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入狱
我到北京来，志愿是在升学，考取法政大学后，一心希望安安静静读书。但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有时一桩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会突然发生，搅乱心情，使你无法安静；也无法按部就班的学习。大约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天正落着鹅毛似的大雪，气候很冷。艺专好几天没有排练戏剧了，陈大悲先生也没有来校，这也是常事。平常他不来时，每个学生都很积极地自己用功，有的练习唱歌；有的学唱京戏；有的练武；有的埋头阅读书报，学校之中，生气勃勃，热闹非常。
一天下午，我披着一条玫瑰色宽大的厚绒毛围巾，冒着风雪，刚从北大第三院开完读书会回来。看见同学们异乎寻常的，三三五五挤在教室里；有的满面怒容；有的唉声叹气。有一位同学并拍桌大叫说：「同学们，走!去见薄伯英校长，请他撤换陈大悲，否则我们全体退学。」这位男同学冲劲很大，混名叫「铁牛」。
「来，这儿来!」吴如燕眨眨她那双如墨的明亮的大眼，向我点头招手。
「什么事呀?这样紧张。」
「告诉你，你瞧糟不糟?教务长陈大悲和一位女同学，就是叫他『干爹』的那位『干女儿』李小姐，在公寓开房间。喏!这是刚才收到的无名信!」
「也许有人故意陷害，一封信何足为凭?」
「不，刚才我们已有两位同学按址去调查过，一点没错，陈大悲和他的『干女儿』正是住在那儿。同学们冲进去时，亲眼看见。这真是有损学校的名誉，尤其是我们女学生的名誉，倘若给我们家中的父兄知道，真不得了!」
「陈大悲不是有太太吗?」
「岂止有太太，还有孩子呢!这封告密信，说不定是他太太托人写来的呢!不管怎样，我们应当伸张正义，像这种无品行的人，不配做我们的教务长。我们原为学艺术而进这间学校，为了转移社会不良的风俗习惯而演戏，我们正在和旧社会奋斗，我们处处小心谨慎，以身作则，但是社会上的一般见识浅薄而食古不化的人，仍然称我们为『戏子』，说我们男女同校，是男女混杂。我们一个个冰清玉洁，敦品励行，希望作一个好榜样，以励后进。谁知身为教务长的陈大悲，竟然作出这种事来。唉!他的那位所谓『干女儿』本来程度低，小学也未毕业，说话嗲声嗲气，又不懂艺术，根本不能做艺专的学生。真所谓一只死老鼠弄污一锅清汤，糟透啦!」吴如燕叹口大气。
几天之后，艺专学生全体退学了。薄伯英宁愿牺牲学校不办，牺牲学生不要，也不答应撤换陈大悲。这是中国官僚政客一贯的作风，不足为奇。所奇的是陈大悲反控学生毁谤名誉之罪，在北京法院起了诉。学生们惟有拿着无名信去法院申辩。吴如燕、王泊生二人代表出庭。结果是官样文章，他二人每人被判罚大洋一元了事。之后，这群青年学生像落花流水似的东西分散，各奔前程去了。
在江西安源工人子弟学校教书的庄有义与陆沉，得知我退出艺专的消息，特电汇路费，热情邀我到安源教书。这份友情，我心中十分感谢，但因我不愿辍学而婉辞了。
吴如燕、王泊生邀约艺专同学赴天津保定去演戏募捐，组织剧团。我因为怕荒芜功课，仅随她们去过天津一次，就不愿再参加了。我坚决的想在北京读完法大。我喜爱北京，其后一年被迫不得不离开北京，也走过不少的地方；但回忆起来，我对北京这地方仍有一种说不出的喜爱和留恋。上海煤汽筒太多，处处令人感到乌烟瘴气。北京则富有一种恢宏的气度，虽然刮风时尘沙当道，下雨时泥泞满街，也掩盖不了它的气象之美和人情的敦朴。如果你骑着小叫驴上西山，逛香山寺，看红叶；或者在马神庙旁边随意选购黄金色似的大窝窝头，乘热而食；或者游中央公园，逛万寿山，都是别有情调的。北京真是气象万千，难怪历代以来，帝王建都，都要选择北京了。
