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

向死而生的思想殉道者

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希腊的诡辩论，到了高尔吉亚等智者派那里，诡辩论与辩证法之间就只有一步之隔了。辩证法这个概念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因为大家都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辩证法源于古希腊哲学，虽然它的萌芽在一些早期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芝诺、智者派等）的思想里就已经出现，但是“辩证法”这个概念却是到了苏格拉底那里才真正被提出来；而且苏格拉底把以往那种独白的辩证法（毋宁说是一种诡辩论）转变为一种对话的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苏格拉底称为古希腊辩证法的创始人。

现在我把苏格拉底放在怀疑论与道德哲学这一部分来讲，是因为他与智者派一样，构成了从早期希腊哲学（包括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向成熟时期的实在论哲学转化的过渡环节；而他的弟子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则是这种实在论哲学的主要代表，因此我把他们两人的哲学放在下一讲即希腊实在论哲学中再进行探讨。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

（图片来源：雅克—路易斯·大卫，《苏格拉底之死》，1787）

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典范性的圣贤人物，其地位可以与中国的孔子相媲美。当然，在西方文化中还有一个影响更大的人物，那就是耶稣。但是耶稣毕竟是一个宗教性人物，而且他所创立的基督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许多思想成分，有些思想甚至构成了基督教神学的核心理论。此外，苏格拉底为了追求真理而死的事例也被一些基督徒（如希腊教父查士丁）看作历史上仅次于耶稣殉道的伟大事件。

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出生于雅典，他的父亲是一个雕刻匠，母亲是一个助产妇。他的年轻时代恰逢雅典民主制的鼎盛时期，而他的晚年却见证了雅典文化的衰落。从公元前431年开始，希腊的两大城邦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果雅典战败，雅典民主制被推翻，建立了斯巴达式的寡头政治。不久以后，雅典人又恢复了民主制，而苏格拉底就是被重新建立了民主制的雅典人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的名义处死的。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成为全希腊的中心，许多思想家和艺术家都来到雅典展现自己的才华，当时的雅典就像17、18世纪的巴黎一样，成为最有文化的地方。那时候的大多数思想家都是赞美和拥护雅典民主政治的，然而苏格拉底却成为雅典民主制的牺牲品（当然在苏格拉底之前，还有另一位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也遭到了奉行民主政治的雅典人的迫害），他的弟子柏拉图等人也在苏格拉底死后不得不流亡他乡。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以往国内的一些教科书往往都把苏格拉底、柏拉图当作两个反面例子，除了因为他们的思想具有唯心主义色彩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他们是雅典民主制的敌人。其实，公元前5世纪末叶恢复的雅典民主制已经是一种回光返照的闹剧了，失去了往昔所有的严肃性和崇高性。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它具有民主制的外表，就认为它一定是一个好东西。如果它已经丧失了民主制的内涵，那么它还不如一个王国更加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事实上，不久以后在希腊出现的亚历山大帝国恰恰表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正因为如此，作为苏格拉底再传弟子的亚里士多德才对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父子建立帝国的统一运动采取了一种认同的态度。

苏格拉底一辈子述而不作，他的思想都是被他的弟子柏拉图和克塞诺芬尼（勿与爱利亚学派的克塞诺芬尼相混淆）两个人记载下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说哪些思想是苏格拉底的，哪些思想是柏拉图的。但是一般说来，柏拉图早年所写的著作都比较忠实地转述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当时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与别人辩论的时候，柏拉图老是跟在他身边，记载下他的思想。但是到了晚年，柏拉图就把自己的一些思想借着苏格拉底的嘴说出来。柏拉图一生写了三十多篇对话录，这些对话录基本上都是以苏格拉底为一方，以其他人为另一方的。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辩证法从独白走向了对话，这种对话的辩证法就是在苏格拉底不断地与人对话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苏格拉底少时曾经跟随他的父亲学习雕刻，据说雅典卫城的雕像中就有苏格拉底亲手雕塑的艺术品。在年轻的时候，他曾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而且参加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也因此得到过嘉奖。后来他开始远离政治活动，一心沉潜于他的哲学思考。据说苏格拉底长相丑陋，性格怪异，经常披着一件破旧的大氅，光着脚站在空旷之地仰头向天、沉思冥想，他也喜欢在公共场所与人辩论。据说有一次他和一位朋友一起去别人家赴宴，走着走着这位朋友就发现他不见了，等这位朋友在别人家吃完饭回来时，在路上看见苏格拉底正站在一个屋檐下沉思，他已经在那里站了好几个时辰了。还有一次，苏格拉底又像以往一样站在广场上仰头沉思，当夜幕降临时，他仍然一动也不动。一些好奇的雅典青年就搬来褥子躺在一边守着他，看他到底要站多久。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苏格拉底向太阳弯腰鞠了一躬，然后才转身回家。他就是这样一位行为怪僻的人。

