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上海五卅惨案时的妇运
我们出狱后，不想再住学生公寓，也不愿租屋。我最初与国焘同住在赵世炎家里，也曾单独在胡鄂公家里住了数天。国焘他又忙起来了；时而天津，时而往铁路各大站巡视，一去就是好几天。同志们曾劝我们速离开北京到上海去，但我还想重新念书，完成大学课程；同时国焘有更重要的工作：推动铁路工人运动和等待中山先生北上等，也舍不得放弃学业和工作而离开北京。困此我便搬进法政大学的女生寄宿舍，为了上课方便，也为了静静地安心读书。
两个月很快的过去，快放寒假了，我接到家中来信说：父母年老，殷盼女儿在寒假回家一趟。可是路途遥远，现在由花园车站至枣阳汽车虽早已通车，但路政很坏，管理极腐败。而且车都是老爷车，时断时续，时有时无，交通仍然是很不方便。因此要我邀约堂兄杨振铎同归，沿途也好有个照顾。
经过上次的变故，家中老人们都清楚知道张国焘和我是革命党人。我的父亲自幼曾同县衙门中人来往，也略懂点官僚政治，现在年纪老了坐在家中做地方绅士，偶然也有点报纸或杂志翻看。他知道孙文（中山先生），很钦佩孙先生；他非常讨厌日本，说日本人是狼子野心，想侵吞我们中国。他称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好主义，他不了解共产党，但他说中山先生联俄容共，也是好主义。他对我们并未说一句谴责的话，不过他叹息着说：「『成则王侯，败则流寇。』你们年轻，必须谨慎小心为上。」这就是天下父母的心啊!
可是我当时思想十分左倾，而又稚气十足。听了爸爸说：「成则王侯，败则流寇」颇感刺耳。心想什么「王侯，流寇。」我们决没有这种名位权利的想法，我们只不过痛心列强压迫我国家，欺凌我人民，而我国执政者既贪污又无能，割地丧权，辱国害民。致使我们这些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不顾自身的幸福，抱牺牲一切的精神，不避艰险，奔走呼号，奋起救国。企图唤醒醉生梦死的民众，拯救国家于水火。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就是当时我纯洁天真的思想。但我可未敢对父母明讲，为的是怕老人家躭心。
「爸爸，您说得好，国焘和我都可以出国，他家年收三千担租，可以到美国、英国去读书，将来得博士。他在北京大学时是选修理科，他的数学很好，人很精明能干，您老人家放心。」我安慰父母。
爸爸听了喜笑颜开，妈妈更是高兴!
在家住了大约四个星期，才过了元宵，就接到国焘由郑州来电，大意说：现在郑州，盼速来!我等你同赴上海。同时我也接到北京法政大学校长江庸的来信，劝我不要再回北京。这样一来，法政大学又念不成了。在读书方面我再次受到打击，心中异常不悦。
国焘到郑州开铁路工人大会，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并追悼这位伟大的导师。我抵达郑州时会议业已完毕。他住在郑州大旅馆，通讯处却在XXX工人同志家里，火车抵达郑州前一站，我以为到了，并未料到国焘去接车，就急急忙忙下车，乘人力车赴那位工人同志家。等火车正式进入郑州车站，国焘遍寻整个火车厢，不见我，心中焦灼，急忙赶到工人同志家，发现我，才大喜过望。
工人同志和他的家人，十分热情，力请我和国焘在他家吃晚饭，摆满一桌子菜，鸡鸭鱼肉。我为酬盛情，将由家中带来的腊肉、腊鸡、腊鹅……分送一些他们，剩下的一部份带往上海，给那里的同志们共食。当时同志间的关系是极其热情而亲密的。
此时因奉直之战，徐州所有大小旅馆部被士兵强占。国焘和我次日清晨由郑州乘火车抵达徐州车站时，两人走遍大街小巷，也难寻一间空旅店下榻。中国军队向来缺乏纪律，粗野横蛮，老百姓见之都退避三舍。俗谓，「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自古已然，于今尤烈。
徐州车站的侯车室里拥挤着一堆人，他们都是搭乘京浦路明晨的早车赴南京或转上海的男女旅客，有穿西装的青年；有穿长衫戴瓜皮小帽的商人；有穿土布短装的工人；有头戴毡帽脚穿草鞋的农人。在这寒气侵人的子夜，他们都无可奈何的打开被包，垫铺在冷冰冰硬梆梆略显光滑的石板地上，坐着或躺着耐心的等待天明。天已暗了，到何处去找住宿呢?国焘和我也只有如法泡制，学他们一样，静坐在车站，等待天明。
天微亮，大家就开始买车票上车。车开行时天已大亮，车厢内静得很，大家都因一夜未眠，此时被车行震动得都昏昏思睡，每个人头随车身动摇而东倒西歪。车走进一个小站，喳地一声停了，打盹的人们，猛然惊醒，睁开惺忪睡眼，伸个懒腰，爬到窗口，向外望……。
「要吗?鸡子，一毛子六只!」
「要吗?大肥油鸡，三毛子一只!」
「…………………………………」
「喂!来一只油鸡!」
「给我六个鸡子!」
「快些，这里还要一只鸡!」
「我也要吃鸡蛋，妈!」
嘈杂声闹成一片!
