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者的春秋 - 刘勃
序
干卿底事写春秋
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有这么一条：今天的中国人，是在今天中国的这片土地上，独立进化出来的。从云南元谋人到陕西蓝田人，从周口店的北京人到山顶洞人……再一路到现代中国人。
学习这些时，同学们大抵是颇有些民族自豪感的。有意思的是，在种族主义最流行的年头，颇有些西方学者对此也很认可，不过他们对这个判断的理解，却和我们大不相同。
在他们看来，北京人的脑容量不大，尤其是大脑负责语言的部位发育很不完善，所以大概不怎么聪明，彼此间的交流也一定相当困难。而且北京人还很残忍，他们生活的洞穴里面，多见头盖骨，而身体其他部分的骨骼很少。一个解释是北京人会把同类敲骨吸髓地吃掉，头盖骨因为可以当水瓢，所以吃掉脑髓之后就保留了。
既然中国人是这些残忍而愚蠢的生物的后代，那么他们是一个低劣的人种，就又多了一个证据。相比之下，在欧洲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就显得智商很高（他们脑容量比现代人还大），虽然他们的语言表达看起来也不怎么样，但制作的石器却比北京人精美、实用得多。据此大可推论，欧洲的人种自古以来就比中国优秀，所以由欧洲人来统治中国，自然也很合理。而且，两个种群彼此分化已经有几十万年了，就算对中国人来个种族灭绝，似乎也没有太多道德障碍。
当然，根据现代基因科学的研究结果，今天我们知道，北京人和尼安德特人都是人类进化史上挂掉的分支，和现代人类关系都不大。把他们搬出来，不论是激发民族自豪感，还是搞种族歧视，都是很不靠谱的事。
我们还曾经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自然，相信这一点的国人是很引以为自豪的。这个观点也曾有不少西方人支持，其中就包括最鄙视中国的黑格尔。
《历史哲学》可能是黑格尔最易读的书。哲学大师在这本书里使用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欧洲绝对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为让这个判断使用起来更畅快，老人家甚至认为“地球虽然是圆的，历史并不围绕着它转动”。所以文明越往东越古老，也越差劲，而中国既然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他就极力证明中国是最古老也最差劲的文明，所谓“历史开始于中国和蒙古——神权专制政体的地方”。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很确切地知道，中国绝非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甚至连最古老的之一恐怕也算不上。所以，拿古老做文章，不论是论证中国优越还是差劲，都是很不靠谱的事。
中国人种是否独立起源，华夏文明是否最为古老，这是事实判断；中国人种或中国文化是否优秀，这是价值判断。上面两例都表明，即使事实判断相同，价值判断仍可能完全不同。而事实经常本身就很难判断，这时贸然推导出价值判断，那就多半是别有怀抱了。
中国的早期历史很模糊。传统的讲法是从三皇五帝开始，接下来是夏商周三代。三皇是何许人也？汉朝人众说纷纭。司马迁对他们的事迹似乎抱有极大的怀疑，所以《史记》跳过三皇，直接从黄帝写起，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纪》。其实从“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学者们大多谈论五帝，真的是好久远啊）、“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各派学者都谈论黄帝，可是表达粗疏不规范）这些话看，他写黄帝也没有太多底气。一个有点暗黑的猜想是，汉武帝正迷恋黄帝成仙上天的故事，作为皇家史官，司马迁硬着头皮也得把黄帝写了。
当然，现在其实也没谁想证明黄帝、颛顼、帝誉、尧、舜真有其人，但接下来的夏朝是否存在，就要认真讨论了，而争论的焦点就是二里头文化。这又包含两个问题，一是二里头文化算不算一个“文明”，或者说有没有一个王朝首都的气象；二是如果它算文明，那它是不是夏文明。
尽管有关部门已经信誓旦旦地宣称，二里头就是夏朝最后的都城所在，但学者的态度往往还是比较保守的。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许宏先生介绍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你问研究埃及学的学者，二里头算不算文明？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比起埃及的遗迹，二里头的建筑和器物难免显得寒酸。你要是问研究美洲古文明的学者二里头算不算文明，那就当仁不让了——这要还不算，那就大家都不算了。
至于二里头是不是夏代的王都，那就更难回答。毕竟，很多事情要想有比较精确的判断，还得靠文字材料，而二里头偏偏没有发现什么文字。所以，二里头是商都还是夏都，学界争论了几十年，主流意见几经反复。总之，在更有说服力的材料出现之前，还是不要下定论为好。
