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齐鲁殊途

周幽王二年，大地震，岐山崩塌，三川断流。幽王的叔叔、刚刚成为郑国国君的姬友感到忧心忡忡，便去找太史伯。周代的太史大抵兼有巫师的身份，他们的职责不但包括记载历史，而且还要预言未来。

姬友问得很坦诚：“王室已经灾难深重，我该怎样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呢？”太史伯果然高瞻远瞩，他把手指向遥远的东方，分析不同地区的优劣，指出在洛之东土，河济之南，可以建立一个新的郑国。姬友忍不住又问了一个问题：“周朝衰落，接下来兴盛的将会是哪个国家呢？”太史伯的回答简洁明确：“齐、秦、晋、楚乎？”

《国语•郑语》和《史记•郑世家》都记录了这条惊人准确的预言。齐楚秦晋，后来确实成为春秋时代的四大强国。当然，今天的读者不大会相信这是一条预言。事实上，把事后的结果当作事前的预言放进某位智者的嘴巴里，是早期历史学家最喜爱的工作之一。

我们拿《左传》比勘，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左传》虽然是战国初期编定的，但是编撰者并没有对更早的资料进行深度加工，所以保留了很多春秋中前期的视角和偏见——遗憾的是会遗漏很多事实，但宝贵的是我们可以借此了解当时人的很多想法。

《春秋》本是鲁国史书，《左传》又是对《春秋》的阐释，所以是以鲁国的视角看天下的。春秋初期，鲁国的视野很少会越过太行山，于是晋国不会是它关注的重点，远在陕西和甘肃活动的秦的影子当然就更加模糊。往南，《左传》的眼光也很晚才投向江汉流域，看见早已是庞然大物的楚国。所以，四强里倒有三个被鲁国漠视了。只有齐国是鲁国的邻居，从一开始就频频露脸。但这一时期，它体内的洪荒之力显然尚未觉醒，在很多事件里只是扮演打酱油的角色，完全看不出未来四强之一的风范。

事实上，《左传》最初几十年最多关注的正是郑国——在那么多老牌诸侯国中间，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新国家，不断上蹿下跳、惹是生非，而且还总能取得成功。这时郑国确实很像头顶着主角光环，如果把《左传》当小说看，会觉得按照通常的情节套路发展下去，郑国将称霸天下、一统江湖。然而，《左传》的阅读体验有点类似金庸的《笑傲江湖》，令狐冲很晚才出场，然后你猛地意识到，原来林平之是配角啊。

《左传》一开始不关心晋国、秦国和楚国，一方面是因为悬隔辽远、交通不便，确实不大容易获得它们的信息；另一方面也由于优越感的存在：鲁国和其他东方国家还没机会领教这三国的军事实力，而它们的经济文化和山东、河南的国家相比，当然都透着寒酸土气了。因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优越，这些东方国家往往自称为华夏或者诸夏。“华”是“服章之美”，“夏”乃“礼仪之大”，我们文明进步、道德高尚，所以我们是华夏。至于被排斥在诸夏之外的国家，则被称为蛮夷戎狄。

但是，具体哪些国家算诸夏，颇不容易说清楚。有人认为周天子封建的诸侯国就是诸夏，但这个简单的定义显然是不适用的。因为蛮夷的代表楚国当年一样也是天子封的，而即使在中原，堂堂的大禹之后，历史文化悠久，也得到过武王封建的杞国，却曾被称为“杞夷”。

蛮夷戎狄里面显然包括很多不同的族群，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更是一笔糊涂账。即使有人能穿越回去，找当事人问，大概也弄不明白。大致说，楚国肯定是蛮夷；秦国大概也不算诸夏，可是又并不像楚国那样被排斥；晋国有些模糊，它们当然自称诸夏之一，但东方国家有人就认为它和戎狄通婚，这也配？有人则会宽容地笑笑：算它一个吧。