当……当……钟声响了，车身慢慢地移动，人们渐渐地又低下头来东倒西歪的打瞌睡。
车抵南京，已是万家灯火烁耀长江两岸。过浦口，我们并未停留的就坐上了沪宁夜车，到上海去，上海是我们的目的地。
XXXXXX
两日夜的火车旅行，是我们结婚以来的第一次。火车的颠簸；徐州车站的夜坐；虽令人疲劳和厌倦，但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内心蕴育着难于描绘的愉快。
次日清晨，火车开进了上海闸北站，天落着无声的细雨，马路上泞滑湿润。出车站，黄包车夫拖着双轮人力车，一窝蜂似的向旅客涌来。
「坐，坐，啥子地方呀?」
坐上车，国焘无语的用手向前一指，车夫提起两条瘦腿，拼命向前飞奔……我有点耽心，跑得太快了，会不会摔倒呢?
左转右拐，快跑慢跑……车在一个弄堂口停下了。车夫扯下他缚在腰间的一块破青布，拭抹头面的汗珠……。
弄堂口上面正中一块石砖板上刻着碗大三个字——宝兴里。进弄堂，两排有好几栋一楼一底整齐的两层楼房，每栋楼房有两扇黑漆的大门，左右两门都装着一对粗大发光的黄铜环，十分壮观。走到XXX号，国焘望望门牌。付了车钱，伸手扯敲两下铜环，叮，叮，叮!
呀的一声，楼上的窗门开了，探出一个人头来，哦了一声，对着国焘一笑，蹬蹬一阵楼梯响……大门开了，一位穿灰布长衫，瘦长身子，长方面孔，高鼻梁，眉目清秀的青年紧紧的握着国焘的双手说：「你来了，叫我们好等!」一口湖南长沙腔。掉头看着我微笑，问国焘说：「这是你的爱人?简直是庄有义的放大嘛，哈哈!」（意指我似庄有义，但较她高大。）
「刘少奇同志!」国焘给我介绍。
我同他握手，他得意的向楼上喊：「葆珍，快下来，有远客来了!」（何葆珍是少奇当时的爱人）
「…………………………………………」
一个瘦弱的、娇小的、聪敏伶俐的少妇，连跳带跑的从楼上下来了：「是谁呀?哦!国焘同志。」她抢着和我握手，格格地笑，露出雪白的细牙。
之后，我们住楼上正厢房，少奇夫妇住前楼。这里虽是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办公处，但国焘和少奇还是天天出门的时候多。上海娘姨在楼下洗衣烧饭，楼上只有何葆珍和我两人。我俩都是初到上海的乡下姑娘，东西南北也分不清楚，没有人引领，是不敢在上海街上走的。我们每天除看书外，就是闲聊天。葆珍很喜欢讲话，她说：「从前在安源工人子弟学校，那里有好几千煤矿工人，我们帮助他们组织工会，教他们识字念书，又忙又快乐。如今结了婚，天晓得!谁要结婚呀?少奇第一次向我求婚时，可把我吓着了。你知道吗?少奇家里早有小脚老婆，我怎能同他结婚?笑话!他们骂我封建思想，让他骂好了，我不理。之后少奇病了，不做工也不教课，我还是不理。他们批评我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说少奇家里的老婆是他妈妈替他讨的，少奇对她无丝毫感情。说我太顽固，害人不浅……我气得哭了，说也奇怪，第二天我也病了。你猜他们怎么办?他们把少奇抬到我房里来，说病人应当住在一块，医生也方便治疗和照顾。你说他们多么恶作剧呀!这一批鬼!」葆珍格格地笑，我觉得新奇好玩，也跟着她笑。
「以后怎样?」我追问。
「以后呀?……我就同少奇到上海来了呀!格格……」葆珍笑得前仰后合，十分天真!
