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易经、六十四卦）
易经包括《连山》《归藏》《周易》三部易书，其中《连山》《归藏》已经失传，现存于世的只有《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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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关于《周易》的一些基本问题
《周易》本来是殷末周初人们用来占卜算卦的方法，起初，它并不是一本书，也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卦爻辞，更没有《彖传》、《系辞》、《象传》、《文言》、《说卦》等被后代易学家称为《易传》或“十翼”的部分，只是蕴涵数理逻辑的卦画而已。后来，经过长期的演绎，这些卦画与事物产生了一定的对应规律性后，人们就逐渐在每个卦画下系属了一些简约的卦辞。再后来，《易》“变则通，通则久”，于是，又在六十四卦的各爻之下系属了爻辞。至此，《易》就有了卦画、卦辞和爻辞，形成了汉代易学家称之为《易经》的部分。到了汉代，又将《易传》并入，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的样子。
《易经》的创作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阴阳概念的产生，八卦创立，重卦并撰成卦爻辞。
无论是八卦还是六十四卦都是由阴阳两爻组合而成的。在古人心目中，天地、男女、昼夜、炎凉、上下、胜负……几乎生活环境中的一切现象都体现着普遍的、相互对立的矛盾。根据这种直感的、朴素的观察，前人把宇宙间变化万端、纷繁复杂的事物分为阴、阳两大类，用阴、阳两种符号表示：阴物为--，阳物为—，象征着广泛的相互对立的种种事物、现象。
在此基础上，古人以阴、阳符号为“爻”，每三爻叠成一卦，出现了“八卦”。八卦各有不同的名称、形式，分别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的取象，已经从阴阳二爻对事物的广泛象征发展到对自然界八种基本物质的具体象征，这八种基本物质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在后来的易理演绎和易筮运用的过程中，八卦的卦象又不断扩展增益，可以分别象征八种类型的诸多物象。
此后八卦两两相重，出现了六十四卦，并产生了解说这些卦形所寓哲理的卦爻辞。卦爻辞的出现有两大意义：其一是使《周易》成为卦形符号与语言文字有机结合的一部特殊的哲学著作；其二是使易象从隐晦的符号暗示发展为用文字表述的带有一定文学性的形象。卦爻辞的表现形式是“假象喻意”，即拟取人们生活中习见常闻的物象，通过文字的具体表述，使卦形、爻形内涵的象征旨趣更为鲜明生动，而每卦的卦辞与六则爻辞在相互联系中披露了该卦所蕴涵的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哲理；六十四卦相承相受，从六十四种角度分别展示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的事理特征和变化规律——此时，《周易》“经”文全部创成，其独具体系的哲学思想已趋成熟。
现存的《易传》共七种十篇，又称“十翼”，它们是《文言》、《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这十篇的创作宗旨均在解释《易经》的大义，但各有一定的侧重点或特定的角度。《文言》分前后两节，分别解说《乾》、《坤》两卦的象征意旨，故前节称《乾文言》，后节称《坤文言》。《彖》随上下经分为上下两篇，共六十四节，分释六十四卦卦名、卦辞及一卦大旨。《象》亦随上下经分为上下两篇，阐释各卦的卦象及各爻的爻象，其中释卦象者六十四则，称《大象传》，释爻象者三百八十六则，称《小象传》。《系辞》因自身篇幅较长分为上下两篇，可视为早期的《易》义通论，对《易经》的各方面内容作了较为全面、可取的辨析、阐发，有助于后人理解八卦、六十四卦及卦爻辞的大义，简言之，其要义在于发《易》义之深微，示读《易》之范例。《说卦》是阐说八卦象例的专论。《序卦》旨在解说《周易》六十四卦的编排次序，揭示诸卦相承的意义。《杂卦》即打散《序卦》所揭示的卦序，把六十四卦重新分成三十二组，两两对举，以精要的语言概括卦旨。总之，《易传》是今天研究《易经》最重要的“津梁”，其本身的哲学内涵也值得深入探讨。
《周易》经传的作者与创作时代是易学史上争论已久的问题。
