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的“绝对同一”
对康德、费希特的批判
如果说继康德之后，德国哲学界中独领风骚的人物是费希特，那么不久之后，谢林则取而代之。当然，康德在德国思想界一直都具有持久性的影响力，成为后来的德国哲学家们共同批判的对象。费希特因为批判康德而一举成名，谢林也因为批判康德和费希特而名声大噪。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是一个少年聪颖的天才人物，15岁进大学读书，23岁时即由于歌德的举荐而成为耶拿大学的哲学教授，并且与德国浪漫派诗人施莱格尔兄弟等人过往甚密，其哲学思想被看作德国浪漫派的理论表达，谢林本人也因此而成为德国浪漫派的精神领袖。
早在20多岁时，谢林就因为批判费希特而出名，并且发表了《自然哲学体系初稿》《先验唯心论体系》等重要著作。谢林与黑格尔是同学，两人早年都在图宾根大学神学院学习神学，但是黑格尔却比谢林年长5岁。他们在图宾根大学神学院读书时，正好赶上法国大革命爆发，二人当时都深受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想的影响，而谢林尤其激进。当时德国具有自由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基本上都为法国大革命而欢呼。谢林在这些人中俨然是一个领袖式的人物，他与黑格尔等人一起种植了自由树，据说他还把法国大革命的歌曲《马赛曲》翻译为德文。黑格尔虽然比谢林年长，但是与谢林相比，黑格尔只能说是大器晚成。图宾根大学时期的黑格尔很崇拜比自己年轻的谢林，他曾与谢林一起发表文章、创办刊物，从黑格尔后来的思想中也可以看出谢林影响的痕迹。
谢林（1775—1854）
（图片来源：Joseph Karl Stieler，1835）
谢林的思想体系非常复杂，而且充满变数，早年谢林的思想与晚年谢林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早年谢林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自然哲学、先验哲学以及二者结合而成的同一哲学，而后又开始热衷于艺术哲学，晚年则转向了基督教的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1803年，谢林与德国浪漫派领袖施莱格尔的前妻、“浪漫女性的典范”卡罗琳娜结婚，1804年，他发表了《哲学与宗教》一书。这本书意味着谢林与早年的理性主义哲学分道扬镳，开始转向非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海涅挖苦说，自从1804年谢林开始婚姻生活的时候起，他的哲学生涯也就结束了。
大概是由于对德国浪漫派反感的原因——海涅曾认为德国浪漫派是在歌德和席勒播下龙种的文坛上长出来的一群跳蚤——海涅对谢林的评价也极其糟糕。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这本书中，海涅把康德比作思想界的罗伯斯庇尔，把费希特比作思想界的拿破仑，但是却对继费希特之后崛起的谢林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把他贬得分文不值。海涅对谢林的评价当然有偏颇之处，但是晚年的谢林确实越来越转向保守和神秘主义，最后竟成为普鲁士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神学的卫道士。当谢林转向宗教神秘主义时，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开始在德国崛起，并且很快就取代了谢林昔日的风光。在黑格尔的强大思想光环照耀下，谢林哲学日益被边缘化，他本人也长期在巴伐利亚的一些大学执教。直到黑格尔去世10年之后，谢林才受到普鲁士国王的邀请来到柏林大学讲授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但是晚年谢林的保守主义思想很快就受到了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强烈反对，不得不草草结束了在柏林大学的教职。
在谢林生活的时代，德国理论界仍然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哲学的主流无疑是理性主义。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代表了这种一脉相承的理性主义传统，而谢林的非理性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则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这就是他在哲学界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以后，谢林晚年的哲学思想却受到克尔凯郭尔、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等人的大力传扬，逐渐成为显学。而谢林把艺术看作哲学的拱顶石，认为艺术比哲学更高、艺术直观比逻辑推理更接近真理的观点，也在20世纪受到越来越多的现代派艺术家和诗人的推崇。
我们在这里只是把谢林当作从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只介绍他早年的哲学思想。
谢林哲学是从对费希特的批判开始的。他认为，费希特从“自我”出发，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费希特虽然最终把“自我”提升为绝对的自我意识，但是在费希特的正题和反题中，“自我”却是缺乏自我意识的。那时候的“自我”还不知道自己在设定着自身和“非我”，以至它把“非我”当作了自在之物，这说明最初的“自我”还是无意识的“自我”。谢林批判道，一个无意识的“自我”怎么能够被叫作“自我”呢？“自我”必须有自我意识，缺乏自我意识，那就根本不是“自我”。而且他认为费希特把“绝对自我”说成是一种普遍的自我意识或全人类的自我意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难以接受的。
