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派
独断论与怀疑论
上一讲讲到爱利亚学派的芝诺时，我们就已经涉及诡辩论和辩证法了。在芝诺那里，辩证法还是以一种独白的方式来表述的，到了稍后的智者派和苏格拉底那里，就出现了一种对话的辩证法，辩证法主要就表现在彼此的对话之中。事实上，辩证法（dialectic）这个词的最初意思就是指对话，辩证法就是在对话双方相互诘难对方的观点、揭露对方的逻辑矛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辩证法的真正发展是在辩论术成为一门显学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的。在公元前5世纪，随着城邦文化的兴盛和民主政治的崛起，辩论术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对城邦公民来说，无论是参与政治还是进行法律诉讼，都需要具备良好的口才。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门教人辩论技巧的学问，即辩证法；而那些以此为生的专业人士，就自称为“智者”（sophist，据说普罗泰戈拉是第一个自称为“智者”的人），即有智慧的人。
我们在上一讲把芝诺的诡辩论放在希腊形而上学这部分来讲，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芝诺的这一套诡辩就是为了支持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思想的，他运用一种诡辩的方法来论证形而上学。但是诡辩论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运用诡辩论来论证形而上学，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对爱利亚学派的智者们马上就学会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运用诡辩论来解构形而上学，从而走向了一种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怀疑主义就与形而上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从此以后，怀疑主义一直就是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理论——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死对头和最棘手的敌人。你们平时所了解的一些哲学对立，其实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对立，对立双方的根基都是扎在同一块土壤里的。比如，我们一些教科书里大力渲染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其实二者都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这里的“形而上学”一词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的，即指一种超经验的实体主义或实在论观点，而不是指那种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僵化方法），都是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一种独断论的基础之上。而怀疑主义则是从根本上反对独断论的，它的基本宗旨就是对一切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根据进行解构。就这一点来说，怀疑主义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才是一种根本的对立。所以，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对怀疑主义深恶痛绝。这一点，我们从智者派对希腊自然哲学（它通常被我们叫作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它通常被我们叫作唯心主义）一视同仁的解构中就可见一斑。
形而上学独断论表现了一种宏大的叙事主题，充满了悲情主义的崇高意识，它使人的灵性深受感染，从而充分显示出哲学的超越维度。但是，人不能老是面对这种崇高的独断论。独断论就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充满了神圣而崇高的旋律，但是如果让你天天都听它，你就会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疲惫。这是一种审美疲劳，即使是再美的东西，看久了也会使人生倦。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精神就需要小憩片刻，调剂一下，听一点轻松的流行音乐，而怀疑论就是这样的流行音乐。它不像独断论那样充满了气势磅礴的情怀，具有复杂而系统的理论构架，但是却体现了一种阴柔纤巧的智慧。它的目的不在于建构，而在于解构，在于有力而准确地攻击形而上学独断论的“阿喀琉斯之踵”。所以，我们可以把智者派的出现，看作对早期希腊哲学崇高庄严的独断论观点的一种轻松而睿智的调剂。事实上，智者派正好构成了从早期希腊形而上学源端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过渡的一个否定性的中介（而苏格拉底则构成了这种过渡的一个肯定性的中介）。