当然，如果把穿越的时间往后调一百年，到春秋中期再问晋国算不算，基本就会得到肯定的答复，因为这时晋国已经凭借其强大的实力成为诸夏的领袖和保护者。这就类似于你穿越到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城，问马其顿人算不算希腊人，雅典人会答复你，蛮族！但亚历山大大帝带领希腊联军横扫波斯之后，再过去问，马其顿人固然会骄傲地说我是希腊人的优秀代表，推广希腊文化的大功臣；而雅典人虽然还是不大情愿，但看看身边马其顿士兵的七米长矛，总还是要点头的。

无论如何，春秋初年要说夏的成色最高，堪称诸夏代表的，大概得数到齐、鲁、宋、郑、卫这五个国家，这时候，中箭挂彩的周天子可比没用的雅典娜，齐、鲁、宋、郑、卫，是雅典娜身边的太行山东五小强。

《史记•鲁周公世家》里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第一个封到鲁国的是周公的大儿子伯禽，他这一去，就整整在鲁国耗了三年。周公问：“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伯禽说：“我在那里移风易俗，狠抓精神文明建设。父亲去世了该守丧三年，我监督他们守丧，所以回来迟了。”而齐国的第一任国君太公望，到齐国后五个月就回到中央，向当时执政的周公汇报工作。周公问：“你怎么回来得这么快？”太公望说：“我只是把君臣礼仪都简化，然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颁布了一些政策而已。”

最后是一句总结评价：“可叹哪，鲁国以后怕是要面向北方侍奉齐国了。国家政策繁琐而难以理解，人民对领导人就不会有亲近感。政策平易，方便人民的生活，这样人民才会拥护政府。”由于“及后闻伯禽报政迟”这句省略了主语，不好确定这话是太公还是周公说的。感觉太公说这话可能性更大一些。一来礼乐就是周公制定的，周公这么批评伯禽，也是打自己的脸；二来周公既是爹又是领导，他批评了伯禽就得改，而照《史记》的下文，伯禽显然没改。

《汉书•地理志》里，讲了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不过名望不够响亮的伯禽消失了，变成了周公和太公两位现象级人物的直接对轰：

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杀之臣。”……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浸弱矣。”

太公封到齐国。周公问：“你怎么治理齐国啊？”太公说：“选拔人才，绩效考核。”周公说：“你的后代要被臣子篡位干掉了。”周公封到鲁国。太公问：“你怎么治理鲁国啊？”周公说：“尊重贵族，团结亲人。”太公说：“你的后代肯定越混越惨。”

比照这两个版本，说三点：第一，这又是一个根据结果设计预言的故事。很难想象太公、周公（或者伯禽）真有这样的对话。第二，选择讲述哪个版本，体现了讲述人自己的偏好。簌崎磊落的司马迁就只讲对鲁国的批判，站在更纯粹的儒家立场上的班固就要也强调齐国的不足。第三，两个版本的共同之处是都体现了一种“创始人决定论”，即第一代领导人的格局和偏好决定了国家后来命运的走势。

毕竟，听众一般还是更爱听“人”的故事。神化或妖魔化一个人，经常比神化或妖魔化一个体制更容易打动受众。

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故事里能获得的最关键信息，是齐鲁两国的气质确实很不一样。齐国比较开放也比较功利，而鲁国把繁琐的规则看得更为重要。但造成这种区别的，恐怕更多是环境而不是领导人有意识的规划。封建宗法体制，是两国共同遵循的制度，不过对来自西方的周人而言，齐国是东方的最前线，要和当地的诸多族群进行残酷的较量，只能抓大放小，很多规矩就马马虎虎。鲁国相对后方，统治更加稳固，制度落实上自然可以更加深入。

后来时过境迁，齐国稳定了自己的统治，由于它东边已是大海，那时候又没有海上入侵的问题，反而成了较为安全的国家。而大而化之的传统保存下来，继续刺激着多样性的发展。原来同在天子治下的诸侯国彼此翻脸，反而是鲁国在多条边境线上感受到威胁。东北的齐国可能是敌人，西方的宋国、西北的卫国常常也并不友好，更不用说，它还可能随时遭遇东南蛮夷北上的兵锋。

