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到延安去
事情决定之后，我就去向施校长及师母辞行。施校长惊讶地问：「你也要走了?」他为甚么会问这句话呢?大概他想当大炮轰炸闸北最紧张时，同学们、护士小姐们都纷纷离去，那时我并不走。而我有一次似乎说过：「倘若战争扩展下去，上海乡下是有危险的，租界暂时比较安全，施师母回乡下，还不如住在上海的好。」「现在学校预备就开学上课，你为甚么又要走呢?」他又追问一句。
「昨天接到家信，说家母病重，因此不能不走。」我以母病为扯谎的藉词。
「噢!」校长和师母同时点头。
自放假后，搬到第一院，庶务处并未催我缴交伙食费。现在我要走，也未见来追索。其他同学几有欠费不清，庶务处是不会放行的。这也许是因我积极参加为医院病产妇义务服务的原故吧。
几位已经返回学校的同学，知道我要走，都跑来同我惜别。并悄悄笑我有了男朋友，跟着朋友走了。我只装没听见，也不同她们分辩。
次日下午，李振东来，我就同他到法租界他的内侄女的住所（这位内侄女是李振东的妻结拜姊妹的女儿，是干亲，不是私亲）。一位太太出来殷勤招待，她就是李振东内侄女的妈妈，振东的妻叫她大姐。她的女儿年约十八九岁，生得挺俊秀。真抱歉，她们的姓名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在她家吃过晚饭，天快黑时，我随李振东和他的太太及内侄女等四人，乘人力车赴火车站，搭乘京沪夜车赴南京。火车票据说颇不容易买，若不是李振东，在这战事最紧张关头，我一时也许无法成行的。火车夜间开行，并不开灯，有一段路被日本飞机炸毁，乘客都要下车步行，才又上车，昼停夜行，两日夜始抵南京。
李振东说：「八路军办事处是在富厚岗。此时天气尚早，不如先去旅馆休息、洗脸、早餐，然后再去找他们……」
「不，我想马上就去!」
「那末，我同你一块去!」
「好，我们就走!」
「你和侄女跟着行李先去旅馆，我们马上就回来。」李振东对他的妻子说。
……………………
到了富厚岗八路军办事处，一个穿灰色制服守门的兵士问找谁?我高兴得心只跳，一句话说不出，拿起笔就在一张小方块白纸上写：「杨子烈来了!」一会，登登登秦邦宪（博古）走下楼，我依然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同他紧紧握手，他毫无表情的问我从何处来?
「我是从上海来的，刚刚到此。自与党失掉联系，就在上海学产科……」说至此我的眼泪像断线的珍珠般直往下流。衣袖沾湿，呜咽难言。秦邦宪似乎有点惊疑，再未说一句话，只呆呆地看着我。此时李振东接着对他说话了，无非是要求去延安，并简单的叙述他自己的经历。我只顾自己伤感，并没心思细听他们的讲话。后来，只听秦邦宪说：「你们的事，让党考虑，下次回信你们，现在请把地址留下吧!」李振东写下地址，站起来说：「杨同志，走吧!」
「走?我走向哪里去?不，我不走了!」我心想我已到了家，我还走吗?