智者们生活的时代稍晚于芝诺的时代，据柏拉图记载，芝诺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都有过对话（普罗泰戈拉比芝诺年轻近十岁，苏格拉底则是在芝诺的鼎盛年前后出生的），他们都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那个时候的希腊城邦社会就像我们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邦国林立，思想自由。尤其是雅典，由于其民主政治兴盛和文化繁荣而成为思想家的热土。在当时的城邦生活中，辩论风气极盛，一个城邦公民智慧的标志就表现在他的口才上。智者们由于以教人辩论术为职业，浪迹四方，游说天下，所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人却对智者颇为不屑。苏格拉底挖苦智者只是教人如何说话，但是重要的不是“如何说”，而是“说什么”（由此可见苏格拉底与智者的差异，智者注重的只是形式或者辩论技巧，而苏格拉底却对形式背后的内容更加关注，他要通过辩论揭示出背后的实质内容）；亚里士多德则把智者们贬抑为“靠一种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苏格拉底尤其对“智者”这个称谓深为反感，他认为“智慧”（sophia）这种东西决不是我们人类可以妄称拥有的。所以针对“智者”（sophist）这个狂妄的称谓，苏格拉底就谦虚地自称为哲学家（philosopher），即“爱智者”。而“sophist”这个词后来就逐渐演变为一个贬义词，即“诡辩家”。
尽管遭到希腊主流哲学家们的贬抑，但是智者们确实都是一批绝顶聪明的人，在他们的诡辩中闪烁着许多智慧之光，而且他们对古代辩证法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两位最著名的智者，一位是普罗泰戈拉，另一位是高尔吉亚。
普罗泰戈拉与“一切皆真”的相对主义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前490—约前420）出生在色雷斯地区的阿布德拉城邦，曾经两次来到雅典，而且与年轻的苏格拉底有过一次辩论。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在评价苏格拉底时，曾说苏格拉底第一次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了人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苏格拉底开始把哲学研究的重心从自然界转向了人的世界。但是实际上，在苏格拉底之前，普罗泰戈拉就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普罗泰戈拉是古希腊第一个把眼光从客体自然界转向主体人生的哲学家。
普罗泰戈拉的思想锋芒是直接针对爱利亚学派的。爱利亚学派把唯一无二和不变不动的存在当作世界的本原，而普罗泰戈拉（以及高尔吉亚）恰恰要说明，这个所谓的唯一无二和不变不动的本原本身就是假的。他们使用的方法非常类似于芝诺的诡辩术，但是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与爱利亚学派所强调的那个客观的单一的存在相对立，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他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普罗泰戈拉（约前490—约前420）
（图片来源：Jusepe de Ribera，1637）
尺度是什么意思？我们曾经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接触过“尺度”或“分寸”这个概念，它就是指事物的规定性、准则或逻各斯。过去，这个“尺度”或逻各斯总是被当作唯一的和客观的，这种观点典型地表现在巴门尼德的“存在”上。但是普罗泰戈拉却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与非存在是因人而异的，这样就第一次把尺度由客观的准则变成了主观的准则。而且由于人是个体性的，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尺度，因此尺度又由一变成了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就是对单一的和客观的存在或逻各斯的解构。普罗泰戈拉明确地说道：“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他举例说，刮风时有人会感觉冷，有人却并不觉得冷，因此我们不能说风本身是冷的或不冷的，我们只能说风对于那个觉得它冷的人是冷的，对于那个觉得它不冷的人就是不冷的。这样一来，普罗泰戈拉就把爱利亚学派的形而上学独断论推向了一种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就是以每一个个体作为世界的参照系和准则，世界是什么样的？那就要看它在你眼里如何呈现。因此，我们就不能再说“这个事情本来是什么样的”，而只能说“它对我是什么样的”，因为一切都是因人而异的。普罗泰戈拉感叹道：“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暂的。”甚至连神，我们也不清楚他们到底像什么东西。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固然只是道听途说，即使是克塞诺芬尼的那个唯一无二的神，也不过是无稽之谈。事实上，我们只知道我们对神一无所知。神是如此，存在和逻各斯也是如此。单一的存在和逻各斯已经分裂成无数的碎片，变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知识和感觉，我们只能凭着自己的知识和感觉来认识世界，人是万物的尺度。