此外，谢林还指出，费希特的“绝对自我”本身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它要受到一个对立物即“非我”的限制。然而，既然它是绝对的，怎么可能还会受到其他东西的限制呢？绝对的东西就是无限的东西，这一点我们早在阿那克西曼德的阿派朗那里就知道了。如果“自我”是绝对的，那么它为什么还要设定一个“非我”呢？“非我”是什么？“非我”就是对“自我”的限制。费希特本人也承认“非我”和“自我”是相互限制的。他一方面说，“非我”是被“自我”所设定、所创造的；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这个被“自我”创造的“非我”构成了“自我”的限制物，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因此，谢林认为，费希特从“自我”出发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那么怎么办呢？在这里，谢林就借助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他把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神秘化，称之为“绝对”或“绝对同一”，将其作为唯一的原始项，并且从中产生出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观念与对象的差别和对立。谢林强调，我们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说明思维与存在、自我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称为表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且把它分解为两个任务：第一任务就是要说明我们的表象是如何依对象而变化的，即对客体的认识问题；第二任务就是要说明对象是如何依表象而变化的，即主体的实践问题。谢林认为，费希特解决了哲学的第二任务，说明了对象（“非我”）是如何依表象（“自我”）而变化的，但是他却没有解决第一任务。另一方面，唯物主义倒是说明了表象（精神）是如何依对象（物质）而变化的，因为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思维，但是它却不能解决哲学的第二任务。可见，唯物主义与费希特各执一端，费希特执着于实践的确定性（即对象依表象而变化），唯物主义则执着于理论的确定性（即表象依对象而变化），双方都陷入了一种片面性之中。
至于康德的情况，那就更糟糕了。谢林认为，康德既没有说明表象是如何依对象而变化的，也没有说明对象是如何依表象而变化的。康德的自我和自在之物谁也决定不了谁，自在之物既不依自我而变化，自我也不依自在之物而变化，二者处于直接的对立中。因此康德的二元论既没有解决哲学的第一任务，也没有解决哲学的第二任务。
现在我们用大家比较熟悉的概念来总结一下。在谢林看来，像费希特那样把精神（自我）作为第一性的，这样固然说明了精神是如何决定物质的，解决了实践的问题，但是却无法说明物质是如何影响精神的。而像唯物主义那样把物质当作第一性的，这样固然说明了物质是如何决定精神的，解决了认识的问题，但是却又无法说明精神是如何影响物质的。而康德更是既无法说明物质是如何影响精神的，也无法说明精神是如何影响物质的，因为康德那里有两个第一性的东西，即自我和自在之物。费希特哲学（即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和康德哲学（即二元论）是解决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三种不同途径。大家想想，现在这三种途径都被谢林否定了，那么是否还会有第四种可能性呢？谢林既然已经否定了精神决定物质、物质决定精神以及精神与物质谁也不决定谁，那么他该从哪里出发呢？这显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但是谢林毕竟是一个高明的哲学家，如果他不能超越前三种途径而另辟蹊径，他就不会在哲学史上留名了。谢林借助于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实体”思想而提出了第四种可能性，他选择了一个既不是思维（精神、自我、表象等）也不是存在（物质、自在之物、对象等），但是同时包含着这些相互对立因素在内的东西作为出发点。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他把它叫作“绝对”或者“绝对同一”，有时候也把它叫作“绝对理性”或“宇宙精神”（谢林后来指责黑格尔的基本概念“绝对精神”是从他那里剽窃来的）。这就是谢林高明的地方，他既不从思维出发，也不从存在出发，更不从两个相互独立的本原（思维与存在）出发，而是从这两个对立面的原始统一体出发。就这一点而言，他确实开创了处理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第四种可能性。
谢林把这个原始统一体称为“绝对”。在他看来，彼此对立的主体和客体都是相对的，而二者的同一才是绝对的。这个“绝对”或“绝对同一”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二者的绝对无差别的同一。在“绝对同一”中，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自我与自在之物尚未分离，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是最初的东西。费希特从“自我”出发，因此是主观唯心主义；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从自在之物出发，因此是唯物主义；康德从自我和自在之物这两个对立面出发，因此是二元论。谢林则从自我与自在之物的原始统一体“绝对同一”出发，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哲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