1928年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的安阳遗址，则可以肯定是殷墟，所以商朝的存在是中外公认的。哈佛的老教授包弼德（Peter K.Bol）教学生背中国朝代，不像我们小时候背的“唐尧虞舜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而是借用《两只老虎》的调子，从商朝唱起，其辞曰：
商周秦汉，商周秦汉，隋唐宋，隋唐宋；
元明清Republic，元明清Republic，毛泽东，毛泽东。
但确认商朝存在和了解商是怎样一个王朝，毕竟是两个问题。殷墟出土的材料极丰富，也有大量的甲骨文，可是提供的信息仍不免有很大偏差。一个常见的误会是，许多人认为商朝人专喜欢把文字刻在甲骨上。其实甲骨只是商人的书写材料之一，比如甲骨文中有“册”字，明显是成编竹简的象形。只有和祭祀有关的事情，才会用甲骨文记录，只是其他书写材料不容易保存，今天我们都见不到罢了。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如果只根据甲骨文了解商代，会觉得那时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祭祀。其实，商人虽然重鬼，但是未必到这种地步。
周代的材料相比而言要多得多。一是传世文献中关于周朝的内容很多，二是考古发现也很多，研究青铜器上的铭文，更是成了专门的学问。面对传世文献，最大的麻烦是真假莫辨。《尚书》里的几篇讲话，《诗经》中的一些诗，可以认为是西周传下来的真材实料；而颇有些篇章，基本肯定是后人伪造的。当然，有很大一部分内容还不能断其真假，写文章时如何使用，分寸就更难拿捏。
受过严格现代西方学术训练的人，多主张对这类材料采用有罪推定，凡不能证明为真的，那就搁置使用，但对传统抱有温情的人，或是因为发现近年来的考古，颇能证明很多原来被怀疑的史料并无问题，所以增加了对旧史料的信任感的人，自然主张要用。这个分歧可以大到吓人的地步。芝加哥大学的巫鸿教授引了几句晚周史料谈论对早期九鼎的理解，这在国内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西方人看来就是笑掉大牙的无知妄说”。
青铜铭文虽然是第一手材料，但问题一样很多。第一是零散不成系统。第二是它同样未见得可靠，如果只依赖这些金文，那么你甚至无法理解西周怎么会灭亡，明明形势还一片大好嘛！第三则是金文毕竟和今天的汉字差别极大，很多字的意思，即使是专家之间，意见分歧也很大，而很多时候一字之差，整篇铭文的含义就可能完全相反。
所以，面对这些最初的王朝，我们可以了解某些真确的细节，但很难勾勒其整体风貌；能谈论某些文化取向，也可能拼凑复原部分制度规划，但很难展开具体的叙事。一本通俗性的小册子，还是要讲述全须全尾的故事。
西周以后，传世史料的可靠度就比较高了，而且阅读起来也比较容易。这个时代叫“春秋时代”，原因是儒家经典里，有一本叫《春秋》的书。这是一部编年史，据说孔子对它格外重视，下了大功夫，所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据说这书里包含着治国的根本道理，所谓“《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
《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写起，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结束——《左传》所据的经文特别一点，要到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才结束。为什么从隐公元年写起？后世的经学家有许多脑洞大开的研究，这里就不引用了。为什么到哀公十四年结束？说法倒比较统一。那年鲁国出现了一只麒麟，被人打死了。麒麟本是“瑞兽”，中国梦飞九天时才该出现，它来乱世闯荡，则只有被打死的命。孔子看着麒麟想到自己，勾动心事，于是写了“西狩获麟”四个字，就搁笔了。
《左传》所据的经文之所以到鲁哀公十六年，是因为它想记录一件大事：麒麟被打死之后两年，孔子去世。这一版《春秋》的最后一句话是“孔子卒”，但这就带来一个大问题：《春秋》是孔子编订的，他怎么可能临终时提最后一口气用第三人称记录自己的死亡？
传统的解释是，孔子自、己确实只写到哀公十四年，但他的弟子觉得老师这么伟大，他的死不写进《春秋》说不过去，就又续了两年。无独有偶，西方最伟大的经典《圣经》的开头五篇，据说乃是摩西亲笔所著，人称《摩西五经》，其记录的最后一件事是：
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申命记》34:5-12）
同样的问题，摩西怎么可能记录自己的死亡呢？犹太经师的解释是，《摩西五经》确实是摩西的著作，但摩西死后，大家觉得他这么伟大，他的死不记录下来说不过去，于是由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后补了这么一句。看来，普天下靠宣讲经典吃饭的人，脑回路还真是很相似。
在经学家看来，《春秋》当然每个字都很神圣，到处是“微言大义”，更别说开头和结尾了。但思维比较朴素，不习惯从细微的言辞中发掘神圣内涵的历史学家，就很容易认为，《春秋》固然很重要，但隐公元年显然不够格做一个时代的开始，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也难说算一个时代的落幕。距离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最近的重大历史事件，当然是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所以这个年份就很自然被拿过来，当作春秋时代的始年。