春秋后期，吴国的大贤人季札在鲁国“观周乐”，对齐风的评价是：“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国未可量也。”这是“泱泱大国”这个成语的来历。齐是大国的典范，这是很普遍的印象。不过很遗憾，春秋时代材料太少，各种记录基本都来自战国或更晚时代。下面摘抄一些，由后世追想当年。

《史记•货殖列传》里介绍齐地的风俗：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

齐国背靠泰山，面朝大海，肥沃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纺织业发达，又收鱼盐之利，总之经济很繁荣。这个判断可以在先秦古籍中找到无数佐证，齐国的使者出使，或者外国人到齐国来游说，都首先要夸齐国国富民众。但接下来几句话似乎自相矛盾。既然工商业发达，又怎么会乡土观念重，不肯出窝？既然“宽缓阔达”，又怎么会“多劫人者”？这几句话应该说的是不同人群。经济基础好了，政府又“因其俗简其礼”不加干涉，齐国人的选择也就比较多，这体现了齐国社会的多样性。因为齐国发展水平高，机遇很多，外国人喜欢到齐国来，一般齐国人却不愿出去跑。虽然齐国的城市很拥堵（所谓摩肩接踵、举袖如云、挥汗成雨），但大家还是不走。老齐国人可能还优越感很强，对外地来齐国寻找就业机会的还特鄙视，和同时期希腊的雅典，或者现在某些一线城市是一样的。

因为有钱，所以养得起一批不用直接从事粮食生产的读书人，能出主意、耍嘴皮子，就有王公大人愿意提供经费。春秋还是贵族社会，这种人大概还不会太多，到战国百家争鸣，那简直就成了齐国除鱼盐纺织品之外最大的特产。

“足智，好议论”，这话从反面说就是思想混乱、没文化的外国老粗，看着难免觉得太不靠谱，要骂“齐人多诈而无情实”。专制统治者更不喜欢，觉得齐国知识分子最喜欢借古讽今，把跟领导人唱反调当作高明（“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老子的名言——“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有养文人的，自然也就有养武士的，各种书里提到的齐国猛男也数不胜数。《孟子》里说，齐国有个猛人北宫黝，“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但凡你稍微占他一点上风，他就觉得像把他拖到市场或朝廷上，公开狠抽了一顿一样。于是他就要报复，而且报复时“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杀一个大国的君主，跟杀一个老百姓没啥区别。

《吕氏春秋•离俗览》说，齐国又有一个猛男叫宾卑聚，晚上梦见一个陌生的猛人，往他脸上吐了口唾沫，大怒，醒后更是耿耿于怀，想自己年少好勇，到现在六十岁没吃过亏，这么大的侮辱不报复，简直是否定自己的人生。按照当时的观念，既然梦见这个人，现实中就一定真有这个人，于是他每天跑到市中心的十字路口，满大街找自己的梦中仇人，找了三天没找着，就气死了。这些故事真不真不好说，但能反映大家对齐国多猛男的印象。还有个更有名的故事“二桃杀三士”，更能体现齐国猛士的神勇和个人英雄主义一但凡稍微有一点团队精神，把桃子分着吃了又怎样呢？何至于闹出三条人命。所以，司马迁说齐国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这个评价再精准也没有了。先秦古籍中，又有各种吐槽齐国人打仗不行的段子2。

