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值得注意的问题及无奈中的期望
本文对邓小平的批评，如果令读者因此而忽略或否定了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和地位，那将是遗憾的。对邓小平过高的评价，或试图对邓的全面否定，或别有用心地贬邓以扬毛，都是不客观的。
邓小平的遗憾，从某种意义上讲又何尝不是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遗憾，甚至是中共的历史性遗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尤其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初步成功，改革开放逐渐启动，中共宣传部门和高级领导人以及御用文人，开始了对邓小平的极力吹捧和宣传。
这实际上是由于体制的原因，中共几十年来的一贯通病，即在一元化的舆论和非制度化的用人环境下，“拍马屁”风气的盛行。任何领导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总是尽力证明自己和核心的步调多么一致，以及对核心的无限敬佩，为此不惜利用任何场合和各种肉麻的形容词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有着人类的本能弱点，“六十而耳不顺”几成常态。在此情况下，铮铮铁骨的直谏“大臣”也自然难于涌现。必然导致中共体制内长期存在的“逆向淘汰”现象的延续，幷最终对核心的历史形象造成难于弥补的伤害。
当然，这一由体制导致的劣质政治文化也将长期制约公务员整体素质和执政水平的提高。这与公务员们学位的高低没有关系。“谏我者友，谀我者仇”的警句用在自己的身上，又是多么的困难。
尤其糟糕的是，中共之后的舆论中逐渐出现了将邓小平和毛泽东的隐约对比，甚至出现不惜贬毛以扬邓的趋势。这实际上构成了对邓小平的真正伤害。
一本由国内知名学者撰写的《影响中国历史100名人》（1999年7月版，民族出版社），甚至将邓小平和黄帝、大禹、孔子、秦王嬴政、刘彻、毛泽东等列入“作为’民族之魂’的贡献最大的10个历史人物”，李世民、康熙、孙中山、曹操等则排入“政治家”之篇中；如果该书能将邓小平列位于“改革家”名人，和管仲、王安石、商鞅等幷列，至少能较贴切地反映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虽然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像邓小平这样继往开来的人物幷非个别。该书实际上代表了中国舆论界和政界普遍性的不良倾向。这只能留下历史和学术研究上的笑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和学术研究上科学精神的欠缺，也表露无遗。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作为历史上罕见的时代，留给后人的是巨大的财富，也有教训。但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研究必须抛弃一切偏见或为尊者讳的心态，文过饰非或否定失误都是极其错误的；即便笔者本人对毛泽东的尊敬和辩护，也反对一切将毛泽东时代错误政策的极力美化和掩饰，因为这根本上是对历史评价的不负责任。一本名为《评说毛泽东》的书，将三年经济困难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惨剧描写到：“1960年，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感到粮食不够吃，有一种饥饿感”⑵〕。这种写法不是严肃地维护毛泽东的形象，而根本上在否定历史，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而中共和大陆学术界对邓小平地位的处理，同样有这种“刻意”的成分，幷最终伤害到对邓小平的客观评价。舆论、民心和历史评价的强力反弹是不可忽视的。¹
¹在笔者完善该书第二版时，全国人大通过修宪提案，删除对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对此，我是完全理解幷支持的。今日中国在歌舞升平的外表下，其实面临巨大的风险，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政治堕落，从上到下腐败透顶。尤其军队内部两位军委副主席是巨贪，凸显了军队内部问题的严重性。因内部问题沉垢积累太厚，习近平推动的强力反贪必须长期坚持下去，稍有松懈就可能断送好不容易开创的反腐倡廉的局面，甚至彻底断送国家的未来，因此，修宪以给习近平持续领导这个绝对不能中断的大业，是有必要的。制度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合格的人来执行，制度等于虚设。习上台前后，中共幷没有根本制度的改变，为什么他上台前体制内如此腐烂，而他上台后却能够严明纪律？中国现阶段必须保持制度的灵活性，才能为未来的制度稳定性创造条件。国家不论选择哪种制度模式，国情现实和国家根本利益永远是唯一考虑的要素。中共在这次修宪前后没有做好必要的解释宣传工作，是一大失策。至于学者们对修宪的非议，也许出于好心，但缺乏智慧。制度的灵活处理需要高层领导的自我约束和自知之明。我相信习近平。此人是否有大战略家的智慧还需要时间检验，但绝对是位有强烈责任心的政治家，是位不俗的人。在完成清党，廉政建设大局砥定，党和国家制度完善大见成效，习近平那时必然声望如日中天，相信他会激流勇退，重新恢复主席任职期限制度。最关键的是，在逆向淘汰的大环境下，习近平能聚集什么样的人才，这是根本。笔者为此写网文《中国取消主席任期限制的无奈和现实必要性》。