不久，我病了，病得似乎很重，恶心、呕吐、心跳、晕眩，可是并不发热。这是甚么病呢?使这班缺乏经验的年青人迷惘了。国焘辗转托友人介绍，得识一位英国女医生，她仔细检查后，望着我微笑说：「恭喜!你要养小子了!」她的中国话说得很好。
我躺在床上，闭着眼，床似乎要飞，吓得连忙睁开眼睛；眼睛睁着又觉天昏地暗。吃喝甚么就立刻呕吐甚么，几乎水米不敢沾唇。心中恶心，吐出来的尽是黄色的苦水。国焘吓着了，再托友人请了位中医，这位中医生，年约四十余，背驼，右腿有点跛。他伸出留有半寸长指甲的右手，为我诊脉，好半天，摇头武断地说：「弗是孩子，是病，侬啥辰光看见女人肚皮里相有之小人，是格样子辛苦呀?」于是提笔写了张药单，嘴时嘀嘀咕咕的自语：「太辛苦了，就是有之小人也太辛苦了呀?」
回到家里，我望着那张药单迷惘了。西医说是有喜，而中医又说不是，究竟听谁的对呢?为慎重计，还是不乱吃药，因为我并不发烧呀!
我到上海就认识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沈泽民和张琴秋夫妇。他们住在一栋单层小洋房里，瞿住楼上，沈住楼下。沈雁冰（茅盾）和孔宪之夫妇住间壁。我未病时经常到张琴秋住的地方开妇女小组会议，也有时在沈雁冰家里开。当时幼龄的共产党尚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分配与女同志们作，小组会不过是讨论一下女工和童工问题，或研究一些学术上的问题等等。参加小组会议的有蔡和森的爱人向警予，她是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主委；还有李立三的爱人李一纯，她是妇女会的秘书；另外还有施存统的爱人王一知，其余就是孔宪之、杨之华、张琴秋、何葆珍和我，有时张太雷同志也来参加，他大概初由俄国回到上海。
正是闲着无事可作，我与琴秋两人到上海外洋径桥一间英文打字学校去学习打字。不到一个月，我就病了，不能起床，打字就又半途而废了。
在北京时，我早就会见过邓中夏，之后忽然不见他，不知他又到何处工作去了。现在这里遇着，而且搬来住在楼下，因此愈增热闹。可是同志们彼此之间，都抱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观点，对工作对行动都是极端保守秘密，彼此不闻不问。李立三和李一纯常常夜晚来我住处闲谈，这也是因为他和国焘工作在一块的原故。上海这地方是五方杂处，各种各色人都有，广东人居住上海谋生的人也不少。每当深夜，弄堂内小贩叫卖「广东鸡（格）粥」，我们总买来待客。李一纯见我水米不尝，很惊讶的道：
「哎!病得这样厉害，不如去医院动手术!」
「医院动手术?行吗?甚么医院?」我颇感新奇。
「北四川路日本人办的福民医院，我去过两次，手术很好!」一纯微笑。
「哦!有这样好的地方?贵不贵?」
「不贵，七十元手术费，住院在外，你住一个星期可以；住三天也行。」
「我想去，我现在还不想要孩子，这样痛苦!」
国焘低头不语，立三哈哈大笑。
「你笑甚么?我每次进医院，你就去胡闹走私，差点没把我气死!我恨不能立刻离开你，回湖南去!」一纯瞪着立三，恨恨地说。
「哎哟!大姐，好大姐!你又生气啦?我在这里向你陪罪，立正，一鞠躬!」