齐国最有名的人管仲也是一个著名的逃兵，曾经“三战三走”。有人就去跟他的好朋友鲍叔牙说，管仲人品不堪。结果鲍叔牙为管仲辩护，说管仲有老母在堂，逃跑也是应该的。管仲听到这话很感动，就说了句名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因为这种心态，齐国的经济实力一直很难转化为军事力量。春秋时代君子之战，玩个人英雄主义还撑持得住，到了战国就越来越吃紧，再等到秦末大乱、楚汉相争时，就看见章邯带着秦兵进攻齐国，把齐国人打得抱头鼠窜，后来的项羽和韩信都把齐国人打得大败。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些齐国人被打得狼奔豕突的同时，还不忘记内斗。所以韩信灭齐后，要刘邦封自己为假齐王（代理齐王），提出的理由是齐乃“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不封个王爷没办法镇得住。这个理由刘邦还真很难反驳，他看谁不靠谱，也喜欢骂人家是“齐人”。

齐国人想法多，经常有新点子，所以春秋时第一个想到改革的是齐国。也正因为如此，齐国缺乏强制执行力，新点子经常互相抵消，哪个也没法落实，直到春秋战国结束，也没改得很彻底。司马迁说齐国人“宽缓阔达”，心态上确实宽达，效率上也确实缓慢迂阔得可以。

齐鲁两国，一般说是以泰山为界，“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这是泛论，顾栋高考据史书记载，就发现两国边界犬牙交错，史书上未提及而归属更加模糊的地方想必还有不少。因为两国立国时，鲁在奄（曲阜）建立一块根据地，齐在营丘（后改名临淄）建立一块根据地，后来慢慢扩张，两国的地盘就交错在一起了。尽管如此，几乎所有人一致认为两国的风气差别很大。

大家都相信，周公是庞大周礼的制定者，作为周公的子孙后代所治理的国家，鲁国一直坚定不移地贯彻这套礼乐制度。据说为表彰周公的圣德，所有诸侯国里只有鲁国保存着天子的礼乐。宗周覆灭之后，鲁国这份反而成了孤本。邻国的人到鲁国来，往往就要请求观摩，听完还要赞叹一句：“周礼尽在鲁矣。”

普通鲁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据说一举一动也都循规蹈矩，符合礼制。孔子的学生曾参临死时，身边有个书童，看着他身下的席子说：“这么华美又光滑，应该是大夫用的席子吧。”曾参如遭电击，立刻吩咐儿子给自己换一张，因为他的身份是士，不配死在大夫的席子上。儿子赶紧劝道，您病情严重，不宜搬动，明天早上再说行不行。曾参于是严厉批评儿子，表示自己唯一的追求就是“得正而毙”，也就是死得合乎礼法。儿子只得把曾参抬起来，换好席子，曾参还没放安稳，就去世了。

再比如，鲁国就不会出现隔壁齐国那种“男女杂坐”的情况，而讲究“男女授受不亲”。鲁宣公的女儿，嫁到宋国才七年，丈夫宋共公就去世了。之后她守寡三十年。一天夜里，宫中失火，烧到她的住处，她说女人夜里不能出门，“不见傅、母不下堂”，只有保傅、保姆都在场时，她才可以逃命。但是她的保姆到底也没来，她就给活活烧死了。又有一位寡妇，死了老公，又死了儿子，不免常常啼哭。然而总是白天哭老公，晚上哭儿子，绝不会发生相反的情况。这是因为周礼当中有条规定，叫“寡妇不夜哭”。晚上躺在床上哭老公的话，就算“嫌思人道”，给左邻右舍听到，难免要议论你是不是在想男人。

这位寡妇还有件得到孔子赞誉的事情：儿子死了，她提醒儿子的小妾千万不要哭得太伤心，丧服也可以穿得比礼法规定的轻一些。因为这样显得儿子生前并不怎么宠爱小妾，这才是个有远大追求的男人的样子。

鲁国评价别人，也特别喜欢评判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合于礼。《左传》翻不了几页，就会看到一次“礼也”“非礼也”之类的话。为了贯彻礼，鲁国人是很愿意付出代价的。鲁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夏天，齐国遭到北戎的攻击，诸侯一起前往救援，取得了胜利。在战争当中，郑国的军队表现得尤其出色。齐国就给各国准备了礼物，并委托公认德高望重的鲁国来进行分配。鲁国按照各国获得分封的次序来安排礼物，而郑国是周宣王时才封的，当然得排在最后。