年轻的苏格拉底曾经与比他年龄大二十多的著名智者普罗泰戈拉进行过辩论，苏格拉底很瞧不起智者，他把智者说成是一些“批发和零售灵魂食粮的人”。苏格拉底在雅典也招收门徒，一些贵族青年追随在他身旁，但是他从来不收学费，尽管他一贫如洗。为了与智者们划清界限，苏格拉底自称为“爱智者”，也就是哲学家，所以“哲学家”这个词也是在苏格拉底那里最先使用的，虽然“哲学”即“爱智慧”（philosophy）这个词早在毕达哥拉斯那里就有了。

由于苏格拉底行为怪僻，而且喜欢与人辩论，他在雅典得罪了一些人。公元前399年，一批反对他的人以两个罪名告发了他，其一是他喜欢探究天上和地上的各种事情，并且以此来蛊惑青年；其二是他不信传统的神而企图引进新神。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讲述了自己为什么要孜孜不倦地探寻知识，并且承认正是一个灵异——这个灵异非常类似于克塞诺芬尼的那个思想之神——的声音指导他这样去做的。关于雅典人告发他的两个罪名，他予以默认，但是他却认为这不仅不是罪过，反而是对雅典的一种贡献。他在法庭上指责雅典这匹良种马已经在财富和虚荣的腐蚀下变得臃肿不堪，而他本人就像是一个马虻，受灵异的指示而不断地叮咬这匹良种马，提醒它注意德行，不要继续沉溺在物欲的享乐和虚荣之中。由于他在法庭上拒不认罪，反而认为自己有功于雅典人民，所以最后被激怒的法庭判处死刑。在牢狱中等待行刑的那段时间里，苏格拉底拒绝了朋友们帮助他越狱的建议。他的理由是，自己本来是无罪的，判处他死刑只能说明雅典人有问题。但是如果他越狱逃跑，那就是有意犯罪了，因为越狱显然是对法律的践踏，是一种罪行。而且当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的时候还要到外乡去流浪、受人嘲笑，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苏格拉底明确地表示：“人应该追求好的生活更甚于生活本身。”他所说的“好的生活”，就是指肉体死后的灵性生活，那时候他就可以无忧无虑地与那些死去的希腊先贤们讨论各种问题，再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别人的指责和诬陷了。因此，他认为那些以死为苦境的人们都想错了，死亡并非一种痛苦，反倒是一种超脱。苏格拉底对判处他死刑的雅典人说道：“我去死而你们活着，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这种以死为乐的思想开启了西方唯灵主义的源流，为后来的基督教信仰奠定了重要的精神基础。

在苏格拉底身上，表现出一种对死亡的超然态度。这种超然态度与通常所说的不怕死还不完全一样，它是以死为乐，向死而生。我们中国古典小说中描写的那些绿林好汉们也都不怕死，比如《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砍头对他们来说不过碗口大个疤，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是苏格拉底眼里的死亡并非一个简单轮回的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生活的开端。这已经不只是对死亡的无畏，而是对死亡的超然和重新认识，死亡被看作真正的生活，而生活恰恰是为死亡做准备的。这样一种观点后来发展成为基督教的核心观点，生即是死，死才是生，灵性的生命只有当肉体死亡之后才真正开始。所以我们此世的生活不过是为来世做准备的一个预修学堂，唯有灵性生活才是崇高的生活。这种观点就叫作唯灵主义。正是这种唯灵主义的信念，使得苏格拉底最后当着朋友和学生的面平静地喝下了行刑手递来的毒酒，坦然赴死，成为先于耶稣四百年殉道的西方道德圣贤。