立三就是这样顽皮，一纯把他没有办法。这桩事传到女同志们耳中，都悄悄替立三起了一个混名，认为也是「水性杨花」。在当时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中，每个人都是洁身自爱，只有他闹男女问题。同志们颇多讽刺，女同志对他尤甚。数年后，李一纯真的离开了他，嫁给了蔡和森同志。
「…………………………」
「进医院?」我脑海中萦绕着这一问题。
陈独秀先生来了，他是当年一般前进青年心目中最受崇拜的学者，独秀的文章，我早就读过。现在他是共产党的组织者及领导者，同志们对他都很尊敬。
「子烈同志病了?听一纯同志说，你想进医院……」陈先生问。
「是的!」
「你怎能像一纯呢?她已生养过好几个孩子，又不像你这样病，你病得如此厉害，又是第一个孩子，不能不小心。你们还没有孩子，生养一个孩子也好……」他诚恳的劝说。
「…………………………」
全国第一次劳动代表大会，决定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开会。张国焘、刘少奇、何葆珍、邓中夏、李立三、李一纯，还有许多同志都去了。我平平静静的躺在床上，还要呕吐，怎能乘海船呢?无可奈何，像孤鬼似的和一个江北籍娘姨住在这栋两上两下的房屋里，缠绵床褥，近两月之久。至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数日，我始能起床，那时呕吐渐渐停止，才略思饮食。病中苦况，只有做过母亲的人始能明了啊!
上海是中国最繁荣的都市，商业发达，华洋杂处，学校众多，工厂林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当年就曾居住在法租界。现在共产党的大本营，也设立于上海，其重要工作人员都分住于闸北和各租界。在那里办报纸，出版杂志，言论似比较自由，上海一时几成为革命党地下活动的重镇。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小沙渡，日本人开设的内外棉工厂，第七厂的日籍职员，向羣集在厂门外要求复工的工人羣众开枪，当场击毙工人顾正红，重伤八人。这件事首先激怒了上海各学校的爱国学生，奋起奔走呼号，三五成群在上海街上到处演说，募捐，救恤死伤工友同胞。他们痛斥日本鬼子草菅人命，藐视我中国人的横蛮暴行，以激起同胞的义愤。参加宣传演讲的学生工人小商人日愈增多。五月卅日下午三时许，宣传演讲队行至上海南京路，西捕捕捉学生。于是看热闹的人愈多，在老闸捕房门口的巡捕竟用排枪射击羣众，死伤五十余人。这简直是无法无天!帝国主义的横暴愈行暴露于中国人民面前。每个中国人的心，都被激怒了。于是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与工人纷起响应，举行游行示威，充分表现了同仇敌忾的精神。反帝国主义的怒火，在全中国燃烧起来了。
上海工人总工会成立起来了!
上海学生联合会重整旗鼓。
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热忱参加爱国行动。
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也跟着成立起来了!
