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的“绝对自我”
对康德哲学的批判
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早年曾是康德哲学的追随者，但在1794年出任耶拿大学教授后，开始与康德分道扬镳，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1799年，费希特因思想激进而受到宣传“无神论”的指责，被解除了教职。1809年，他出任新成立的柏林大学的教授，并被推选为该校第一任校长。费希特的主要著作有《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等。
费希特（1762—1814）
（图片来源：Friedrich Bury，1801）
作为紧接着康德之后出现的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与沉静稳健的康德相比，费希特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激烈而狂妄。费希特生活在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法国先后经历了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费希特所在的德国也出现了张扬个性、讴歌天才、弘扬民族精神的狂飙突进运动。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言人，费希特是一个特别强调实践、注重行动的人。他生就一身英雄胆，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什么禁忌都敢于突破。当法国人在政治领域中闹革命的时候，费希特就像拿破仑一样，在德国的思想领域中开展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海涅曾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把德国的思想家和法国的政治家做了比较。他把康德比作罗伯斯庇尔，认为罗伯斯庇尔在政治上杀死了一个国王（路易十六），康德则在思想中杀死了一个上帝。他把费希特比作拿破仑，拿破仑创建了一个政治的帝国，费希特则缔造了一个思想的王国。费希特像拿破仑一样，敢于实践、勇于创建，费希特的名言就是“行动，行动，除此之外还是行动！”。当然，在19世纪下半叶以前，德国人的行动始终是停留在思想领域中的，它充其量只是思想的行动，而不是身体的行动。所以，费希特所强调的“行动”也只能理解为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费希特通过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批判，在具有鲜明实践特点的自我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如果我们给康德哲学贴上一个标签，用“××主义”来指称它，我们会发现这个标签很难贴。康德既承认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的自在之物，似乎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同时他又设定了先验自我和一套先天的知识形式，好像又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就他预设了先验自我与自在之物这两个出发点而言，他可以被称为二元论者；但是当他断定我们的知识只能达到现象、不能达到自在之物时，他又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当然，康德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哲学”。这个称谓具有综合性，它表明康德哲学是包罗万象的，涵盖了各种不同的流派和观点。其中既有唯物主义成分，又有唯心主义成分；既有独断论，又有怀疑论。但是费希特的哲学就不同了，费希特哲学和费希特本人一样个性突出、旗帜鲜明，他明确地宣称自己的哲学是唯心主义，是以绝对自我作为基础的唯心主义，因此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正是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开始的。
在康德那里，先验自我和自在之物一个提供形式，一个提供质料，这样就构成了现象世界，然后形成了对现象世界的知识。费希特就此而指责康德头脑不健全，只是一个半途而废的批判者。费希特对康德哲学的最大不满在于，康德保留了一个自在之物。在费希特看来，这恰恰是康德的批判不彻底的地方。费希特敏锐地指出，对于这样一个自在之物，康德从来就没有告诉过我们它到底是什么，他一方面说自在之物不可知，另一方面却固执地坚持它的存在。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从头到尾都一无所知的东西，我们凭什么说它是存在的？因此这个自在之物实际上就等于无，它只是一个抽象的虚构物，因为它缺乏任何具体的内容。在这里，可以说费希特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康德哲学的破绽。
在关于自在之物的问题上，休谟表现得比康德更加明智。休谟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自在之物的存在，而是采取一种不可知的态度，表示自己无从断定是否有所谓实体或自在之物存在。这样做比较聪明，不会露马脚，当然也可以说是比较滑头。康德之所以要承认自在之物，就是因为在他的时代不仅有经验论、唯理论，而且有法国唯物主义哲学，而唯物主义基于人们的常识，总是预先承认有一个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这种承认一个客观世界独立存在的常识，使得康德不得不设一个自在之物，而且这个自在之物至少可以解释感性质料的来源。但是，由于康德一再强调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这样就被费希特抓住了破绽——既然我们对自在之物一无所知，我们又凭什么断定它的存在呢？可见这个自在之物只是一个抽象的虚构物，是我们思想的产物，它并非与“自我”一样是哲学的原始项，而是从“自我”里派生出来的。