“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孜孜不倦地探究天上地下的各种知识，甚至为此用尽一生的精力，以至到了晚年仍然一贫如洗。他说当他年轻的时候，他的一位名叫凯勒丰的朋友曾到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去向神询问，在希腊有谁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神通过女祭司告诉凯勒丰，世上再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苏格拉底得知这个神谕之后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智慧，知之甚少，但是神谕肯定有它的道理。于是，他为了验证这条神谕是错误的，就游历了很多地方，遍访了各个领域中的一些名人，包括政治家、工匠、诗人等，试图发现他们比他自己更有智慧。但是他每走访一个人，就为这条神谕增加了一个佐证。因为他发现那些人其实和他一样，并没有什么智慧，但是他们却以为自己是有智慧的。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比他们更强，他至少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而那些人却连这一点也不知道。由此他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个神谕的意思是说，像苏格拉底这样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这就是智慧了。智慧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崇高的字眼，人是配不上它的，只有神才配得上。因此自知其无知的人，就算是最有智慧的了。

在这里，苏格拉底显然表现出对智者的不满，因为“智者”这个称呼本身就表明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无知的，反而以有智慧而自居；而苏格拉底却表示自己只是爱智慧，决不敢说是有智慧。苏格拉底也提到了德尔菲阿波罗神庙门前一块黑色巨石上的那句名言：“人啊，要认识你自己！”他认为这句古代匿名诗人的名言——有人说是希腊“七贤”之一梭伦的名言——正是促使他终生孜孜不倦地探求知识的巨大动力。

由于苏格拉底认为智慧是人不配称有的，因此他认为以前的哲学家们探寻自然本原的努力都是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做法，自然的本原只有神才能把握，人根本就没有能力认识它。那么，我们人能做什么呢？苏格拉底明确地表示，人的职责就在于认识他自己，然后通过对自身的认识来达到对神的认识。从这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把探索的眼光从自然界转向了人自身，认为“认识你自己”才是哲学的意义所在。所以后来西塞罗才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那么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苏格拉底认为首先就是道德问题，道德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因此美德问题就成为苏格拉底哲学的基本内容。

苏格拉底改变了希腊哲学的研究方向，在西方哲学史上，人们一般把泰勒斯称作自然哲学的创始人，把毕达哥拉斯称作形而上学的创始人，而把苏格拉底称作道德哲学的创始人。不过，苏格拉底的这个转向与普罗泰戈拉等智者派也有一定的关系，在苏格拉底所强调的“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与普罗泰戈拉所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思想联系。虽然苏格拉底对智者派颇有微词，但是他们双方在把哲学的主题回归到人这一点上却是不谋而合的。当然，他们之间也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人是万物的尺度”把人看作一个个孤独的个体，因此每个人都是万物的尺度，这样就走向了一种相对主义，从而解构了客观真理甚至真理本身（从“一切皆真”到“一切皆假”）。智者派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要反对爱利亚学派的独断论和形而上学，因此他们致力于解构“背后的东西”（即存在），将其说成是因人而异的现象，从根本上消除了本质和真理。但是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就不一样了，它要通过每个人对自己道德特性的认识而达到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也就是要重新建立起一种本质。只不过这种本质不再是自然世界的本质，而是道德世界的本质、人的本质。

所以，“认识你自己”所探讨的美德问题，就不像“人是万物的尺度”中的感觉现象那样，只是一种过眼烟云，转瞬即逝。美德之为美德，是有着一些基本的规定性的，而“认识你自己”就是要去认识这些基本规定，这些基本规定就是关于美德的定义，即它的普遍本质。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从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探寻万物的本原或本质，经过普罗泰戈拉等智者对于本质的否定性中介，再到苏格拉底重建本质，这恰恰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虽然苏格拉底重建的本质主要是指人的道德世界的本质，但是到了柏拉图那里，这种道德本质又被泛化为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善”的理念成为所有理念和感性事物的最高目的和最终动力，从而使形而上学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新建立起来。