春秋时代结束的年份，则难以确定得多。西周和秦以后的历代王朝，是完全不同的社会，而春秋战国就是周制向秦制过渡的阶段，这是很多立场、见解完全不同的学者都接受的判断。我们也无妨泛泛地说，春秋是旧社会的崩解期，战国是新社会的形成期。但正因为是过渡而不是突变，所以两者的分界线就很难划出来。
有人尊《春秋》，又尊周天子。《春秋》结束时的天子是周敬王，那就把周敬王死的那年（公元前476年），算作春秋时代结束；下一任天子周元王的元年（前475年），就是战国时代的开始了——大家中学历史课上背的，就是这个分期办法。
有学者特别看重三家分晋（前453年）的历史意义，就把这一年当作春秋战国的分界线。也有学者认为三家分晋这个事实并不那么重要，而周天子对这个恶劣的事实竟然会加以认可才是重点。所以，他们把天子承认赵魏韩为诸侯国的那一年（前403年）当作战国的开端。
其实，历史分期无法精确，在世界范围里也是很普遍的现象。能够以改朝换代来把历史清楚分成一段一段的，倒可说是中国特色。参考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办法，春秋时代又可以再分为三个阶段：从周平王东迁到齐桓公登基，是第一个阶段；从齐桓公的霸业，到弭兵会议大国休战，是第二个阶段；弭兵之后向战国过渡，是第三个阶段。当然，很多事情，要从西周讲起。
序章
天子的困境
先照着《史记•周本纪》和《国语•周语》中的相关内容讲一遍故事。西周的最后一个王是周幽王，但西周的灭亡，一般都会从倒数第三位的周厉王谈起。这两位周王，也成了后世昏君、暴君、亡国之君的代名词。要对着皇上开骂，最严重的指控是比作“桀纣”，其次就是“幽厉之君”。周厉王的名字是姬胡，“厉”是死后臣子根据他的表现而取的谥号，“杀戮无辜曰厉”。
《史记》说，周厉王喜欢聚敛，任用的也是喜欢“专利”的官员一所谓专利，有人认为是一次税制改革，即用实物地租取代劳役地租。但更可能是“垄断”的意思，即各种山泽从此为王室所独享，其他人不得染指。于是有贤良的臣子对厉王进行劝谏，大意是批判垄断：上天生下各种财富，就是为了让人类获得好处，天子的责任，则是当好一个裁判，让人们获益的过程变得更加公平。现在，作为仲裁者的天子自己去搞垄断，这是绝不可以的。他并且预言：“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普通人搞垄断，人们也要骂他是窃贼。天子搞垄断，那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但是周厉王不听，于是批评王之政策的声浪越来越高。周厉王对批评的反击是老大哥在看着你，委派专人监控舆论，有敢妄议天子者，就杀掉。这下“国人”不敢再多嘴多舌，只能“道路以目”，就是在路上互相使眼色对暗号。于是又有贤良的臣子对厉王再次劝谏，大意是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这位贤臣回顾了古代贤明的君主怎样广泛收集、听取民间呼声，并指出不让国人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危害，长篇大论里有警句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住老百姓的嘴，危害比截断河流还要大，必然会引起洪水泛滥肆虐。）
厉王照例不听。于是三年后叛乱发生，周厉王被迫逃出京城，渡过黄河，到了山西境内一个叫彘的地方。如此过了十四年，最后就死在那里。这段时间由周公、召公（开国时的周公、召公的子嗣世袭爵位）联合执政，所以史称“共和”0
厉王去世，共和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也宣告结束。厉王的儿子姬静即位。姬静在位长达四十六年，他被描述为一位相当优秀的周王，因此死后也得到了一个不错的谥号“宣”——“善闻周达曰宣”，就是说他能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但周宣王一死，局面就急转直下。他的儿子姬宫涅，也就是周幽王即位。“壅遏不通曰幽”，和他父亲的谥号刚好是反义词；“动祭乱常曰幽”，是说他行为错乱，让不该主持祭祀的人主持祭祀，这应该指的是废立太子的事。
周幽王二年发生了大地震，泾水、渭水、洛水为之断流，岐山崩塌。按照当时的观念，自然灾害不会仅仅被视为自然灾害。地震是阴阳之气“壅遏不通”的结果，这又是由荒唐的政策所导致的。还有人散布谣言说，当年伊水、洛水干涸而夏朝灭亡，黄河干涸而商朝灭亡，凤鸣岐山是周人崛起的征兆，那么岐山崩塌象征着什么，不言而喻。
周幽王还宠爱褒姒。《史记》在这里来了一段插叙，一下子把时光追溯到近一千年前的夏朝末年。夏王宫里出现了两条奇怪的龙，自称是褒国的国君，然后留下一些奇怪的“漦”就消失了。所谓“漦”，古人的解释是“龙所吐沫。沫，龙之精气也”。夏王收集了这些漦，封装在一个木匣之内。千年历史倏然而过，整个商代没有人动过这只木匣，人们几乎已经将它遗忘了。直到周厉王时，木匣被打开，漦流到地上，再也无法清除。
这就需要动用一些巫术中的仪式。一群裸体的宫女，对着漦大声地喊叫，于是漦变成了一只黑色的蜥蜴，急速爬进后宫，碰到一个刚到换牙年纪的小宫女，然后消失。既然漦是“龙之精气”，那让人怀孕也就不足为奇。宫女长大后莫名其妙地怀孕，生下一个女儿，她感到害怕，于是将女婴抛于荒野之中。