八卦的作者，《系辞下》以为是伏羲，前人多信而不疑。重卦始于何人，唐前主要有四种说法：伏羲说（王弼）、神农说（郑玄）、夏禹说（孙盛）、文王说（司马迁）。卦爻辞的作者，唐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卦爻辞均为文王所作（郑玄）；二、卦辞是文王所作，爻辞是周公所作（《周易正义·序》）。《易传》的作者唐前人多认为是孔子，如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同时，班固还在《艺文志》中引述了伏羲始作八卦诸语，又曰：“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其中的“三圣”、“三古”，颜师古注曰：“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
到北宋，欧阳修第一次对《易传》为孔子所作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撰《易童子问》，认为“十翼”非出自一人之手，《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不是孔子所撰，而《彖》、《象》二种可能是孔子所撰。自此以后，疑古之风渐启。至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的主要倾向是否定汉儒说法，认为《周易》经部的作者当是周初人，而不是伏羲、文王（顾颉刚等），甚至有人认为其写定可能要到西周晚期（李镜池等）。《易传》的作者不是一人，更不是孔子，其成文时间晚至战国末（郭沫若）甚至西汉昭、宣之后（李镜池）。此后四十余年，人们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也没有一致的结论，而较有影响的看法是卦爻辞作于周初，《易传》作于春秋战国间，作者均非一人，而是经过多人多时加工编纂而成的。近年来，随着对商周甲骨文、陶文、金文中一些“奇字”的探研，根据《周礼》、《山海经》等古代文献对“三易”之法，对《连山》、《归藏》等筮书的记载，人们开始认同清人顾炎武等据古代文献及《左传》所载春秋筮例得出的重卦应在周以前，“不始于文王”，而周初的卦爻辞写定以后，《周易》才被取名为“《易》”的结论。
笔者认为《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氏就是伏羲氏，伏羲“观物取象”画出了八卦。又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上古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所谓“三易之法”，其实是指“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三种不同时代的认识世界与人生的方法，它们都由六十四卦组成。《周易正义·序》引郑玄《易赞》及《易论》曰：“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这就说明六十四卦在夏朝已经就有了。因此，有的学者就认为，六十四卦的符号也是伏羲发明的，这种说法在时代上来看，是完全有可能的。伏羲“观物取象”，“一画天地开”，使人类从混沌中走出来，走进了文明觉悟的时代。至于司马迁在《史记》里所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首先，文王不是六十四卦的发明人，即演绎人；其次，在中国古代“演”既可以解释为“演绎”，也可以理解为“演算”，如果是前一种，文王“演”的《易》可能是在推演六十四卦的变化形式，如果是后一种，文王拘在“羑里”时，可能只是演算着六十四卦的意义。总之，基于司马迁在《史记》记载的史事，结合《系辞》里有关“《易》之所兴”的推断来看，文王对《周易》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汉代以后的学者，基本认为卦辞是文王通过推演后系属在六十四卦的卦象上的。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测，班固在《汉书》里所说的“人更三圣”的最后一位，可能指的是周公，既然文王做了卦辞，那么，汉以后的儒生们就认为，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六爻，爻辞就是周公创作的。
