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日　星期六

早晨按时起来了，很寒冷，太阳还未出，有点新秋的样子。鸣儿不在，觉得很空虚，很想念他。到芬那里去，彼此解释了昨晚感情上的误会，我说了鸣儿上去的主要原因，大家又如初了，这是我们进步的地方。―鸣儿已在吃东西了，精神已如初。午饭一前，同几个同志去洗衣，我又洗了澡，河水甚冷。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强健，轻灵还如十七、八岁时代！

偶尔遇到一本《译文》（新二卷三期纪念鲁迅专号），又读了其中《歌者》（波里保衣）和《论布里兹》（罗曼罗兰）。前者使我被感动得要哭，后者却引起了我对于天才残害者一种深沉的愤怒。罗兰痛骂那些用“流行观念”武装自己的“白儒”，乐坛的“御吏”……“他们将用坚强的快意告诉你音乐的限度何在，何处它应止步，它可以表现些什么，和不可以表现什么。他们自己一可不常是一音乐家。”这和文坛上的“御吏”正是相通的：“他们自己可不常是作家”。

他痛骂着法国的批评家：

“他们为何能欣赏十九世纪音乐上最勇敢的成就！这些可怕的迁腐之士气和那些热心卫护他们所仅能在它灭亡后才了解的艺术的人是卓越天才的最大仇敌，他们可比一大群愚民所作的祸害还多。因为在我们这个音乐教育落伍的国家里（中国一切方面正如此―萧）面着强烈的但只是一知半解的传统，怯懦心是很大的。无论谁若摆脱了传统，都将不经审问而判死罪的。

瓦格纳在韦伯（WePer）墓上说：“英国公正地优待了你，法国敬慕你，但只有德国爱你。你是她自己底存在，她生命中最光荣之一日，她的一滴热血，她的一片心肝……。我们也可将这段话援引给布里兹。”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他正是中国的：“一滴热血，她的一片心肝……”

“太强烈的光可以蒙蔽人的视力，太多的解说也可以妨碍了解。”―这话对于我对人生的态度上给以了很好的启示―我的光太强烈，但我却不愿意解说，这和解说得太多一般不好。“他是个勇敢的音乐的叛徒，但他甘心把这个音乐运动的领导权让所想要的人。”―我如今对‘于文学虽然还抱了这样的态度，但应该改变它呀！

布里兹是不能保护自己的人，瓦格纳正相反，他是自己作品的保护者，理论上的引一导者。我将要采取后者，我要一手执笔一手抓剑和一切损害我生命和作品的屠头们而战斗！我要做一个始终人生路上的胜利者，我不愿作一个无抵抗的天才殉道者，我不愿让何人为我流‘滴怜悯的眼泪，嘘一口同情的叹息，我将永远作自己的主人，自己的战士，而且要抱不平。

罗氏说：“天才”与“伟大”之间是有分别的，一般所谓伟大是指“心灵的伟大，品格的高贵，意志的坚强，更重要的是心底平衡。”―而一般伟大的天才总是缺乏那“心底平衡”！总是那悲剧底主演者！他们是火花、闪电、雷霆、海浪底花，狂风底旗！-“在一个产生过贝托汉、巴哈的国家里如有人反驳他，我可以了解，但在法国，我们中间谁配反对他呢？”

这话也可能移用中国的文学上。他们谁配来反对鲁迅先生呢？―就他们所成就的！

罗氏是古今来唯一仗剑为正义―更是为被委屈迫害的天才者―而战的大勇者！我愿承继他这精神。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学校又发了一张“文化活动调查表”，我按格式规定填写了。自己常长有一种不必要的矜持心，好特别的感情，无聊的反抗意念……这全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也是一种可怜的软弱的心理表现，还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以及客观的事物。在一个真正懂得自己价．值，以及客观的事物价值的时候，他会泰然地处理一切，一贯地掌握自己的态度，无所顾忌，无所、矜持，无所患得患失，无所竞争。自己静静地走自己的路。比方起始我接到这调查表，不愉快，觉得“我”还要填表吗？要故意调皮或不按规定填写……接着觉得这是看轻自己的行为，但接了又引起一种虚荣的觉得这是可以显示自己“历史”的时候，接了又引起一种不不要的“谦虚”，觉得把书名和工作少填一些罢。终于我还是正常地，本质地填写了它们。对于将来的工作，虽然感情上不乐意负任何责任，但又不甘放弃这责任……总之，这全不是真实的、可敬的以至卑俗的、小气的、“个人的”思想感情的表现，我很为这些杂念所苦恼，愿意自己能慢慢减少它们，能够自然地成为一个品质高贵，情操坚定的人，我的态度如此决定：

一，如果他们让我负责这工作，我坦然接受下来，同时声明我的责任期到年终。

二，提出明年去重庆。

不久彭真会找我谈话，我预备顺序是如此：

一，声明我已无保留地和党方面相见的。

二，希望他们把一切是非弄清楚。

三，如果他们认为我入党必要，就可入党。

四，让我工作时，我明白提出应给我充分的权限和自由以及对某些人底意见。

五，我来研究院的目的和作用。

六，将来的计划。

七，对作家信任的程度。

八，日本工农学校也可收集材料。

九，抄一份计划。

读着报上《前线》剧本（苏联，A科尔内楚克）。忽然想起了一个题目《归来》，以一个从边区逃出的特务为主角，不满边区，审查赶干部时逃到后方，起始高兴，接了一切情形又苦恼，终于又归来。这主题有两面意义（反映边区与后方），题目也有两面意义（归后方与再归边区）。这主题是可以写一个很有意义的剧本。我只是想了想，恐怕还是不会写它，因为现在主观上没有这创作感情。

在中国还是只尊敬着政治、军事、金钱的社会，文化工作者还做为“配角”，这现象是可悲的也是不可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