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洞
我的父母早就去世了。他们给我们兄妹在小城里留下一套房子，我和妹妹住在这套旧房子里挺安稳的。白天我在街道的螺丝厂上班，妹妹在外面捡些破布头啦，碎玻璃啦，橘子皮啦之类的废品垃圾去卖，日子倒也混得下去。可是前不久发生了一些问题。先是妹妹小三捡回一把旧铜壶，我们还用那铜壶烧了几天开水。没想到铜壶的主人很快就上门了。她是一个老婆婆，我在我们小城里从未见过她。她进了屋，在桌边坐下，然后拿出她的证件给我们看。
证件上写着她叫刘淑娥，是乌蓬乡的农民。她说我们烧水的铜壶的手把上刻得有她的名字。我拿出铜壶一检查，是真的。但是她并不是来要回铜壶的，她说她是螺丝厂的领导派来照顾我们兄妹的生活的。她还说了一个领导的名字，说得蛮顺口的。那么铜壶是怎么回事呢？铜壶归铜壶，不要去管它了。现在的麻烦是这个乡下妇人要住到我们家里来了。
妹妹噘着个嘴，在老婆婆的身后砸烂了一个酒瓶以示抗议。但这个刘淑娥根本就不在乎她的抗议，她是那种倚老卖老的类型。我考虑的是一些实际问题。现在我同妹妹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她来了拿什么给她吃呢？领导怎么连这一点都没考虑到呢？如果现在赶她出门吧，我又担心丢了螺丝厂的工作。我这个做哥哥的是家里的家长，可不能轻举妄动啊。我决定第二天去厂里探探风声再说。
刘淑娥当天就在我们家住下了。她倒也不讲究。就从什么地方背来一床草荐放在客厅角上，再在上头铺床破毯子就睡下了。我知道她夜里睡得很不好，同什么人吵架，口里发出含含糊糊的声音，像是很愤怒。
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两位厂长客气地招呼我坐下。我眼睛看着地板，吞吞吐吐地提起刘淑娥的事。他们的反应很怪，既不像知情人，又不像不知情。后来他们就称赞我“做得对”。我提出生活费的事，鼓起勇气诉说了我的困难。
“你不要急，”刘厂长安慰我说，“这种事厂里会有考虑的。你刚才说的事引发了我的思考，像这种助人为乐的老人在我们社会里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曾副厂长附和道。
由于他俩都在考虑刘淑娥的地位问题，我觉得不便打扰，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又很后悔。为什么我进去时不首先提出我的疑问让他们来解答呢？尤其是关于那把铜壶。我傻乎乎地将事情从头讲起，他们一定以为我只不过是作为职工向厂里报告情况罢了，这样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来帮我解决问题了。不过现在再要赶走刘淑娥已经迟了，领导已知道这事，而且表态说“厂里会有安排的”。如果我和妹妹赶走这名“助人为乐的老人”，我在厂里的工作也没有了。
我越想越心烦，结果上班时出了好几个废品，受到班长严厉批评，还要扣发工资。下班走出车间时，我觉得自己简直没脸见人了。
我妹妹小三没有到市场去买菜，她要袖手旁观，看看这个老婆婆在我们家里吃什么东西。刘淑娥并不慌，她中午到街上吃了碗面就回来了，大概晚饭也准备如此打发。看来她身上是有钱的，只是不给我们用罢了。她也不帮我们做家务，她坐在她的草荐上，戴上老花镜，拿出一本农历书来翻阅。我很看不惯她那种样子，她认得字，这没什么了不得的。好在她也不来找我们聊天什么的，所以尽管讨厌，还可以忍耐。看样子她也不爱聊天。
白天我上班去了，不知道她在家里干些什么。据妹妹说，她什么都不干，就坐在那里看她的历书。中午时分，来了个女人，是她侄媳妇，一来就哭哭啼啼的，诉完了一肚子委屈后又要在她这里住下。她满口应承，就好像这里是她的家一样。后来她居然叫侄媳妇去街上端了三碗面回来，把我妹妹也叫到一起吃了中饭。到了下午，刘淑娥又亲自带了侄媳妇去菜场买菜，买回又让侄媳妇做好。我一回家就看到一桌饭菜摆好了。妹妹对我说，以后她就天天这样干，让这个老家伙出钱买吃的。
那侄媳妇就同刘淑娥挤在草荐上睡。但新来的女人是个不安分的人，夜里拳打脚踢的，不时还尖叫几声。早上我一看，客厅变成了牛栏屋，草荐被扯烂了，稻草东一团西一堆的，而那位刘淑娥还没醒，就蜷缩着身子睡在水泥地上打鼾。
那女人从厕所里走出来，看着窗外愤愤地说道：
“在这种地方过日子实在受不了。毒蚊子啦，苍蝇啦，时时刻刻要人命。喂，小伙子，你死守在这栋房子里干吗？还不如去乡下，清清静静的。”