康德的自在之物在唯物主义那里被叫作客观世界，费希特则把它叫作“非我”，以作为“自我”的对立面。这个“非我”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自我”中产生出来的。因此“非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与“自我”对立存在的（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它只是“自我”的派生物。在费希特看来，所谓自在之物根本就不是什么“自在之物”，它实际上是“为我之物”，只不过康德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所以，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自在之物到底是什么，而在于你是否具有了清晰的自我意识，是否意识到自在之物或“非我”只不过是“自我”的派生物而已。所以，费希特嘲笑康德只有四分之三的健全头脑，他主张把康德的批判哲学贯彻到底，把康德哲学中残留的唯物主义成分彻底消除干净。
费希特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康德关于知性的十二个范畴都是从判断表里分析出来的，他从质、量、关系、模态等四种不同的判断形式中，静态地分析出了十二个范畴。费希特却认为，这些范畴不是我们从现成的判断中分析出来的，而是从自我意识中合逻辑地演变出来的。第二，康德认为，知识的形式来自先验自我，知识的质料却来自自在之物。费希特则主张，自我不仅具有先天的知识形式，而且可以从先天的形式中创造出经验的质料。正如同自在之物本身就是从自我中产生出来的一样，质料也是从形式中合逻辑地生长出来的。因此，我们的认识并不需要外界提供任何东西，形式和质料都是来自主观自我，这样就彻底摧毁了唯物主义的最后避难所。第三，康德把认识与实践相分裂，费希特则认为，“自我”在创造“非我”的实践过程中，同时也在对它的实践创造物——“非我”进行认识，因此认识的过程和实践的过程是同一个过程，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非我”本身就是“自我”创造的，这是一个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自我”对自己创造“非我”的过程的自我认识。
费希特深刻地指出，康德哲学之所以充满了破绽，关键就在于康德始终在不同的思想观点之间动摇、妥协。康德试图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样相互对立的思想观点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截然对立的。费希特明确地表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不可调和的，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气质或人格问题。当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个体人格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当他还没有认识到那个所谓的自在之物、客观世界或“非我”不过是“自我”的产物时，他就容易对外在世界产生一种依赖感，这时他就会相信唯物主义。但是当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觉悟、他的个体人格逐渐独立，他就会发现，那个所谓的自在之物、那个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只不过是“自我”的创造物而已，这时他就会转而相信唯心主义。可见，在费希特那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在于自我意识和个体人格的自觉、独立程度，二者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层次。唯物主义是比较低的层次，一般百姓都是唯物主义者；而像费希特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大彻大悟者，自然就是唯心主义者了。这就是费希特的自觉的唯心主义观点。
当然，我们可以批判费希特的观点，这种观点确实很狂妄，属于典型的费希特式观点。费希特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狂妄，他认为一切外界事物都是“自我”创造出来的。但是在这种狂妄精神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极大的现实苦恼，这种现实苦恼的根源在于，德意志民族的贫穷、落后、分裂的现实状况与英、法等先进国家在实践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之间的巨大反差。这种深重的现实苦恼很容易以一种逆反的方式转化为一种精神上的狂妄，换句话说，一种目空一切的狂妄精神往往是在一种极度贫乏的现实土壤中培育出来的。正是由于现实生活极度不如意，才造成了德意志思想家特有的狂妄精神。这种狂妄精神在18、19世纪的德国表现为一种登峰造极的唯心主义。大家知道，唯心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过分地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受到保守而落后的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德国人的汹涌澎湃的主观能动性不可能在实践领域施展，因此它只能在思想领域来展现，这样就导致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蓬勃发展。而费希特的狂妄的主观唯心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面对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费希特的德国同胞们却处于一种极其沉闷的政治状况中。在拿破仑占领德国期间，费希特曾发表了一系列“对德意志民族的讲演”，极力想振作起德国人的民族精神。但是他本人毕竟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只能把那种要求变革的愿望表现在自己的哲学中，因此他的哲学就表达出一种要求行动的激昂情绪。