人们多已接受《易传》成于众手的说法，而孔子与《易》的关系似乎仅如《论语》里记载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是一个读者。可是这又如何解释司马迁、班固等人言之凿凿的孔子作《易传》说呢？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的传文部分让我们看到孔子与《易传》有着更深、更近的联系。帛书的《易传》有《系辞》两篇、《二三子问》两篇，又有《要》、《缪和》、《昭力》各一篇。经李学勤先生考证后发现，其中的《要》“记载有孔子同子贡的问答，也说到‘夫子老而好《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这句话口吻和《孟子》所载孔子所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是很类似的。孔子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是因为他对《春秋》作了笔削，所以他与《易》的关系也一定不是一个读者，而是一定意义上的作者，他所作的，只能是解释经文的《易》”。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孔子曾经作过《易传》，现存的《易传》是他的弟子后学对其编纂、加工，甚至加入了自己理解的产物，这在古代文献的形成过程中是很正常的。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孔子是《易传》的作者之一。
《周易》这一书名对于真正深入理解与掌握其思维特征与基本方法十分重要。
“周”字基本有以下几种意思：一、指周代；二、循环往复（见《周易·系辞》“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三、周知万物（见《周易·系辞》“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四、周密。在《周礼》的“三易之法”里，《周易》只是“三易之法”中的一种，显然《周易》的“周”还是应该与“循环往复”的方法与“周知万物”的特征有关系。
再说“易”字。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家郑玄以为：“《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按《说文解字》解释：“易，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这些解释有两种基本意思，一是蜥易等爬行类动物，二是指由“日”“月”合成的文字。其实，这两种意思都描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从日月交替和变化开始的，而且这两种天体的运行与古人的生活联系得也最为密切。但是，如果只有变化，或者所有事物都存在绝对的变化之中时，事物也就变得不可知了。因此，郑玄在提出“变易”意义时，也提出“不易”作为“变易”的对立面。这种道理与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有关静止与运动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周易》通过分析的方法，将任何事物都分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加以理解和阐释，而“对立统一”规律又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的始终，这样，《易》就不仅能够永远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变化规律，而且，还能够通过对立与统一的规律使这些本质和规律变得简单清楚。因此，郑玄提出的“变易”的“不易”是世界观，而“简易”则是方法论，“简易”存在于“不易”与“变易”之中。当“易”字包含的变化通过“八卦”与“六十四卦”的数理演绎方式得以体现时，事物的变化也就进入到这个数理的演绎体系中，顺着这种数理体系推理，人们也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预知未知世界的部分情况。
实际上，《周易》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不断“变化”的方法，拓展、深化着人们对现实世界和未知世界的认识。
通过对《周易》一书书名的解说，可知《周易》是我国一部特殊的哲学专著。