「好，那我走了，再见!」李振东讪讪地告辞。
「振东同志，多谢你沿途对我的照顾，等一会，我去您住的地方搬行李。」我不管秦邦宪留不留我。
秦邦宪依然是呆呆地坐着。半日才淡淡的说：「好吧!上去坐坐吧!夏之栩、黄文杰都在上面。」
「哦!之栩在上面吗?好，上去。」我也淡淡的说。其实我早瞧见黄文杰，他悄悄地从楼上下来，偷偷的伸出个头一晃，又慌忙缩回去，就登登登地跑上楼去了。
在楼上见了夏之栩，未讲上三两句话，我想起自己三年来一人孤独飘零的情况，心中一阵难过，不可遏止的泪水，又流出来了。我不明白为甚么自己以往的理智，现在竟变得如此脆弱，我极力想克制它，但我的忍耐力与坚强的意志竟变得如此衰弱，三年来，我从未哭过，现在自己也说不出是喜是悲。
在富厚岗八路军办事处的楼上，除秦邦宪、夏之栩、黄文杰外，还有叶剑英、邓小平和一位女同志月霞。此时秦邦宪才对我说：「自从西安事变后不久，国共开始合作，周恩来同志受国焘同志之托，就向各方面寻访你。在南京狱中把夏之栩、黄文杰等都营救出来，只是找不到你。但知道你并未被捕，亦未死……。」同时他似笑非笑的追问我道：「你刚才为甚么哭呢?」
「唉!同志，一个人与党失掉了联系，就好似失去了慈母的孤儿，孤苦零丁一个人飘泊在上海，睁开眼睛看不见一个认识的人，内心受尽了凄凉寂寞之苦。这种痛苦的滋味，这种难过的心情，没有亲身经历者，是不会了解的。现在能够见到你们，回忆过去的一切，我忍不住要哭；我也不明白，我为甚么要哭。」
秦邦宪听了，木木然毫无表情。
下午，一个管理交通的同志领我到李振东住的旅馆取行李。李振东看见我，就仰首痛哭道：「子烈同志，你找到了党，你好了!我仍然得不到党的信任，不能去延安……」我迷迷糊糊的安慰他说：「振东同志，不要难过!将来党是会找你的……」其实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虽深深同情他，也不敢为他多说一句话。在莫斯科清党大会中，他是被斗争者之一，曾指他是托派反党份子，况我仅只认识他的面貌，连他的名字也不清楚，对他不熟识，实在不了解他的为人，此时怎能多说一句话?仅只能老老实实告诉秦邦宪等，在上海甚么地方遇着他，如何与他同伴来南京，沿途得他们热情照顾等等。并希望秦邦宪等好好对待李振东等，现在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不要只凭主观冤枉了好同志。
秦邦宪听了，依然是木木然毫无表情。
我在心底里痛苦的觉得人与人之间，是最难了解的动物；尤其是沾上政治色彩的人，总是戴着颜色眼镜去看人的。有了政治权势的人，把人与人之间应当互助互爱的天性至情，早都抛入海底深渊，代替它的只是利害的关系。因此把不同意见的好同志，视为敌人，当作XX派。为了自己的权势利益，宁可错杀一万，不可以放过一人。还说：对敌人宽大，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是甚么话啊!
现在我真是有点厌恶政治，我更深恨权力，但这些我都未敢说出来。
晚饭后，秦邦宪等要我去住旅馆。
「我去住旅馆?为甚么?我怕!我一个人决不去，除非之栩陪着我去住……。」我感到有点吃惊!难受!心中十分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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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之栩是个可爱的好人，她同我是幼年时的同学，是老朋友，彼此性格了解，她答应陪我去住旅馆。旅馆自然也是秦邦宪等遣人去租好的。我和之栩去到旅馆不久，就有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来检查。我一见那些骄横的军警，心中就生气，说不出是恨还是厌恶。用力把箱子打开大声说：「你们看呀!除掉几件破旧衣服，有甚么?」我最恨人家检查，心灵上似受了莫大的侮辱。但当年在上海租界半夜被搜查时，我是厌恶藏於内心，而态度依然是温和小心的，因为那时自己确实是一个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如今，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军警们除了检查日本汉奸外，为甚么要检查自己的同胞。我在心中嘀咕。