为此，郑国大怒，四年之后，联合齐国和卫国一起讨伐鲁国。有趣的是，这一仗鲁国是打输了还是打赢了，《春秋》没提，《左传》仍然没提，只是特别强调了一句：“我有辞也！”也就是说，输赢根本不重要，重点是我在捍卫周礼，道理在我一边。并且，虽然这次进攻是郑国发起的，齐国、卫国只是陪衬，但在记录攻打自己的这三个国家时，鲁国人仍然坚持把领头的郑国放在了最后。

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齐鲁会盟，两位国君见面时：“齐侯稽首，公拜。”齐平公给鲁哀公行了“稽首”的礼——这是最隆重的大礼，行礼时，要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拱手于地于膝前，手不分散，再慢慢伸头到手前地上，俯伏向下直至头碰到地面，并且要停留一会儿。然而鲁哀公仅仅是“拜”了一下——所谓拜，倒也不是拱下手就算了，需要弯腰作揖，但无论如何，比稽首的规格是差得远了。

齐平公当然很愤怒，你一个礼仪之邦的国君，难道不知道“礼尚往来”，礼讲究“自卑而尊人”吗？而鲁国方面的答复是：“除非对天子，我们国君是不用行稽首大礼的。”这次《左传》记录了结果：后来鲁哀公被齐国教训了。然而，高尚的周礼并没有能够阻止鲁国发生各种血淋淋的政治事件，被谋杀、放逐的国君比比皆是。司马迁整理完鲁国的历史，忍不住表达了一番困惑：“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拱手鞠躬，这个礼貌鲁国人很讲究，可是政变谋杀时，他们的行为又多么暴戾啊。

当然有人因此讥讽鲁国人虚伪，还有人认为鲁国之所以在春秋时代越来越弱小，就是因为太重视礼，只知保守，不通变革，适应不了新形势的发展，但看《春秋》里“初税亩”之类的记录，鲁国何尝没有变革？而且可以算较早的试水者。其实，鲁国吞并的小国数量也很不少（据顾栋高统计，数量可以排到第四，仅次于楚、晋、齐三强而已，虽然鲁的材料最完备，这应该高于实际排名，但数量绝对可观），从这点看它何尝不进取？不过其地理环境注定了它很难有太大的竞争力：资源上“无鱼盐之利为之饶沃”，地缘上“无高山大川为之限隔”。随着竞争越来越残酷，它总是不免要被慢慢甩到后面。

回首当年，周公地位如此之高，鲁国也是东方诸国的尊长。就拿齐国来比，建国时营丘一带“负海舄卤（盐碱地），少五谷而人民寡”，谁能料到它后来能找到那么多经济增长点呢？鲁国看一个个新崛起的强国，难免是没落贵族看土豪暴发户的眼光。拼实力、拼资源斗不过你，我还能拿什么鄙视你？贵族有“范儿”，自然是笑话暴发户不懂规矩。所以，鲁国人重礼到这个地步，固然是周公遗教，恐怕也是处于衰落中却要炫示高贵的表现。

《诗经》里的诗本来都是可以唱的，这是学界公论，但我疑心音乐和歌词很可能不搭：季札观乐，对齐风的感受是“泱泱乎大风”，但《诗经•齐风》里十一首诗，《毛诗》却认为其中十首都是“刺”，也就是在批判种种不良现象。所批判的这些问题里最引人瞩目的，自然是齐襄公和他妹妹文姜之间那点事。