不错，邓小平是一位政治家，一位政治上的“高个子”，在共和国几十年的历史上，其地位和影响应仅次于毛泽东而在周恩来之上。但当您非要让他和一个高得多的巨人一比高低时，正好衬托了他的矮小，这岂不正是对他的不敬和羞辱？但很遗憾，甚至邓小平最忠诚的部下和最亲密的亲友，也没能认识到这一点，更不可能及时地予以警醒和纠正，为邓小平身后的任人评说，留下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这究竟是对邓小平的热爱，还是对他的不负责任呢？答案应该是显然的。
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憾制内，靠制度去逼迫一个领袖接受某种观点或改变，幷不容易，因制度自身存在缺陷。领袖们自身的智慧、胸怀以及营造良好的环境以鼓励进言，就显得特别重要；但这不可靠。李世民在晚年不再虚心纳谏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时，最信赖的人（包括下属和亲属）的作用有时会扮演关键的作用。这是可悲的，也是无奈的。
从这件事例中，至少可总结出以下几点：
首先，毛泽东本身幷非听不进不同意见，而是对属于局内人的政治人物的意见，会有所怀疑。这里涉及到两人的关系亲密程度、政治理念、甚至政治斗争的相关联想。实际上，毛泽东解放后的决策失误与他所掌握的信息错误密切相关，亩产万斤粮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毛泽东开始不信，但浮夸风太猛，以至于没有人向中南海红墻内传递真实的信息。不妨作个假设：毛岸英是一个聪明的人，从后来公布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个很有理想、很不俗的青年，幷受其它领导人的喜爱；如果他不牺牲的话，可能成为毛二世（这让人不舒服），但中国很可能避免那许多的失误和荒唐，将人民的热情和凝聚力用在发展上，因毛岸英可提供令毛泽东信服的资料。正如蒋经国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所发挥的作用那样（今天有些人说毛岸英参加抗美援朝是去镀金，问题是，毛泽东那么多亲人为革命牺牲，包括毛岸英的母亲。即使他不上前线，谁能阻卄.他的擢升？毛岸英像千万为国捐躯的英雄们一样，理应得到我们的尊敬和纪念，做出上述猜测根本是愧对良心。今天作上述评判的人无论个人素养，还是牺牲精神根本没法和毛岸英比）。
能做这种假设本身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带来的无奈。
其次，毛泽东的亲友与自己不可能有“利”的冲突，只有“利”的一致。
再次，领袖人物的部下和亲属作为旁观者，是领袖的另一双眼睛，可以协助发现更立体的事物全貌；如果不能以旁观者角度保持警觉和智慧协助，至少应懂得珍惜。当全国人民的眼睛和历史的铁笔瞄准你亲人的时候，对个人的得失应有一份超然。
以此可以看出，政治人物的亲信的作用，是值得探讨和注意的。邓小平的遗憾，与他亲信下属的作用密不可分。那么江泽民呢？中国风起云涌的贪污腐败浪潮，江的亲信是否涉及或是否受到江的庇护？亲属和部下又是否注意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呢？自己提拔的两位军委副主席是巨贪，江泽民没有直接责任？
在中共现有的体制内，能登堂入室者多为中庸思想的实践者，出现耿直之臣的概率实在太低了。高层领袖多半不要指望下属能给您敞开心扉。
本书对邓小平的批评和与毛泽东的对比，无意衬托邓小平的矮小，相反，希望能将邓小平和毛泽东拉开一定的距离予以评价，更好地，也更客观地恢复邓小平的本来形象。遗憾的是，对邓小平的全面评价幷非本书的目的。当您把邓小平看成是圣人，他的错误将摧毁他神圣的外衣；但如果将他视为一个伟大的凡人，则更突显他的伟大。
邓小平以超然的胆略启动四个经济特区，幷带领中国人民从毛后的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时代逐步走向基于市场的商品经济时代；1982年，他以智慧和铁碗迫使鎌娘子撒切尔夫人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配合中方，幷成功实践“-国两制”，也促成了澳门的回归；结束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终结老人政治时代；1992年，退休的邓小平以近九十岁的高龄南巡，推动已停滞两年的改革开放事业，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高度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对此，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抱持一份深深的感激和尊敬，身为一名民族主义者的笔者，又岂能例外？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
不论如何对毛后时代的中共领导人进行美化，中国社会和共产党自身的变迁已经残酷地证明了毛泽东生前的担忧是高瞻远瞩的。毛后时代中共高层是不可能回避掉自己的短见所铸造的一系列遗憾。
(图）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