普罗泰戈拉表达了一种非常高明的思想，具有大彻大悟的特点。当哲学家们都在各执己见地争论着到底什么是万物的本原时，普罗泰戈拉却告诉人们，万物的本原就是你眼中所看到的那个东西，就是你思想中所推论的那个东西，简言之，万物的本原无非就是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的认识罢了。这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个寓言故事，一副盾，一面是金色的，另一面是银色的，站在两面的人激烈地争论着，有人说盾是金色的，有人说盾是银色的。只有那个卖盾的人心里明白，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这面盾，它就是什么颜色的。而普罗泰戈拉就是这个卖盾的人，他堪称古希腊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者。当大家都在就某个问题（本原问题）激烈地争论时，他却冷言冷语地告诉大家，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他把问题本身解构了，你们说他高明不高明？
普罗泰戈拉说的其实一点也不错，他只是客观地揭示了一个真实的情况，即每个哲学家都只能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只能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世界。大家仔细想一想，在普罗泰戈拉以前的哲学家，有的说万物的本原是水，有的说万物的本原是火，有的说万物的本原是数，有的说万物的本原是存在，众说纷纭。这恰恰不是说明万物的本原因人而异，人是万物的尺度吗？被米利都学派当作存在的东西，在巴门尼德看来就是非存在，反之也是如此，这不正是说明存在与否的尺度在于各人吗？由此可见，“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观点把古希腊哲学孜孜以求的一元和客观本质彻底打碎了，使之变成了主观的多。每个人都有一个尺度，每个人用这个尺度所衡量的世界都是正确的。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逻各斯。于是，这种相对主义就导致了一种“一切皆真”的结论，即每个人从自己角度出发所认识的世界都是真实的。
普罗泰戈拉的第二个著名命题是：“一切理论都有其相反的说法。”这个观点也非常有意思，它是对相对主义立场的一种表述，但却可能导致颠覆相对主义的结果。从相对主义的角度来看，一切理论当然都有其相反或对立的说法，而且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一切皆真”）。从实践上看，古希腊哲学的一些理论确实是互相对立的，而且每一方都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所以普罗泰戈拉的这个命题倒是客观地反映了一个事实。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命题却使自身陷入了悖论，因为“一切理论都有其相反的说法”这个命题本身有没有相反的说法呢？这个命题也是一个理论，属于“一切理论”之列，因此它也应该有相反的说法。于是，我们就引出了一个与这个命题正好相反的命题，即“并非一切理论都有其相反的说法”，这样就颠覆了这个相对主义的命题。换言之，由于普罗泰戈拉把相对主义绝对化，从而就走向了相对主义的反面，即否定了相对主义。当然这个问题涉及悖论，那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理论深渊，我们只能就此打住。
有一个关于普罗泰戈拉的著名故事与这个问题相关。普罗泰戈拉教人辩论术时有一条规矩：学生先交一半的学费，等学成以后、打赢第一场官司再交齐剩下的一半。有一个学生学成之后迟迟不交剩下的一半学费，理由是他还没有打赢第一场官司。为了催还所欠学费，普罗泰戈拉不得不把学生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普罗泰戈拉对这位学生说：“这场官司无论我打赢了还是打输了，你都得把这笔钱交给我。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胜诉，法庭就会判决你还钱给我；如果你胜诉，那么按照我们当初所订的协议，你打赢第一场官司后就要交齐剩下的学费，所以你仍然应该把钱交给我。”没想到这个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用同样的理由论证，无论他胜诉还是败诉，他都不应该把这笔钱交给普罗泰戈拉。因为如果他胜诉了，按照法庭判决，他当然就不应该把钱交给普罗泰戈拉；如果他败诉了，那么按照当初的协议，他只有打赢了第一场官司才交钱，所以他仍然也不应该把钱交给普罗泰戈拉。这个故事恰恰揭示了相对主义的一种吊诡的尴尬，正如柏拉图所指出的，普罗泰戈拉的这个相对主义的命题既摧毁了其他理论，又摧毁了它自身。