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最初就处于一种绝对无差别的同一状态。在这个原始同一状态中，思维与存在是毫无差别地共存的，它们只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才相互分离，产生出差别和对立。从这种意义上说，思维也好，存在也好，都是第二性的东西，都是从“绝对同一”里派生出来的，而且最终还要在一种更高的状态下复归于“绝对同一”。在谢林看来，只有在“绝对同一”本身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从同一走向差别、对立，而后又复归同一的过程——中，我们才能解释表象是如何依对象而变化以及对象是如何依表象而变化的。大家看看，这是不是第四条道路呢？我认为这确实是的。仅就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来说，谢林确实开创了一条既不同于费希特和唯物主义，也不同于康德的道路，那就是从一个第三者即思维与存在的原始统一体出发来说明二者的关系。
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谢林比我们都聪明，我们大家可能想不到第四种可能性。我们所受的哲学教养告诉我们，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只有三条道路，一条是主张思维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一条是主张存在决定思维的唯物主义，另一条是主张思维与存在谁也不决定谁的二元论。但是谢林却为我们指出了第四条道路，这就是谢林的高明之处。当然，从思想实质上看，谢林的哲学观点仍然属于唯心主义，他自己也认为他的哲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因此从根本上仍然未能超出思维决定存在的藩篱。但是，至少就出发点而言，他试图寻找一个既不同于思维又不同于存在的东西，因此我认为他确实是展现了第四种可能性。
同一哲学
谢林的早期哲学就是要说明“绝对同一”的发展过程，即说明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是如何从同一中产生并最终复归于同一的。这种说明同一自身发展演变的哲学就是同一哲学。它又可以分为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前者通过自然界的演化以说明精神是如何从潜能走向现实的，后者通过世界历史的演进以说明自我意识是如何创造客观世界的。作为同一哲学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解释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历程。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地讲解一下这个过程。
谢林认为，在世界最初的“绝对”状态中，思维与存在是毫无差别地融为一体的。但是，作为一种有着内在目的性的宇宙精神，“绝对”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欲望。正是这种无意识的欲望要求打破同一状态，从原始的无差别性走向了最初的差别、对立、矛盾，这样就从“绝对”中产生出了自然界。后来黑格尔在批判谢林时质疑道，这种无意识的欲望是从何而来的？它为什么要打破原始的无差别状态而走向差别、对立、矛盾呢？显然，对于这个问题，谢林没有给出答案。谢林只是说“绝对”有这种欲望，它非“要”走出自身不可，于是它就从原始的同一状态中走出来了。这种解释显然是一种诗意的解释，然而黑格尔追问的却是一种逻辑根据。正因为如此，谢林的理由在黑格尔看来是非理性的。
“绝对”在无意识的欲望驱使下，走出了无差别的同一状态后，首先就产生了自然界。关于自然界的学说在谢林的哲学体系里就构成了自然哲学，自然哲学描述的就是从同一中产生出差别、对立、矛盾的过程，这个差别、对立、矛盾当然就表现在客体与主体、存在与思维之间。最初产生的自然界当然主要体现为客体或存在，但是其中已经开始隐蔽地包含着主体或思维的因素了。整个自然界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演化过程，就是客体与主体、存在与思维的相互关系发生动态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隐藏在自然界中的目的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觉醒过程。
最初产生的自然界是一个纯粹的机械性世界，那时候物质占了绝大一部分，而精神或意识的因素还非常微弱，完全缺乏自觉性，处于一种朦胧状态。这样的世界就是一个由最低级的存在物如石头、土壤、矿石等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机械运动。然后，自然界逐渐从纯粹的机械论世界向更加高级的形态发展，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无生命物到生命物，而潜藏在物质中的精神或意识的因素也随之一点点地增长。到了生命物产生之后，就开始有了最微弱的意识，借用莱布尼茨的话来说，有了“微知觉”。然后从微弱的意识再向更高级的意识状态发展，从最低级的生物如三叶虫、蓝藻等到植物、动物，再到高级的灵长类动物，最后发展到人类。到了人类这里，意识就达到了充分的自觉，主体或思维的成分就超过了客体或存在的成分而成为主要成分。这时，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差别、对立、矛盾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精神取代物质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自然哲学也就结束了。