“你们乡下才有毒蚊子和苍蝇呢！”我反驳她道。
她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就把刘淑娥吵醒了。刘淑娥揉了一把老眼，从地上站起来。她问侄媳妇她的老花镜哪里去了（大约她又想摆格了吧）。侄媳妇跪在地上，在稻草里头扒拉了半天才找出那副老花镜。
我看着满屋狼藉，忍不住对刘淑娥说：
“你侄媳妇说还不如回乡下去呢！”
刘淑娥听了我的话一愣，但马上又释然了。
“是啊，”她说，“我也这样想呢。我们屋后的森林里，遍地都是蘑菇。这种天，随便找个树洞住下来就行了，不愁没吃的。那些树洞，有你这间房这么大。”
“那你还不走？”
“你这傻孩子，我怎么能丢下你们不管呢？”
我在上班的时候心里惴惴不安，担心家里要出事。刘厂长在中午休息时过来了，他主动问我是否同刘淑娥老人家合作得很好。我回答说是的。他大大地高兴了，竖起拇指夸我遇事沉着。走出车间的时候，他还像小孩一样跳了两跳，惹得大伙儿都拍起手来。
同事们都很眼红我，说，这种美事怎么就没摊到他们头上呢？想想看吧，不但来了个不要钱的保姆，还负担家里的伙食，这不是一步登天了吗？
“怪不得这小子不好好干活了，原来家里有了后援！”
我妹妹很快就同她们打成一片了。妹妹本来就懒，惰性重，以前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参加劳动。现在可好，来了个开饭的，妹妹酒瓶子也不捡了，天天睡得很迟才起来。到了中午，就由那媳妇在灶上胡乱煮点面糊糊，给三人充饥。要等到晚上再正式做饭。我虽厌恶她们这种生活，也不敢说出来。我一开口，妹妹就凶得要命，在气势上完全将我压倒了。后来她不知从哪里搂了一大捆草回来，铺在客厅里，毯子也不要，就直接睡在稻草上了。到了夜里，她也伙在一起大喊大叫，还扔枕头，闹得不可开交。
家里现在是三个女人，我一个男的夹在中间实在是不方便，而且她们又占着客厅，我每天都得从她们面前进进出出的。即使她们根本不注意我，我也还是感到别扭。为了逃避这种处境，我就到我的好友张自安家里去搭餐了。一般在他家吃过晚饭后，又到街上晃荡，快到睡觉时分才回家。我不管她们在家干些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我心里烦。
当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小声地、谨慎地将我家里的事告诉张自安的时候，张自安的媳妇春玉就大声嚷嚷起来了。她说她还巴不得自己有这样一个亲戚呢，不但不添麻烦，还从经济上给予援助，简直是太得便宜了。
“我早听厂里的人说了这事。没想到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像你这么乖戾的性格，今后是很麻烦的啊。”
她说话时还白了我一眼。我本来期望张自安会像平时一样打消她的嚣张气焰，没想到他只是低着个头坐在饭桌边，一声接一声叹气，明明是在为我感到难过。
“我可不是反对你来搭餐啊，相反，我是很欢迎你的！”她又补充说。
“春玉说的是真心话。”张自安连忙附和她，“有一件事我一直忘了告诉你，春玉同那刘老太太是同一个村的人呢。”
我吃了一惊，想向春玉打听点什么又不敢开口，因为我觉得事情渐渐地错综复杂起来了。我就等着，等她自己说出来。她果然开口了。
“刘老太这个人啊，见多识广。”
她说了一句就没了下文。一直到我告辞她也没再说什么。
我仍然认定刘淑娥是厂领导的亲戚，如果她不是的话，我早就把她和她侄媳妇赶走了。我只能按厂长的指示同她“合作”，没有别的办法。至于妹妹，她要随波逐流我也没办法，总比到外面去做坏事好些吧。比较难对付的是她们夜里闹得太厉害，我把门关得紧紧的，门缝上贴好纸条，还是无济于事。她们几个像要翻天似的。我只好找妹妹谈话了。这一阵子她已经根本不听我的话，也不把我当哥哥了。我委婉地提出来要她收敛一些，免得邻居有意见。
“我根本就没有闹，我在睡觉，是你自己心不静。”她一口否认。
我十分生气，就向她指出早上客厅里的一片狼藉，还有夜间发出的巨响，被打坏的水罐。我越说越冲动，拍起桌子来。
“我们都在睡觉。”她阴沉而强硬地回了这一句，走开了。
她的反应让我迷惑不解。是谁在这屋里闹腾呢？