神学目的论

“认识你自己”这个命题除了旨在建立一种道德哲学之外，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通过对人自身的认识而实现对神的认识，由此就引出了目的论的问题。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早年曾经深受阿那克萨戈拉的影响，他认为阿那克萨戈拉的哲学比起其他自然哲学来要高明得多。苏格拉底主要是欣赏阿那克萨戈拉关于“努斯”的思想，但是他认为非常可惜的是，阿那克萨戈拉没有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底。在苏格拉底看来，阿那克萨戈拉只说了“努斯”对万物进行安排，却没有说明它是如何安排万物的。也就是说，他只看到了“努斯”是万物的动力，没有看到它同时也是万物的目的。苏格拉底把阿那克萨戈拉的“奴斯”提高到他所说的灵异之神，认为整个世界包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是神安排的，因此通过认识自己就可以达到对神的认识。

在苏格拉底看来，神是最高的智慧存在者，他按照一定的目的安排了万物。在我们小小的身体里充满了奥秘，它恰恰体现了一种神意的高明和伟大。苏格拉底的弟子克塞诺芬尼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苏格拉底在牢里与一个犯人的谈话，这个犯人不相信神，苏格拉底就对他宣扬了一番目的论的思想。苏格拉底对这位犯人说，你看看我们的身体结构，在我们的脸上，眼睛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器官，于是就有眼皮来保护它，有睫毛为它遮挡风沙，上面还有两道眉毛可以挡住雨水和汗水，使它们不至于滚落到眼睛里面，这些设计都是多么精巧啊！你再看看我们的耳朵，它刚好长得既能够接受声音，又不会被堵塞。还有我们的牙齿，前面是门牙，两边是臼齿，门牙用于撕咬，臼齿用于咀嚼。如果我们只有门牙而没有臼齿，或者只有臼齿而没有门牙，吃起东西来将会是多么不方便！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身上还有理性或灵魂，这是我们身上最高贵的东西，它使我们的言谈举止显得那样优美雅致。那么，这些身体结构都说明了什么呢？难道它们都是偶然的吗？偶然的东西怎么可能如此和谐？从这种和谐有序的身体结构中，我们怎能不推出一个智慧神灵的存在呢？怎能不相信我们如此和谐的身体正是他按照某种特殊目的而创造的结果呢？这一番话使得那位犯人深受启发，开始相信神灵的存在了。

当然，我们今天会说这种和谐有序性是长期进化的结果，但是苏格拉底的时代还没有达尔文，人们对进化论一无所知。那个时候的人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祖先是从一种比较低级的动物、从猴子进化而来的。根据经验，我们知道自己的父母长得与我们差不多，父母的父母长得与我们也差不多，如此推下去，最初的人类也应该大体相似。那么，那个最初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神创造的，所以他的器官结构才会长得这样和谐，这里不是充分体现了神的目的吗？我们人类制造任何东西都有目的，比如种庄稼是为了填饱肚子，做衣服是为了御寒和遮体。既然我们的作品都有目的性，那么比我们更加高明的神所创造的事物就更是充满了目的性。

我们在前面讨论本原问题时，曾经涉及三个因素，即质料因、动力因（这两者主要是由自然哲学提出的）和形式因（这是由形而上学提出的）。现在，在苏格拉底的神学目的论中，我们又看到了第四个因素，即目的因。在以前的哲学家那里，我们看到，第一类因素，水、火、土、气也好，种子也好，原子也好，它们都是构成事物的最初源端或最小单元，都是质料意义上的本原；第二类因素，如数、逻各斯、存在等抽象的东西，构成了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则或根据，这些都是形式意义上的本原（在古希腊哲学中形式就是指本质）；第三类因素，如冷热干湿、凝聚与稀散、爱与恨、努斯等，这些都是动力意义上的本原。事实上，在阿那克萨戈拉的精神性的奴斯里，就已经蕴含着一种目的的因素——精神性的活动必定是有目的的，但是阿那克萨戈拉却没有把这一点明确地说出来。真正把目的因明确提出来的是苏格拉底，他所说的那个灵异之神构成了目的意义上的本原，正是神的某种特殊目的，使得万物成为可能。这样一来，古希腊哲学关于本原问题的各种观点就可以概括为一种“四因论”，即关于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等四种因素是如何构成万事万物的理论。而这种“四因论”恰恰就是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本原理论。