之栩素来是不爱多讲话的，她看见我生气，微笑着轻轻说：「这是极平常的事，何必理它!这多年未见，你激烈的脾气，依然未改。」
「之栩，你的脾气真好。听说你在南京狱中，每天总是沉默寡言，逃过了浩劫。而徐全直和何葆珍因为性情急躁，出言反抗，竟被杀害。当年我在北京坐牢，未被曹琨政府杀害，也是侥幸。」
我和之栩睡在旅馆的床上，砥足长谈，竟夜未眠。在旅馆住了两夜，白天自然回富厚岗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休息午餐，看书阅报。我向秦邦宪催促，希望快点到西安去。
「这几天没有交通同志往西安，要去还需多等几天。你为甚么不留在此地工作?」
「不行!我和国焘分别将近七年，我要去看他。我明天就走，久住在旅馆不好，没有交通同志，我就一人走，只要替我买好车票，送我上火车就行了。」
第二天早晨，我就坐在蓝钢皮火车上了。说是到了徐州，还需换乘绿色钢皮火车，才能赴西安。
「到徐州等换车时，你在青年会住下，那儿有防空设备，若果遇着日本飞机轰炸，可以进入防空洞，比较安全。」秦邦宪对我说。
坐在火车上我心情非常愉快。火车抵徐州，瞧见有些人提着行李走上停在轨道上的另一辆火车，我就向人询问，那辆火车是开往何处?有人答那是到归德的车，到了那里再等候绿钢皮车往西安。哦!那太好了!我正不愿去青年会，这样多简便。於是毫不犹豫的就跟着他们上车。记得火车抵归德时，天已近晚，在车上有一对年青的夫妻携一小孩，他们也是去归德车站等候绿钢皮火车往西安的。我随她们同住在一间楼房稍事休息，言明分担房钱，他们自然乐意。这间小客栈，靠近车站，店小二捧上茶水，并买来大饼。我吃了一点饼，一人很轻松的走到归德车站。这是一个小站，售票房也不大。此时尚不是卖票的时候，站内寂然无人，进站门，突见一个担架床，放在站房正中间，上面躺着一位年纪很轻的伤兵，脸色苍白，抬架他的人，都不知走到何处去了。我慢慢走近他，问他伤在哪里?他细声说：「伤在小腹和大腿，现在等火车送我去XX地……。」我给了他一块钱，表示慰劳，他感动的说：「希望伤好了，再上前线打鬼子。」
坐上了绿色钢皮火车，天亮时抵达西安，雇人力车赴八路军办事处。见着林伯渠和邓穎超，我又喜极而泣。伯渠似笑非笑的说：「快上延安去吧!国焘早等待得心焦了啊。我立刻去打电话，要他赶快把路修好，这几天下大雨，汽车路都被雨水冲坏了，恐怕半个月也行不得车咧!」我素知林伯渠喜欢和同志们说笑，於是也故作吃惊的问：「路真的被大雨冲坏了吗!真倒霉!」邓颖超一直看着林伯渠微笑，此时她竟哈哈大笑起来。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是一个四合大院，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是两层楼的小洋房，一中一西都别具风格。我的行李，被搬入一间长方形的厢房，里面有两张木板床，一张四方木桌，三数个圆木凳，陈设十分俭朴。一位女同志躺在床上，见我进来，慌忙起身。她瘦瘦的身村，面容十分憔悴，脸色也很苍白。不很高，也不太矮，因为瘦的缘故，显得有点文弱。颖超介绍说：「这是贺子珍同志，毛泽东同志的爱人。」同时介绍了我，两人不禁热烈地握手。
第二天早晨，我和贺子珍同时起身，梳洗、早餐毕，就坐下聊天。
「子烈同志，你要去延安吗?」她似乎不知道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是的!我要到延安去。你知道，我和国焘分别差不多七年，他去打游击，我一直留在上海……」
「好!快些去!国焘同志很好，他对你这多年不变!」
「你怎的住在这里不回延安?」
「我身体不好，希望去莫斯科医治。」
「一时既不能走，你何必住在这里等?我们一起回延安好吗?」
「我不回去了，泽东对我不好，我们俩吵嘴、打架，他拿板櫈，我就拿椅子!唉!我和他算是完了!」她叹口长气。