《易经》的最初结构和核心思想是“阴阳”两种事物的对立与统一形式。庄子认为“易以道阴阳”，《易传》作者明确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在形式上是混沌难分的，因而也就是无法认识的，所以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对道体的认识本身也反映了古人在《周易》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某种抽象思维的能力，或者说正因为古人有了抽象思维的能力才从意识中产生了“道”的模糊性与抽象性。《周易》在认识上的意义就在于它将“道”分为阴阳两种对立形式，使“道”从“不可道”的神秘感觉中走出来，展现出人们可以认知的世界面貌。又因为它认识的对象及这种对象展现的面貌是世界存在的根本形式和发展形态，所以它不仅不可能终止人们对它的认识，而且还在发展与变化中更加深入、广泛地开拓着人们的认识能力，因而也就必然随着人们的思维发展存在着，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当《周易》解析了“道”的存在形式时，“道”本身也就反映了发展的必然性和普遍联系的原则，这是因为阴阳的形态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它贯穿于一切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始终，其发展的必然性是因为阴阳的“变通”性，其普遍联系的原则，是因为道体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正因为如此，它成为先秦以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认识世界的主题，成为生成宇宙万物的根源。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为“道”是混沌一团的、不可“道”的、幽妙难明的形质，因此，古人把它称作“太极”。《周易》基本元素是阴阳，根本方法也是阴阳，本质内容和符号特征也是阴阳。从卦象到卦爻辞，《周易》就是通过对阴阳两种属性的解释来揭示天、人、地的生存逻辑与发展变化的，代表着那个时期人们探索、认识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也记载着那个时期人们认识世界的经验和体会。通过以上的分析，在继承古人的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易经》就是通过阴阳两种符号的组合结构与变化方式，象征性地反映世间万物的本质特征与变化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以普遍联系的观点与对立统一的方法对事物的发展与变化预先做出吉、凶、悔、吝等判断，其目的是劝善惩恶，避凶趋吉。
《周易》本是一本用来占卜算卦的书，一直笼罩在宗教仪式和神秘奇异的迷雾之中。《易传》的出现，使得《周易》具备了义理富赡、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同时，也赋予《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神圣责任。是古人以其具象思维从卦象和阴阳之道中逐渐悟出一些抽象玄奥的哲理，使其成为融数学、伦理、哲学、历史等为一体的人文科学。帛书《易传》之《要》篇记述了孔子不信卜筮而观其德义的《易》学观，清楚而明确地将占卜之《易》与哲理之《易》区别开来。因此，战国以后的《易》便有了两种精神：一是用《易》占卜解疑的数术学，一是用《易》教化人心、安邦治国的经学。根据这种情况，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将内容属于前者的书归类于“数术”类，将内容属于后者的书归为“六艺”类。其实，《易》从占卜的书上升到经学的书，反映着古人对《易》学思想的认识从天道、神道向着人道的转变过程。总的来看，卦画→卦爻辞→易经→易传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天道→神道→人道→义理的变化过程。
二 读《易》需要了解的一些基本术语
当位与不当位
因为六十四卦为两两相重组合而成的，所以，其各卦分上下两卦，按古法通例，解卦时，从下卦开始，先说下卦，后说上卦。卦中各爻的位置，也是从下往上数，因此，最底下的那个爻位，才是一爻，念作“初爻”。最上面的爻位数为六爻，但是，为了避免与标志阴爻的“六”相重，于是就读作“上爻”。按《周易》演算方法的通例，阳爻以“九”为标志，如初九、九三、九五；阴爻以“六”为标志，如六二、六四、上六。
六爻在卦中的位次有奇偶之分，阴数对应于偶，阳数对应于奇，初、三、五为奇，以阳爻对应；二、四、六为偶，以阴爻对应。以阴居阴位、阳居阳位谓之“当位”，反之，以阴居阳、以阳居阴则谓之“不当位”，或称“失位”。当位之爻象征着遵循“正道”，符合规律，所以在爻辞中多以“吉”或“无咎”论；而“不当位”（失位）则悖逆正道，违背规律，多以“凶”、“吝”、“悔”言。但是，当位与不当位在具体的一卦中，其吉凶的判断也并非必然如此。一方面要看它与上下周围的关系，另一方面还要看它能不能因“变”得“正”，故《周易集解》中引虞翻、荀爽等人的注解时往往有“之正”之说，即本有其“悔”，变“正”则“无悔”；本有其“咎”，变正则“无咎”。