谢林把“二元对立”或者“两极性”当作自然界的一个基本原则，在自然发展进化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这种“两极性”。例如，在机械世界中体现为引力与斥力，在物理世界中体现为阴电与阳电，在化学世界中体现为酸与碱，在生物世界中体现为感受性与反应性，在人身上体现为主观与客观。低级世界中的“两极”在较高级世界中达到了合题，得到了同一，但是新的“两极”又产生出来，构成了新的差别、对立、矛盾。如此层层递进，就形成了自然界发展的一般公式，即同一—差别、对立、矛盾—同一。这个公式恰恰揭示了自然界从低级到高级的有目的的发展演化过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谢林的这个自然发展公式已经内在地包含了费希特的正题、反题、合题，而且将正、反、合三段式变成了一个不断出现、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这一点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思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然哲学结束后，就过渡到先验哲学。在自然哲学中，物质占据主要地位，精神只是潜在的，整个自然哲学就反映了精神从潜能到现实、从朦胧到清晰的发展过程，反映了物质与精神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逆转的过程。到了人那里，精神开始占据主动地位，自然哲学也就让位于先验哲学了。如果说自然哲学说明了表象是如何依对象而变化的，那么先验哲学就接着来说明对象是如何依表象而变化的。这样，先验哲学就转向了实践的方面，侧重于人的精神活动领域，即人类的社会历史进程。
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的前后相继表明了谢林的强烈的历史感，这也是谢林的了不起之处——他把历史感引进了哲学，这种历史感一直贯穿于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谢林不像费希特那样，只是静态地说明“自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限制，而是把这种相互作用、相互限制当作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伴随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历程。在这方面，黑格尔显然也受了谢林的影响，黑格尔把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看作“绝对精神”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的场所，正如谢林把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看作“绝对”实现自身的过程一样。所以后来谢林老是唠唠叨叨地说黑格尔剽窃了他的思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如果说自然哲学说明了从客观的物质世界中是如何发展出主观精神的，那么先验哲学就要说明，从主观的精神或自我意识中是如何创造出客观世界的。这个自我意识的创造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认识。在这里，谢林和康德、费希特一样，认为先验的自我意识通过给自然立法，从而使作为人的认识对象的客观世界不再是一个与自我意识无关的自在之物，而是一个被自我意识所赋形的为我之物。第二阶段是实践。谢林在这里论述了人的自由是如何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与必然性相协调的过程。在古代社会，自由处于与必然性相分裂的“任意性”状态，而命运（即必然性）则成为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中世纪，自由屈从于自然必然性，封建关系使得自由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并体现为一种扼杀他人自由的专制暴政；到了谢林生活的时代，随着人类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和驾驭，自由才真正成为一种与必然性相协调的东西，成为一种自由的必然性，整个世界历史也就处于一种理性的法制时代了。
自我意识创造客观性的第三阶段是艺术，这也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在更高水平上复归“绝对同一”的阶段。在实践哲学中，人在理性的法制时代虽然实现了自由与必然性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还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真正同一。因为在历史活动中，人的自由与历史的必然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差别。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理性的中介来实现二者的协调一致，但是它们毕竟是两个东西。为了实现主体与客体的无差别的同一，谢林提出了一种“理智直观”的状态。“理智直观”的概念在康德那里就曾经提到过，它是指对自在之物的认识能力。康德认为，人只有感性直观能力，而缺乏理智直观能力。谢林却认为，人可以在理智直观活动中创造出直观对象，并且使自己与这个对象相同一。这种理智直观能力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的，它只属于少数的哲学天才，它使哲学家在哲学中超越了现实历史，从而能够不受外在条件的限制而自由地创造客观现实。大家可以看到，谢林所说的这种理智直观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理性思维的范围，成为一种非理性的神秘直观。然而，即使是在哲学的理智直观中，主体与被它创造的客体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别，同一仍然还不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因此，理智直观还必须向着更高的境界发展，那就是艺术直观。