普罗泰戈拉解构了爱利亚学派的形而上学独断论，走向了“一切皆真”的相对主义。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如果一切彼此差异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都是真的，那么也就没有任何观点是真的了。因此，从普罗泰戈拉的“一切皆真”的相对主义，必然就会转向高尔吉亚的“一切皆假”的怀疑主义。
高尔吉亚与“一切皆假”的怀疑主义
高尔吉亚（Gorgias，前483—前375）是一位长寿的哲学家，活了一百多岁。他出生于西西里岛的一个城邦，曾经师从芝诺和恩培多克勒，擅长诡辩论。如果说芝诺曾经用诡辩论来论证其师巴门尼德的观点，那么高尔吉亚则用诡辩论颠覆了其师芝诺的论证。
高尔吉亚实际上是把普罗泰戈拉的理论进一步往前推进了，他把普罗泰戈拉的“一切皆真”的相对主义推到了极端，从而得出了“一切皆假”的怀疑主义结论。高尔吉亚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命题，即“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无法认识”“即使认识了也无法告诉别人”，这三个命题分别是针对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以及“存在与思维的同一能够被表述”等三个基本观点的。
高尔吉亚（前483—前375）
高尔吉亚是芝诺的学生，他像其师一样运用反证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芝诺已经证明了作为多和运动的非存在是虚假的，因此高尔吉亚只要证明作为一和不动的存在也是虚假的，那么就可以得出一切皆假、无物存在的结论了。大家必须注意，在这里，高尔吉亚与芝诺一样，只考虑逻辑的推理，不考虑经验的事实，这是一种纯粹的思想游戏。所以哪怕这种推理得出的结论是与事实完全背逆的，大家也不必见怪。
第一个证明是这样的：为了证明“无物存在”，高尔吉亚首先假定“有物存在”。有什么物呢？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非存在者存在”；第二种情况是，“存在者存在”；第三种情况是，“非存在者和存在者都存在”。如果有物存在，那么就只有这三种情况，不可能有第四种情况。下面，高尔吉亚就对这三种情况逐一进行了反驳。
首先来看第一种情况，即“非存在者存在”。高尔吉亚认为，这个命题根本就不用反驳，因为非存在者就是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当然不存在了！而且，如果非存在者存在，那么存在者就不存在了，所以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种情况即“存在者存在”，对这个命题的反驳比较麻烦。高尔吉亚首先进一步把存在者分为三种可能的情况：A. 它是永恒的；B. 它是派生的；C. 它既是永恒的又是派生的。如果有存在者的话，它当然只能是这三种情况之一。现在我们先来看A，即存在者是永恒的。永恒是指时间上的无限，根据爱利亚学派麦里梭的观点，时间上永恒的东西，在空间上也应该是无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空间上无限的存在者在哪里存在呢？或者说它与它所存在的场所是什么关系呢？这样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a. 它小于存在的场所；b. 它等于存在的场所；c. 它大于存在的场所。首先，如果它小于存在的场所，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比无限的东西更大，所以这个无限的存在者不可能小于它所在的场所。这样就把a否定了。其次，如果它等于所在的场所，那么这就意味着它既是一个东西又是这个东西所在的场所，这乃是一种自相矛盾。所以b也被否定了。最后，如果它大于所在的场所，那就表示它无处存在，一个无处存在的东西当然就是不存在了。因此c也被否定了。这三者都被否定了，所以存在者就不可能是无限的；而它如果不是无限的，当然也就不可能是永恒的（麦里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样，A就被证伪了。下面我们再来看B，即存在者是派生的。这种情况不用反驳，为什么呢？因为克塞诺芬尼已经驳倒了唯一无二的神是派生的这种观点，巴门尼德也进一步论证了存在者不可能是派生的，所以高尔吉亚只需把他们的论证拿过来就行了。因此现在就只剩下C，即存在者既是永恒的又是派生的。这个观点一看就是自相矛盾的，一个东西怎么可能既是永恒的又是派生的呢？派生与永恒是直接对立的，二者不可能同时为真，必有一假。所以C也是不可能的。A、B、C都被证伪了，因此“存在者存在”这个命题就被证伪了。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第三种情况，即“非存在者和存在者都存在”。高尔吉亚认为，这种说法也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就不能存在；如果非存在者存在，存在者就不能存在，不可能出现二者都存在的情况。