春秋时代的女性称谓比较混乱，两个字的居多，一般第二字是她娘家的姓，文姜是齐僖公的女儿，齐襄公的妹妹，自然姓姜。第一个字为什么会是“文”，则有些奇怪，或许这是她自己的谥号。文姜出嫁这事，可谓一波三折。齐僖公本来看中的是郑国的太子忽，结果太子忽回了一句：“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每个人都有自己合适的对象，你们齐国太强大了，我高攀不上。）话虽然说得客气，总之是拒绝了。后来鲁国人特别佩服太子忽的先见之明，知道这婆娘不能要，而自己却不幸当了接盘侠，文姜嫁给了鲁桓公。在鲁国人看来，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很“非礼”，不正常。因为文姜出嫁时，身为老爹的齐僖公，居然送行了。

周礼有一种明显要淡化女人和娘家关系的倾向，女孩出嫁时，父母不离开正房，姑姊妹不送出大门。像文姜这种，身份的女孩出嫁到鲁国，应该由一位下卿送行，坐自家的马车，意思是夫家要是对我们家姑娘不满意，我们还可以坐车回去，就不劳远送了。三个月后，新郎家会把车留下，把拉车的马送回去，表示新娘已经正式成了我们家的人，不会让她回去了。这在礼制上叫作“反马”。又如老丈人去世，女婿要穿的丧服，不过是“缌麻”而已，是五种丧服中最轻的一种。相应的，女婿死了，老丈人也是一样。这类规矩，当然是要“定亲疏、别内外”，强调同姓宗亲才是最重要的关系。于是，早晚要嫁人的女儿在家族里也就被当作外人。

文姜和鲁桓公做了十五年夫妻，齐僖公早已去世，齐国国君变成了文姜的哥哥襄公。文姜要回齐国，鲁桓公于是同行。丈夫跟着媳妇回娘家，在鲁国人看来可真是天塌下来．的劣迹。《左传》说：“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后世何休更阐释说，这种行为简直是“双行匹至，似于禽兽”。但鲁桓公还是去了，于是真的出大事了。《春秋》说得最简单：“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这是因为《春秋》要“为尊者讳”，而且太恶心的事情，圣人所不忍言。

《左传》说得很克制：“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襄公和文姜私通，鲁桓公对文姜进行了批评教育，文姜把这事告诉了齐襄公。夏四月丙子这一天，齐襄公请鲁桓公吃饭，然后让公子彭生扶鲁桓公上车，鲁桓公就死在车上。

《公羊传》则说得好像当时他在现场一样：

夫人谐公于齐侯：“公曰：’同（同是鲁桓公的儿子的名字，即后来的鲁庄公）非吾子，齐侯之子也。’”齐侯怒，与之饮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搚幹而杀之。

文姜去跟齐襄公哭诉：“我老公说，我儿子不是他儿子，是你儿子。”齐襄公很愤怒，于是喊鲁桓公过来喝酒，这是有意识想把他灌醉好下手。然后让公子彭生送鲁桓公出门，扶鲁桓公上车时，一抱一使劲，桓公肋骨全断而毙命——齐国大力士多，这个元素在剧情里要充分使用。

《公羊传》解释《春秋》，方法和《左传》不同，是一种问答体，很像老师上课答疑的模式。具体说，《公羊传》讲微言大义，基本算是思想政治课。思政课不宜大段讲故事，但不想学生睡倒一片的话，则讲小案例时作料要加足。所以这么一本最关注重大政治议题的书，却时时有段子狗的气质，倒也不奇怪。

这之后鲁国很可怜，不敢找齐国为国君报仇，只要求齐襄公把彭生处死了事。幸亏后来齐襄公也死于政变，鲁国人才稍稍感觉到一点安慰。据说这事齐国人自己也觉得挺丢人，于是写诗讽刺。那时候还不流行骂女人是狐狸精，诗人倒觉得齐襄公像是一只发情的公狐狸：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

鲁道有荡，齐子由归。

既曰归止，曷又怀止？

南山高高的，雄狐骚骚的。

鲁国大路坦荡荡，齐国姑娘要嫁郎。

嫁人就是人家的人，老想娘家闹哪样？

这本来也就是个乱伦谋杀的Ｒ级故事，但是后来班固的一句话，导致故事完全变味了，竟似乎成了齐国一项重要传统的起源。

汉成帝时，汉朝的中央政府对天下各地的风俗文化做了一次调查研究。后来班固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做了一篇文章，附在《汉书•地理志》的最后，其中说道：