这不是什么大事，当时在位的周宣王很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他正在担忧的是一则奇怪的谣言：“檿弧箕服（檿，山桑；弧，弓，箕，一种草；服，箭囊），实亡周国。”（山桑木弓啊箕草箭囊，周朝因之而灭亡。）宣王下令搜拿佩带山桑木弓、箕草箭囊的人。一对夫妇因此逃亡，他们在荒野中发现那个弃婴，将之送到褒人的部落抚养成人。后来，这个女孩又被褒人献给宣王的儿子幽王。她就是褒姒。
褒姒深得幽王的宠爱，于是原来的王后被废，王后的儿子姬宜臼也失去了太子身份，褒姒之子被立为太子。为博褒姒一笑，幽王甚至不惜玩起了烽火戏诸侯的狂欢活动。后来，前王后之父申国国君决定替外孙夺回太子之位，便勾结犬戎入侵，幽王再次点燃烽火，诸侯就再也不加理会了。
于是，都城沦陷，幽王被杀于骊山，褒姒被掳。再后来，叛乱虽然平息，但关中已经是戎狄横行的地方。继承王位的姬宜臼感觉无法在这里安居，于是将都城迁于洛邑。宜臼的谥号是平王，史称“平王东迁”。“布纲治纪曰平”，“克定祸乱曰平”，像后世的许多谥号一样，这听起来实在像个讽刺。
在很多现代历史学家看来，《周本纪》是非常让《史记》丢分的一篇。很多洋学者主张研究西周史应全凭考古说话，《史记》可以丢开不管，说里面就喜欢拿这些怪力乱神为例，这东西也能信吗？
《周本纪》还有《国语》之类的书问题很多，其实古人就很清楚。小说家对此大多感觉非常开心，因为既然《史记》都胡编乱造，那我们胡编乱造也就没啥可指责的。夸人小说写得好，他们也爱说，这简直是小说家里没眼珠的左丘明，被宫刑的司马迁啊（“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
学者们则没这个闲心，他们指出了很多矛盾，收集许多材料，密密麻麻都写进了《史记》的注释里。比如“共和”到底是什么意思？毕竟还有《史记》之外的大多数史料提到，当时是有一个共国国君名字叫和的，在行使天子职权。比如褒姒为什么会这么老？周厉王时打开了那个藏着灾难的盒子，然后经过共和的十四年、周宣王在位的四十六年，总计是六十年，到幽王时褒姒该多大岁数？
比如褒姒的儿子怎么会叫伯服呢？这实在不是一个磨人的小妖精所生的娃配得上的名字。兄弟排行，伯仲叔季，伯是长子，而且必须是嫡长子。庶出的儿子，即使年纪最大，也只能叫孟。以大家熟悉的三国人物为例，孙策孙伯符，这是大老婆生的，曹操曹孟德，一听就是小老婆的种。所以，会不会褒姒的孩子本来就是嫡长子，而后来的周平王并不是什么废太子，倒是本来就不该有继承权的？是他夺取王位之后，把褒姒母子都污名化了？又比如烽火戏诸侯这事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还有许多，都是很好玩的题目。
但有一个大判断，古代的史学家基本不会去冒犯，在民间更是深入人心，就是西周之所以会灭亡，是因为周厉王、周幽王实在太厉太幽，完全缺乏天子应有的素质。至于夹在他们两个之间的周宣王，为西周带来最后一次重振，可是毕竟恢复不到鼎盛水平，原因是：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
（《东周列国志》第一回）
这虽是小说家言，却可以代表一般看法：国家领导人的英明指数，可以等价于国家的兴旺指数。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周人用天命、封建、宗法、礼制四条纽带，把天下维系为一个整体。在幽厉时代，这四条纽带都到了崩解的边缘。
虽然在理论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王土也是要分等级的。
战国时流行一种说法，所谓：
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国语•周语》）
天下是一个大正方形，天子在正方形的最中央，他直接控制的那个正方形，叫作甸服。天子封建的诸侯国，它们的领地围绕着甸服，构成第二个正方形，叫作侯服。已经归顺天子，即已经绥靖的地区，构成第三个正方形，绥服或者宾服。尚未归顺天子，但已经与天子结为同盟的地区，第四个正方形，要服——“要”是约定或约束的意思。最边缘的未开化民族，天子也任由其自生自灭，并不强求其接受教化，构成第五个正方形，荒服。
这当然是理想化的说法，天下不可能是这样规则的大正方形，戎狄和蛮夷究竟谁更接近中央，也大有讨论余地。但这仍然反映了一些重要事实，即由近及远，天子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可以归纳出，针对不同的地区，周天子实行了三种不同的统治方式。
第一种就是甸服或者叫王畿，即首都附近地区。西周有两个都城，一个是今天陕西西安附近的丰镐，这是周人赖以崛起的祖宗基业，所以也叫宗周；一个在今天河南洛阳的洛邑，这座城是灭商之后，由周武王规划，后来由周公实际建成的，这地方是周人成功的标志，所以也叫成周。宗周和成周之间，有道路相通，必须由天子牢牢掌握。就是说，王畿并不是一个正方形。两个都城周边加上连接彼此的道路，倒有点像一个哑铃。对天子来说，这是直接控制区。
第二种包括侯服和宾服，是天子封建的各诸侯国，它们统称为诸夏，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以及山西南部和中部。诸侯国内虽然高度自治，但和天子之间有明确的君臣关系。这些诸侯国虽然没有组成一个正方形，但它们确实分布在王畿
（主要是东部的成周）的周围，起着藩篱屏障的作用。对天子来说，这是权力代理区。