「噢!不要这样，好好的同志，都是患难之交，何必如此呢?你不要难过，夫妻吵架也极平常，赶明我到了延安，见了泽东同志，要他写信给你，接你回去!」我天真而热情的说。
她低头微喟。
之后，刘羣仙偷偷对我说：「蓝蘋打扮得漂亮，又会演戏，到了延安，老毛对地十分好感，特别捧场，因此子珍吃醋，两人为这件事时常争吵，闹得很不好。」
……………………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伙食很清淡。也没有人请客或者加菜甚么的。南京办事处就不同了，我第一天去，就碰着大伙儿乘汽车到酒馆子去吃饭，也不记得是谁人请客。那时节，横竖谁也不要钱，谁口袋里有多余的钱，谁就会请同志们大吃一顿。我箱子里还有几元大洋，是在上海保存下来的，一直不敢乱用，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的。现在找着了党，会见了同志们，还要钱作甚么?於是请林伯渠、邓颖超、贺子珍、刘羣仙等一起到外面吃了一顿西餐。
我拿出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秦邦宪等所写的介绍信，信的内容说：「子烈在上海放『高利贷』。」自从莫斯科清党后，像秦邦宪等自命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者，对於任何同志，总是找寻一点不好的名词，加在你的头上，使你不愉快，使你哭笑不得。
「甚么叫『高利贷』呀?我根本就不懂!他们这样乱加罪名侮辱人，真是岂有此理!」我气愤的问林伯渠。
「你不要理它，这些年来，同志们都辛苦了!快点到延安去吧!明天就有车，不要难过!到延安，见了国焘同志替我问他好!」林伯渠诚恳的说。
……………………
同车到延安去的有艾思奇、周扬和他的爱人，她的名姓经介绍过，我立刻就不记得，第一次和他们会面，过去并不认识。只记得艾思奇黑黑的，圆圆的脸，短小而精干的样子，穿一身咖啡色的短装，长统马靴，满身挂着水壶、照像機七七八八的什物。周扬长长的脸孔，显得有些青白，十足的「布尔什维克的脸」，一路之上，几乎未见他笑过。他的妻子清秀而娇小，样子还算斯文。
我此时已收拾起痛苦的心情，兴奋得高声唱歌，这歌声不是在上海时的长歌当哭，而是由心坎深处发出的快乐的歌声。不是吗!中国同胞能够同心协力全国一致抗战，抵抗日本侵略；我能够与党取得联系，回到党内来和同志们见面；而且明天就要看见离别了多年的国焘，内心的喜悦，又岂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吗?
在路上住了一夜，次日天黑车抵延安城。下车时，有两位勤务员早等候在车站。他们帮助提取行李，并说主席就在前面。走不几步，国焘果然来了，他肥胖了。原来白净书生型的面貌，被日光薰吹得黑黝黝地，穿着八路军灰布军装，高大臃肿得有些似「冯玉祥」。倘不是在延安街上，而在其他地方遇见，一时真的不认识他了。他同一位瘦瘦个子，也是穿军装的同志一起，国焘介绍说：「这是伍修权同志。」同时回头惊讶的问：「我们的孩子呢?」他以为我一定带着儿子来，他不知道儿子仍留在外婆家啦。
延安边区政府办公处，此时仍在延安城内。地址是过去基督教传教的地方，房屋还算整齐。延安街上的商店房屋大多破旧歪小，街道狭窄，显出多年失修的样子。陕北地贫天寒，人们都睡坑，国焘的卧房，有地板和双人弹弓床，这自然是外国牧师留下的。这房子是两房一厅，一间房国焘住；另一间伍修权住，他是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我到达延安的当日夜晚，他们又开大会清算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工作干部，这是他们的尖酸安排。我初来也不明白为了甚麽事，在南京，在西安，没有任何人讲这些事。我从未问过，国焘也从不对我叙述这些烦恼的事，纵讲也是讲不清的啊!但跟随国焘的厨子老刘，他常常对我零零碎碎叙说一些不平的小故事：