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

齐襄公跟亲妹妹感情好，于是不许姑姊妹嫁人。他很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的情怀，就下令说，齐国人民都不要让大女儿出嫁。这个不出嫁的大女儿叫“巫儿”，主持家中的祭祀，一旦出嫁就对家里不利。直到班固所在的东汉前期，民间还是这么个风俗。

但也有学者指出，《汉书》里“桓公兄襄公”这五个字来得蹊跷。齐襄公就齐襄公，似乎没有必要特别说明他是齐桓公的哥哥。而且《左传》《史记》里只说襄公淫乱，但妹妹文姜毕竟还是嫁人了的，不然就不会有前面这个故事了，所以这道令不像是齐襄公下的，倒是大名鼎鼎的五霸之首齐桓公嫌疑很大，因为《管子•小匡》《荀子•仲尼》里都说，齐桓公也很淫乱，而且明确提到“姑姊有不嫁者”。

不局限在文献里打转，比较关注社会学、民俗学的学者则普遍认为，这个长女不嫁的风俗，显然不是谁一道命令就能广泛普及长期流传的，而且起源肯定比齐襄公、齐桓公时代早多了。不过按民间的心理，总喜欢给自己的习俗找一位说得响嘴的创始人。很可能，开始是齐国人自己找起源，并不觉得长女不嫁有什么不好，就认了个比较正面的创始人齐桓公；而班固做文章时，他觉得这风气很三俗，而又认为齐桓公人还不错，就要为齐桓公撇清，齐襄公于是躺枪。

这些学者之所以认为风俗起源极早，其实也没什么太过硬的证据，不过他们心里多有个响当当的概念：“母系社会”。大女儿可以“为家主祠”，地位如此之高，自然是母系社会的遗存，又说：“只有宗教信仰的力量才能使’长女不嫁’有如此强大的规范性和生命力。”3

人类历史上是不是真普遍存在过一个母系社会，其实是很可怀疑的。说这必须是“只有宗教信仰的力量”，则很容易找到许多反例，如在二十世纪初的上海农村，就也很流行父母不让女儿出嫁。至于原因，当然是江南纺织业发达，一个能干的“顶价姑娘”（指能把自己织的布卖到最高价的姑娘），收入远远超过普通男性劳动力。父母舍不得把这样的女儿嫁出去4。

当时的齐国和明清直到近代的江南，还真是有不少相似之处。齐国“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毫无疑问，这些精美高档的纺织品，基本都是女性的劳动成果。女人打造了齐国的支柱产业，所以齐国政府也对女性劳动力非常关注，做社会调查时有一栏是：“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管子•问篇》）这里特别标明是“处女”，并不是强调贞洁观念，而是因为结婚了就要干家务带孩子，对女性在职场上的发展是个很大限制。这种情况下，倾向于不嫁人，也就很自然了。

当然，不嫁人也并不意味着孤独终老，和“长女不嫁”的风俗相伴随的是招上门女婿，也就是“赘婿”（前面提到的近代上海农村，往往也采用这个方案）。古人对赘婿的解释是：“女之夫也，比于子，如人疣赘，是余剩之物也。”就是虽然是老公，但可以像训儿子一样教训，而且既然是余剩之物，那自然是哪天不顺眼了就可以扔掉的。赘婿一般很受歧视，后来秦始皇抓人服苦役，犯错误的公务员（“吏有过”）不够用了，接下来就抓赘婿。但齐地男人入赘的风气仍然很盛，比如著名的辩士淳于髡就是赘婿。这些赘婿也替自己找了一个古代的优秀代表，就是齐国的开国之君太公望，说他是“齐之逐夫”“老妇之出夫”——这当然是编的，但有这么一位伟大的祖师爷，很符合赘婿们的心理期待，所以这说法流传很广，直到《封神榜》里，还大讲姜子牙怎么受老婆气的故事。