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市党部内设妇女部。
国焘由广州回到上海，正是惨案发生的那天下午。他病了，感冒发热。看医生服药后，第二天就抱病工作。他的工作热情，使同志们感动。
向警予同志来了，邀请我去参加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妇女部工作。她坐在我床边热情而诚恳的道：「起来，出去跑跑，多做点工作，将来你的孩子会聪敏的……」他热心得像个传教师。
向警予和蔡和森是一对好夫妇，他们都是湖南人，同往法国为勤工俭学生。他们结婚多年，一向志同道合。蔡和森是向导周刊的编辑，彭述之由俄国回到上海后，负责宣传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同住在一栋房子里。向警予是共产党妇女委员会的负责人，三十出头的年纪，黄黄的脸孔，衣服是永远不合身的浅蓝色旗袍；她有时也穿一件蓝布衫，黑色布裙。向导周刊上常有她写的短篇文章，她工作积极而努力，态度庄严而冷隽，好似一位「祖母」——同志们背后这样戏呼她，但当时同志们都极钦佩敬爱她。蔡和森也是一位好学不倦、积极工作、不苟言笑的人。在表面上看来，他俩配得那么合适，似是天生一对，不知羡煞多少王老五。谁也未梦想到「祖母型」的向警予，后来所作的事，实令人感到意外。
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部长是叶楚伧。市党部办事处设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妇女部办公处也在该会楼上，上文已经讲过。妇女部每周开会一次，现在向警予同我走进妇女部办公室，室内拥挤着好多位妇女，有胖的瘦的，高矮不齐。但决不能用「燕瘦环肥，燕语莺声」等美妙的语句形容她们，因为她们从来不穿红着绿和娇艳色彩的衣裙。她们穿的都是朴实的粗布衣裳，显不出丝毫女性的曲线美。因为她们遭受严重的国耻，同胞的惨死，令她们悲愤填胸，说话激昂，她们这一羣都是不事修饰的爱国悲歌之士。
在座的人很多，我认识的只有杨之华、张琴秋、何葆珍、李一纯、王一知、钟复光，经向警予的介绍，又认识了傅学文（后来成了邵力子的太太）和一位张女士（名字忘记），这两位都是国民党同志，此外还有陈望道的太太蔡葵等等。
「我叫范振华，河南人，来上海不久……」我赶快自我介绍，生怕「老祖母」一时忘记了名字，说错了话。
范振华这个名字是事先约定了的。
「你和国焘同志在北京坐牢，报纸登载，全国皆知。现在你初到上海，认识你的人不多，将真姓名改了，出来工作，以免身份暴露，对工作将更有利。」向警予对我道。
我看小说最崇拜英雄，「洒家行不改姓，坐不更名，花和尚鲁智深是也。」如今做了共产党，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心想，只要对革命，对党工作有利，改名换姓就改吧!因此我就暂时变成了范振华。
警予说我能讲会写，鼓励我在开会时多发言，让大家认识，知道你勇敢能干，以便选为国民党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就在此次会议中，我被她们选为妇女部部长了。
我支持着起床，每天热情而兴奋的到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去。坐下来草拟文件，答复各处来信，召开会议，并积极筹备上海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
警予每天忙于活动交际，同许多青年谈话、辩论、宣传。有位青年国民党员萧淑予，经常站在市党部门前，同警予争论得口沫横飞。
后来由于情势的发展，张琴秋和吴先清（她俩都是上海人）都被派往小沙渡和杨树浦工厂区去组织宣传以及教育纱厂罢工的女工及童工的工作。
我也去过小沙渡和杨树浦。参加工厂罢工的男女工人很多。男工人中有很多男同志在那里同他们开会谈话，女工人有年约二三十岁的妇女，也有十余岁的小姑娘。它们都喜欢穿红着绿，装扮得好似花蝴蝶，说一口吴侬软语，十分悦耳，可惜我听不懂，也不会讲。只有琴秋和先清，可以眉飞色舞、哇啦哇啦地同她们讲话。她们吸收了好几位女同志，像项英的老婆张亮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共产党的。
上海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借用西门国民小学校为会址，开成立大会时，到会妇女数百人，当时孙夫人宋庆龄亦曾出席，不过她坐了一会说身体欠适就走了。
事先警予指定杨之华和我两人在成立大会时演讲。她性情很急，请我立刻试讲与她听，她说早已知道我会演讲。但仓促之间，我真无法讲起。况且肚中有孩子，坐了一天，当然疲乏劳累。推说明天拟好演讲稿子再来试讲。
第二天我把写好的演讲稿给她看，她连声讃好，说有分寸、有力量，接着她讪笑似的轻轻说：「是国焘同志帮你写的吧?」
「甚么?国焘帮我写?」我暗暗生气，心想，这种简单的演说，谁也会写，还用帮吗?