我们可以说康德哲学是比较谦虚的，虽然海涅认为康德哲学比罗伯斯庇尔专政更加恐怖（主要是就康德在知识论里杀死了上帝而言）。康德承认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无法认识的，要求限制理性的运用范围，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却并没有独断地给出答案，这些都表明了康德是比较谦虚和审慎的。但是从费希特开始，德国哲学就沾染上了一种狂妄精神，这种狂妄精神愈演愈烈，到了黑格尔那里可谓登峰造极。但是这种狂妄精神一直被限制在思想领域，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哲学家通常都与当局保持着一种妥协关系。所以马克思在评价那个时代的德国思想家（如歌德、黑格尔等）时，把他们称为“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
那个时代的德国人在思想上是顶天立地、气度恢宏的，但是在现实中却始终是谨小慎微的。康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谢林、黑格尔以及歌德等人也是如此。他们的思想中包含着极其强烈的革命色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始终是一些循规蹈矩的好臣民。他们在青年时还有几分叛逆精神，然而一旦成年就把批判的锋芒收敛在纯粹的思想领域，再也不敢染指现实了。当然，费希特可以算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喜欢行动的人，但是他的行动说到底仍然也只是思想中的行动罢了，他的狂妄精神仍然局限在哲学中。他公开宣扬精神的万能，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自我”创造的。虽然为了避免贝克莱唯我论的尴尬，他一再表示这个“自我”并不是费希特的自我，而是作为世界精神的绝对自我。但是仍然有人嘲笑费希特，他们画了一只鹅，这只鹅有一个很大的肝，这个肝大得可以把这只鹅都包进去。这幅画就是在嘲笑费希特的“自我”，这个“自我”狂妄地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从它里面产生出来的，就好像一只鹅的肝大得可以把整只鹅都装进去一样。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
正题、反题、合题
费希特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把自在之物的本体地位取消了。作为“非我”，自在之物是从“自我”中产生的。他通过一个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来表述自己的哲学。
费希特哲学的正题是：“自我设定自身”。作为唯一的本体或原始项，“自我”在设定和确立世界之前，首先要设定和确立自己，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那么，这个“自我设定自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哲学内容，它首先表明，“自我”是自由的，不受任何东西的限制；同时“自我”也是自因的，自己决定自己，不再需要别的原因。这就充分表明，“自我”相当于古希腊哲学所探讨的本原，相当于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它构成了世界的原始项。
费希特哲学的反题是：“自我设定非我”。“自我”不仅要设定自身，还要设定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东西，那就是“非我”。“非我”是什么？它就是“自我”的对立面，就是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唯物主义所说的客观世界，就是与思维相对立的存在。从这个反题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费希特哲学的唯心主义特点——思维产生存在，主体产生客体，自我产生自在之物。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而且是主观唯心主义。对此，费希特丝毫不隐讳，他公开地表述自己的唯心主义立场，因为在那个时代，唯心主义是一个很崇高的名称。他宣称，“非我”是与“自我”不同的东西，是“自我”的对立物。“自我”设定一个“非我”，设定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东西，就是为了与自己相对立。“自我”必须设定一个东西来限制自己，才能真正地成为“自我”。但是“自我”这时仍然对此缺乏意识，它不知道“非我”是自己所设定的，反而以为这个“非我”是“自在之物”，以为它一直就客观地存在着。因此“自我”在“非我”面前还感到很被动，因为它还没有实现自我意识。这种状况，正好就是康德哲学所展现的自我与自在之物相互对立的情景。可见，康德哲学还停留在费希特哲学的反题水平，尚未进入到合题阶段。
费希特哲学的合题是：“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这个合题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正题和反题的简单合取，但是它却包含着很深刻的内容。在合题中，“自我”已经意识到它不仅设定了自身，而且设定了“非我”。既然“自我”和“非我”都是被“自我”设定的，因此它们在被设定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种相互限制的作用——当“自我”限制“非我”的时候，也就是主观作用于客观、思维作用于存在、观念作用于对象的时候，这就是实践活动。大家想一想，主观决定客观、思维决定存在、精神决定物质，这不就是实践活动吗？我们的实践活动不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思想作用于对象的活动吗？反过来，当“非我”限制“自我”的时候，也就是客观作用于主观、存在作用于思维、对象作用于观念的时候，这就是认识活动。所以，“自我”和“非我”相互限制的过程就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过程，可见实践和认识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由于这个相互限制过程都是在“自我”的设定下进行的，因此“自我”与“非我”、实践与认识既是对立的，又是同一的。正是在这个相互限制的过程中，作为设定者的“自我”把自身从一个无意识的“自我”提升到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绝对自我”，从而超越了自身与非我之间的对立而实现了二者的同一。这个实现了自我意识的“绝对自我”不是哪一个人的自我，而是全人类的自我。在这个“绝对自我”中，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实践与认识，这一切对立的东西全部都达到了同一。因此合题阶段乃是费希特哲学完成的终点。