「教员」——他们都称我为教员，因为我教他们政治课——「你莫听他们啊，他们说我们的高级干部摸黑夜，那真是胡说，那实在是侮辱。我跟主席七八年，日夜不离，行军时，我挑着造饭的锅碗，跟着主席走；黑夜主席睡里间房，我就睡在外面地下。我们的主席和政委军长师长们大伙开会议决定：『凡未结婚的同志，在战争时期，不许结婚!』我们有一团女兵，因此来到陕北都给中央军同志做老婆，我们的许多青年高级干部到现在尚未结婚。他们这种瞎说造谣，我听了就生气。」老刘愤愤不平的说。
老刘大约四十多岁的年纪，人很勤恳诚实，是作厨师的。
「主席真好，有一次打仗得了一件貂皮袍子，主席不要，奖给射击最好的守卫同志。打仗时，有主席在场，大家都喊：『同志们!主席在这里!大家勇敢上前呀!』这一仗一定大胜!这都是事实，我一点没吹牛。老毛他们的中央军几乎溃不成军，后来都是我们四方面军替他补充的。他们还说我们四方面军逃跑，他们不是逃跑，他们是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的二万五千里不算，是逃跑!真是岂有此理!」老刘絮絮不休的讲。
「教员，可惜你没有来，张女团长（琴秋）带一团女兵同志，一个个可勇敢。有一次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我们大家分散开躲进树林里，仰着头清清楚楚看见飞机上的人，我们一点不骇怕，只觉得有趣。若果我们有高射炮，而主席又允许的话，我们一定把它打下来。」老刘笑嘻嘻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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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大概是党校开甚么纪念会，陈昌浩来邀我同去参加。那时张琴秋在党校工作，我很想去看看她。国焘不去，把马让给昌浩骑，在延安去远一点的地方，大家都是骑马，否则就得步行。
「听说你们同中央争吵，要去打通国际路线。马步芳的军队是有名的土包子，不足一击的。在兰州，你们为甚么竟被他们打败（那一次张琴秋被活捉解往南京，徐向前仅以身免）?」同行时我问昌浩。
「唉!莫谈也罢!他们（指中共中央）多厉害，这也是毛泽东的阴谋。他们不让国焘同志去，把他留下，要我们自己去打；因此我们打了败仗。回来就受他们清算。」昌浩叹口气说。
「想起从鄂豫皖转战至川北通南巴一带，之后又到陕北，打了无数次的仗，这多年来，有他在（他指国焘）我们没打过一次败仗。有一次（在甚么地方昌浩说过，可惜不记得了）他(国焘)三天三夜不睡觉，我们把电话机装在他床面前，劝他躺下，睡一觉，等前线有电话来再接不迟。」昌浩继续的说。
他们讲这些话时，我只是静听着，大家摇摇头，心照不宣而已。
不知是我抵达延安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毛泽东来了，国焘给我介绍。我记得在武昌时曾经见过他，那时大家并未说话。他高高大大的个子，四四方方的面孔，老是穿一件毛蓝布长袍。我同他握手并对他说：「在西安看见贺子珍同志，我要她同我一块回延安，她说她不回来了。我问她为甚么，她只摇头。我想都是你不好!你快点写信请她回来吧!」我直爽而热情的说。
国焘见我说话太率直，马上拦住，似乎怕惹他见怪似的，我也就笑笑不再讲下去了。
毛泽东只是笑笑，并未说甚么，坐一回走了。不知又过了几天，只记得斗争大会早已完结。边区政府已从城内搬到新开辟的窑洞中办公。在一次晚会上又遇着毛泽东，他对我说：「我已写了信给子珍，可是她不回来啊!」他是真写了信，还是没写信，我当然无法知道；但贺子珍身体衰弱，要到莫斯科医病，这是真的。有同志说贺子珍的脾气强硬，有点湖南人的驴子脾气。总之人与人之间相处是很不容易的。即令夫妻也很难倖免，否则世界上就不会有结了婚又离的事情发生。邓穎超的个性也是极其强硬的，在西安时见了我就说：「要是我，我就不去延安，你在上海学习得很好；为甚么不再学下去。」因为我告诉她若果不是抗战爆发，产科毕业后，还预备去读同德医学院，我对学医很有兴趣。
