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反立三路线又回上海
为了反李立三路线，共产党要求我和国焘一同回上海；因此国焘好几天未到列宁学院，我也好几天未去中国大学上课。我们躲在「留克斯」旅店里清理旧书，卖掉旧衣物，准备很快动身回国。
当时在莫斯科的僻街小巷，有一些穿破旧大衣，拖着双露后踝、沾满污泥的长统皮靴，肩背一条旧麻布袋的收买佬，很似中国城市中挑着担子，沿街叫喊「收买破钢烂铁旧报纸」的收买佬样。不过他们是静静地慢条斯理地在街上荡，不敢大声叫喊。倘若瞧见红色警察或其它可疑的人物，他们就立刻扯下肩上的麻布袋，敏捷的卷起，向胁下一夹，仰起脑袋，若无其事的，慢慢地懒洋洋地往前走。一旦运气来了，碰上有旧衣物可买时，他就机警的偷偷的引你到僻静地方，例如可以避人耳目的楼梯口，交钱交货。中国学生在莫斯科住久了，大概都知道这门坎，一个手表，一支自来水笔，不管什么牌子，都可以卖好价钱，其它如旧西装、旧大衣都不难出售。是由中国带去的才能卖，不能卖学校发给的衣物。学校所发给的一切衣物，回国时都必须要一一交还给学校。
莫斯科附近有一个黑市场，那里尽是些蓬首垢面，穿破烂衣裳的买卖旧衣物和食品的人，男人居多，也有少数妇女。东西拿到那个市场，大家乱扯乱拉，好似一群饿狗争夺肉头骨，实在惊人。我听一位同志悄悄讲，心中好奇得很，极想去看看，但去过一次，就不敢再去了。
有些中国学生，把自己带去的旧衣物卖掉，得了些钱，就邀二三学友到中国侨民山东老乡开设的小饭馆去吃一餐。在莫斯科像这样的中国小饭馆大概只有一间，房屋简陋、破旧，像地牢似的，开设在莫斯科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但这位山东老乡做的水饺、天津饱子、肉丝汤面、洋葱炒肉丝，都极美味可口。中国人成年累月的吃腻了俄国大餐，忽然能吃到中国餐，心中的舒畅愉快，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在莫斯科前后四年，也只去过一两次，都是做翻译的同志请客。
冬深了!大雪每日不断的下个不停，天气阴冷得令人苦闷。某日午饭后，我穿着厚笨的大衣，一人慢慢的踱到离列宁红场不远的一间国家商场，买了点化装品、口红胭脂髪水……这间国家商场算是莫斯科最大的一间，那里面陈列得金碧辉煌，惹人喜爱的洋金镯、项链、镶红白假宝石的戒指、别针，一切的一切均有。我各样买点，用去两百卢布。后来这些东西带回中国，一文钱也不值，人家都说是假洋金。
爱美原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女孩子，天生就喜爱那些小巧精致的饰物，共产党的女孩子，也不例外。不过她们羞于像他们母亲年轻时一样公然佩戴罢了。但有时也忍不住偷偷买点，收藏在心爱的小皮箧里，闲时欣赏一下。现在我们要回国，而必须乘国际通车，因此要化装一番，将自己装成端庄明洁，雍容大方，以掩人耳目。
某日下午，天快近黑的时候，「留克斯」突然来了一位俄国人。他走进门，国焘就轻轻对我说：「现在我们跟这位同志出去!」
「………………………………………………」
行行复行行，他领我们到了一个地下商店，地名和招牌现在全忘了，只模糊记得那是两间不大的铺面，一间陈列着花花绿绿美丽的女衫裙和漂亮的长短女大衣以及妇女用的吊带、丝袜、奶罩等等；另一间是专卖男士们的西服大衣和男女皮鞋的。
我选了一件藏青色、胸前绣着三朵蓝色小花儿的长袖西服，一套*(左口右架)啡色羊毛衣裙，一件品金的碧绿色短夹克和一件上等质料肉黄色女大衣。据说这些都不是俄国货，而是从德国运来的。