目的论思想自从苏格拉底创立以后，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按照基督教神学的观点，世界是上帝的作品，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体现了上帝的特殊意志和目的，甚至连一只麻雀从屋顶上掉下来，都是上帝在创世时就已经预先安排好了的。目的论就是为了突出上帝的全知与全能，从而把整个世界说成是上帝按照一定目的创造出来的一个有条不紊的大机器，一切事物都严格地遵循上帝事先规定好了的轨迹运行。甚至在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之后，作为近代自然科学的神学代表的自然神论仍然强调目的论思想，把世界看作上帝精心设计的一个精巧的钟表。即使到了今天，西方仍然有一些具有神学背景的科学家坚持用目的论来说明宇宙大爆炸和生物学大爆炸的原因，说明生物进化的方向性问题，认为这种科学事实恰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创立的目的论思想对于后世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美德即知识”

虽然神学目的论是苏格拉底的一大创见，但是他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创立了道德哲学。在苏格拉底看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心灵，对自己的道德状况进行研究。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苏格拉底通常被称为道德哲学的创始人，他以研究美德和善而著称。那么什么是美德呢？“美德”这个概念在苏格拉底的对话里随处可见，概括而言，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说得更具体一点，美德就是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并不是一种行为，或者说美德主要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知识，即对于“善”这个概念的知识。这是一种很新奇的观点，通过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是在为道德行为寻找一种普遍性的根据。如果我们只是指出某种行为是善行或美德，这只是一种经验性的枚举，并没有说明美德之为美德的根据。苏格拉底强调，任何一种具体行为的道德含义都是相对的，例如欺骗朋友固然是一种恶行，欺骗敌人却是一种善行；但是“善”本身（即“善”的概念）却是超越于每一种具体的善行的，它不会因为后者的相对性而丧失它的普遍的和绝对的意义。由于只有“善”本身是真正善的，所以只有当我们掌握了这个概念，获得了关于“善”的知识，我们的行为才因此而成为善的，我们才具有了美德。因此，“美德即知识”这个命题把美德从一种经验性的行为提高到了一种普遍性的知识。通过对“善”的概念的认识和分有，美德获得了客观的规定性，而不再是个人的任意活动。这样一来，苏格拉底就把善与真联系起来了。

“美德即知识”这个观点简单地说，就是指一种行为是否为善，关键在于行为者是否对“善”本身有所认识。当然，你们可能会问这个“善”本身又是什么？那么我只能告诉大家，它在苏格拉底那里就是关于“善”的一般定义，在柏拉图那里就叫作“善”的理念。一种行为之所以是善的，只是由于它分有了善的定义或理念。如果你不知道何者为“善”，那么你的任何一种行为都称不上善行。因此，美德是与认知联系在一起的，美德不是糊里糊涂干出来的一种行为，而是一种自觉的、合乎“善”之规定的活动，是对“善”的概念的一种分有。当然，这种“分有”的说法是柏拉图理念论的观点，由于苏格拉底的思想主要是由柏拉图转述的，所以我们不妨借用这种说法来说明“美德即知识”这个命题的意思。总之，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一种行为是不是善行，不在于这种行为本身，而在于这种行为是不是出于对“善”的正确认知。

苏格拉底又进一步指出，善恶与人们的利益是直接相关的，“一切善的东西都是有益的”，而恶的东西都是有害的。那么，既然恶的东西对人有害，为什么会有人作恶呢？苏格拉底认为，这恰恰说明了他对善恶的无知，他不知道为善是有益的事情，也不知道作恶是有害的事情，否则他是不会去作恶的。由此，苏格拉底得出一个结论，即“无人有意作恶”，作恶都是出于无知。这样，他就从“美德即知识”中推出了一个逆命题——“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这种把美德与知识完全等同起来的观点，开创了西方伦理学上的一种唯智主义理论，它对于后世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17、18世纪的启蒙时代，这种观点被大多数西欧知识分子所推崇，他们认为，理性的启蒙和知识的增长将会极大地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从而消除社会上的各种罪恶。