第三种是被排斥在诸夏之外的族群。据五服观的设定，蛮夷在第四个正方形要服，戎狄在第五个正方形荒服。另外一种更有名的说法，则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两种说法虽不同，但共同点是认为诸夏在内，其他族群在外。
据说，蛮夷对天子的义务是“岁贡”，即六年一次缴纳贡品；戎狄对天子的义务是“终王”，即每换一位领导人都要来表示一下臣服。“让不贡，告不王”，即蛮夷不岁贡，天子则批评教育一下，戎狄不终王，天子仅是通知提醒一了。对天子来说，这些最多是名义臣属区。
封建这种把土地分出去就很难再干涉的统治模式，是一种自弱型的策略。除非不断征服新的土地，否则自己手里的土地就会越来越少。周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周公之后，仍在努力拓殖。但从西周中期开始，开拓就变得越来越艰难。第四位天子昭王、第五位穆王的远征都悲剧性收场，从此，天子已经很难再征服新的土地了，所以他就只能不断分出土地，削弱自己。
当然，各诸侯国也在干同样的事，国君需要不断把土地分给大夫。区别是王畿处在诸侯国的包围拱卫之中，周边土地都已有了明确归属；而诸侯国，尤其是本来处在边缘的诸侯国，周围却还有大片无主之地。王畿较早被充分开发，内部挖潜的余地很小，而那些本来属于边远落后地区的诸侯国由于有不少荒地，反而大有可为。
后来，齐、楚、秦、晋成了最强的四个国家，这和它们本来都处身边缘有莫大关联。
西周之初，天子的直接控制区比任意一个权力代理区都要强大许多，但由于此消彼长，到西周中后期，这个差距就已经大大缩小了。而且，西周初年，诸侯国君和天子间有非常近的亲戚关系，一代代传承，这层关系正在越来越疏远。
《礼记•檀弓》说，太公望封到齐国，去世之后则归葬于周，之后五代齐君都是如此，但从第六代开始，国君就葬在了齐国。君子称道太公望的行为是“礼不忘其本”，那么很自然的推论是，后来的齐国国君忘本了。其他国家的情形缺乏记载，但这很可能是一个普遍性的变化。
实力对比的变化，亲缘关系的疏远，都必然会改变天子和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直接表现就是《史记》说的“诸侯不朝”。《史记•齐世家》还记录说，早在周厉王之前，天子和东方诸侯国的关系就非常紧张，周夷王甚至把一位齐国国君丢进鼎里煮熟。天子和齐国之间的这次冲突，得到了金文强有力的证实。当司马迁收起文学才能，叙述变得平实扼要时，《史记》就一再证明，自己有非常可靠的信息来源。
和谋求更大独立性的权力代理区相比，更迫切的威胁来自原来的名义统治区。西周中期一百余年，组织结构膨胀，而行政组织能力却在削弱，同时军队战斗力下滑，社会财富总量增长，周朝也就由一头威猛的巨兽，变为一只诱人的肥羊。东南淮河流域的族群被周人称为“夷”，意思是容易征服的族群，然而竟是他们率先对周人的权威发起了挑战。金文记录显示，淮夷的军队甚至深入伊洛之间，即东部都城成周已经不再安全。
南方的楚国这时迅速崛起，周夷王时，楚国国君甚至把自己的几个儿子都封为“王”。从字源上说，王字的本意可能不过是巨大的战斧。但一个错误的解释已然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心理真实：王字的三横分别代表天、地、人，一竖则表示沟通天、地、人，有这样神奇能力的才是王。
长期以来，在封建诸侯的心目中，王这个称号应该为天子所独享。现在楚国这个昔日的蕞尔小邦竟也僭用此称号，简直是对整个周朝价值体系的肆意践踏。但最致命的还是来自西北地区的猃狁。关中的地形好像一个巨大的堡垒，宗周丰镐位于关中的心脏，来自东方的进攻很难突破防线。可是一旦敌人来自西北，丰镐周围甚至缺乏缓冲，天子的都城直接暴露在兵锋之下。巨大的恐惧成就了伟大的诗篇，这就是著名的《诗经•小雅•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靡室靡家，猃狁之故。
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曰归曰归，心亦忧止。
忧心烈烈，载饥载渴。
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
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王事靡盬，不遑启处。
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那个时代，贵族之间的战争有诸多规则，而且呈现出短平快的特征：一次战争分出胜负的时间基本不会超过一天。但猃狁的进攻经年累月且神出鬼没，使习惯于速战速决的周人，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支卫戍部队。
这种情况下，周人的后勤补给显然面临了巨大的考验，粮食接济不上（载饥载渴），前线将士只能靠一种野生豌豆充饥（采薇采薇）。眼看着薇菜发芽（薇亦作止），新芽柔嫩（薇亦柔止），直到已经老得刚硬不可食（薇亦刚止）……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从上一年的年底（岁亦莫止）直到第二年的十月（岁亦阳止），每天都说着回家回家（曰归曰归），却根本看不到一点实现的希望。