我最后的选择是搬往北京大学附近的学生公寓居住。那里住着北大学生范鸿劼、高君宇、张国焘。邻近住的是张琨弟和何孟雄缪伯英夫妇。那时共产党员都奉到党中央的命令，一律加入国民党为党员。我也很愿意；因为我景仰孙中山先生为国为民的牺牲奋斗的精神和人格。此时国民党在北京新办一个杂志，名「新民国」。「新民国」由北京大学学生，又是国民党党员范体仁主编。他请我担任校对和发行。有工作做，又能上法大听课，我心中异常欣愉。「新民国」杂志每期出版数千册（记不清详数了），每期将版样仔细校对好之后，便亲自送往北大第三院地下室印刷所付印，装订成册，再由北大雇人力车把杂志拖回自己的公寓；我住的一间小房里，除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及坐椅外，满房堆着杂志。登记、包扎、写地名、贴邮票，再雇人力车到邮政局投邮，都是我一人包办。杂志除寄往各地外，还陆续不断的有青年学生和不知名的文人，来搜购十数册不等。杂志初出版那几天，我几乎抽不出时间往法政大学听课，其忙可以想见。
「新民国」杂志仅仅只出了几期，就「无疾而终」了。它们嫉恶如仇；它们是疾风中的劲草；它们受到当时北京统治者的嫉视；因为它们嫉视当时的黑暗；也勇敢地揭露了曹琨政府统治的黑暗和无能。同时因张国焘同志的积极工作和活动，更惹起统治者的忌恨。虽然说「新民国」杂志是「无疾而终」，实在它是有了大大的「疾」，就是因为不久张国焘、范体仁和我等被捕入狱，而「新民国」杂志就「短命而终」了。
张国焘的确是个忙人，他时而上海、时而广州、时而长辛店。到了北京和同志们见面时，他只谈工作和学习情况，闗于个人及家庭琐事，从来无暇谈及。我了解他的为人及一切——最初是断断续续的从同志们口中听来。
「张国焘是一个有组织天才，能干而积极苦干的好同志!」贺昌同志用山西口吻自言自语似的讲。
「国焘是江西萍乡县人，那里是全国闻名的煤矿出产区，他的家庭是个大地主，很有钱，他是大地主的儿子呀!是一位大少爷啊!哈哈!」张琨弟用湖南口腔似说笑，似是别有用意的讲。
「国焘同志十九岁时，他的父亲来到北京，就要他回家同自小订婚的媳妇结婚，他不肯，他说我怎能同一个素未谋面、毫无情感的人结婚?因为触怒父亲，从此与家庭不通音问。」这是山东老乡王荩臣同志的话。
「子烈，你知道这次京汉铁路大罢工，造成『二七』惨剧的领导人是谁?」包惠僧在武昌时对我讲。
「我怎会知道，是谁?」
「是张国焘同志，他是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其它两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陈和李都是北京大学教授，只国焘是北大的学生，他还年青没有爱人哟!我同他谈到你，他非常注意你呀。」老包笑眯眯地说。
当时我听了，颇有反感，但也留下一点印象；因为我在女师受到除名的打击，正是雄心勃勃想赴北京升学；其次我标榜独身主义，家中旧式婚约尚未解除。包惠僧的混名是「大炮」，他很不老实。当年武昌女子师范有两个事务员，一个姓包，一个姓夏，都是上届女师毕业的学生。包事务员（名字忘记）大概是包惠僧的远房姑妈，因此在武昌时他就同她住在一起。而夏松云事务员是包事务员的同学、同事，又是朋友，自然时时到他们住处去。星期天他们在一起打麻雀，习以为常。夏松云也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麻雀牌桌下的脚踢着包惠僧的脚。后来老包得意忘形的向人瞎吹。麻哥刘昌羣为人最滑稽而诙谐，便给夏松云题名曰「勾脚姑娘」。不久「勾脚姑娘」同包惠僧同居了，刘子通先生知道了大发雷霆；因为包惠僧家中早有旧式老婆，那时女师正在闹学潮的紧急闗头，认为包有意破坏学生和妇女运动，给人们以最不良的影响，请他立即离开武昌到北京去。