但是这种将美德与知识相等同的观点在西方思想史上也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片面，只看到了道德的理智因素，而没有考虑到情感、性格状况等方面的因素。中世纪基督教伦理学基本上也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基督教最初是在罗马帝国没有知识的弱势群体中传播，它把希腊的哲学和知识论看作信仰的死敌。哲学导致异端，理性妨碍信仰，这种看法在早期基督教会中非常流行。基督教强调的三大美德即信、望、爱，没有一个与知识相关。一个基督徒即使没有任何知识，只要具有虔诚的信仰、坚定的希望和热忱的爱心，他就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为一个义人。到了近代，在“知识的进步必将导致道德的完善”这种主流思想之外，仍然回响着一些反对的声音。例如，卢梭就认为，知识的增长往往导致道德的堕落，知识越多人可能变得越邪恶，倒是原始状态中的人们更加淳朴，道德状况更加完善一些。康德则认为，实践理性即道德与理论理性即知识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它们是彼此独立、井水不犯河水的。由此可见，在西方思想史上，这两种道德观点形成了长期的对立，它们之间的张力构成了西方伦理学的重要内容。

与“美德即知识”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善的知识的来源问题。美德就是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从哪儿来的呢？在这个问题上，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知识悖论”。他在与一个叫作美诺的人讨论美德问题时表示，人不可能学习他已知的东西，也不可能学习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已知的东西你就没有必要去学了，而你不知道的东西又如何去学呢？那么，我们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苏格拉底认为，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恰恰是介乎于已知和未知之间的，它既不是完全已知的，也不是完全未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从苏格拉底弟子柏拉图的“回忆说”中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个知识悖论的内容。按照“回忆说”的观点，关于“善”的理念的知识本来是潜在于人的灵魂之中的，但是当灵魂进入肉体时，也就是当人出生的时候，灵魂却由于肉体的障碍而把这种知识忘掉了；后来通过感觉的刺激，又慢慢地把它回忆起来了。所以这种知识不正是介乎于已知和未知之间吗？所谓的学习，不就是把灵魂本来潜在地具有、后来却遗忘掉了的知识重新回忆起来吗？因此，学习即回忆。这就是柏拉图“回忆说”的基本思想，它非常清楚地解释了苏格拉底的那个“知识悖论”。对于这种介乎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知识论观点，我们以后在德国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的“有纹路的大理石”理论中还会再次看到。

“精神接生术”与辩证法

现在我们来看看苏格拉底的方法，即辩证法。我们刚才说到，苏格拉底与普罗泰戈拉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苏格拉底不是把眼光停留在经验性的现象上，而是要探寻道德活动背后的共同本质，即某种一般性或普遍性的东西，如“善”的概念等。苏格拉底在与人讨论问题时，总是采取一种很谦虚的姿态，他自己从来不正面表述观点，而是不断地请教别人，不断地提问，通过提问来揭露对方的矛盾，从而引导对方不断地修改意见，一步一步地接近真理。这种方法被称为“苏格拉底式的讨论方法”，也被称为“辩证法”。苏格拉底说，他的这种方法是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他母亲是一个助产妇，为人接生，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也是在为人接生，只不过他接生的是精神性的东西，即事物的概念和一般定义。因此，他又把这种方法叫作“精神接生术”。

下面我们来举个例子。在柏拉图的《美诺篇》里，苏格拉底与美诺讨论美德问题。苏格拉底一上来就请教美诺什么是美德，美诺就说男人的美德就是精于国务，女人的美德就是勤于家务。苏格拉底反驳道，我问你什么是美德，你却给我端出了一堆美德，那么什么是这些美德的“共同性质”呢？美诺回答说，这就是“统治人的能力”。苏格拉底马上反驳说，儿童和奴隶不能统治人，他们就没有美德了吗？于是美诺又进一步地把美德说成是正义、勇敢、节制、智慧、尊严等，但苏格拉底却表示，你说的都只是“一种美德”，而不是美德“本身”。这就好像我问你什么是图形，你却拿出来了一些三角形、圆形、长方形、正方形等，但是你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是图形。这样就使美诺陷入了一种困境中，他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下，逐渐从具体的美德现象走向了美德的一般定义，最终得出了“美德即知识”的结论。在讨论其他问题时，苏格拉底也是这样不断地揭露对方的矛盾，进而逼近真理的。然而，我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苏格拉底所探讨的问题并没有最终的结论。可见，“辩证法”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结果，而在于它的过程，即不断地通过对话来揭露对方的矛盾，启发对方走出矛盾而接近真理，它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远远重要于它所得出的最后的结论。