世应
在六十四卦中，爻辞的吉凶悔吝情况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有一个基本对应的形式：世应。“世”为世爻，“应”为应爻，简称“世应”。“世应”以联系的方法来揭示爻与爻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决定着自身的得失，另一方面又影响着所对应爻位的吉凶。世应本身存在于爻位与卦体之中，后又通过京房创立的“八宫卦”体系加以明确。具体而言，世爻：八个经卦（又叫纯卦）各自以上爻为世，其他各卦自初爻变起，依次为初、二、三、四、五，各以其所变之爻为世爻，游魂卦（八宫之第七卦）以第四爻为世爻，归魂卦（八宫之最后一卦）以第三爻为世爻。应爻：就是与世爻相对应的爻，世应之间总是相隔两个爻位，即初与四应，二与五应，三与上应。世爻为一卦之主。古人在占筮时以世爻代表占问者本人，以应爻象征占问者所问的事、人、时、地、物等。
中、正、比、应
古人占卦时，先是找到所筮之卦的动爻，然后再看它与其他各爻产生的关系。这种方法逐渐成为通用的“中正比应”方法。
中：各卦的二爻居下卦之中，各卦的五爻居上卦之中，其卦气最为纯粹，称为“中”。一般而言，这两爻在一卦中的地位最重要，卦爻辞的意义更为吉利。
正：卦中六爻，按“当位”与“不当位”来分析，一般而言，当位则正，“正”的爻位意思多属吉利。如果这个爻位不仅当位，而且还处在二、五爻，即为“中正”，其爻辞的意思就更为吉利。
比：在一卦之六爻中，相邻之间的爻称之为“比”。“比”有承、乘之区别，如二爻往下与初爻比，就叫做“乘”，二爻往上与三爻比，就叫做“承”。同理，四爻往下与三爻比，就叫做“乘”，四爻往上与五爻相比，就叫做“承”。在“比”的关系中，还要看阴阳爻所处的位置，如阴爻在上，阳爻在下，阴爻“乘”阳爻，那么这个阴爻的爻辞意思多为不吉。如果阴爻在下，阳爻在上，阴爻“承”阳爻，即阴爻上承比附于处在上面的阳爻，那么这个阴爻的爻辞意义多属吉利。因此，“比”以阳上而阴下为宜。
应：按八宫卦的变化规则找出一卦的世爻，与之隔两位而对应的爻就称为“应”，合称“世应”。根据古法，相应的两爻必须是一阴一阳才能相互感应，俱阴或俱阳皆不能感应。初爻为本，为始；上爻为末，为终。初、四两爻，二、五两爻，三、上两爻之间的关系，往往影响着所占之爻的意义。“应”则往往以阴在上，阳在下为宜。
《系辞上》说：“六爻之动，三材之道也。”意思就是，在每个卦象的六个爻位中，只要找到动爻，就能通过天、人、地三者之间的关系，找到未知事物的答案和意义。又说：“六爻之义易以贡。”就是说，六爻中的意义是通过变化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眼前的。虽然蕴涵在卦爻辞中的意义有时是隐晦难明的，有时是捉摸不定的，有时是委婉曲折的，但是，只要读《易》者在分析卦象时运用“中正比应”之法，就可以找到使“六爻之义易以贡”的方法，同时，也就找到六爻蕴涵在卦爻辞里的意义，达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的理解水平。《彖传》对一卦大义所做的判断，其实，就是运用“中正比应”的结果。
互卦
互卦又叫做“互体”。在一卦之中，还能互连出一个卦，其方法是：除初、上爻外，下互卦以二与四为“同功”，互出一下卦；上互卦以三与五为“同功”，互出一上卦，这种从互相关联中找出的卦，就叫“互卦”。如《谦》卦（）中的二至四互为一个坎，三至五互为一个震，下坎上震，于是，《谦》卦中又互出一个《解》卦（）。互卦的发明主要是汉代主张以象数理解《周易》卦象和卦爻辞的易学家以增多卦象的方式来强化对卦象内容的解说。
反对与旁通
反对是以上下卦象的变化来显示卦与卦之间的关系，即上卦变为下卦，下卦变为上卦，如《明夷》（）的反对就形成《晋》（）；或上卦以相反的卦象变为下卦，下卦卦象不变而易位于上卦，如《观》（）的反对形成了《临》（）；或上下卦象俱以相反的卦象上下易位，如《渐》（）反对成《归妹》（）等。旁通是本卦的六爻尽变，即阴爻变为阳爻，阳爻变为阴爻，则本卦就变为与之对应的另一卦，如《比》（）与《大有》（）旁通。通过“反对”与“旁通”的对应关系，就使得六十四卦的卦与卦之间形成相生相存、相辅相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同时，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使得《周易》象征的世间万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对于今天学习和研究《周易》的人而言，了解了反对与旁通，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自宋朝以后，很多《周易》的图画都以反对与旁通的关系来陈列；二是汉人注解《周易》时多以旁通与反对的关系来说明爻辞的深义，如唐朝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中所引用的荀爽、虞翻等人的注解，往往是运用反对与旁通来曲尽其解，解析卦爻辞的意义的。
