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恶毒攻击罪
森冷的小屋再冷，
冷不过哥哥的目光;
地下的岩浆再热，
热不过哥哥的胸膛。
……
我永远不能忘记，1966年8月28日那天中午，我在屋里坐着，忽听哥哥在小屋门口召唤道：
“罗锦！”
我立即走进他的小屋，看到他的眼神十分不寻常，仿佛决定了一件什么大事似的，我不由有些紧张起来。
“现在抄家风大兴，”哥哥站在桌边，望着我沉痛而严肃地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决定把这些不必保留的日记、文稿、信件、笔记全部烧掉。你如果也有不必保留的日记，最好也烧掉。在烧它们之前，我真希望有个人能了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现在你就坐这儿看吧，看完我就把它们烧了。”
我只有用沉默来回答，心情像死神般可怕—一日记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呵！
“就是这本日记，”接着他拿起一本放在桌上的蓝皮“北京日记”，又说道，“这里面记的是我近一年来的思想。这些想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无论如何我也舍不得烧了它。你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吗？过了这阵抄家风就拿回来。
“能！”我不假思索，就双手接过来，坚定地搂在胸前。他注目地望着我，似乎完全相信了。
“看吧。”说罢他背着手站在关闭的门前，向玻璃外的天空望去。我默默地走到小床边。床上那一叠叠的日记、文稿、信件、读书笔记，似乎都在哀泣地望着我。而我的那一句“看完了”就将是它们被烧毁的宣判词。
从加入少先队的第一篇日记到成人的历程，像画展一样陈现在我面前。哥哥的性格像快速电影般在我脑海里掠过……这些披肝沥胆的日记，这些文思奇妙的文稿，这些与朋友互勉的信件，难道都不能活过今天？这不是日记和信件，这是青春的诗篇和生命的火焰！这一天，我才知道哥哥是怎样记日记的呀！一个何等敢于解剖自己的人！
从他高中时代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起，从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事物唯一正确的思想指南起，他就开始每天思过——把一天中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言行都无情地写在日记本上加以鞭挞。每星期小结、每月中结、每年大思一次过，他的勤俭朴素、刻苦学习、宽人严己、敢于向不正确的言行作斗争的勇气以及待人处世的方法，都是有意识地战胜自己的“私我”才达到的境界呵！
只要是他一时不明白的，他就要通过读书或实践的途径把它弄清楚。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他就坚决改正，决不再犯;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坚持不懈。而对与错，都有一个正确的标尺，即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
像这样敢于战胜“私我”的人，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他的做人准则和生活目标怎能不始终如一？怎能不坚强？怎能不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怎么会投降变节？处处严格地检验自己，这就是他的自豪和幸福！
有的人口头上也宣称他相信唯物辩证法，唯独缺乏解剖自己、战胜“自我”的勇气。他们不敢首先拿自已开刀，总是拿别人开刀。而哥哥在我们同辈人中，或在我们周围的人们当中，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第一个如此无情地解剖自己的人！如果每人都能像哥哥那样，这世界该多光明！该会减少多少虚伪、欺骗和软弱！
我一篇篇翻着它们，屋里只听得见轻微的沙沙声，而哥哥仍然以那一动不动的姿势向天空凝视。森冷的小屋再冷，冷不过他的目光;地下的岩浆再热，热不过他的胸膛。我悄悄抬起了头，难过地望着他————他的目光是冷峻的，而在他的胸膛里，该翻滚着多么灼人的岩浆呵！听，隔壁院子里传来红卫兵的打砸声和不幸者的哭泣、哀嚎声;看，后窗外便是烧东西的袅袅青烟。思想要被铲除，肉体要被凌辱，还有什么属于人们自己呢？
当天晚上，母亲没有回来，与厂里的黑六类一起被群众专政了。第二天一早，我把哥哥托付给我的那本日记夹在我的二十本日记当中，放在一个花布书包里，跑遍了所有与我要好的同学的家。家家都在胆战心惊地烧东西，所到之处无不这样问我：
“怎么，你还不快烧了它？这时候你还穿裙子？”
谁也不敢藏它们，而且对我居然还要保留它们感到吃惊。我走得精疲力尽，心想，藏在公园的哪块石头底下或石洞里？然而公园全让大字报糊严了大门，好多天以前就禁止开放了。怎么办呢？已到下午，说不定今晚就抄家呢！这时已走到文化宫前面，很想上厕所，就进去了。厕所里静得出奇，又干净又敞亮。以前我到公园写生时常到这厕所来，对面一排高高的白油漆门总是用绳索穿着不打开。此时这一排紧闭的门，静静的就像一排卫兵。我忽然心里一动：日记拿回家太危险，不如放在对面的门里，明天一早我再想办法另行安置。对，只