我们大家所了解的辩证法是一种独白的辩证法，它在近代主要是在黑格尔那里以一种独断的方式表述出来的，马克思继承和发挥了这种辩证法。然而，“辩证法”最初在苏格拉底那里却是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的，是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地发挥作用的。而且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总是采取一种谦虚的姿态，总是不断地提问而不是回答。他的形象总是一个求知者、一个爱智者，而不是像智者那样老是在教别人怎样说话。辩证法在苏格拉底那里是启发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它比我们所了解的辩证法更加具有智慧的魅力。所以，当代著名的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就认为，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的辩证法”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而像黑格尔的那种“独白的辩证法”其实是一种很霸道的东西，就好像他那个店里专卖辩证法，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对于伽达默尔的这种观点，当然也是见仁见智的，黑格尔式的“独白的辩证法”也有它的思想魅力和了不起的地方。

我们在前面讲到，当时的希腊城邦社会民主政治兴盛，诉讼之风盛行，辩论在公民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正是这种辩论的风气孕育培养了辩证法。希腊人热爱真理，他们总是通过一种辩论的方法来探求知识，所以“苏格拉底式的讨论方法”即“辩证法”在当时的希腊社会中很流行。即便这种方法并不总是能够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它仍然对于热爱智慧的希腊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对于有些问题，也许我们永远得不出令人满意的结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非常认真严肃地去探讨它们。

苏格拉底与人讨论问题时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始终喜欢追问事物现象背后的东西，即事物“本身”或者一般定义。事实上，当我们对一个事物的性质和状态有所言说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知道这个事物的一般定义。用通俗的话来说，当我们在说一个事物“是什么样的”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知道这个事物“是什么”。比如说，当我们说“花是红的”这句话时，我们当然应该知道花是什么；倘若我们连花本身是什么东西都弄不清楚，那么说“花是红的”岂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这种思想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很明确地表达出来了，大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是什么”的问题在逻辑上总是优先于“是什么样的”问题，因此弄清楚（实体）是什么，这乃是我们一切哲学的开端。而一个事物“是什么”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这个事物的一般定义的问题，例如苏格拉底对于“美德”的定义（美德就是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只有首先知道了关于美德的一般定义，知道了美德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说某一种行为是不是美德。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两件事情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那就是归纳推理和普遍定义。苏格拉底正是运用辩证法不断地归纳和归谬，让对方的观点不断地陷入自相矛盾，不断地修改和调整，最后达到关于事物的普遍定义或一般定义的。这种“普遍定义”到了柏拉图那里就叫作“理念”，理念与感性事物相比是普遍性的东西，“桌子”的理念就比任何一张桌子都更是桌子，因为它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桌子。而我们也正是通过对各种理念的认识而超出了感性现象，走向了事物的本质。

面对着智者派解构本质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苏格拉底坚持不懈地要从现象背后去寻求本质、重构本质，而辩证法则是他完成这一崇高使命的基本方法。在重构本质和重建形而上学的道路上，苏格拉底铺下了一层坚实的基石，而系统化的工作则是由柏拉图来承担的。

小苏格拉底学派

在介绍柏拉图的实在论哲学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地讲一讲小苏格拉底学派。苏格拉底死后，他的一些学生和追随者也在雅典城邦受到了迫害，他们纷纷逃出雅典，来到其他一些城邦，创建了自己的独立学派。这些学派由于与苏格拉底多少有一些渊源关系，所以被通称为小苏格拉底学派。这些学派的观点互不相同，有的注重发展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有的注重发展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但是它们都把苏格拉底的思想推向了某种极端，走向了诡辩论和虚无主义。在这些学派中，有的实际上继承和发扬了智者派的一些思想倾向（如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有的成为了后来希腊化时代那些末流哲学的先声（如犬儒主义）。