没几天又来了两个女人，刘淑娥又充当好客的主人留下了她们。新来的两个女人样子长得很难看，老在挤眉弄眼的。自然，她们又是刘淑娥的亲戚。其中一个叫吴素娥的特别爱哭，没说几句话眼圈就红了，还将自己到这里来做客称为“充军”。妹妹又搬来几捆草铺在地上，将客厅里的饭桌也弄走了，整个十六平方米的厅屋成了个大通铺。我经过厅屋到我自己的房里去，就得从她们的铺上踩着过去。不过她们一点都不在乎，看得出她们都有心事（包括妹妹），但她们的心事都同眼下的一切无关。
那两个女人来了之后，刘淑娥早上就起得比较早了。她倒不是起来做早饭，因为她们根本就不吃早饭。刘淑娥起来之后，就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看历书，她的背像年轻人一样挺得笔直，口中念念有词。而这个时候，客厅里的女人们还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我因为要上班，所以也起得早。我到厨房去洗漱时就忍不住要同刘淑娥说话。我对她说：
“刘婆婆，你在城里住久了，一定想念家乡吧？”
刘淑娥放下历书，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
“小伙子，你同我们一起到森林里去住吧，那里也是你的家乡嘛。”
“可是我要是丢了工作就会没饭吃啊。”
“怎么会丢工作，厂里领导会为你考虑的。再说到了家乡还怕没饭吃啊。这种季节，蘑菇啦，山鸡啦，鱼虾啦，到处都是。”
“乡下这么好，你的亲戚怎么都要到城里来？”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她们都很痛苦啊。我们乡下的痛苦，三言两语说不清，说出来你这样的城里人也不会相信。我只告诉你一点：我们那里的人，生下来心里就很苦，周围环境那么好，还是治不好我们的病。”
刘淑娥似乎不愿再谈下去，就又坐下来，继续她的研读。我朝那本金黄色的小书瞥了一眼，看见她翻开的那一页上画着一条状似百足虫的怪物。
家里闹腾得更厉害了，客厅里的玻璃都被砸烂了两块。刘淑娥已经告诉过我，她们大家心里都郁积着痛苦。那么妹妹又是怎么回事呢？到了夜里，她同这些女人一样亢奋，她甚至弄了两只有铃铛的脚环戴上，在厅屋里跳呀跳的，像疯了一样。我也起来过两回，借着朦胧的月光，我看见那几个女人在稻草上滚过来滚过去的，有时又披头散发地立在那里。如果我向她们走近，她们就直挺挺地倒下去，吓得我赶紧回到了自己房里。
可能是女人们的痛苦感染了我，我上班的时候也变得无精打采的，同事们说我的模样“就像刚从噩梦里头出来一样”。我心里还暗暗地焦急，希望厂领导看出我的困境，把刘淑娥她们遣走。但是这样的转折并没有发生，我每天仍然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夜里睡不好，白天干活也走神。我又出了两个废品，但这一次，没人来训斥我，也没扣我的工资（上次也没扣）。厂里就好像对我放任自流了似的。我想，他们说不定对我失望了，如果这样，我丢掉工作的那一天也就快来了。我注意到，同事们都不主动找我聊天了，他们离得远远的，大概在那里等着看我的险。
下班的时候，刘厂长从后面叫住了我。
“听说你家里有把铜壶？”
“是啊，那是刘婆婆的，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呢。”
“好运气呀好运气。嘿，你这个家伙！”他含糊地做了个手势，快步走到前面去了。
张自安过来了，一把挽住我，涨红了脸说：
“厂长要培养你呢！”
到张自安家去的一路上，他都在喋喋不休地向我介绍他的一种病。他的病是新得的，没什么别的症状，就是嗓子眼里老塞着一个东西，时时刻刻想要一吐为快，却又做不到。有时睡着了，喉咙里那一团胀大起来，弄得他在窒息中挣扎了好几回。他说他本来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差不多快完了，就等着退休颐养天年了，没想到竟还有这种变故。他心里也明白这不是什么别的病，是心病，但这病使得他十分难受，这是最糟糕的事。他是一个过惯了轻松日子的人，平时看见危险就躲，所以几十年倒也活得稳稳当当。现在堡垒从内部攻破了，所以他有点措手不及。
说着话就到了他家里。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春玉的情绪很不好，红着两只眼，像是哭过。吃饭吃到中途，两口子就拌起嘴来。春玉指责张自安，说他“自从宣称自己有病，就变得横蛮不化了”。张自安听了她的话就吼起来，要她“滚回家乡住树洞去”。我从未见过张自安有这么凶，他将手里的筷子都折断了。于是趁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我就悄悄溜走了。