国焘也选购了两套西装，一件新大衣，两件衬衫和几条领带。他和我各买一双新式纹皮鞋。这些都不用自己花钱，只由那位俄国人在账簿上签字就行了。
「够了吗?」他拿着自来水笔，一手按着帐簿，转过脸问我们。
「够了，谢谢!」
「好，再见!」彼此互相握手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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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国焘从外面拿回两个长方形的黑色硬壳封面的小本子。一本里面贴着他的像片，一本里面贴着我的。而姓名籍贯、年龄，都不是自己的，我疑问的瞧着国焘。
「这是护照，是真的，一点不假!不过经他们——第三国际专门改造假护照的人员修整，撕去了原来的男女留学生照片，换上我们的照像，你瞧他们搞得很好，绝对保险……。」国焘拿起两本假护照慎重的说。
我默默的点头。
仔细看看，熟记其中的姓名、籍贯、年龄等等。「我们是在德国XX大学念书的，万一路上有人盘问时要小心回答。」国焘仔细叮嘱。
「我们从西欧回国吗?」
「不，我们坐国际通车走。记着我们是由德国动身，路经莫斯科的……。」
「噢!」我起身将两本护照，小心的放入小皮箧内。行李早已收拾妥当，堆在墙角，现在只静静的等走。至于哪一天走呢?不晓得，大家都不问，问也是不会知道的。「横竖快了!你们不要出街……。」这就是答案。这些都成了共产党人在秘密工作时代的习惯，不应知道的事就不问。
在这个期间，最令人惊异的事就是，号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张闻天和他的同伴常到我们住的「留克斯」，这是近两年来少有的事。尤其是张闻天来得更勤，同国焘谈这讲那，脸上含着笑容，态度十分殷勤，一改过去「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令人心寒的冷酷面孔。我不禁暗自纳罕，自认识张闻天以来，第一次看见他笑。他生就一张又白又大的柿饼型的脸，戴一副一百八十度的近视眼镜，脸板得像钟馗，他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笑里藏刀，同志们背地里称他是白脸奸雄。
张闻天自然知道我们快将回国，一天他领了三四个布尔什维克来，提着酒菜、鱼肉、鸡鹅等等，其中由两个会煮中国菜的「布尔什维克」亲自下厨（他们的名姓忘记），好像以前国焘的三弟张国庶未回国时，每逢星期天，就带着他的妻子晏碧芳携着鸡肉面，亲自烧煮给我们吃一样亲热。现在张闻天等说：「特来为国焘饯行!」热烈之情，前未曾有。
张闻天来莫斯科很多年了。娶了俄国太太，养了一个儿子，白胖胖的睡在摇篮里，活像张闻天。他的太太不是高头大马型的俄国女人，是位有点像东方型的女孩子，不瘦也不肥，黑发，黑眼珠，长方脸蛋，看样子不比我高。可惜当时未同她比过高矮。她是不是苏联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无人知道，但她每天清早出去，在第三国际办公，至于是哪个部门则不清楚了。同他们住在一块儿的，尚有她的爸妈，两个又高又大的肥佬，若果不是介绍，真不敢相信，那就是清瘦如她的爸妈呢!
国焘是个诚恳而热情的人，同志们对他好，他恨不得将心也掏出来。他心慈面软，就是性情有点急躁，我常笑他是张飞的后代!