由于时间关系，在这里，我只讲其中的两派，一派是麦加拉学派，另一派是昔尼克学派。

麦加拉学派的创始人名叫欧几里得（Euclides，约前435—前365，勿与后来建立几何学体系的欧几里得相混淆），他在麦加拉城邦建立了自己的学派。这位欧几里得有一位学生叫欧布里德（Eubulides，公元前4世纪，生卒年不详），他特别擅长诡辩论，后来成为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上的一个劲敌。在苏格拉底那里，辩证法采取了对话的形式，而且苏格拉底在揭露对方的矛盾时很少会有诡辩的色彩，他是实事求是的、讲道理的。但是麦加拉学派却把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又推向了诡辩论，尤其是欧布里德，他在把辩论术推向深入的过程中，提出了“说谎者论辩”“蒙面人论辩”“谷堆论辩”“有角人论辩”等一系列论辩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非常深刻的逻辑悖论或者语言悖论，有些则是明显的诡辩。比如“说谎者论辩”，它是这样表述的：“说谎者说：‘我在说谎。’”那么这句话是真话还是谎话呢？你说它是真话，它就是谎话；你说它是谎话，它就是真话。这个论辩就涉及了悖论，悖论在逻辑学上是一个死角，没有办法解决。悖论虽然貌似诡辩，但它并不是诡辩，它往往反映了逻辑本身的困境。“谷堆论辩”是这样的：放一颗谷粒在地上不叫谷堆，放两颗谷粒在地上也不叫谷堆，那么放多少颗谷粒在地上才叫谷堆？我们曾经在芝诺那里就遭到过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集合论和模糊数学的问题，它也不是纯粹的诡辩，而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有角人论辩”就是明显的诡辩了，它实际上是滥用了形式逻辑，这一点后来被亚里士多德揭露出来。这个论辩是通过一个三段式来展开的：凡是我没有失去的东西都是我所有的（大前提），我没有失去角（小前提），所以我有角（结论）。这个三段式推理是由于大前提本身有问题、不完备，它应该修正为“凡是我所有而未失去的东西都是我所有的”，而不能笼统地说“凡是我没有失去的东西都是我所有的”。可见欧布里德在这里纯粹是诡辩，玩弄逻辑技巧。但是，这一类的诡辩在当时是很能迷惑人的，只有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逻辑学家才能够发现其中的问题。不过麦加拉学派诡辩的动机倒是与芝诺相似，他们是想通过这些似是而非的悖论或者诡辩来说明个别事物是虚假的、自相矛盾的，只有背后那个普遍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这一点倒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路线相一致。

另一派是昔尼克派，它也被叫作犬儒学派，据说是由于该派的创始人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约前446—前366）在一个名叫“白犬之地”的体育场里讲学而得名，也有人说是因为该派宣扬人应该像狗一样随心所欲地生活而得名。这个犬儒学派在言行风格上有点像赫拉克利特，主张看穿世事、回归自然、我行我素、随波逐流，表现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思想境界。可以说，该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把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与智者派的相对主义结合起来，把美德推进到一种蔑视一切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的极端地步，以自然本性来反对人为矫饰，并且把这种观点落实到实践行为中。

该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叫第欧根尼（Diogenes，约前412—前323），他出身于贵族，但是却放弃了财产、荣誉、婚姻和家庭，每天就住在一个破桶里面。据说他一身无长物，只有一个喝水用的钵子。有一天当他用这个钵子在河边舀水喝的时候，看到一个牧童用两只手掬起水来喝，于是他发现这个钵子也是多余的，就把它扔掉了。亚历山大在东征的时候，路过第欧根尼居住的地方，亚历山大非常仰慕这位行为怪僻的哲学家，专程去拜访他，询问他有什么要求。但是第欧根尼却回答说：“请你不要挡住我的太阳光！”这就是第欧根尼的要求。以后我们把现实生活中那种放荡形骸、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就称为犬儒主义。现在，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一些类似于犬儒主义者的人，他们不修边幅、邋里邋遢，这样的人在现代社会中通常被称为嬉皮士。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只是在形式上模仿犬儒主义者，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的思想内涵。其实犬儒主义者们在思想方面还是很深刻的，尤其是在伦理学方面，有一些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后来对希腊化时代的哲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