走在路上，我才想起春玉的家乡同刘淑娥的家乡是一个地方。怪不得张自安要她去“住树洞”呢。看来“住树洞”在刘淑娥的家乡是一件很普通的事，这些女人恐怕都住过呢。我就努力想象那种情景。不知怎么，耳边老是响着刘淑娥兴奋的声音：“这种季节，蘑菇啦，山鸡啦，鱼虾啦，到处都是。”我所见到的这些女人就在那种地方生活。但是这个春玉，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呢？她在水泥厂做搬运工，每天上班累得要命，回家后却还要做饭洗衣。像大多数小城的妇女一样，她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可张自安对她的威胁却是“滚回家乡住树洞去”。难道那种生活会比现在更苦、更没有盼头么？刘淑娥家乡来的女人，说起家里都是万般好，简直是鱼米之乡、福地，但她们心里却还有莫名其妙的痛苦，要到城里来排遣。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张自安的病，恐怕是由他老婆引起的！试想一个女人，几十年都生活在无法解除的痛苦之中，作为女人的丈夫，又怎能熟视无睹呢？我越思考这些事，心情就越不好。我觉得自己已经中了某种圈套了。
我早早地回到家里，客厅里的几个人都有点惊奇。本来她们在将脖子伸出窗外看什么东西，我一回来，她们就都在自己的草铺上坐下了。刘淑娥走过来对我说：
“你倒好，没有思乡之苦。黄昏的时候，我们这些人的眼睛都要望穿呢。”
我当然不必思乡，因为我根本就没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妹妹，她为什么也伸长脖子朝外看呢？莫非她脑子里有了一个新的、看不见的故乡？我心神恍惚地走到我的房里，我也尝试着向窗外看。我看到了什么呢？当然是什么都没看到。还是那条行人稀少、路面破烂的街道，要死不活的泡桐树。我的正对面是一个公共厕所，一名心事重重的男子一边系裤子一边走出来。我看了这始终不变的风景心里就发堵，于是用力将窗帘拉上了。
由于白天的事对我刺激太大，我通夜失眠了。奇怪的是客厅里十分寂静，平日里那种闹腾的场面没有发生。后来我干脆起床坐在窗前。有人在轻轻地敲门，是刘淑娥。刘淑娥在灯光下显得很精神，花白的短发银光闪闪，给她脸上添了很多慈祥。我觉得她像换了个人似的。
“我实在是担心你啊。”她说着就在我床边坐下来。
“她们今夜怎么不闹了？”我朝客厅那边努了努嘴。
“她们累坏了。你想想看，要看清千里之外发生的事，能不费力么？我已经不干这种傻事了，我除了历书，什么都不看。你就这样坐在这里么？”
“我还能怎样啊？”
“你这个势利鬼！你不像个人！”她突然大怒，站起来，咚咚咚地走到客厅里去了。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这样还怎样？刘淑娥啊刘淑娥，难道你还没看出来，我也是一个春玉吗？此地是我真正的家乡，我在这里过着苦日子，我不知道还能有另外的生活，就是知道，我也是适应不了的。妹妹也许想要改变一切，但她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除了捡破烂做家务外什么都学不会，也不想学，她又能做得出什么大事来呢？我不理解你和你的亲戚心里的那份苦衷，我只知道物质上的苦恼，比如吃不上肉，比如没有钱之类的。这些事都不足以使我做出惊世骇俗的事。你就是为这个骂我势利鬼吧？”我在心里诉说了这一通，一点都没减轻难受的程度。这时刘淑娥又悄悄进来了。
“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向厂领导汇报一下吗？”
“汇报什么呢？”我茫然地问，“再说他们都很忙。”
“他们是很忙，”刘淑娥兴奋起来，“可这是他们的工作！你应该经常同他们取得联系。生活中，总是需要人指点的。就说我吧，已经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学习。”
第二天，我很早就等在厂里大门口。我知道两位厂长比一般工人要来得早。我在传达室坐了一会儿，刘厂长和曾副厂长就一前一后地过来了。我连忙出去面对他们。没等我开口，刘厂长就嚷起来了。
“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啊，有事千万别闷在心里！厂领导是什么？厂领导就是你的父母嘛。凡是你的事都要告诉我们。要是你犯了错误，我们就打你的屁股！哈！”