好这么办！一看左右没人，我便把这一书包日记从那干净的白瓷砖地上塞了进去。弯下腰看看，一点儿也看不见。心想，只存放一夜不会有什么问题，总比家里安全。又看看窗外，见一个人也没有，才洗洗手，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全城就临时戒严了。原来这天上午毛主席要接见百万红卫兵，连自行车也不能随便通行。糟糕！我忐心不安、坐卧不宁……下午两点，才开始通车。我紧忙赶到那里一看，不由愣住了————两排门大开，书包早已没了踪影。干净的地面现在尽是痰、纸屑和污浊邋遢的脚印。我忙找到两位打扫厕所的女同志，问她们看见一个花书包没有？她们只掠了我一眼，便耷拉着眼皮，一边扫地一边干巴巴地回答：
“没看见。”
此外再问不出一句话。
我自己的日记丢了倒是小事，然而却辜负了哥哥的重托！心里七上八下，万分懊悔！谁知道哥哥那里头记的是什么呢？唯有这本我没看，因为哥哥没叫我看哪。万一有“犯上”的话，不等于我出卖了他吗？我哭了半天，饭也吃不下，也没心思上班。父亲责备道：
“愚蠢哪，愚蠢！还有比你更蠢的吗？怎么能藏在那个地方？”
可是又藏哪儿好？棚顶会被捅破，墙壁会被凿穿，埋地里？小院里五家人，万一被谁看见听见？邻院就是街道积极分子，她的孩子经常往这院跑……或许，哥哥也是没地方藏，才交给我的吧？唉唉！我是怎样辜负了他呵！
哥哥下了班听到这噩耗，先是一愣，再没有说一句话。
父亲问他：“你记了什么犯事的话没有？”
他发呆地回答：“对陈伯达、姚文元有些看法。”
“蠢哪蠢！”父亲焦躁地瞪了我一眼：“还有比你更蠢的吗？罗克呀，你也是，还不烧了，偏偏交给这蠢丫头！”
我惭愧得头都不敢抬起来，痛心地流着眼泪，哥哥却很快恢复了常态，只说了一句：
“小妹妹，我不怪你。”说罢便走进他的小屋。
这句宽宏的话更使我难受！一直到死，我也会觉得对不起哥哥！我辜负了他的重托呵！
原来公园管理处的人把日记交给了领导，领导很快转交到公安局。8月30日，我厂领导找我谈话，问我在文化官的厕所里藏了什么，显然他们已全部掌握了情况。
三十一日晚上母亲厂里的红卫兵来抄家。我和父亲正被强迫跪着，门突然“豁啷”一声被推开了。屋里的人惊异地望去——啊，深蓝的夜空衬托岀哥哥那严峻、镇定、苍白的脸。他那锐利、冰冷的目光像闪电般直刺向惊愕的红卫兵;那坚毅、紧闭的嘴角，正直的鼻梁，发着寒光的白玻璃镜片，直慑人的心魄……
他站定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威严地望着他们。红卫兵们从呆滞中猛省过来，一涌而上，将他团团围住。但他铁塔般地立在那儿，锋利的目光使人发怵，竟没人敢拉他一把。
“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我十分欢迎！”未等他们开口，哥哥便先发制人地果决地说道，“就是你们不来，我也要请你们来！但是————”
“你就是遇罗克？”
“但是十六条明文规定，报纸上也多次讲明，只许文斗，不许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
“你先跪下！”一位“勇士”照他的后脖梗猛拍一掌。
“你打人？”哥哥疾速地扭过头去，灼灼的目光紧逼着他脸色煞白;那不可侵犯的凛然气度竟使那人缩回了手，悻悻地避开了哥哥的目光。
“我犯了什么罪？”哥哥那冷透骨髓的目光紧盯着眼前的红卫兵。
“出身就是你的罪！”
“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一个人的道路却是完全可以选择的。请问，你们是如何看待家庭出身问题的呢？”哥哥朗朗地问道。
“我们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哥哥和他们激烈地辩论着，突然，门外又涌进一群红卫兵。
“遇罗克，走，厂子叫你去！”原来是哥哥工厂的——就因为那本日记。
哥哥被带走了，和许多“黑帮”、“狗崽子”关在一起。没过两天，我也因日记问题被厂里批斗，视为阶级敌人。我和哥哥的日记曾在“全市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展出过，说这是“变天帐”。
他们从我的二十本日记里筛糠似地找出六句话（这六句话既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又没攻击党的领导，现在看起来完全正确;而其它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努力学习的话一概不算），便说我“思想反动，根深蒂固”。
而哥哥那本日记里记的是什么呢？直到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才从法院里得到当时定他罪名的那些日记摘录——那些因丰富的实践、勤奋的苦读、周密的思考所产生的闪光的金子。
如果那所有的日记、文稿、信件都不烧掉，该有多少闪光的金子！
这不独是一位青年敏感的神经对生活的直觉和感应，而且是经过丰富的实验、痛苦的磨炼而开出的思想之花。它的光芒足以照亮迷惘的人们面前坎坷不平的道路，足以暴露那些吃人的披着人皮的豺狼。哥哥既不认识高干子弟，又没有“内参”可看。他灵敏的政治嗅觉、深刻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他坚韧的斗志、远大的胸怀、利他主义的抱负，他严格律己、对真善美热烈追求的高尚品德，都是他结合社会实践，每晚在小屋里苦学、深思的结果。呵，一颗高贵的心！它是
书本、实践和思考的产儿！那四溢着桔黄灯光的可爱的小屋，就是培育这颗心的产房！
哥哥的价值，正好在于这些被宣判的罪行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