由于不知道猃狁会从什么地方发起进攻，周人只能听说哪里出现敌情就奔赴哪里，所以陷入了“我戍未定”“不遑启居”的境地，因此无法给后方的家人送一封家书（靡使归聘），也得不到天子的劳军慰问（我行不来）。作为西周的主旋律作品，诗歌不能一味灰色低沉，所以这三节悲歌之后，诗人又写了两段讴歌贵族威风的篇章。这里就不引用了。
最后，诗人终于等到了回家的日子，八句感叹成为千古绝唱：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天天盼着回家，为什么归途之中，诗人会如此悲哀呢？许多文学鉴赏类作品做了非常精妙的分析，但如果把这首诗放在西周末的历史背景下看，那原因倒极为简单：今天我虽然暂时复员，但对猃狁的战争并未胜利，更可怕更致命的入侵，仍会随时发生。就像罗马人把北方的入侵者称为好战者（高卢人）一样，周人也把猃狁称为好战者，也就是“戎”。而犬戎之名，最终以宗周丰镐的毁灭者而被载入史册。
地方诸侯的独立倾向，以及蛮夷戎狄潮水般的入侵，这是周厉王“专利”和“弭谤”的背景。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身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厉王当然有权力也有责任做出反应，他必须更有效率地调度支配王畿的各种资源。从保家卫国的角度说，“专利”完全合理。各种青铜器上的铭文显示，厉王时代周人与周边族群进行了大量战争，并且许多战争是防御性的而非扩张。就是说，“专利”得来的钱，厉王至少很大部分用于国防而不是个人挥霍。
然而，王畿这个理论上的直接控制区，极大部分土地也早就分散到了世袭贵族手里，所以厉王不得不采用一些极端手段来推行改革，填补财政缺口，这也就是一系列暴政发生的原因。当然，我一点也没有为周厉王翻案的意思，出发点的正当性并不能掩盖手段的残暴。何况，厉王很可能是一个缺乏必要政治手腕的改革者：对内，他迅速得罪了传统的利益集团；对外，他似乎想花大力气笼络一个叫“鄂侯”的南方势力，然而这个鄂侯却成了叛乱入侵的首领。厉王几乎派出王朝的全部主力前往平叛，但他聚敛的财富却没能提升王师的多少战斗力，战争不能取胜，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最后还是一位大贵族的私人部队解决了问题1。
很可能，正是这次战争中厉王的无能，使得他的声望下滑到低谷。纵览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人民在一位雄才大略的暴君面前，通常表现得相当软弱可欺，但如果是一位无能的暴君，局面就大不相同了。学术界对“国人”的身份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国人就是平民，也有人认为国人是中下层贵族，但其实不管怎么理解，这个时期都可以看到西周末大贵族集团巨大的魅影。如果国人是贵族，那就是周厉王的新政策是在直接向贵族宣战，然后贵族反击，导致厉王被流放。如果国人是平民，那就是周厉王不敢直接得罪贵族，所以只能一味压榨平民，然后贵族利用平民的不满流放了厉王。总之，这次变故之后的最大获益者是贵族。不管把共和二字理解为“周召共和”还是“共伯和执政”，都是贵族成了周王朝权力的直接掌控者。
这次政变史籍语焉不详，我疑心其中颇有些见不得人的猫腻。甚至，“国人暴动”之后很可能有一次刻意销毁相关史料的行为。西周前期的历史，《史记》往往有具体的年份，比如周公摄政七年、穆王在位五十五年等，之后一段却只有世系而无年数，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又有了精确纪年，而齐国、鲁国这些地方诸侯国，历史记录精确到年的时代，反而要早上许多。要说单单暴动之前的日子，中央没有纪年的习惯，那未免不合情理。但这时还是可以看出，天子哪怕不拥有权力，其特殊身份还是拥有巨大的震慑力的。至少，他的人身安全不容冒犯。
暴动发生后，厉王逃到了彘，即今天的山西霍州，地处临汾、晋中盆地交界处，当时交通闭塞，人烟稀少。这个地点显然是叛乱的贵族而不是厉王自己精心选择的：这里远离宗周、成周两个政治中心，不用担心厉王复辟；同时又远离刚和厉王结下深仇大怨的南方，不必担心他的安全。接下来整整十四年，贵族们一直在静待他的死亡，然后才把厉王之子宣王扶上了王位。
一个“宣”字，其实足以表明，宣王是和贵族共治天下的——贵族意见不得不听，自然就是“善闻周达”了。宣王早期，君臣合作大体和谐，军事上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随着形势又变得严峻起来，天子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再次迅速加剧。
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王师又一次在对外作战中惨败，很可能全军覆没，史称“丧南国之师”。为补充兵员，宣王“乃料民于太原”，料就是数，即他想来一次人口普查。和“专利”“弭谤”一样，这个行为也遭遇了贤良臣子的劝阻。他认为，人口数量应该由各职能部门自行掌握，然后所有部门的数字加起来，自然就是总人口数。天子直接主持专门的人口调查，是上天所厌恶的行为，他警告说，这将有害于国政并且祸延子孙。
今人很难理解这位贤臣的道德说教，生活在人口调查制度已经非常完备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大概也很难接受这种说教，《周本纪》经常大段照抄《国语》，这段他却没有抄，其实这可以简化为一个非常直接的利益冲突：贵族不希望天子知道自己控制着多少人口。这次宣王没有善闻周达，坚决进行了调查。《国语》认为这就是西周灭亡的原因，很可能这个判断并没有错，因为这意味着天子和贵族的关系再次破裂。