这就是费希特哲学的基本内容，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由“自我”来说明的，“自我”构成了整个哲学的起点和终点。但是，“自我”设定自身和设定对象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的过程，“自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对对象和对自身的认识，发展成为“绝对自我”。这个过程就好像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演戏，他变换了不同的面具，扮演了很多角色，沉浸在不同的角色意识里，直到剧情结束时，他才终于意识到这些角色其实都是自己扮演的，这些角色就是他自己。他之所以要扮演这么多角色，无非是为了通过对这些角色的体验来实现他的自我意识。
从费希特开始，德国哲学就具有了一种晦涩而神秘的特点，那就是精神一定要经过一个艰苦而漫长的磨炼过程，才能最终达到真理。正是这种自编自演的精神苦肉计，克服了康德在思维与存在、认识与实践之间所造成的对立。现在，一切对立的东西都实现了同一。思维与存在同一了，因为存在本身就是从思维中作为对立面产生出来的；认识与实践也同一了，因为认识和实践说到底无非是“自我”与自己的影子“非我”之间所玩的一场障眼术而已。
费希特克服了康德哲学的一系列对立，实现了对立面的同一，但是这种同一却是在“自我”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我们说费希特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它从“自我”中产生出整个世界。从“自我”到“非我”的转化过程，就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过程。自我设定自身，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同一律，即A=A；然而当“自我”设定“非我”时，整个世界就从“自我”中流溢出来。
你们完全可以把这个过程看成是上帝创世的过程。上帝创世不也是这样吗？上帝首先要在一种自我同一性中确立自身，然后再创造那些与他不同的东西。上帝根据什么东西来进行创造呢？就是根据自己的精神、思想或观念来进行创造！上帝从自己的观念中创造出整个世界，世界作为“非我”是从上帝的“自我”中产生出来的。当上帝创造了世界之后，他就与世界发生相互作用，并通过对世界的认识而实现一种更高的自我认识。这一套可以从基督教中找到原型的上帝创世观，后来也成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演进史。而这种通过概念自身的演进来展示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的做法，最初就是从费希特的“自我”演化的三段式开始的。费希特在这里决不是单纯地玩弄概念游戏，他实际上以精神的方式讲述了整个世界是怎么产生、怎么发展的。这就是费希特关于“绝对自我”的唯心主义哲学。
费希特不仅以主观唯心主义的方式克服了康德在思维与存在、认识与实践等方面所造成的对立，而且在矛盾问题上也有很大的进展。在康德那里，矛盾或者二律背反仅仅表现为正题和反题，却没有合题。这就意味着矛盾只有绝对的对立，而没有同一。费希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提出了正题和反题，而且提出了合题，合题恰恰就是对正题和反题的综合与统一。费希特的正题相当于康德的自我，反题相当于康德的自在之物。如果仅仅停留在正题和反题之中，那么就只有自我与自在之物的二元对立，自我和自在之物谁也无法成为谁的前提，这样就陷入了一种二元论。正是由于反题阶段的“自我”还缺乏自我意识，所以它把自己设定的“非我”看作“自在之物”。所谓“自在之物”，就是其本身就自在地存在的东西。当“自我”还没有达到自我意识的时候，“非我”就是“自在之物”；而当它达到自我意识的时候，它就会发现原来“非我”不过就是“为我之物”而已。“非我”是离不开“自我”的，没有“自我”怎么可能会有“非我”呢？由于康德只停留在正题和反题的对立中，所以他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合题的提出正是费希特超越康德的地方。合题不仅是简单地把正题和反题合在一块，也意味着“自我”实现了自我意识，达到了自觉，从而在实践和认识两个方面都把“自在之物”作为“非我”统一到自身之中，使矛盾本身得到了化解。
如果说正题和反题表现了对立，那么合题就表现了对立的同一。因此，正题、反题、合题这个三段式恰恰表现了对立同一的逻辑形式。大家知道，辩证法讲的就是对立面的同一，而这个对立同一的逻辑形式最初就出现在费希特的哲学中。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它意味着矛盾从单纯的对立走向了对对立的扬弃，走向了对立面的同一，两个相对立的东西在一个第三者那里得到了同一。正是在费希特创立的正题、反题、合题的基础上，黑格尔后来才发展出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逻辑三段式。
当然，在赞赏费希特的辩证法思想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费希特哲学存在的问题。他的问题太大了，他把整个世界都说成是从“自我”中产生出来的，尽管他解释说这不是他费希特的自我，而是“绝对自我”，即“全人类的自我意识”，但这只不过是一个遁词而已。哪里有什么“全人类的自我意识”？说到底是费希特把自己的自我意识当作了全人类的自我意识罢了。从这种意义上说，费希特的全部问题就像那幅漫画所画的，那个巨大的鹅肝把整只鹅都包进去了。或者换一个比喻，费希特的问题就好像一个人以为他可以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起来一样，那只是一种主观的狂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