「唉!昨天我回去，吃过饭，写好稿子，他到深夜两点才回来，他真累极了，倒在床上就睡。这稿子他连看也未看过，还说帮写咧!后来我念给他听，他连说说，好，好!反对东洋人打人，反对帝国主义惨杀我同胞，要求八小时工作等等，都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从此我对警予的敬爱在心底里打了一个折扣。认为她太自大、太骄傲，难道她在「向导」上所发表的短篇文字，是蔡和森同志代她写的吗?我生性直爽坦白，从不敢小觑朋友。
演讲过后，警予又极力称赞我讲得好，说：「到会的名流妇女如刘王立明和上海法政大学的女生都说好，并向我打听你是谁咧?」
「…………………………」
妇女会宣传组筹备演短剧「顾正红之死」（在甚么戏院演，记不得了），请上海戏剧界前辈郑正秋（听说是郑艳秋之父）老先生来会指导，当时喜欢演剧的女同志太少，我只得在剧中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冬烘顽固的官僚老太爷，极端反对年轻的儿子出外参加爱国运动——扮演爱国的年轻儿子的却是傅学文；另外一个是扮演顾正红。在这个短剧中有一段悲愤激昂的台词。当时台下前排坐着少青团同志唐绍周，他仰头望着我微笑低声说：「慢点蹬脚呀!当心把孩子蹬出来啦!」
六月某日（日期记不清），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开羣众大会，参加者以十万计。李立三同志任主席，大会性质完全在煽动鼓励老百姓的爱国及反帝国主义的热情。当时妇女会又选出我去参加。演说时，立三在幕后不断催促「快!快!三言两语，快!」我略一回视，见立三脸色苍白，厚大的嘴唇微微颤动，眼神紧张。我立刻明白他骇怕，怕出岔子，怕警察干涉……就急急说完，走下台来。
接着就是宣布全体整队游行示威，沿途狂呼口号，声彻云霄，有一位国民党青年同志，排在队伍旁边，一路走，一路跳着呼喊口号，慷慨激昂使人深深感动。游行队伍，曾通过中华路、十六铺等华界大马路，一路并未发生事端。
………………………………
一天妇女部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开会，会议散后，大家都走了，我一人坐在办公室里整理抄写件……。
「你好忙呀?」有人双手按住我的肩膀。
「噢，张女士!」我忙回头看。
这位张女士样子黑黑瘦瘦的，一双改组派式的脚，讲话又响又快，外号「连珠炮」。
「请到我家吃饭去，我的家离此地很近，出大门，拐弯就是。走，走!」她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手扯拉我的手膀。
「不，谢谢，我还有事。」
「一定要去，有事，吃过饭转来再做……。」她纠缠不休。
「…………………………」
一大间四方形的前楼房，正面一排开着四扇大百叶窗，近窗处放了一张木桌，桌下面有几只圆木櫈。右首靠墙壁放一张木架双人床，墙左角一个小木櫈坐着一位瘦长个子，黄黄脸皮，穿蓝布短装的男人，正忙着在那里用小炭炉煮饭……小碗橱柜上面放了许多盘、碟、油瓶、盐罐。男人看见我，立即从矮櫈上站起。
「这是我的丈夫陈大有。」女士介绍道。
「这是妇女部部长范振华女士。」
「…………………………」
吃饭了，他们弄的菜很丰盛。陈先生笑问：
「范女士，你的先生贵姓名呀?在上海吗?」
「乡下人，在河南乡间，没出来，我现在住在亲戚人家，是来上海医院生产的。」我扯谎。
「噢!」张女士慢慢地点点头。
「你怎会认识向警予呢?」
「朋友介绍嘛!」
「杨之华呢?」
「在妇女部开会时才认识的，像认识你张女士一样。」
「咳!你知道杨之华嫁过两个男人吗?哼!这种女人真是丑死了，」她开门见山指责之华。