曾副厂长也大笑起来。我觉得我要说的事难以启齿。
“你还不说呀？还不说我们就走了！”
“我有事！”我鼓起勇气喊道。
“什么？”两位厂长异口同声地问，显然是装作没听清。
“我和妹妹住的房子不行，各式各样的人来骚扰，厕所里的蚊蝇都往屋里飞，上星期妹妹还发了疟疾。我们在城里生活有困难，尤其是夜里，房子被一伙强盗占了，他们把我们赶到街上，让我们好好地忏悔自己的罪过。可是我们有什么罪呢？总而言之，我和妹妹都向往乡下清静的生活，我们愿意同刘老太太回她乡下去。”
我分明感到自己在不知所云，却还硬着头皮说下去。我发现两位厂长都对我的话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我们一直过得很好，有厂领导的照顾……关键是我们的房子不行，不清静，又有蚊蝇。乡下就不同了，据说空气新鲜，有很多可供人去住的宽敞的树洞。”
“树洞？他说的是树洞啊！这个伶俐的家伙！”曾副厂长手舞足蹈地叫起来，弄得我一下子愣住了。
“我问你，你对这事确信不疑吗？”刘厂长严肃地问道。
“什么事？”
“树洞的事啊。这可是非同小可！因为涉及生活方式的改变。”
“我并没有看见……我只是听说，我想应该是真的……”我犹豫了。
“那就不要再提它！”刘厂长突然提高声音，“这种事信口开河要不得。”
我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了。整整一天，我都在反省自己的胆大妄为。我到底是怎么啦，我并不想到乡下去，却说出那种鬼话来。我中了刘淑娥的计了，是她挑唆我去同厂领导联系的。
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分，我又看见家里的几个女人在窗口伸着脖子看外面。她们都对我很冷淡，也很鄙视。我在心里检讨自己，揣测着是不是因为我泄露了秘密，她们才会做出这副模样来。
到了夜里，刘淑娥没来找我，妹妹却来了。妹妹先是沉默不语地坐在我床头的樟木箱子上面，过了好一会她才开口。
“我们和刘老太太（她早已经改口称刘淑娥为刘老太太了）都不想离开这里，至少现在不会走。”
“那你们寻死觅活地折腾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我们是为了……唉，哥哥，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们根本就没折腾，我们在客厅里睡觉，是你自己在折腾。我同她们一道躺在稻草上时，我们都看见了那个望不到边的禾坪，禾坪里晒着红彤彤的辣椒。”
“你打算与她们一道回乡下么？”
“我要努力向她们学习。”
客厅里有人在哭，妹妹跳起来，向那里跑去。原来是叫吴素娥的女人起来上厕所摔了一跤，摔破了额头。刘淑娥正在旁边安慰她。她的安慰词别具一格。
“你不要心烦，我们马上要苦海出头了。你想想看你在哪里？你是在城里啊，在城里摔了一跤，这种事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吧？我们不要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离开家乡的人啊，总免不了要摔倒，因为头重脚轻嘛。有人说我们不该离家出走，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在旁边听得想笑，就拼命忍住。后来刘淑娥回过头来看见了我，她又说起了我。
“你看看这个小伙子，他才是真的可怜啊。我们好歹有个家乡，他呀，连自己的家乡在哪里都从来不知道。我好意提醒过他，他就是不相信。他这样随波逐流下去，什么时候才会苦海出头呢？你说说看？”
那姓吴的女人听了这话也为我担忧起来，说我惹得她“心烦”。她一下子完全忘了她的伤痛了。这也是她们与我不同的地方，因为她们从不把注意力长久地放在一件事上，再大的痛苦也能转背就忘记。她甚至站了起来，将一只手掌压在我的肩头，对刘淑娥表白说，她“很想替这个小伙子出谋划策”。她这样一说，其他人就都围拢来，要给我出主意。但是妹妹阻止了她们。