齐国姑娘能挣会花，不嫁人而找赘婿，是为自己争取更大的自由和财产支配权。所以，“长女不嫁”有可能是齐国纺织业发达之后的新生事物，或者虽确实是古老民俗，却早已旧瓶装了新酒。

鲁庄公二十三年，《春秋》记录：“夏，公如齐观社。”社是土地神，这年夏天，鲁庄公到齐国去观看祭祀土地神的集会。曹刿劝阻，列举君主需要出行的五种情况，最后总结说：“非是，君不举（举，出行）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这五种情况之外，国君是不出行的。国君要出行，史官就要记录。你这么不靠谱的行为被记录下来，让子孙后代怎么看你啊？

看个民间的娱乐活动而已，曹刿何至于这么多废话？齐国祭社，基本活动是“男女之所属而观也”，也就是青年男女的狂欢派对。《谷梁传》说，派对上有一个“尸女”，可能是假扮土地神接受大家祭祀的女子，而实际上相当于聚会的女主持，庄公就是为这个尸女去的。而齐国的女孩子，又以对心仪的男性主动热情出名，如《齐风》中有一首《东方之日》：

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太阳升起在东方，有位漂亮好姑娘，

来到我家进我房。

来到我家进我房，踩我膝头诉衷肠。（程俊英译）除了上面这种译法，“履我即兮”还有另一种解释：履是踩着脚印，也就是跟踪；即是就，意思是接近。也就是这姑娘和诗人本不认得，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场合看中了，于是跟踪到家来求交往。曹刿显然是担心国君在这类攻势面前把持不住，直接就辙乱旗靡了，所以劝他老实在家待着。但鲁庄公能打败齐桓公的大军，却抗拒不了齐国姑娘的诱惑，到底没听曹刿的，还是到齐国去了。鲁庄公在齐国怎么观的社，儒家经典自然都认为“非礼”，也就没提。不过另有一些后来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齐国男女聚会时的气氛。

齐威王问淳于髡，你酒量有多大。淳于髡说，没准，要是在大王您面前，这么严肃紧张的场合，一斗也就醉了。要是正式的家族会餐，好多尊长在场，那两斗也就醉了。但要是“州闾之会”，也就是比较随意的社区聚会：

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

喝酒赌博，可以拉女人的手，放肆地看不该看的地方，调笑过程里女人的首饰掉得身边都是。这时候喝八斗也就是二三分酒意而已。至于：

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

尤其这最后八字，实在是香艳至极。这就状态全开，能喝一石了。

齐国姑娘如此有魅力，“齐姜”“孟姜”很自然就成了当时美女的代名词。“美孟姜矣”“彼美孟姜”，是《诗经》里常见的话。孟是排行，姜是齐国的国姓，孟姜也就是姜家大姑娘。至于著名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那是民间长期流传、反复加工的结果。《左传》里提到齐国有一个叫杞梁的人，他的妻子很落落大方上得台面，但没记录杞梁妻的名字。大约直到宋代，才把孟姜女这个美女的通名，安在了杞梁妻的身上。

时过境迁，中国人的称呼习惯和先秦时已经大不相同，而老百姓当然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来理解古人，所以要调整姓名的先后顺序，把冷僻字换成音近的常用字。于是杞梁变成了姓万名喜良，孟姜女也不再是姜家大姑娘，而是姓孟名姜女了。这类例子很多，比如帮秦始皇到海外找仙人的徐市变成了徐福，三国里一个叫畦元进的人，在评书里就成了赛猿精。

让秦始皇的长城倒掉，当然是后来反秦心理的体现，但不用其他手段而用“哭”，则确乎和齐国人善于歌哭的本事有关。很早就有“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的说法，还传说齐国歌唱家能够“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杞梁妻把城墙（但不是长城）哭倒的故事，至少在西汉就开始流传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