大的反响。我们又印了几百份。那时正值十二月初，我和弟弟骑车去满处张贴。为了避免人们拦住找麻烦，我们都是先贴最后一张，贴完第一页骑车便走。所贴之处人们无不整日围得水泄不通。
人们在寻找这不知名的作者：
哥哥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把油印的《出身论》寄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每个成员，同时也给毛主席、周总理、陈毅、谢富治分别寄去了一份。
父母为此分外担心，劝阻道：
“罗克，可别惹事呀！那么多人都不敢说真话，就你敢说？危险哪！
可是，哪里劝得了哥哥呢？他哪里是为自己才写《出身论》的呵。他觉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可以发表言论—哪怕是油印。他，作为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如果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连句真话都不敢说，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行尸走肉式的生活他是决不要的，不自由，毋宁死！
就在到处是血腥恐怖的气氛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铅印的《中学文革报》为《出身论》而出世了！
发起人是我的大弟弟————六十五中学的遇罗文和男四中的牟志京、王建复、毛宪文（毛是老师）
从油印到铅印是经过了重重困难的—首先是没钱。由于牟志京在男四中小有名气，是反对血统论的急先锋，便张口向学校借五百元。又通过他的熟人开出介绍信，准备到一二○一印刷厂去联系。其次是没纸。当时纸张十分困难，这时，正好有个单位有十五令纸要退，于是便买了过来。第三就是如何保全自己，不被对立面的组织干掉。于是只好虚张声势，明明只有四个人，却起了个大名————“北京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为了使文章不要锋芒太露，牟志
京将油印的《出身论》的某些字句又做了些修改，但观点并未变，改了以后得到了哥哥的同意。
第一期印出来了，但到手便损失了几千份。因为有些在一二○一印刷厂劳动的学生正好是联动分子，他们一看这报纸便十分怀恨，当时抢去了几千份销毁。
第一期售出后反响非常强烈，犹如一颗原子弹在北京上空爆炸一般。第二天四中专为报纸所设的接待站就门庭若市了。来访的主要是中学生，也有个别报刊的记者。很快，工人和各阶层的来访者也多起来。绝大多数人是因买不到报而来索取的，他们热烈地赞同和支持。也有极少数人是来谩骂的。电话铃声从头天夜里到次日响个不绝。接待站忙碌非常，来访的人应接不暇，只好全体人员出动（仅四名）。为了安全起见，还要故意把司令部架子拉大。
有人问：“司令部在哪儿？”
“不知道，”几个人口径一致地回答：“我们只是司令部接待组的成员，你们的意见我们可以转达。”
有两姐妹找到接待站，哭着说：“收下我们吧，哪怕叫我们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
“你们看过《出身论》吗？”
“没看过，”她们回答，“我们只是看了反面的骂《出身论》的文章，却觉得《出身论》极有道理，才来要求加入的！”
这样感人的例子多不胜举。
第一期售出后，加入了好几个人，还有哥哥特意邀来的一位大学生——从初中就要好的学友，这样，所谓的“司令部”便也初具规模了。
反响越来越大，遭到某些坚持“血统论”的人极大的仇视。第二期还没有出，他们就已经来砸过几次，将接待处洗劫一空。很多集会上《中学文革报》都成了辩论的对象。处境日益艰难，买纸和印刷都成了问题。一二○一厂怕惹事，拒绝再印第二期。
这时，自来水公司的一个工人组织派人来联系，表示赞同《出身论》的观点。于是在他们那里借了一块安身之地，继续办报。
牟志京到一二○一厂死磨硬泡了两天，终于把负责人说动了，答应印第二期，但决不再印第三期。
第二期的头版文章，由哥哥写了《谈纯》。
当时有许多种铅印小报，有些报根本卖不出去。而街上的人只要一听说是《中学文革报》，便蜂拥来抢购。许多人唯恐买不到，便不按秩序排队，人人伸手递钱，那情景真是难以形容。
有一次罗勉去卖报，人们立即排了一长队，可是少数人不守秩序，队形乱了起来。罗勉一生气，抱起报纸就跑，想躲到一个清静些的地方重新卖。一回头，一长队的人跟着他跑……
又一次罗文和同学去卖报，人们竟把果皮箱撞翻，他们只好钻到一辆闲停着的客车里，从窗口里卖……
每一个卖报者都遇到举不胜举的难以忘怀的热烈场面。当时小报是二分一份，可是在换报纸的黑市上竞须用二十五份其它小报才勉强换来一份《中国文革报》。
第一期印了三万份，第一二期印了五万份，而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如《清华井冈山》和《兵团战报》等，每期都印五十万份。可是数《中学文革报》的读者来信最多。最初邮递员还管送信件，后来信太多，驮不动，索性叫办报的人自己去邮局取。每天都有半麻袋信，一次就是几千封。除了台湾和西藏两地外，各省都有信来。信件太多，根本看不过来，所以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家分头各看一堆信。