当把上面三种情况都证伪后，高尔吉亚就理所当然地得出了结论：“无物存在。”实际上，在上述三种情况中，第一种“非存在者存在”和第三种“存在者与非存在者都存在”在爱利亚学派的几位思想家那里就已经被证伪了，高尔吉亚完全借用了他们的结论；他自己所要做的只是证伪第二种情况，即“存在者存在”，从而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无物存在”的结论了。
高尔吉亚的这个论证或者诡辩比芝诺的那些诡辩还要厉害得多！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哪怕是一个三岁的孩子，都不会否认世界上有东西存在。但是高尔吉亚却偏偏要从理论上证明，无物存在。正如芝诺告诉你，你看到有东西在运动，那只是一种假象；高尔吉亚遵循其师的论证方法，最后竟然得出世界上没有东西存在的结论。如果说芝诺否定了多和运动，目的是为了论证只有一和不动才是真实的存在；那么高尔吉亚则把芝诺的论证继续往前推进，最后告诉人们，甚至连一和不动也是假的，一切皆假，无物存在。当然，高尔吉亚在这里只是把他老师芝诺的诡辩论推向了极端，从而向世人显示，诡辩论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刺向论敌，也可以伤害自己。至于高尔吉亚本人，他是决不会否认世界上有东西存在这个基本事实的，否则他不可能活到一百多岁。作为一位智者、一位哲学家，他可以关起门来通过诡辩的方式得出怀疑主义的结论；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每天都要吃饭、穿衣，与世界上的事物发生互动，他必须遵循习惯而生活。所以，后来18世纪的怀疑论者休谟就明确地表示，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也就是说，无论你在理论上得出什么骇人听闻的结论，你在实践中仍然只能遵循习惯而行。
高尔吉亚的第二个命题和第三个命题就比较简单了。他接着论证说，现在假定有物存在，但是我们仍然无法认识它。为什么呢？高尔吉亚指出，刚才我们已经穷尽了思维，仍然不能发现有物存在，所以如果有物存在的话，它也一定不能被我们所思维。巴门尼德曾经认为，凡是能被思维的东西就必定存在，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但是高尔吉亚却反驳道，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在天上飞或者一辆马车在海上行驶，但是事实上这些情况并不存在，所以能被思维者不一定就是存在者。反过来，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反倒可以被我们所思维，比如三头六臂的妖怪等。由此可见，可以被思维的东西不一定存在，不存在的东西却可以被思维，因此思维与存在之间并非同一的。
最后，即使我们认识了存在，也无法告诉别人。这个命题实际上涉及语言本身的效用问题。高尔吉亚精辟地指出，我们在实践中所经验到的一个事物，与我们用语词所表述出来的那个事物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在美术馆里看到了毕加索的一幅油画，从美术馆出来以后，无论我用什么样的语词向你描述这幅画，你能够像我亲眼看到它时那样真切地感受到这幅画的艺术魅力吗？因此，在思想与语言之间是有着很大差异的，思维不仅与存在不同一，而且与语言也不是同一的。
高尔吉亚的这三个命题一个比一个消极，它们都是针对巴门尼德的观点提出的。你巴门尼德说存在者存在，我偏偏要向你证明，无物存在；你说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我偏偏要告诉你，思维根本无法认识存在；你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可以被语言所表述，我偏偏要表明，语言与思维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可见，高尔吉亚与普罗泰戈拉一样，都是与爱利亚学派针锋相对的。而且他使用的方法，正是其师芝诺善用的诡辩术，高尔吉亚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智者派擅长诡辩、故弄玄虚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智者派纯粹是为了辩论而辩论，他们注重的只是辩论技巧，全然不管内容，这一点与苏格拉底孜孜不倦地探寻真理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智者的怀疑主义也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怀疑主义，与后来皮浪等人落实到实践中的怀疑主义也不尽相同。
智者派的这种只注重辩论的技巧或形式，不在乎辩论的思想内容的做法，为形式逻辑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同时也推动了古代辩证法的发展。从芝诺到高尔吉亚，辩证法已经表现出从相互对立的方面或者从矛盾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一种意识——芝诺证伪了非存在，高尔吉亚则反过来证伪了存在，双方正好构成了一个对立面。这样一种相互反对的诡辩论距离辩证法只有一步之遥了。下面我们就会看到，正是通过芝诺和智者们的中介，苏格拉底才从诡辩论中发展出一种对话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