周幽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天子，有没有褒姒，有没有烽火戏诸侯，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重重危机，周人却不断扯皮倾轧，挥霍着最后的资源。宗周覆灭，注定只是时间问题。若干年后，周王室早已东迁，一位来自成周洛邑的贵族回到了这里。他眼前不见繁华的都市，昔日的宗庙宫室，已然尽为禾黍。他彷徨许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此何人哉？”（是谁导致了伟大王朝的覆亡？）这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天问。《史记》给了一个简单的答复：当然就是褒姒。后世的历史学家则会说，不能把责任推给女人，得怪周幽王。周幽王和褒姒若地下有知，则大概会怪把犬戎招来的太子宜臼：内部矛盾内部解决，勾结境外势力，你几个意思？
多年以后，面对郑庄公，已经成为周平王的宜臼会记起自己跟着外公申侯秘密会见犬戎王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是周平王漫长的一生中，第一次借助外力解脱困境，也是第一次因此招来更大的失败和屈辱。
如果不把宜臼想象为一个非常邪恶的人，那么他在和犬戎王的约定中，会要求对方只除掉褒姒这个妖妃和她的儿子，但不要伤害自己的父王，也不要伤害百姓和造成进一步的破坏；而犬戎王也会大笑着满口答应。但只要不把宜臼想象为非常白痴的人（他显然不是白痴），他当然也应该明白，接下来的局势不是他可以控制的。
犬戎也就是猃狁一直是王朝最恐怖的敌人，宜臼当然对此心知肚明。但利用犬戎的力量夺回太子之位（也可能仅仅是追求自保），现在已经是他唯一的机会——就算这会造成巨大的毁灭，毁灭的也是注定不属于他的东西。于是犬戎入镐京，周幽王被杀于骊山，宜臼如愿登上天子之位，但不得不放弃西部疆城，东迁于洛邑。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标志着周朝的衰落，这个事实历来无人怀疑。但是，清代的一位学者，几乎花了一辈子精研《左传》的顾栋高在查看周平王时代的政治版图时，却发现这个事实并非看起来那么理所当然。
成周所在的洛阳盆地比之关中当然稍显狭小，但仍算得襟山带河，物美人丰，何况天子控制的范围尚不止此。位于今天河南与山西两省交界处的虢国是忠于天子的诸侯，控扼着三门峡的咽喉要道。南部的申、吕、南阳之地，不但构成了南方的屏障，而且是巨大的粮仓。按照西周传统，“名山大川不以封”，也就是说，虎牢、崎、函这些天险，都还在天子的掌握之中。
这时王畿的山川形势，仍然优于任何一个诸侯国，顾栋高总结说：“光武创业之规模不是过也。”后世的汉光武帝扫平群雄一统天下，也是以这片土地为基业，只是规模还及不上此刻的周平王。但问题在于，西周时代的痼疾并没有因为浩劫和迁都得到解决，天子的东部疆域还是被分割成无数小碎块控制在贵族手里，天子无法有效整合这些资源。
为摆脱王畿内的传统贵族，周平王再一次借助外力，当然这次不能再是非我族类的犬戎了，他开始谋求与原属于权力代理区的诸侯国合作。他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鲁国，作为伟大的周公的后代，鲁国理应给天子最多的支持。但是面对天子的频频示好，鲁国显得非常冷漠。不仅是周平王，这种天子的热脸贴鲁国的冷屁股的光景，贯穿了整个春秋时代。一位很有大数据精神的清代学者统计说：
十二公，历年二百四十，而王朝交鲁，书来聘者七，锡命者三，归脤者一，赗丧者四，金车赴告之役不与焉，亦綦勤矣。乃述职之纪，终春秋世，仅僖再朝王所，成一如京师，又因伐秦而往，非真有就日之诚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王朝交鲁》）
事实上，鲁国不但不答复天子的好意，还在千方百计搜寻天子的碴儿。比如天子想要一点经济支持，鲁国就会一本正经地吩咐史官在《春秋》上记上一笔：“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这是不合于礼的。诸侯不供应天子的车马衣服，天子也不该为自己征求财物。）
平王只能找寻另外的办法。《国语•周语》说：“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史记•秦本纪》又说：“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就是说，和平王合作最多的，是晋、郑、秦。晋国长年僻处山西，杂有戎狄风俗，虽然也是姬姓诸侯国的一员，却“不与诸姬等齿”，即大家都将其视为低一等的国家。
郑国的第一代国君是周宣王的弟弟，封地本在关中盆地的西部，今天的陕西凤翔附近。犬戎入侵的动乱中，这位国君与周幽王一起死在骊山，凤翔一带显然也从此成了戎狄横行的地方。换句话说，郑刚一立国即又失去封地，现在追随天子一道到东方来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秦则仅仅是“西垂大夫”，根本不在诸侯之列。