在上海时国焘和秋白同住了些时候，秋白始了解国焘的为人，对他的二弟瞿咏白说：「国焘是个本色人，你们应当好好对待张大哥……。」这是咏白在上海亲口对我讲的。现在张闻天等突然来亲近国焘，当非偶然。有人私下议论，将张闻天比拟似张国焘，而秦邦宪又自命似瞿秋白。总之当时第三国际的米夫极力培养张闻天等的威信，企图夺取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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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来越少出门，连吃饭也不到外面餐馆。每天在「留克斯」一楼食堂，随便买点吃。早餐在房里吃面包、红茶、奶油。好在莫斯科的天亮得早，黑得也快，不知不觉又过了一星期。某日下午，那位领买衣服的俄国人又来了，他走进门，口中喃喃地对国焘说了两句英文，立刻走向墙角，弯腰提取两件行李。国焘赶快也提了一件，我只拿着一个小皮箧。坐进升降机，鱼贯走出「留克斯」，沿着大街走入一条僻静的小巷。那里停了辆马车，他默默地将行李放上车，两手轻轻一按，人也上去了，坐在马车夫的旁边。国焘同我坐在后面，扯起车蓬。车夫微扬皮鞭「喳」的一声，马起前蹄，车转轮动，向冰雪掩盖的大路滑溜而去。我当时真不知向何处去?心想这一定是到火车站，乘国际通车，经辽阔的西伯利亚回中国。那还用问吗?谁知马车拐了几个弯，在一个狭小僻静的巷中停下。我抬头一望，一座陈旧的楼房，双门紧闭。俄人跳下马车，跑上木阶，向板门连敲三下。出来开门的是一位穿红军制服，戴鸭嘴帽，又高又大的红军军官，他对着国焘微微一笑，似早知我们要来者。
「这人好生面善，在甚么地方见过?」我呆想。只见他伸出肥大的右手，「拍」一把握着国焘的手。国焘是不是也会感到手痛，我不知道，但见国焘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我慌忙拿着皮箧，溜进屋内。就是他，我记起来了!是去年的暑天，在休养所遇见的那位红军同志，他大概到休养所较我们早数日。我每天在食堂或在走廊散步时常遇着他，彼此含笑领首问好。不久，他休养期满，背着衣包离去时，曾热情的伸出刚才那只肥大的巨掌，「拍」的一把紧握我的手，「嗳呀!好痛呀!」我差点没喊出来，缩回手时，急用左手抚摸自己的右手。他似未觉察，嘴里仍喃喃地说：「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不怕失败，有我们英勇的苏联红军，一定成功!」同时他曾自我介绍，可惜他的名字太长，谁耐心记它呢?我只怕他那只粗大的手掌。
我默默的站立在房中，这是两间小房，外面一间空无一物，里面一间有一张双人弹簧床，一只长桌，两把圆櫈，设备简陋，似是临时安置的。一位包红头巾的女工，抱着雪白的床单、枕头……含笑把它铺放在双人床上。房门外站着一位金发，脸泛桃花，眉如新月，年轻娇美的俄女，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巨大手掌红军同志的妻。她住在后面三间大房里，每天清早她的红军丈夫出门去了，她就邀我到她房中饮茶。房中陈设古色古香，桌椅器皿都似沙皇时代的旧物。
在他们家住了两天，第三天黑夜，我换上新衣，略施脂粉，发鬓和衣角都洒点醉人的香水，国焘换上毕挺的西装。
「哗!雍容大方!」红军军官的美妻惊呼。
「咳!谁会猜想到你们是共产党呀?」包红巾的女工插嘴说。
我和国焘含笑握别主人，只没看见那位红军同志，他每日早出夜归，自那日后，就未再遇见他。
「……………………………………」
我提着小皮箧，内面放着零用什物和护照等等。国焘空着双手，一切行李，半小时前都被一位俄国同志提走了。他大概是莫斯科国家大旅馆内专门帮助旅客送行李的伙计吧?这样，可以证明这两位客人确实是由德国来的，是住在国家大旅馆的客人咧。
在红色的莫斯科，共产党人为什么还要躲躲藏藏呢?据说莫斯科的街上恐怕就隐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尤其是日本间谍。他们躲在「留克斯」门前大石柱旁边，看见中国人出来，就在袖里把像照了去。要当心呀!要当心!这就是说莫斯科的街道一夜会变宽两尺多的那位同志经常偷偷对我讲的话。这也许是为了中国同志的安全必须要躲藏的原因吧?