很多人在信里付了款，要求订阅。大部分读者表示赞助和关心，但也有少数人透露了某些顾虑。许多人在信中叙述自己在出身问题上所受的歧视和迫害，特别是农村的问题更为严重。不少二十几岁的青年被称为“地主分子”、“富农分子”，遭受着种种非人的待遇，读了令人愤郁不平。写信的人无不对报纸寄予极大的期望，不少人竟天真地相信：“中央文革”一定会支持《出身论》的观点的。
一些感人肺腑、事实充分的信由四中接待站转交哥哥手里，他都记下了地址，以便联系。这样的地址有上千个。哥哥是不爱哭的，但每次读信时，常常潸然泪下。亿万个青年的命运，和他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从中感受到无比的动力和巨大的信心。雪片般的信件，更坚定了他捍卫和探索真理的决心。
《出身论》的精辟分析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门第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
《出身论》的传播范围不仅从读者来信中可以看出，不少人还寄来了几十种油印、铅印的复制本。各省都有复印的，抄成大字报贴在街头的形式就更为普遍。
1967年1月中，湖南已经出现“湖南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在湘潭、长沙已掀起了对《出身论》的辩论。……凡出身论》所到之处，那里会燃起一片烈火。
四中接待站有多少热心的读者呵！一位三十多岁的四川人，向接待站讲述了四川地区血统论的猖獗，并表示坚决捍卫和宣传《出身论》的观点。每天接待站一开门他就到，帮助接待各地来访者，热情洋溢而有耐心。他说：“如果《出身论》错了，要抓人，我愿陪你们进监狱。”有不少人是干部子弟，他们并不因自己出身好而自傲。其实，《中学文革报》的一些发起人如牟志京和其他参加者，不少出身是很好的。
反对报纸观点的打砸抢分子们经常前来挑衅。有时几十个红卫兵涌进家来，声言和哥哥“辩论”，一个个气势汹汹，语录声口号声震天地响，将哥哥团团围住;而哥哥每次都如入无人之境，以镇静的态度和锋利的语言使他们震惊，使他们无数次伸出的拳头又都缩了回去。
哥哥还希望舆论更大些。于是他写反驳《出身论》的文章，和自己正面观点的文章登在一起，以此扩大影响。在第二期上以“常洞瑶”和“齐声唤”的笔名写了《〈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接着，第三期至第七期，他又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写了《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和《谈鸿沟》（这一篇发表在《首都风雷》报）等文章，具体阐述《出身论》的观点。可是，奇怪的是：反对派的报纸却很少有具体的反驳，只有大量的谩骂，最常用的词是“诡辩”。
一次牟志京对哥哥说：“这些报纸，看来就靠诡辩两个字
活命了。”
哥哥严肃地听着，然后问道：“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什么叫诡辩？”
牟志京在哥哥的凝视中思索着，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词句。哥哥这时说道：
“当你的观点还不能被别人接受的时候，那么你就是诡辩。”说罢咯咯地笑起来。
洋洋洒洒的几十万言的文章，都是哥哥利用下班时间写的。他文思泉涌，提笔不停，这是他多年受压、多年思考、多年实践的结果呵！不过他始终以一个投稿者的姿态出现，并不直接介入《中学文革报》的事务，这不仅是他主观的愿望，也是为了彼此的安全。他希望自己的观点得到中央首长的支持，那样也许就不会有坐牢的危险;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与愿相违……。
预计将会到来的风暴终于来临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在强大的高压下，《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情势危急，随时都有被专政的危险。哥哥第一次召集了《中学文革报》所有的骨干，镇静地对大家说道：
“今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出了事，你们切记，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他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他早就发现暗探跟踪了，而他一点也没有沮丧的心情。他的精神和以前一样饱满，而且利用工余时间研究新的问题————写了一篇几万字的《工资论》。他列举了目前工资的不合理现象，研究出一套新的工资体制：即发给每人基本不变的生活费（无论是工人或农民），其余按本人的工作贡献发薪。他依旧不倦地探索着！
他甩开了暗探，利用一周的病假期间去了一趟北戴河，去看他从小就爱慕、却从未见过面的恋人—大海。呵，海！他奔向大海的怀抱，畅快地呼吸和遨游，多蓝多美的海呵！