这种利用原来统治阶级的边缘群体来打击权贵，从而实现最高统治者权力扩张的方案，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倒也绝不乏成功案例。可惜平王不在此列，他当然不知道，后世韩非子有一句刻薄的总结：“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反倒是秦、晋、郑三国都在和平王的合作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秦得到了伯爵的封号，从此可以“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面子上大为风光。平王“赐之岐以西之地”，这个当时看来的空头人情，毕竟为后来秦在关中的统治权提供了合法性。晋国以为平王除掉竞争对手的名义（当时一些诸侯拥立了另外一位天子“携王”），开始了自己高歌猛进的扩张征程。郑国则一直紧紧追随在天子身边，它的第二代国君武公、第三代国君庄公都担任了周平王的“卿士”，即王室的总理大臣。
但平王很快发现，这对父子远比畿内旧贵族更为可怕。有过多少代的合作，旧贵族对天子多少还有些顾忌和香火之情，面子上不至于令天子过于难堪；郑武公尤其是郑庄公却干脆打着天子的旗号，肆无忌惮地谋求郑国的利益。
平王开始考虑换一位卿士，可是这时候他已经无法褫夺郑庄公的权力了。《左传》的记述简洁明了：“郑伯怨王，王曰：’无之。’”平王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更换卿士的想法。接下来是一件被史家认为是天子奇耻大辱的事件：平王．和郑庄公为表示彼此信任，都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对方身边作为人质，史称“周郑交质”。
这是当时诸侯国间结盟时常用的办法。这样做，等于周天子已经降格到一般诸侯的地位。周平王是长寿之人，在位达五十一年之久，然则在他心中，很可能也有“寿则多辱”的况味，而他子孙后代的处境只会比他更糟。即位的周桓王与郑庄公之间一直摩擦不断，最终竟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公元前707年，天子御驾亲征，但是胆大妄为的郑国竟然抗拒王师。甚至，郑国大夫祝聃一箭射中周桓王的肩膀。
《春秋》为尊者讳，拒绝谈及这次战争的结果，《左传》的作者则用“王亦能军”四个字，表现了此刻桓王的战斗意志。谥法“辟土服远曰桓”。几十年后，齐国国君姜小白，就用赫赫霸业，为自己赢得了桓公的谥号。但要说这位天子有什么“桓”的地方，也就是此刻轻伤不下火线的英勇吧。无论如何，史家一致认为，“祝聃射王中肩”，是东周王室衰微的又一标志性事件。
周王室不能再有作为，很大一个原因是在春秋时代，它作为天下共主的合法性和其实际利益往往背道而驰。很多社会里，权威极高的角色都有这种麻烦。比如中世纪欧洲的教宗里，有一位雄才大略的英诺森三世，虽然手无军队，可硬是靠纵横捭阖的手段，把欧洲一伙桀鹫不驯的皇帝、国王都收拾得服服帖帖。但也有很多中世纪史的专家认为，正是英诺森三世，把教廷弄得像个欧洲强国而不再是神圣性的存在，反而对教会威望造成很大伤害。
天子的合法性当然来自他是旧体制的设计者，而在这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时代，要想有所作为当然要变革旧体制，也就是挖自己合法性的墙脚。没有哪位天子敢豁出合法性不要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毕竟，天下共主的名分还是很有用的，如果碰到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国君，它可以带来很多礼敬和财富，其他时候，它也有点像是一块免死金牌。
就像当初国人放逐周厉王却不敢置他于死地一样（幽王死了是因为下手的是戎狄），郑庄公虽然射了桓王一箭，却也立刻收兵，不敢追击，当晚还赶紧派一位大夫对天子表示慰问。至少在春秋中前期，有人霸凌天子，夺天子的粮，抢天子的地，睡天子的王后，把天子赶出家门……但是还真很少有谁敢置天子于死地。对比不断被篡位谋杀的诸侯国国君，天子的人身安全系数之高，真是令人欣慰。但是要想躲在这个安全的壳里，天子就几乎什么也不能做了。
前面我们已经多次引用《国语•周语》中的文字。不好确定某位贤臣是否对某事发表了一番议论，但是这些议论显然都代表了贵族心目中一位合法的天子所应该遵循的逻辑。天子想武力扩张，贵族说不好，炫耀武力是粗鄙的行为，您只需要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就可以了；天子想增加收入，贵族说不好，追逐利益是庸俗的行为，您只需要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就可以了；天子想弄清楚自己的实际处境，贵族说不好，关注这些琐屑事务有失天子的身份，您只需要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就可以了。
当年为证明自己的天命，文王、武王和周公都把自己的道德形象塑造得纯洁无瑕，现在，贵族和诸侯则通过把天子架上道德高地，牢牢捆住了他的手脚。于是我们看到，天子是这样做的：当实际利益被过分侵夺时，天子会牺牲一点合法性去争取利益；但当合法性岌岌可危时，天子又会牺牲一些实际利益来捍卫合法性。
最终，周天子把两者都耗蠹殆尽。所以，在春秋时代的舞台上，天子只能是一件重要的道具，或者最多是一位非玩家角色（NPC）。真正活跃的角色，另有其人。
这是第一篇诸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