到了火车站，走上火车，国焘把火车票拿出，看车人领我们走入特等房间。我不想描写房内的宽敞和舒适；同样的只觉得这里很静，隔壁房间并未住客人。房内放置物品的板上堆满了食物，名贵的最大盒的黑鱼子，一个月两人也吃不完，红鱼子是一小盒，半个月大概能够吃光。其余腌鱼、面包、糖、牛块、奶油、水果，应有尽有。这不是自己买的，谁放在这儿呢?不知道。莫不是放错了地方吧?但仔细想想，我们心里明白是谁放的。可是这样多的东西实在使人吃腻了，一点也不愿再吃，只想饮些肉汤。两人就颠颠踬踬地走到餐车，餐车里坐着一对对衣饰整洁的外国男女。分不清他们是德国人或是法国人；因为大家都文质彬彬默默地低头吃东西，谁也不同谁说一句话。纵有人偶然交谈，也是切切细话，在餐厅只看见一个中国西崽在忙于工作，此外并未见任何中国人或日本人。车将抵满洲里，在满洲里换车以前，我们就将吃不完的食物和七十二元卢布，统统送给看车的人，他呆呆地表示异常惊喜。
在满洲里车站等候换车，为了消磨这一段不短的时间，只有走进车站餐室，坐在那里随便吃点吐司牛奶。此时是用美金，七百元美金和两百元卢布，是第三国际赠送的路费。现在将美金调换中国银元，抵达上海只不过用去数十元美金，到了上海还请同志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租房子，购买家具用品，整整用了两百元美金。其余五百元美金，我打算寄回家孝养老母和供寄养在母亲身旁的儿子作为教育及生活费用。这是我初抵上海时的打算。后来又有了大的改变，这也是始料所不及的，留待后文再讲。
现在国焘和我又睡在满洲里的火车上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起身盥洗早餐，茶房入房清洁扫除。国焘同我信步走出房外，静静的凭窗远眺，但见远近白雪皑皑，寒风阵阵……忽然隔房的门开了，出来三个穿藏青色整洁西服，浓眉白脸，年约三十左右的日本青年，看不出他们是学生抑是商人?其中一人走进国焘很有礼貌的说：「Good——morning!」
「早安!」国焘微笑还礼，一面低眼慢慢的走回房去。我也默默的跟着进房。谁知这个家伙他亳不客气，竟不请也跟进房来，东张西望，嘴里咕咕咭咭，不知讲些什么?我不理；国焘紧绷着脸儿。他大概感到无趣了，始悻悻退去。我同国焘无语的对望一眼，于是关上房门，扣紧门闩。
之后，我们再也不愿走出房外。
火车抵达哈尔滨，立即雇车赴旅馆。这间大旅馆，门前装修得极整洁，地板光滑，楼梯桌椅都颇光洁，同时里面很静，静得好像没有人似的。走近柜枱才见内面坐着一位西装毕挺，凸肚胖脸的俄国人，靠桌旁还有一个穿黑色厚棉袄裤的中国青年伙计。他们看见客人，立刻起身招呼。
「有房间吗?」国焘走近柜枱，顺手将一张写好的字条放在枱上……。
「有，嗯，有!」他瞧一眼字条，毫不经意的说。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道地的东北口音，似乎也认识中国字。
那个中国青年伙计，不把客人领上楼，而领他们从楼梯门拐弯，走进一个小院。此时已是冬末初春的天气，虽然寒冷，但未有严冬时那样冷得透骨。小院里雪已溶化，现出一条光洁的石板路，路两旁整整齐齐种着一排常青的矮树，还稀稀疏疏地放置着数盆蟠龙松枝，温暖的夕阳洒向叶簇上，闪闪生光，浓绿欲滴。石板路尽头，有两间平房，外面一间好似客厅，一个穿旧大衣的白发老俄国人，正弯着腰在干什么的。他看见客人，立刻笑容满面的伸出手，无声的从中国青年伙计手里接过一件行李，走进里面房。里面的一间房，有两张单人床，都铺着雪白的被单。中间放着一个柚木方枱，上面有一盏枱灯，套一鲜红色的灯罩。靠窗是张圆桌，也铺着白色枱布；此外还有个双人梳化椅和两只柚木櫈。
「这地方真幽静呀!」我躺在梳化椅上，轻轻地吁一口气。
「………………………………………………」
住在这里，没有人来查问客人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店主人不来麻烦追姓问名；客人也从不走出店门。这幽雅的小小庭院，只住着国焘和我两口儿。房外面就只有那个白发老俄人。需要什么，对他讲一声，自有人送进来。我极喜爱这清静的地方，住在这里虽只有短短三天，已足恢复这多日来被火车震撼的疲劳。