在北京，有一次包惠僧去到徐全直、夏之栩和我住的地方说：「明天在北大第三院开会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张国焘是反对者，这人很「阴谋』，想做领袖，很不对，你们明天去参加，最好子烈起来讲话，反对张国焘。」
「反对?为什么?对于情况一点也不明白，我怎末能糊胡涂涂上台讲话，做你的傀儡!我不去!」结果我和全直、之栩三人第二天都没有去参加开会。
无论同志们赞美，或底毁张国焘同志，我和全直、之栩都在一块；因为到了北京，我们相依为命，行动都是一致的。我们对这些说话，毫无兴趣，我们一心想的就是升学读书，学习，再学习，工作，努力工作。
不久，我接到父亲来信说：「邱表舅母的小儿子，邱正华服毒死了。原因大概是邱正华在襄阳府住第一男子师范学校时，受了损友的引诱；也是自己没有志气，在校并不好好读书，而去赌、去嫖，负债累累。放假时回枣阳家中，同学向他讨债，被母亲和他的大哥邱正岳责骂，他就负气吞生鸦片烟死了。」邱正华正是我幼时父母代定婚姻的对手。我心中虽十分不愿，但当时作为一个女孩子，又不好提议解除婚约，故标榜独身主义，以示反抗。现在邱正华死了，我对于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觉得颇可惋惜，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不愿意的婚约自动解除了，不能不说是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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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九二一年在武昌，陆沉同志介绍我入共产党时曾说：「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者，将来在积极工作的过程中，是可能引起黑暗统治者的嫉视，是可能被捕、坐监、杀头，而牺牲生命的啊!「现在我真的饱尝铁窗风味了。在五个多月的牢狱生活中，我丝毫不觉得惧怕，我只感到满腔愤恨，更认清楚了人世的丑恶，增进并加强了不少的知识和经验。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号的下午，在北京东安市场，东兴楼，同志们围着国焘和我，要我们请饮。在座有范鸿劼、高君宇、张琨弟、王荩臣、何孟雄及何的爱人缪伯英和其它的一些同志。当时这一般青年思想极端左倾，反对旧式的婚姻坐花轿；也不喜欢当时流行的西洋式的文明结婚典礼。我们反对一切仪式，无论坐花轿或文明结婚的仪式，我们认为这些仪式都是把青年男女当作猴儿戏耍的玩意。我们不要任何人的证明和担保，我们订婚的礼品是「信义」二字，我们结婚的诺言是「同偕到老，同甘共苦!」国焘和我就在那天结了婚。我们很庄严，同志们没有人说一句嬉笑的话。我当时是二十二岁，国焘是二十七岁。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清晨，大概五点多钟，有人轻轻敲门，温和而有礼貌的道：「张先生，您醒醒吧!您的朋友找您啦!」这是公寓老板的声音。