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
他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吟咏着内心沸腾的诗句……
暗探的跟踪和监视越来越明显了。1967年11月，哥哥对不惜冒风险来看望他的好友牟志京说：
“现在对我的监视更严密了，到我这儿来太危险。今后不要再来了，出事的可能性很大。”
“你估计会出什么样的危险呢？”
“很难说，各种可能都有。但是我相信一点，如果毛主席看过《出身论》，他不会反对的。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替我妥善保存。今后万一我有什么不幸，你千万保存好，在适当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我相信有这么一天——人们会对《出身论》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哦，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哪！它是向全国人民的诀别书，是进着血泪的最后的呐喊，是真理的忠实的宣言！他把信郑重地交给了牟志京—当时家里人都处于危险状态，除了这位好友，谁能保存呢？哥哥的脸上只有严肃和沉重，完全没有平时那风趣和轻松的神情。仿佛也早已看到了自己的结局，然而，却又没有半点犹豫。
这封宝贵的信，却由于后来牟志京颠沛流离的生活，丢失了。
暗探无时无刻不在跟踪，哥哥给广东的两位友人写信道：
……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给他们增加了负担。固然，如你所说，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
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目前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损失。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发工资，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这时候遭到邮检不是很妙的事……我自己做人，当然还坦荡，不过假使遭事，将来还会更多。还是林杰有权力的时候，红旗杂志派专人做过调查，他们是专信谣言的，哪怕是最荒诞不经的，一查对就可以搞清楚的，他们也深信不疑……
在另一封信里说：
……北京郊区大概决不会比广东农村好，否则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没有办法生活了。因为我已经到了极限。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有活埋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无论怎样讲，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我相信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永远奏效的。……
这两封信都遭到了邮检。
1967年12月31日深夜，哥哥照例在他的小屋里闭门思过。然而全家谁也睡不着，盼着再能多看他几眼，多听听他那沉静亲切的声音。那是昨天早晨，哥哥一边洗脸一边对母亲说：“妈，我觉得要不好。保卫科的一个同志偷偷告诉我，我的档案已被公安局要走了。很可能我会被捕。”
这句可怕的话终于从他的嘴里说出，而他的神情却是那么平静自如，就像在谈一件极平常的小事。母亲杲望着他无言以答，她能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晚了。父母最疼爱的大儿子，难道……
此时，一家人眼巴巴地等着、等着、……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那间坐落在小院一角的小屋里，那静静的、一动不动的、溢着柔和的灯光的小屋……
老挂钟敲过12点，哥哥推门进来，对屋里忧心忡忡的一家人说：
“刚才我在闭门思过。思这一年我有哪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行为。”
屋里的人没有说话，无不受着巨大的感动。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在日记本里刚刚写下了这血雨腥风时期的誓言：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1968年1月5日清晨，哥哥照常去上班，刚一进厂就被捕了。听说被捕时一帮人狠狠地揍他，把他的衣服都撕破了。
被捕的那天，在他小屋的桌上还放着未定稿的《工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