住在这里不走，最初我以为等什么人或有什么事。后来始知道不是等人，也没有什么事，而是躲避一个人。自从在满洲里火车上遇着不识礼貌的日本浪人，我再不敢出房门一步。但国焘总不能像女人般深藏不出!有一次偶然在车上走走，不巧又遇着了位作官的东北人（姓名已忘），谈起来他知道国焘是德国留学生，留学生回中国，一定了不起!将来不做大官，也要做大事，因此很想和国焘结交。火车到哈尔滨时，他再三殷勤，请国焘坐他的车同行，好容易给国焘婉辞了。他哪会想到共产党人不能同任何人交往啊!除非党有特别使命，那又当别论。我们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未免歉然。
国焘和我静静地休息了两天，第三天才动身到大连。稍事休息，就买票上船。此次买的仍然是统舱票，像两年前我赴莫斯科，由上海到大连的统舱一模一样。船是不是原来的那只船，那就没留意了，为甚么不坐房舱而坐统舱呢?当然不是为了省钱，而是怕又遇着什么官，甚至熟识的人，引起麻烦，凡此一切国焘都在事前深思熟虑。上了船，我的心并不平静，因为日本人尚未来查票。船开了，两个穿黑色制服的日本人走进来，我赶快闭着眼睛装睡。一个精灵的家伙，拿着国焘的护照，反复细看，仔细查问，一次又一次的，都被国焘高雅的仪表，幽闲的态度，顺利的应付过去，未被他看出破绽。
之后，我在船上躺着看书，疲倦时睡觉，都非常安静愉快。决不像上次，睡不着又不敢看书，心中焦急得真像热锅上的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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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了上海，许多旅馆接客的一个个争先恐后上船招揽客人。国焘都撇开他们，自己雇苦力挑行李上岸，乘黄包车直赴四马路东方旅馆。这时也不过上午九点多钟，饮茶洗脸毕，国焘就从从容容走出旅馆，去找党接头的地方。但这地址是从莫斯科动身时拿到的，经过月余的旅程，该地址是不是发生问题呢?搬移了?或者地方被破获了?也许那里正有暗探驻守?谁也不能预料（后来由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上岸就被捕去如卜道明等等）。但国焘不管这些，他还是去找，他很谨慎而机警的去找。他去后不久，我也跟着出门，出门去想买点什么。走出旅馆大门，就坐上黄包车，毫无目的地的由车夫向前拉……刚一拐弯，只见迎面来了一位面目白净，穿深灰色条子西装，结花领带的文绉绉的青年。我大喜，心中暗叫：「沈泽民同志!」急用脚踏踏车板，喊车夫停车。
「你们回来了?甚么时候到的?」他走近车旁低声问。
我赶快掏出两毛小洋，车夫伸手高兴的接着，就拖着车子懒洋洋的走了。
我急忙转身轻轻说：「真幸运遇着你!我们刚到不久，就住在东方旅馆，离此不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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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沈泽民回到东方旅馆，茶房跟着进房，送进茶来，随手掩上房门。
「天呀!你们怎么住在这里呢?国焘呢?」泽民皱眉低声说。
「他找党的接头处去了，你怎的如此紧张?这旅馆有问题吗?」
「是呀!前两天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在这里开会被捕，现在已经死了!」
「哦!」我又惊又难过。
「快搬!我马上派人来接你们!」说完他立刻走了。
「………………………………………………」
一会，国焘回来说未找着，那地方房子是空的，并无人住。后来知道我巧遇沈泽民，又惊又喜!对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诸挚友之死，不胜悲痛。
不久一位交通同志来，接我和国焘去组织部。当时组织部是赵云（即康生）同志负责，陈铁铮（即孔原）也在那里工作。有一对姓丁的年青夫妇住在那里，他俩都是留俄的老同学。丁偷偷对我说何孟雄同志在东方旅馆开会时，是陈绍禹等「布尔什维克」去告的密。何等被捕后，从捕房传出消息是有人匿名打电话至捕房告密的。何等开会很秘密，只有中央知道，如今中央是陈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XX负责，这空穴来风，不是无因。你说多可怕!米夫这一批东西!