国焘和我都从梦中惊醒，最初真以为是铁路工人同志来找，仔细一想，感觉不对，悄悄从门缝瞧瞧，隐隐约约看见小院中站立着许多高高矮矮的人。我们镇静的穿好衣服，从容地打开门；接着八九条穿黑衣衫的汉子蜂涌而入，凶神恶煞的紧紧扣着国焘的一双手臂，似乎手一松，他就会逃跑似的。
他们疯狗似的向房中书桌抽屉，柜，箱笼，床底下，一阵乱抓乱翻。我呆呆地站在房中间，气得大声的说：「你们做什么?你们简直是土匪嘛!」我又想起幼年在家遇土匪白狼的情景。
国焘在院中喊着道：「不要说了，快走吧!」他希望快些离开此处；因为这公寓里还住有高君宇和范鸿劼两位同志，他惟恐影响他们。我心中明白，也不再说什么了。
国焘昨晚曾急急忙忙收拾文件，焚毁了一些，又拿走了一些。但我们住的两间房，一间是我们的卧房，另一间是新民国月刊的发行所，住房内仍有不少文件，尤其是发行所内，满堆着新民国月刊杂志和有关发行的文件来不及收拾。国焘早得到消息，北京的军警要来搜捕革命党人，而他是黑名单上的第三名要犯，当时我竟未劝国焘立刻离开此危险地区，速速躲藏起来。一来是有点好汉轻敌的青年心情，认为自己堂堂正正，从未做过一点作奸犯科的坏事，办杂志，写文章，做学生和工人运动，反对帝国主义，都是正当的爱国行动，难道有罪吗?因此心安理得，今天累着了，睡觉吧!明天再说。二来是实在年纪轻，生性又坦白，缺乏对人世险恶人心狡猾的认识和经验。正好像我幼年初遇着土匪白狼时一样的不懂得害怕，一样不知道躲藏到何处是好。所以我当时并未想到劝国焘立刻离开；也未料到自己的危险。同时还有两件事，可以证明当时一般青年的嫉恶如仇和勇敢的心情。我们出狱后，范鸿劼亲口对我说：「你们被捕去三天，我和君宇仍住在那个公寓，不愿搬。后来李大钊先生再三催逼，我们才搬到苏联大使馆去。君宇就在此时患盲肠炎，苏联大使馆的俄国医生错断病情，等肠已化脓，送入协和医院时，已回生乏术了。若果我们不躲往大使馆，君宇或不致死。捕人?让他来捕好了!北京这样多的青年爱国学生，看他捕得完吗?……」
我出狱时，陈比南已赴莫斯科学习去了。黄日葵告诉我，「自你被捕后，比南天天痛哭!有一天她一个人跑到北京地方法院，要他们释放被捕的青年学生和工人。比南说：你们这些官僚，捕捉爱国学生，既不公开审判，又不释放，他们犯了什么罪?请你公开宣布，否则，逮捕我!我愿意坐监!」这英勇的小故事，使我听了感动得泪下如雨。
我被关在一间长方形的瓦屋里，国焘被关在什么地方，我是无法知道的。这间瓦屋门前有两扇木板门半掩着，从门隙缝隐约可见一个穿浅灰色制服、肩披着长枪的士兵，在那儿走来走去。门内靠右面一条木板櫈上有一个穿白色衫裤，尖头鼠脸，瘦骨嶙峋的男人坐着打盹。左首边一个臃肿大胖子正同端坐在土坑上的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耳语。长枪和明晃晃的刺刀，插满在左右两边竖立着的木架上。房内没有窗，仅在墙壁的最高处，开了两个像人头大小的洞孔，以流通空气。室内昏昏暗暗，电灯日夜亮着。
我很气愤，抗声道：「为甚么捉我到这里来?这是什么地方?」
「唔，这是北京侦缉队，上命差遣，怪不得这些弟兄们啊!」老人微喟着。
「老伯伯，您知不知道张先生关在哪儿?」
「唔，间壁，就在间壁!」他伸出枯瘦如柴似的手，指指粉白的墙壁。
「我能够看看他吗?老伯伯!」
「唔……」
老人慢慢地起身，慢慢地走向那个坐着打盹的瘦子身旁，低低耳语。
瘦子揉揉惺忪的睡眼，唔唔连声，开门出去了!
