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残酷的高征购
粮食高产的神话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征购。大吃大喝是在1958年秋季短暂时间，但也是造成1959年大饥荒的一个原因。有些地方“吃饭放卫星”，“甩开膀子干，敞开肚皮吃”，一天三顿干饭。个别地方还开“流水席”，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当时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俭学，帮邮局送信，在一次从浠水县城到洗马镇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个公共食堂开午饭，食堂墙上挂着“吃饭不要钱”的红布横幅。我也试着走进了食堂，管理人员二话不说，就给我一个大碗让我随便吃。我饱吃了一顿白米饭，享受了一次“共产主义”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队，食堂还为农民炸油条吃。过去农民连节日也吃不上油条。
由于大办钢铁，大办水利，留在农业上的只有老年、妇女和儿童，已经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很少，有的乡只留下几个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还提“秋收放卫星”，庄稼熟了不收割，等着放卫星的时候，“青黄一齐割”，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腊月二十七还割谷子的怪现象。收获上浪费，一般要丢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红苕丢失二三成。
对农民致命的打击是高征购。由于把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估为8500亿斤，公布数为7500亿斤（两三年后粮食部的数字是3980亿斤，1980年代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4000亿斤，实际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征购指标也就水涨船高。1958－1959粮食年度（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实际征购粮食1113.35亿斤，比上一年度多征购了195.14亿斤，增长幅度为21.25%，粮食实际产量按4000亿斤算，只比上年增长0.26%。1113.35亿斤比正常年景的850亿斤高出263.35亿斤。
高征购的直接后果是挤占农民的口粮。福建省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年为16.8%，1959年、1960年分别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87万人。福建当时并不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这是动用400多名劳动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产队1.016亩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干部造假，农民糟殃。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饿死了70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
农民没有这多粮食，征购自然遇到困难。1958年10月4日，粮食部党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今年粮食大丰收，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可是粮食购销调运情况很不好。从今年7月1日到9月底，全国征购粮食26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9亿斤，销售粮食211亿斤，比去年同期多22亿斤。其中城市多销10亿斤，农村多销12亿斤。全国9月底，粮食库存41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8亿斤。有17个省市库存减少，其中津、京、辽、吉库存最为薄弱。”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从1959年春天开始，农村大批饿死人。由于地方官员隐瞒和缩小死亡数字，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1959年2月21日，谭震林在晋、冀、鲁、豫、陕、川、鄂、苏、皖、京十省市小麦座谈会的总结上说：“现在粮食问题主要是心理状态，并不是实际上有什么粮食问题。河南整社还没有结束，据说就搞出来成百亿斤粮食。为什么这样的丰收他们还要打一些埋伏？这是一个心理状态。”谭震林其所以这么说，因为当时上层有这么一股舆论。1959年1月27日，广东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了《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的舆论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个报告介绍，雷南县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在赵紫阳的报告上的批语中强调“去年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赵紫阳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认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在批语中肯定了雷南县的两条政策。
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当时经常列席广东省委常委会，是知道广东反瞒产私分的。他在2003年8月对本书作者说：反瞒产私分是陶铸的意见，赵是支持的，当时只有陈郁夫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东莞反瞒产，赵在湛江反瞒。赵比陶缓和得多。陶整人，赵不主张整人。不过，到了在四月份，陶铸看到农民真的没粮食，主动停止了反瞒产运动。
无独有偶，1959年2月，国家计委办的供领导人参考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见本书第＊页“安徽不安”一章――页数待编完后定，致编辑先生）。毛泽东不知底细，2月28日，他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他认为只有实行“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决瞒产私分的问题。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郑州会议上，虽然各地闹粮食的严重情况不断传来，但