我非常喜欢延安，虽然它的街道狭窄，房屋破旧，土地贫瘠，天寒地冻，大家都住在窑洞内。但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浓厚的兴趣和喜爱。
傅连暲是延安医学院院长，他为人还和善，我抵达延安不久，他就请我吃饭，后来知道我会接生，傅极高兴。有一天夜晚，天气很冷，大概快要睡觉的时候，傅连暲突然派人请我替一位女同志接生。我把婴儿接出，消毒包扎清楚，他大加赞赏。他说：「在延安（当时）再难找第二个像杨同志这样细心能干接生的人。」因此他向党中央要求调我到延安医院工作，於是每月他们送十元零用给我，当时国焘每月也只有十二元的收入，他还是边区政府主席咧。我除负责接生外，每日为边区政府的勤务员等等讲政治课，有时还教他们唱歌。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坐在边区政府大门外面的广场上，讲呀不停的讲。有一次正讲课时，一位同志的妻又要生孩子，她是第一次生产，自然早经检查过，通常第一胎总是慢的。我告诉他们预备一切，仍然坐在露天讲课，催了三次，我方才起身。谁知产妇腹内的胎儿先下来了一只脚，我心想，幸亏出来的是一只脚，若果是一只手，那就糟了。当时医学落后，没有人敢剖腹取胎儿；没有救命的良药「盘尼西林」。胎儿手先出来，就是横产，是虽产中之最危险的一种，母子多半送命。我在上海学产科时，亲眼看见此种难产，产科医生动手术把胎儿一块块的取出，结果母子都死。吓得年轻的学助产的女生，心惊肉跳。现在胎儿脚下来，虽也是难产之一，但只要助产士小心处理，是不会有危险的。
「若果遇着胎儿一只脚先下来，你决不可以把它的另一只脚也拉下来。那样做，是会把脐带挣断的，当产妇阵痛激烈时，致令婴儿流血死亡，对产妇也有极大危险，当心!当心!」这声音是产科教师的声音，现在似乎在我耳边响着。
产妇一阵最激烈的疼痛，我小心翼翼地帮助她把胎儿接出，母子平安!一切消毒包扎完毕，傅连暲医生才来。他大喜过望的看着我，又是一次称赞，在延安也只接过这两次生。
之后离开了延安，脱离了共产党，抗战时住在广西的一个小市镇名叫六塘镇里。那里回教徒居多数，牛肉又好又多，别的地方是买不到那样美好的牛肉的。那时我在六塘镇小学教书，教的是最高班五年级的学生，甚么都教，后来体育和音乐教员辞了职不来，我连体育和音乐也教。当时年青，身体好，对甚么也热心，不讲报酬。最奇怪的也不知是谁晓得我会接生，於是不论识与不识，凡是孩子生不出时，都来请我接生。记得是八月中秋节晚，桌上排满酒菜、糖菜，我正和家人团坐，饮酒赏月，一个乡下人进来。
「先生，请你老人家救命哟，我的女人，两天两夜养不出仔呀!」他弯腰打躬的说。
我慌忙放下碗筷，拿好接生用具，国焘轻轻催道：「快去!快去!」
「先生，您要好多钱呀?」
「不要钱!不要钱!」
一点钟之后，孩子出世了，母子平安。问起来才知道这位产妇是第九次生产，以前所生的孩子，都是无医学常识的老婆娘接生的，不是因消毒不清，生脐带风，七天死亡，就是卫生条件差，两三岁夭亡。硕果仅存者，只有一男一女，这一次是第三个孩子了。我教她们清洁卫生及如何养育婴儿的方法，她们真是千恩万谢。
在六塘镇教了半年书，接了无数次生，不是头胎，就是难产，普通生产，她们都不来找。「麻烦杨先生，杨先生不要钱，她们更不好意思。」这是一个卖菜的妇人亲口对我讲的。我走在街上，他们都叫我杨先生，看见国焘，他们也糊里糊涂叫杨先生，乡人的忠厚诚实，令人感动。
在六塘镇，我坐了多次首席，饮了多次满月酒，这就是她们对接生者的酬劳。
在延安为同志们接生，也饮过两次满月酒。不久我就病了，不，我不是病，而是自己有了孩子。我有了孩子，就同生病一样，呕吐、头晕、不思饮食。因此也就不能工作。当工作最积极、最有兴趣的时候，我不能工作，心中十分懊恼，想把孩子打掉。傅连暲院长赞成，但要主席签字。国焘不理，他们谁也不好动手，我只有等着孩子出世。
不久，我的大儿子，从枣阳乡下来到延安，他是跟我的妹妹子玉来的。这时他已十二岁，自一岁多同自己的父亲分别，十余年后，父子始又再见。我也有四五年不见儿子，现在他已经长得那末高大，骑在马上，几乎像个大人，国焘见了儿子，自然欣慰得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