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430亿－450亿斤库
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480亿－500亿斤库存，最好能有600亿斤库存。
李先念在这个会上介绍了1956－1957年度粮食收支情况。这个年度计划征购801亿斤，实际征购了833亿斤，实际征购数比上一年度的860亿斤减少了27亿斤，因为这一年灾害较大。在粮食支出方面，销售计划是743亿斤，实际销售833亿斤。比计划多销了90亿斤。比上一年实际销售多出了132亿斤。多销了粮食是因为灾年。另两项支出是出口和军粮。出口计划是48亿斤（包括大豆），实际出口43.76亿斤，军粮计划是23亿斤，实际是17.2亿斤。以上三项支出总共为894亿斤，比收入（即征购）多出了61亿斤，只好挖库存填平。去年6月底库存为427亿斤，今年6月底库存减少到366亿斤，连一个灾年都应付不了。库存再不能减少了。
李先念说，现在城镇人口逐年增加，今后城镇的粮食供应每年大约要增加二三十亿斤，即每年销量要增加6%左右。怎么办？一要坚持“三定”（即一级一级政府向下定产量，定收购数，定销量）为基础；二要增产增购；三要坚持统一调度；四要坚持先公后私；五要严格控制销量；六要加强政治工作。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六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加强政府对粮食的控制，多征购，少销售。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850亿斤。这次会议初步认定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856.32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757.20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亿斤，出口36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亿斤补进库存。1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提高到767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亿－37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35亿－50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852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847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767亿斤，减为748亿斤。军粮18亿斤和出口36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31亿斤增加到45亿斤。
中央这样坚决地压缩销量、确保库存增加45亿斤，是迫于形势的压力。1956－1957年度，粮食收入（即征购）只超过计划19.2亿斤，而销售却超过计划77亿斤，使得出口计划没有完成。国家库存减少过多。
进入1958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58]104），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920.11亿斤，销售842.09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奕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表21-4“大跃进”以前粮食产量和征购情况（单位：亿斤）产量与征购1953－1954产量3337征购数（折贸易粮）1003（828）1078（903）1041（860）994（838.48）1038.3
1954－19551955－195636783898.2
1956－19571957－1958
3390
3855
（854.74）
占产量比重（%）30.131.828.325.826.6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1958
年度不是最后数。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从表22-4中可以看出，1954－1955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70亿斤粮食，后两个年度的征收数不得不下降。由于每年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销给农村的粮食高达40%以上。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国家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表21-5“大跃进”前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数（单位：亿斤）
1954－1955
1955－19561956－1957
1957－1958
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拆贸易粮）494（401）405（334）490（402）429（351）占征购粮食的比重（%）45.838.949.341.3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1958
年度不是最后数。
在“大跃进”以前，在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有40多亿斤粮食出口，用于换取
外汇进口设备。这些粮食都是从农民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表21-6“大跃进”以前粮食出口情况（单位：亿斤）年份出口贸易粮折原粮其中大豆1953－1954321954－1955411955－1956441956－195744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由于粮食部的数字是按粮食年度计，《中国经济年鉴》的数字是按生产年度计，所以这个表中的粮食出口数和第20章“1956－1965年间中国食品出口”一表中的数字有所差别。
3618462351235124
1957年，在粮食征购中国家和农民间多年的“顶牛”现象有所发展。各地要求提高农村用粮标准的呼声很高，有的地方发生农民集体抢粮，不少地方出现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鲁、豫、皖、苏（北）五省“顶牛”现象最为尖锐。城市反右派斗争，农村也开展“大辩论”。农村“大辩论”的主题是“明辨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两个地区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辩论要点”是：一，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粮标准低不低？国家是不是卡农民？三，粮食统购统销任务要不要完成？增产应不应该增购？四、计划用粮和节约用粮能不能做到？通过大辩论，益阳超额完成了早稻、中稻征购任务。明为辩论，实际是为征购粮食施加政治压力。对上述辩论题目谁要作出与政府意见不一的回答，谁就要成为被“辩论”的对象。当时中央和地方报纸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新闻报道。例如：《统购统销好得很――驳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舆论工具告诉农民：再“顶牛”就有当右派的危险。
不管怎样加大征购力度，政府总感到粮食紧张。因此，中央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减少粮
食供应的措施。
1957年5月17日粮食部发文，对牲畜的饲料实行定量供应。北京有组织的专业运输骡马每月每头供应饲料180斤，驴供应饲料90斤，零散大牲畜减半供应。在饲料供应上，对牲畜也限制单干，鼓励集体化。麸皮、玉米皮一斤折粮一斤，榨油后的豆饼每斤折粮一斤。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发出文件：《国务院关于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中写道：“1955年实行的粮食‘三定’所规定的留粮标准不得提高，国家核定的粮食收购数量不得减少，定销数字不增加。灾区人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适当降低，收成较差的地区的农民口粮标准也应该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于粮食紧张，1957年9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10%，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大地方比例更大一些。1958年2月21日，刘少奇从河北省拿来各种百分比的红薯面和小麦面掺和做的馍十多个，给中央领导人尝一尝。大家尝了以后觉得好吃。建议粮食部全国统一安排。1958年3月7日，粮食部党组全面安排薯类生产和销售。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在农村和城市销售粮食搭配10%－20%的薯干或薯面。
1958年春天，农村缺粮问题相当严重。4月17日到19日，中央办公厅听取了安徽、河北、山东、广西、广东、甘肃、山西、四川、江苏、吉林、辽宁、湖南、福建、内蒙古、云南16个省的电话汇报，得知这些省都发生了缺粮、断粮、闹粮情况。安徽130万人缺粮。山东农村有67万多人断粮。广东仅15个县断粮的就有69万多人。甘肃21个县缺粮，其中最严重的县饿死735人。
在“大跃进”以前，粮食短缺问题就相当严重。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1958年5月8日写的《对今后五年粮食局势的展望》中说：“过去几年粮食工作是很紧张的，冬季抓统购，春季抓统销，夏季既要抓统销，又要抓夏粮统购，工作稍一放松，粮食局势就会出问题。这是因为，粮食产需矛盾非常尖锐。”“原来认为，要经过十几年的紧张，才能争取粮食情况的好转，而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则要到更远的将来。”
粮食多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