如果说哲学超越了历史，那么艺术则超越了哲学。在哲学的理智直观中，精神虽然创造了自己的客观对象，但是它仍然固执于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仍然把自我当作自我，把对象当作对象。然而在艺术直观即艺术创造活动中，人不仅现实地创造了客观对象（艺术品），而且在创造活动中达到一种物我两忘、主客不分的至高境界。这时，自我与对象、自由与必然、意识与无意识等一切差别、对立和矛盾都水乳交融地融为一体，主体与客体实现了真正的无差别的同一。自从最初的原始同一产生出差别、对立、矛盾之后，在自然的发展过程和精神的实践过程中，差别、对立、矛盾的内容虽然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发展，但是差别、对立、矛盾的形式却一直存在着。然而到了艺术直观中，差别、对立、矛盾本身却彻底地消失在绝对同一之中。因此，谢林把艺术直观称为全部哲学的“拱顶石”。
谢林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你们中肯定有喜欢艺术创作的，有艺术系的学生，你们在从事艺术创作时，是不是经常会达到一种如痴如醉、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是不是感觉到你已经完全融入自己的作品中，甚至已经分不清何者是庄周，何者是蝴蝶了？然而，这种艺术直观的至高境界固然美妙，它毕竟无法取代哲学的逻辑思维，因此谢林将其置于哲学之上的做法仍然是有待商榷的，正如后来黑格尔把哲学置于艺术之上的做法也是有待商榷的一样。艺术和哲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活动，一个是形象思维，一个是抽象思维，二者很难比较孰高孰低，过分褒扬或贬抑任何一者都可能走向偏执。
谢林认为，在艺术直观中，主体与客观、思维与存在又重新实现了无差别的绝对同一。至此，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漫长路途已经走完了，“绝对”或“宇宙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也就完成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艺术直观中意识到整个宇宙就是上帝或“绝对”的艺术作品，因此对上帝作品的认识就自然而然地上升到对上帝或“绝对”本身的认识，从而从艺术直观中产生了一种建立“新神话”的要求。这样就从艺术哲学转向了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从非理性的艺术直观转向了宗教神秘主义。
对谢林哲学的评价
关于谢林的同一哲学，我想简单地总结一下，以便说明谢林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承前启后作用。
首先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可以看到，在谢林那里，正如在费希特那里一样，思维与存在之间实现了同一。谢林从原始的无差别的同一出发，然后引出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差别、对立和矛盾。这种差别、对立和矛盾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态势，从而使同一—差别、对立、矛盾—同一这一公式不断地以新形式呈现出来。大家可以看到，主客体之间的差别、对立、矛盾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存在，只不过二者的轻重比例有所不同罢了。越是往后发展，主体或精神的分量就越重，客体或物质的分量就越轻。例如，在自然界最简单的物质形式如矿物或石头中，精神只是以极其微弱的形式存在，完全不具有意识性。然后到有机物、植物、动物，最后到人，精神的分量越来越重，越来越自觉。到了人类历史的实践活动中，更是开始了精神创造客观对象的过程。在实践中，客体逐渐从自在之物变成了为我之物，在主体面前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不重要了。因此，整个同一哲学（包括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所描述的就是一部精神的发展史。最后到了艺术直观中，主客体之间的一切差别、对立、矛盾终于彻底复归于绝对同一。
这就是谢林的观点，从绝对无差别的同一出发，最后又回到了绝对无差别的同一。如果说康德过分地执着于对立，那么谢林却恰恰相反，过分地执着于同一。对于谢林的这个既是起点又是终点的绝对无差别的同一，黑格尔特别反感。黑格尔反驳道，世界上哪有什么绝对无差别的同一？任何同一都是具体的同一、辩证的同一，即包含着矛盾的同一。黑格尔嘲笑谢林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一种抽象的同一，这种抽象的同一就好像是“黑夜观牛”，把一切牛都看成是黑色的了。黑格尔既反对康德的抽象对立，也反对谢林的抽象同一，他主张具体的同一，即包含着差别、对立、矛盾的同一。在黑格尔看来，任何同一里面都内在地包含了自己的对立面，因为矛盾就是存在的本质。
黑格尔把康德的抽象对立和谢林的抽象同一都斥为一种形而上学，在这里，形而上学就具有了我们熟悉的那种含义，即指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我在前面讲到康德哲学时曾经指出，康德认为以往的形而上学是一种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由于未能批判地对待理性能力而走向了独断论，因此康德要求对形而上学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即对人类理性的范围和界限保持一种批判意识。到了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这个概念已经明显地具有了贬义，它与“抽象的思想”“独断论”等词语具有相同的意义，从而成为思辨理性或者辩证法的对立面。