卦主
卦主就是指一卦之主，基本有两层意思：一是成卦之主，指一个卦的形成是由某一个爻所变而成，那么，这个爻就是这个卦的卦主，如《乾》、《坤》之用爻。二是决定一卦关键意义的爻，即在意义方面能够影响整个卦象的那个爻。一般而言，多以二、五爻为主。总的说来，卦主的意义不仅往往与《彖传》意义是符合的，而且爻辞的意义也多为吉利。
卦德
卦德是古人从八卦卦象所对应的物象中揭示出的行为特点和内容特征，这些特征是从卦象的象征性含义中得出的本质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它揭示了八卦象征事物的最基本的情况。在《周易》这本书中，卦德是通过八经卦的《彖传》，以极其简约的言辞加以说明。因六十四卦皆为两卦相重而成，所以，卦德不仅对理解八经卦的意义极为重要，对理解八经卦以外的其他五十六卦也同样重要。卦德是从物的属性推及人的性情，这就使得《周易》本身的义理得到发挥，形成了做人、做事的信念和行为准则，也就是人生哲学。如《乾》卦的卦德是“刚健”，推及人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的卦德是“柔顺”，推及人就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读《易》必先从认识卦德着手，因为它不仅是卦的核心内容，而且对人生也有着深刻切实的指导意义。
三 译注通例
一、本书从形成初稿到校审完毕历时六年，以“给《周易》一个干净的本子”为宗旨，原文以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之《周易正义》为底本，偶有校改处则注明依据；同时，除去了不属于底本的“易图”及“易例”部分，这也是本书的主要特征。
二、本书主要内容有：题解、原文、注释、译文、评析。其中题解、注释、评析为作者在长期学习和研习前人注解的基础之上的心得，其中于前人未解或解之未的之处多有新见。当然，作者并不敢视此为确定之说，只是出于“引玉”之思而言之，或为贻笑大方，冀见之于高明批正，当为学易、研易之快事。
三、“题解”部分，主要概述一题、一卦之大义，并从内容上做出简略解析，期以明确、简要的解释，勾勒出卦象及卦爻辞的主要内容。
四、“注释”部分，在标明疑难字音、字义和分析句式前提下，主要解释卦爻辞与卦象之间的联系及其所蕴涵的意义。在注解观点及方法上，以突破前人在理、气、象、数方面之成见为尝试，不做分释而为通解，本之以象，疏之以理，基于对卦象的理解来使卦爻辞的意义阐发尽可能地接近本义。历来解《易》者或重“义理”，或重“象数”，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兼顾二者，能以义理解释通，则不再牵强附会“象数”；能以象数解释通的地方，就不再穿凿附赘其“义理”。以“通”解为目的，不偏持门户之见。间或有个人之见，也本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求证态度，力求义理的解释以卦象为基础。在引用前人注解时，以解释经义为目的，不涉及注解者本身存在的学术争论，故如有不妥之处，期待读者更有高明之见。
五、“评析”部分。《周易》内容表现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其一，《周易》本是一种古老的占筮之书；其二，卦爻辞的意义本是卦象的文字表现形式。因此，对于占验吉凶而言，重在阐发动变之爻的意义，所以“述评”基本上是一爻就附有一“述评”。对于卦爻辞的意义，“述评”则采取立足于卦象，旁通于其他，在简述前人注解的基础上，发挥其大义。
六、本书所引文献，对常用的书名简略名称：如王弼《周易注》简称为《王注》；孔颖达《周易正义》简称为《正义》；李鼎祚《周易集解》简称为《集解》；对于《周易尚氏学》简称为《尚氏学》等等。
七、著者能撰写此书，幸赖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注解过程中，苦戒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之说。然书中难免有见识浅陋之处，诚心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杨天才
2018年12月
这是第一篇周易上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