「哦，哦!我不知道!」我想驳她两句，想起警予的叮嘱就忍下去了。
之后，我将这件事对警予讲，她笑笑说：「她们的思想很坏，认为男人三妻四妾是应该的，妇女因受不了腐化男人的精神虐待而离婚而再嫁就是罪大恶极。『连珠炮』本身是个女人，还作妇女运动，说这种话，真是胡涂得可怜。」
杨之华知道了更笑着说：「我先前的男人，花天酒地，一派公子哥儿习性，十九岁时父母作主就把我嫁了他，生了一个女儿名独伊。我当然想劝自己的男人学好，公公沈玄庐思想很新，要我跟牢他。打茶围，我也陪着去，结果都无法使他改邪归正。公公要我到上海大学读书，要我同他儿子离婚，赞成我同秋白结婚。」
思想不同的人，又怎能做朋友呢?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以后再也不去张女士家里了。
此时五卅惨案已近尾声，小沙渡和杨树浦的工人同志，大概在公共体育场羣众大会时听了我的演讲，纷纷要求我去工人区向工人宣传演讲。我都因路途太远，肚皮大了，身体时感不适而婉辞了。
上海军阀孙傅芳压迫爱国运动，封闭工会，捕杀工会领袖刘华同志。共产党立刻转入地下活动，妇女部另觅一间小房子办公及存放文件。
我和国焘也搬了家，宝兴里的房子早已不要了。现在住的是分租房子，楼下两间统厢房，请了位安徽籍女佣人洗衣煮饭。除了到妇女部租的那间小房去弄弄文件外，我是较少出去的。一天下午我同国焘去一个地方，那地方是我从未去过的。
一幢新建筑的精致三层小洋房，地下是客厅，向警予住在三楼，蔡和森因病去了北京，有人说和森是哮喘；又有人说他是肺病，究竟是甚么病，弄不清楚。也没有人去寻根问底。
「医生说上海气候对和森病体不适宜，北京气候好，要他去住两三个月，养养病，顺便还可以指导一下北京方面的工作。」向警予是这样说。
彭述之住在该屋二楼，还有一位姓郑的同志住在亭子间，总之住的人不少，吃饭的时候一桌子人。我都不认识，也不知姓甚名谁，又未经介绍，大家见面只微笑点头而已。向警予见我来了，显得份外高兴，饭后，大家坐在房里谈天，向警予提议每人唱一只歌，或说一个笑话或讲一个故事，总之都要有点表演，不知她从那里拿来一面小铜锣，用纸做一朵小白花，大家团团围坐，听铜锣声响，便将花传给右手之人，一二三锣声锵锵……花从每人手中溜过，个个心情紧张，生怕花传到手时锣声停止，便要罚唱歌。锣声戛然而止，大家哈哈大笑，那朵小白花正揑在一位同志手中，他是河南人，他于是用河南梆子腔开始唱道：
「要知那绣鞋儿有多大?那脚尖儿就在光化县，脚根儿就在那邓州城。别的事情都不论，那脚尖儿还有一场抹牌的呀!」
警予十分高兴的笑眯着眼。之后敲锣传花，每人都有所表演，也不用多说。最后到警予手中时，她不慌不忙的站起，用一条布带，拦腰缚紧，走向墙旁立定，但见她双手按地，轻轻用力一伸，头向下，两脚向上直登，「倒挂金钩」，两手向前爬行数步，才一翻身立起。一阵掌声，大家又惊又喜，看不出警予竟有这一手。她面孔红晕，两鬓微松，笑容可掬，快活得像个十多岁的小姑娘，那平素冷隽的「祖母型」脸孔，完全没有了。
「…………………………」
后来我们又到她的住房去，她说现在正预备派送一批男女同志去莫斯科学习……。
我听说能够到莫斯科去学习，那是我日夜所梦想的，若不是在北京被捕，也许我早就去了，现在有此机会，自然不肯放过，于是欣然问道：
「我这大肚皮可以去吗?」
「当然可以，过去有好几位女同志去，在莫斯科生产孩子安全可靠，又有国家托儿所养育婴儿，太好了……。」
「请你写上我的名字，我一定去。」
国焘低头不语……。
我那时年轻，一股炽烈的学习热情使我忘记了儿女私情和离别后的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