好久，好久!从小院那头传来哗啦、哗啦声响!由远而近，响声渐大。那瘦子探进一个头，向我招手，我的心砰砰的跳，走到门边从门缝外一看，天呀!那不是国焘吗?修长的背影，蓬松的头发，他安祥的一步一步慢慢移动，腿上锁着一根铁镣，我一阵心酸，眼泪沾满衣襟。
夜间我躺在坑上，后院传来一阵凄凉的哀号和木板拷打犯人之声，令人不忍卒闻。
不知过了几天，正是黄昏的时候，天下着微雨，那个臃肿的胖子，引我走到像土地庙似的一间屋里，房中摆着一张土台子，台后面立着一个面色青白年约三十余的男子，他把惊堂木用力一拍，凶狠狠的大声问：「你叫什么名字?」
「杨子烈!」
「好，走!」他又用力拍了一下惊堂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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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黑色的囚车，车厢的车门是关着的，四周围蒙得紧紧的，什么也看不见。胖子并不开那车门，却命令我坐到车头司机的旁边，他自己就站在车沿上。
我坐在车内，昏昏沉沉地不知道他们将送我往何处去。我也不愿意问；就是问恐怕也得不到答复。我头晕得很，愁和恨塞满心怀，一想起国焘被侮辱折磨，腿被锁着铁链的可怜样儿，我就心痛得流泪大哭。我不吃一口饭，也未饮一口水，不知饥饿。看到这种种情况，我实不愿再吃东西。
天落雨了，雨越下越大，车前面小窗上的玻璃被水浸湿模糊不清，司机一面开车，一面不断的用布搽拭玻璃上的雨水。大街上交通较繁，一堆堆的行人，有的双手掩头，急急地向前走，惟恐被雨淋湿了他的衣衫，撑着雨伞的人们，紧紧的将头埋在桐油纸伞里面，也急急的向前走，谁也顾不得抬头看谁一眼。杂货店、布店、饮食店……都忙着关上铺板门。街灯被雨水淋得一闪一闪地发出灰黄色的弱光。陋巷之中没有灯光，黑越越地像鬼洞……我不禁打了个寒噤。
囚车停在广场上，呀的一声，车门开了，好几条黑衣大汉，拥着一个人，推推拉拉的向那个大门走去。「哦!国焘!」怪不得他们不让我坐进车内去，原来他坐在里面!我用力咬着嘴唇默默地想。
我跳下车来，胖子伸手欲扶……「走开点!」我厌恶得把手一摔。
走进大门，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巷子，巷尽处是一所大厅，宽的走廊外面，排立着好多个肩着步枪挂盒子炮的大兵。大厅中间，放一张长桌!桌正中端坐着一个人，他头戴青缎红顶瓜皮帽，身穿湖青纺绸长袍，脚穿黑缎白底鞋，苍白的脸孔有点似我已死去的表叔，前国会议员骆墨生。他的嘴唇焦黄，说话时露出满嘴被鸦片烟熏黑了的牙齿，瘦骨嶙峋地活似一个挂衣架。
他用尽气力把惊堂木一拍——不如此显不出他的威风。照例问了姓名和籍贯之后，我就被送到一栋墙壁很高，而有两扇铁皮门的地方，这就是北京卫戍司令部的第一监狱。走进铁门是一个长方形的小院，院两旁并列着数间残旧而低矮的瓦屋。那里关着好多个男犯人，多数都带着脚镣，走路时哗啦、哗啦响，十分刺耳。这些大概都是盗贼和走私犯，他们拥聚在一间房内，吃饭、拉屎、睡觉都在那里。他们衣衫褴褛，蓬首垢面像乞丐，这就是当年的中国牢狱，虐待犯人，真如活地狱。
政冶犯是受到一点优待的，尤其是女学生。我被关在一间大屋内，那里有两位老婆子驻守。北京人都困土坑的，这屋内也有一个大土坑，是女看守睡觉的地方。坑中央放一张枣木色长形矮腿小方桌，有点似日本人摆在榻榻米上的小饭桌。屋里面有一间装着铁栏杆的女囚室，那女囚室中空无一物，黑暗而潮湿，又小得可怜，当时除我外没有第二个人。我恨透了，感到莫大的侮辱和损害，抗声说：「我不睡在里面，我跑不了!」对面屋内住的管理男犯人的头儿刘发闻声走来说：「内面已为您准备好床铺，您自己的衣物被褥一切都拿来啦!您将就住一晚，明儿禀过上头好啦!现在我替您打开窗门!」态度十分和蔼。我心想，何必同他们为难，他们也只是穷看守啊!