中共中央还不承认缺粮。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说：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在这里，毛泽东认识到公社所有制还不行，要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毛泽东还不相信粮食不足，不相信农民挨饿。认为只要所有制调整了，粮食就会来。
表21-8大饥荒时期国家调度粮食情况一览单位：贸易粮，亿斤收支1957-1958收入合计征购粮食年度生产年度进口920.11794.67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1125.441214.29823.74
1125.441214.29780.84
920.11(875.80)(1092.02)(1195.20)(852.67)(682.48)－－－－42.90－115.53
679.14
1166.57
支出合计销售城镇销售乡村销售财政供给出口损耗899.651260.51949.09842.09422.43419.6612.4341.683.4529.68
777.101052.011119.13886.97546.32524.89362.08505.1912.1812.3272.5623.92
736.32467.87268.4512.4517.55
592.65526.4813.1286.51
171.71
189.28
41.75期末库存其中陈粮384.41151.83
291.68
217.14
26.02343.28109.39
10.78297.06130.30
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说明：57－59年，58－59年，59－60年三个年度购销数字中包括周转粮和品种兑
换，60－61年度和61－62年度不包括。财政供给是指军粮。
高征购指标下达以后，农民算计了一下，按这个指标，口粮、饲料、种子都没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产队的确私下藏了一些粮食，但数量不多。中央和省级干部过高地估计了这个数量，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候，还不相信没有粮食。有了这个错误的估计，中央和各省还继续加大粮食征购力度，征购指标一斤不能少。征购任务的沉重压力，上级对征购期限的紧迫要求，基层干部也顾不得按毛泽东所要求的从所有制上、从政策上做工作，通过反瞒产私分对农民的暴力掠夺是一条捷径。反瞒产私分和整风整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政治压力。可怜的中国农民，在深受饥饿的拆磨的同时，又遭受反瞒产私分的暴力摧残。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的章节中，对反瞒产私分中出现的惨状进行了描述，这里再补充两个案例：1959年，四川省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10月2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这个会上吊打了30多名社队干部，10多人致残，捕了3个公社干部。10月25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这个会有30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人，撤职8人，受其它处分2人。该公社大小队干部被打的有142人，当场打死1人，打残病死1人。县委第一书记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的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3人。（详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1959年12月9日，丰都县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先打第一线(管区支书、大队长、会计、保管)，再打第二线（生产队长），后打富裕中农”的主张。现场会上吊打7人，其中1人当场打死。会后，区、乡先后召开现场会，当场打死173人，1179名干部被撤职。
辽宁省铁岭汎河公社在查粮挖粮过程中宣布：“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有的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不出粮食”。公社党委书记徐某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摆在桌子上，问大家：“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没有粮食看着办！”当场把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斗争得尿撒在裤子里。在药王庙召开的生产队队干部会上，第一小队队长刘春林生病没有来，徐广仁让人用手推车推到会上“辩论”。徐问刘：“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刘只好答：“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答：“优越。”紧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购粮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安某逼社员李墨林回家拿来70斤口粮，还要他再回去拿。李说这是逼人命，安就说李“破坏粮食运动”，送县公安局押了15天。购粮干部魏某（县农委股长）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拿粮，刘说没有粮。魏就把刘绑起来让其跪在地上，魏亲自用脚踢，还游街一天，刘被迫自杀，刘的老婆也逼疯了。魏在老河生产队开大会动员群众交粮时，叫社员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学着日本人的腔调训话：“你们把粮食统统地拿来，粮食大大的有！”会后领着30多人到各家搜粮。公社秘书李兴民，在城南堡生产队立公堂，审讯逼粮。在1959年购粮过程中，全公社有67名干部打过人，被打的88人，被“辩论”的112人。
农民本来没有粮食，反瞒产私分是反不出粮食来的。到1959年初夏，中共中央才承认粮食真的紧张，但不否认1958年的大增产。4月19日，李先念在中央电话会议上说；“今年的特点是大增产也大紧张”，他认为1958－1959年度粮食产量还是比上一年度增长了35%（上一年度的产量为3898亿斤，增长35%即5262亿斤）。他说，国家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5亿斤，今年6月底，库存连360亿斤的最低线也保不住了，是统购统销以来库存最少的一年。
为了证明农民手中还有粮食，科学家钱学森又以科学为证。1959年9月25日，钱学森又在《知识与力量》8、9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按照中国的平均纬度，接受的太阳能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质，每亩粮食产量应为7.8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长季节，也应有3.9万斤。
1959－1960粮食年度，还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