康德以抽象的对立——自我与自在之物的抽象对立——作为整个哲学的出发点，谢林则把绝对无差别的同一作为哲学的出发点，而黑格尔则对二者进行了辩证的综合。那么黑格尔是从哪里开始的呢？黑格尔从最简单的概念开始，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概念，那就是“存在”。但是“存在”并不是绝对无差别的同一，它已经内在地包含着它的对立面，即“非存在”，因此“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对立是合逻辑地从“存在”中发展出来的。关于这一点，稍后我们在介绍黑格尔哲学的时候再讲。但是黑格尔非常明确地表示，从“存在”到“非存在”的过渡是合逻辑的、必然的，而不是像谢林所说的那样，是出于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大家想一想，谢林当初走出绝对同一靠的是什么？是一种非理性的欲望，这种欲望“要”冲破同一走向差别，于是“绝对”就超出了自身。这种说法完全是非理性的、无逻辑的，充其量只是一种诗意的描述。但是哲学毕竟不是诗歌，哲学更多的是逻辑，因此在黑格尔看来，谢林的这种动力是非常荒唐的。
出于同样的理由，黑格尔也反对谢林把艺术直观当作“绝对同一”最后实现的场所。黑格尔认为，理性的认识才是最高的认识，概念的内容必须在概念的形式中才能真正被把握。因此绝对精神自我实现和自我认识的最后场所一定不可能是艺术，而是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艺术的直观和宗教的意象最后都必须在哲学的概念中达到自己的真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谢林与黑格尔之间的区别，当然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人之间的联系。
其次是矛盾问题。我们看到，谢林与费希特一样，在康德的正题和反题之外增加了合题，谢林把这个正、反、合三段式表述为同一—差别、对立、矛盾—同一。从形式上看，谢林比费希特又更进了一步。在他那里，合题不仅是对正题和反题的综合，而且在形式上也是向着出发点的无限返回，但是在内容上却包含了更多的东西，因此是一种更高水平上的返回。谢林从同一出发，通过差别、对立、矛盾的中介，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一，然后再一次又一次地超出同一，走向新的差别、对立、矛盾。这种对立同一的过程贯穿于整个自然发展过程中，而且在人类社会中仍然在持续，直到最后在艺术直观中达到绝对无差别的同一。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差别、对立、矛盾是对前一个同一的否定，而后一个同一则又是对差别、对立、矛盾的否定，因此是否定之否定。可见，在谢林的这个自然公式中已经暗含着后来黑格尔所表述的绝对精神发展的三段式，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这样一来，两个相互对立的东西就变成了同一个东西的自否定过程，一切对立面——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观、自我与自在之物以及理论与实践——说到底都不过是同一个既是主体又是实体的东西的自我否定、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不同阶段而已。这个东西在黑格尔那里就被叫作“精神”，在“精神”之外，并不需要设置外在的对立面。因为“精神”会通过自否定运动而发展出自己的对立面，它会不断地走出自己、否定自己、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再扬弃对立面而重返自己，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实现与自己对立面的同一。所以黑格尔非常豪迈地说，整个世界就只有一个概念，即“精神”的概念。整个世界也就只是这一个概念的自否定运动，是它不断地走出自身又不断地在更高水平上重返自身的过程。因此就这一点来说，这个“精神”既是开端，又是过程，也是全体，它就是“绝对精神”。在这里，根本就不需要外在性的相互限制，也不需要“无意识的欲望”来作为走出自身的动力，因为每一个肯定同时就是一个否定，肯定已经内在地包含了自己的否定，所以它走出自身的过程是一个必然的、合逻辑的过程。
由此可见，就矛盾问题而言，从康德的正题与反题的截然对立，到费希特的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再到谢林的同一、对立、同一，最后演化为黑格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个思想发展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谢林构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中介，他的“同一—差别、对立、矛盾—同一”要比费希特的“正题、反题、合题”高明得多。因为“正题、反题、合题”纯粹是一个形式的东西，它缺乏具体的内容。而谢林则告诉我们，正题的内容就是同一，反题的内容就是对立、差别、矛盾，而合题的内容就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的新的同一。现在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了，这当然代表着更高的水平。这就是谢林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