一个女看守轻轻推门进来，对找说：「别哭呀!哭坏眼睛!」一面将我的裤腰带解开拿走了，这是监狱的老规矩，为的是怕犯人自杀。
我躺在铺好的木板床上，猛地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心抖颤了!这怎么办呢?不久这惊人的消息是会传到他们耳内的呀!会吓坏妈妈，气坏爸爸呀!希望老人家永远不知道女儿的意外遭遇；但叔父们能隐瞒这不幸的消息吗?他们是会幸灾乐祸的呀!女孩子念什么书，看，现在惹出祸来了吧……我一想到这，又恨、又急，忍不住放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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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过了几天，一天晚上，天昏黑得连一颗星也没有，地黑得连路都看不清，我的心沉重得似铅块紧塞。忽闻一阵皮靴槖槖之声，推门进来的是大块头，长脸，厚嘴吧的头儿刘发。他摇头晃脑的说：「杨先生，上头请啦!」我一声不响，起身整理衫裙，女看守送还前次收去的裤腰带。我跟着刘发走进初来时已到过的那个大厅上，看见长桌的前面地上堆着一捆捆的新民国杂志。长桌的中间端坐着的仍是那个戴瓜皮小帽、脸色苍白的人。他首先问我的姓名、籍贯、年龄和在什么学校念书等等一套官式问话。接着就大声说：「你是共产党，也是国民党员吗?」
「是的。」我平静的答应。
「这杂志是你办的?」他用焦黄的手指指着面前的一堆杂志。
「不是我办的，我只是校对和发行。」
「谁人是主编?」
「杂志上写得清清楚楚，你看好了。」
「你知道你犯的罪吗?」
「办杂志也有罪吗?现在是中华民国呀!」
「下去!」他挥手要刘发带我走。
此时我尚不知范体仁、彭永和及厨子老李都被捕来了卫戍司令部，自被捕以来差不多半月了，这还是第一次审问我。
大概是第二天夜晚，他们又来叫我了，那个苍白脸色的人突如其来的说：「这是你写的字?」他指案上排着的一个盒子和一堆纸片。
「不是的，我没写过这样的东西!」
「唔!这盒内装着一枚炸弹，有人说封面上的字是你写的，盒子是你送去的!」
「什么?炸弹?我写的?我送去的?送到什么地方?真笑话!我一点也不知道，谁说的?要他来同我当面对质!」
「唔!张国焘已经承认了，你还抵赖吗?」
「没有的事，绝对没有的事!不但我不会做这种事，张国焘不会做这种事!我敢担保我们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也绝对不会做这种事；而且坚决反对这种暗杀行为!」我向他演讲起来了!
「好，我若查出，一定严办你!」他的一双眉毛微向上皱。
「对!你去查吧!我是真金不怕火炼。」我理直气壮套一句俗言。
「下去!」他眼睨着刘发。
「……………………………………………………」
炸弹是怎么一回事，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在我们被捕的前数日，北京外交部部长顾维钧公馆接到了一个礼盒，里面装的原来是一枚炸弹。顾维钧并未受伤，也许是拆盒子的仆人受了伤或者死了吧，当时消息被封锁，无人知道。自发生了这件事，北京的这般昏庸无能的官僚吓得屁滚尿流。这口乌气没有发泄的地方；同时也想顾全体面，就把这赃案企图硬往爱国青年学生身上栽，以图领赏报功，真是好黑心啊!