我听了，感到毛骨耸然。
很快找着了房子，我们就搬走了。新找的房子是三间统厢房，家俱一切都是新买的，布置力求整洁，房内有自来水，可以在楼上烧饭，一切都极方便，因此就不雇女工人了。
不久就是旧历新年，接妈妈来信说元宵后即携儿起程赴上海……我的儿子已经五岁了，送回外婆家已三易寒暑。自从我的父亲病殁，家庭经济日形困难，老少无依，因此到上海后，同国焘商议，还是接妈妈和儿子来上海，钱暂时不寄，留着她们来用。现在知道她们就要来了，我和国焘都非常欣喜。
一天邓颖超来，她大概知道我从莫斯科回来有几套漂亮的西装，她是来借衣服的；或许她也预备到什么地方去吧?我立即打开箱子，一看，所谓漂亮的西装统统褪了色，一点也不漂亮了。这是在组织部时被女工洗坏了的，也只怪当时自己年轻不懂好好保护衣物，随便交与无知的女工洗涤，而不送往洗衣店，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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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住处极秘密，不能被超过三个以上的人知道；因此来往的人客很少，不因工作，我也不到任何同志们住的地方去。罗敦贤同志是常来的，不记得他是广东人还是福建人?他脸孔黄黄常常喊头痛，时服凡拉蒙药丸，我那时也患头痛，经他介绍而服食该丸以暂治标，因此我对他印象较深，此外陈铁铮也是常来的人。
国焘要去鄂豫皖边区工作，两天内就动身，这是党中央决定的。这对我不啻是晴天霹雷，他要我留在上海。第一个原因是因路上不大好走，女人容易引人注意，两个月前还可以——沈泽民和张琴秋那时已前往鄂豫皖苏区——现在不行了。这完全是他们说的，实际如何?只有天晓得。第二个原因，就是能走，我此时也不能去；因为我的妈妈和孩子现在大概已动身在路上了，若果我走了，这一双老小到了上海谁人照护呢?那不太糟了。此时我的心是两头牵挂，够难过啊!
陈昌浩跟国焘到鄂豫皖边区，他的爱人杜卓强（或作杜作祥）也留下。卓强和昌浩都是湖北人，在莫斯科结婚，并未生育。
我同杜卓强同病相怜，相约以后住在一起不分离!这天真的想法能维持几天呢?当时我真是没有预料到啊!
两天后，国焘和昌浩走了，我同卓强凄凉的留在上海。卓强搬来与我同住，我们虽不感寂寞，但心中总像失魂落魄似的空虚。尤其是杜卓强这位多情善感的女人，成日口中像念诗又似唱歌道：「叹人生最苦是离别……」夜间睡在床上，她又哀怨的念道：「知他今朝宿在哪里，有梦也难寻觅!」我常笑她西厢记背得偌熟，简直像个鶑鶑小姐，哪里配作共产党呢?
上海这个时候有什么工作可做呢?许多同志都到乡间开辟工作去了。留在上海藏藏躲躲做地下工作，太觉苦闷。我同卓强商量，等妈妈和孩子到了上海，让她们住些时，再送老小回家，我们一定要求去鄂豫皖边区，难道那时尚不能走?女人惹人注目?那末，张琴秋不是女人吗?她怎么走了呢?不能走完全是借口。谁知不到一个星期，消息传来，鄂豫皖交通线断了，负责交通的同志被捕。后来才知道这个同志就是大名鼎鼎的上海流氓顾顺章。那天他把国焘等送上赴鄂豫皖边区的汽车，他返回汉口，在汉口大舞台演魔术。不知怎样被人认出他是共产党，马上被捕未经讯问，他就说出今日上午XX时，中国共产党要人张XX乘XX汽车赴XX地方……于是汉口国民党军警立即拨长途电话截人。待汽车抵XX站时，大批军警上车搜捕，并未发现该两人。谁知有深谋远虑的张国焘在中途下车，使如狼似虎的军警扑了空。这真是千钧一发，惊险万分。蔡孟坚是当时汉口的警察厅长，抗战时在重庆对我叙述此事，不禁哈哈大笑。
这条路线从此完了。之后，我无论如何要求去鄂豫皖边区，他们都不允许。这样一蹉跎就是数年，倘若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忙，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再度合作，我和国焘的会见，也许还要再推迟若干年，也许永无见面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