妹妹突然显出很有主见的样子来了，她叉着腰站在屋当中说话。也可能她从来就有主见，只不过我没有注意罢了。她说经过这一段时期的磨炼，她认为她哥哥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了。对于这件事她一点都不怀疑，并决心和哥哥一块行动。“我们就要结束这里的快乐生活，背上我们的行装去刘老太太的家乡了。我们不是去住在刘老太太家里，我们是去住在那些树洞里，过野人的生活。这个主意也不是忽然打定的，而是考虑了很久了。再说你们大家，还有厂里的领导都支持我们这样做。”妹妹宣布了她的计划之后，就满脸迷惑地坐在她那一团乱草上，起先的主见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她用一面破镜反复地照自己的脸，就好像要从那张脸上找回信心一样。
我发觉房里的几个女人都对她的计划漠不关心，坐的坐，躺的躺，显出无聊的神情。我回忆起我在厂门口对厂长们说的那番话，认识到我当时完全是鬼迷心窍了，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看来妹妹刚才的表演也同我白天的情形差不多，她也是在鬼使神差般地胡说八道。但是说过的话又怎能收回呢？何况据妹妹说，厂领导也要我们走出这一步。虽然妹妹说是去做野人，在我看来倒并不一定那么可怕，大不了做个富裕之乡的农民，比现在也坏不到哪里去。这个刘淑娥神通广大，一定会把我和妹妹安排好的。我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做好了住树洞的准备。
我和妹妹同刘淑娥她们约好星期五一起回她们家乡。我们还约好不同螺丝厂的领导说这事，让他们吓一大跳。妹妹去买火车票，她买了星期五上午的票。
天还没亮那几个女人就起来了，她们说要到城里一个亲戚那里去辞行，辞了行再回来同我们一道上火车。她们虽说是去辞行，但每个人都将自己那点简单的行李带在身上了。妹妹打着哈欠坐起来，口里说着“时间还太早”，倒头又睡。我心里隐隐地感到激动，就睡不着。于是我又将行李检查了一遍。我们并没带多少东西。刘淑娥当时是这样对我说的：
“东西越少越好。你现在还根本不知道那边的情况，对吗？即算我给你介绍了情况，你到了那里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所以还是‘到哪山唱哪山的歌’为最好。”
我不愿意相信刘淑娥的话，但我也实在打不定主意要带些什么。我横下一条心了。大不了再回来，丢了工作，那时就同妹妹去街上拾破烂吧。所以这一次，我们仅带了一些换洗衣服、被子，还有些日常用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这几年留下的一小笔钱。
天大亮了，妹妹还在呼呼大睡，她磨牙，还不时拳打脚踢，弄得满屋子稻草飞扬。我们是十点钟的火车，她该起来了。我喊了又喊，她还是不起来。我勃然大怒，冲进厨房舀了一瓢冷水过来，对准她的脸浇下去。这下她起来了，因为呛了水，就咳了老半天，眼睛红红的。
“你干什么呀，我好多天没怎么睡了呢。”
“你不打算走了么？”
“走？我们昨天不是走了一次了么？”
“你不要装傻！刘淑娥她们还要回来同我们一道赶火车呢！”
“你以为她们还会回来呀。”妹妹冷笑一声。
我忽然明白了。
妹妹开始收拾客厅里的乱草，她将它们全都扫出屋子，然后又把饭桌拖过来，摆好椅子。她动作麻利，客厅一会儿就恢复了原样。她冲着我喊道：
“你还不去上班呀！从今以后，所有的事都要靠我们自己了，所有的事！”
见鬼，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老练了啊？就在前不久，她还那么爱哭鼻子呢。看来刘淑娥对别人的影响力是惊人的。
一切又恢复到和从前一样。我在厂里碰见领导们时，他们不再主动招呼我了。我老觉得厂长们脸上有笑意，待我鼓足了勇气看过去，又发现他们其实是板着脸的。是啊，对于这些严肃的人来说，我身上并没有什么好笑的地方嘛。至于张自安，他也渐渐振作起来了，我还看见他参加了一次羽毛球比赛呢。他对我说，他媳妇春玉的病已经好多了，虽然屋里没人的时候还会小小地发作一下，比如扯自己的头发之类，但已经没有危险了。近几天，她居然还用“住树洞”之类的事来打趣他呢。
“女人的心真是无底洞。”他深有感慨地说。
“她的病究竟是什么病呢？”我凑近他的脸，很贴心地问。
“实话告诉你吧，”他也压低了声音，“她呀，根本没病！”
“啊？！”
闲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个问题：刘淑娥她们的家乡到底是不是我的家乡呢？
原载于《长城》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