我躺在床上，痛定思痛，心中陡的一震，想起刚才追问炸弹案的事，莫非他们要陷害国焘?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一羣卖国的北洋军阀，可耻的鸦片烟鬼，非法逮捕爱国的青年学生，不揑造些罪状，如何下台呢?此时我好似幼年怕土匪似的，真有点心惊胆颤了。
不知道又过了几天，他们又来叫我了。还是在晚上，天上挂着一钩新月。我走到大厅上，那位苍白脸的人，向坐在旁边桌位执笔抄写的人说：「将口供念给她听……」
「杨子烈，女，湖北省枣阳县人，年二十二岁，法政大学二年级学生，非法加入乱党，办乱党杂志……」大意是如此，年代太久了，真的记不清楚了。
「现在你可以打手模。」我听到没有炸弹字句，也就不说什么，伸出指头，搽上黑墨，在口供纸上面，按了两下。
我心中明白，画了口供，大概以后就不会再问了。于是抬起头对苍白脸孔的问官请求：
「我想看看我的丈大张国焘!」
「唔!」他双眉皱了一下。
几分钟，我被带往厅后走廊边，国焘穿得整整齐齐，身旁还有一个健壮的男人陪着，显然腿上的铁链早已除掉。我们四目相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此时真所谓是「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
之后，我就向刘发要小说看，他大概得到上头允准后，就借给我许多草本小说。我看后就送与国焘看。每次当然都是刘发负责送去送来的。监狱中的看守，大概想知道我们在书上写些什么，故当我用燃烧过的火柴头，权充铅笔在书内空白处写字时，他们并不禁止。而我们听写的无非是互相安慰，互嘱保重之词，看守者一无所获。
自国焘等被捕，北京舆论沸腾，社会人士纷纷抗议非法逮捕青年学生。同时北京的参众两院的议员也联名援救，请求保释。江西的国会议员保张国焘；湖南的保范体仁；湖北的议员则保我。但是没有用，中国没有法治，捉了政治犯既不公开在法庭审判，也不释放；颟顸的曹琨政府，真想把我们瘦死在狱中。
在小院散步时，我常见到一位政治犯。他住在营牢狱的头儿刘发房里，年约三十余，保定人，我忘记了他姓什么。他身体肥大，挺着胸脯，歪着头每天在小院子里走来走去。当他走到我跟前就自我介绍的低声说：「我写了一篇文章骂曹琨，就被他们捉来了。哼，怕什么!他关得住我的身体，关不了我的心，将来……」话未说完就急急地转向那头去了，惟恐被谁听见似的。我很机警，无论谁讲什么，总是闷声不理。在院里见着了范体仁同志，也未交一言。厨子老李轻轻对我说：「我挨了打!」但是我始终没碰着彭永和同志，不知他被关在何处。
我在女囚室只住了两三晚就搬出来睡在土坑上了，我睡在中央，左右睡的是两个女看守（坑是横睡的）。北京人喜食生葱和大蒜，满屋都有葱蒜味，熏人欲呕。但她们态度都很慈祥，对我十分客气，我换下的衣服，他们不言语，就拿去洗了；我不吃饭，她们总好好劝说哄食。刘发拿着五元袁头说：「杨先生，这钱是从上头领下的，放在我这儿，您要吃什么，叫我去买。」（钱是从我们身上搜下来的）我顶多是叫碗肉丝面吃；因为我食不下咽。
铁栏杆内的女囚室，现在住了一位年青的貌美小媳妇儿。她年方十九岁，父亲开豆腐店，母亲早死，一向跟着父亲过活。她是自幼就订了婚的，上月结婚，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迫问之下，女子泣诉乃被父亲强奸。公婆知道后，为顾全颜面计，不愿声张，三天回门时，不许住夜，即坐原轿返回婆家。谁知那个禽兽不如的父亲不答应，反而大闹，因此闹上衙门。结果官判重责她父亲廿大板，判监五年，从此断绝父女关系。并要责打女人的手心，她的新婚的丈夫跪下求情，公婆都说她年幼无知而代其求免。遇到这位多情的夫婿，慈爱的翁姑，这位可怜的青年女子，总算不幸中之大幸了。
现在已是炎热的六月天气了。我病了，头痛，发热……女看守李妈坐在我的身旁，用药油轻轻替我搽摩，口中喃喃的说：「我三十岁守寡，现在五十多岁了，在此管监牢整整二十二年，看过多少女犯人，第一次才见着像您这样的，又不判决，又不释放，又对您这样好!」她微微叹气。
「李妈你丈夫死了，家里尚有什么人?」
「还有一个儿子，快三十岁了，女儿在十九岁那年生病死了，要是活着，比您还大两岁啦!命苦的人是天生成的啊!」说着她竟流下泪来。
「不，您不要难过，您这样的好人，对我又这样好，以后我叫您作妈妈吧!」
「我!我有这样好命，睡梦也会笑醒啦!哈哈!」他又破涕为笑了。
我被抬进北京官立医院去了。住在一个前后都有天井的小院，前后都有玻璃窗门的一间大病房里。房内有两张铺垫着白色被单和枕头的病床。此外有桌有櫈，陈设简单，但空气流通，光线充足。
一位医生戴金丝眼镜，穿白色医生服，白皙的脸孔，见人时微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他手中拿一个温度计，站在床前为我探热。
「好熟识的面孔，不记得在哪里见过?」我暗想。
「Miss杨!」他笑得更厉害，愈显得唇红齿白。
「高医生!」（他的名字我又记不起了）是的，每当新民国杂志月刊出版时，他总到公寓购买十本，有时十数本，我猛然想起来了。
「您原来在此做医生!」
他微笑着点头!
我原没有大病，不过有些虚弱，打针吃药后热退了，头也不痛了。
李妈妈陪在病房里，高医生每天下午就来，我向他借书，他送来红楼梦。我想看三国志和水浒传，他支支吾吾始终未见拿来；也不说明原因，又送来西厢记。我暗想大概三国和水浒都带点造反什么的，而红楼梦和西厢记却只谈风月，这是政府医院，我是犯人，他们也许有顾忌。从此我专心一致每天熟读红楼梦背葬花词。好书不厌百回看，我就不再向他借别的书了。
医院里每天三餐，早晨稀饭，中午和晚餐都是四菜一汤，我总是浅尝即止。李妈妈可真高兴极了，殷切劝我多食；高医生也劝我努力加餐：「留得青山在，哪怕无柴烧。」
高医生每来总坐一两小时，他说他认识北京中国大学的学生，即我的堂叔杨理恒及堂兄杨振铎。高医生并笑着说：「这间病房，过去好多政治犯和有名人物，都住过……」
一天下午，四个卫队，荷枪实弹，引着一位白发苍苍，身穿布衣的老人进来。我又惊又喜又惭愧，情不自禁跑步向前，抱着老人的腿跪在地上说：「爸爸!女儿不孝!使父母受惊挨苦，万里迢迢到北京……」
「不要难过，我和你妈都好，来了好多天了，今天能看见你就好，你好好地当心自己吧!过几天我预备回家。」老人低着头涩声道。
我感动得痛哭。
数日后，那位戴瓜皮小帽，脸色苍白的审问官，带领四个卫队，前呼后拥着也来了。他来做什么?我从床上站起，对他一鞠躬。他点点头，态度很镇静，东看看，西走走，不说一句话，摆摆手，又走了。
在医院大约住了四个月，十一月间才又回到卫戍司令部第一监狱，这时已是秋风送暖，天气日渐严寒的时候了。
此时奉直战争爆发，冯玉祥倒戈，占领北京。
十二月二十五日，所有被捕的政治犯、爱国的青年学生、张国焘、范体仁和我，都被释放出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