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尊王攘夷

齐桓公即位之初，秦、晋、楚这三个齐国未来的竞争对手都还显得非常遥远，他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和太行山以东各国的关系问题，即鲁、宋、郑、卫等“诸夏”。和团结而不是消灭国内贵族一样，霸主行的是“三王之道”，不是要欺负甚至吞并弱小，而是要做好大家的领导者和保护人。

当时的形势对齐国非常有利。齐桓公推进霸业的进程中，各国的政治强人相继去世，即使没有陷入内乱需要齐国救援，也失去了和齐国争竞的能力。

首先看宋国。齐桓公四年（公元前682年），宋国发生了南宫长万事件，国君被弑，多年来实际主政者华父督也被杀。齐宋两国关系向来不错，而这次内乱则强化了宋对齐的依附。次年，齐桓公生平第一次会盟诸侯，平定了宋乱，但宋国的局势显然并未稳定，齐的权威也未确立。年底，宋国脱离了齐国的同盟。第二年，齐桓公以天子的名义伐宋。

之后，宋国国君宋桓公显然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追随齐国，是稳固自己地位的最好选择。以后齐桓公主持的历次会盟，宋国都是积极参与者，尤其是鲁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年）的梁丘之会，宋桓公特意要求先与齐桓公单独会面，更显得关系非同一般。

比照一下宋桓公之前的宋国国君：宋荡公在位十年，被杀；宋庄公在位十九年，善终，但始终活在权臣的阴影之了；宋闵公在位十年，被杀；之后公子游在位大概只有一两个月，被杀。而宋桓公在位三十一年，善终。这不能不说和齐桓公的庇护有关。

之前宋国和郑国常有冲突，而且大多失败。但宋桓公在位时，郑国一旦侵宋，就将面对齐桓公率领的诸侯联军。和齐结盟，使宋国置身于强大的安保体系之内。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葵丘大会，宋桓公刚好在这一年去世，他的儿子宋襄公没有按礼法留在国内守丧，而是以孝子的身份赴会，这也可以看出宋对与齐国关系的格外重视。

再看郑国。齐桓公十三年（公元前673年），郑厉公去世。郑厉公即公子突，是郑庄公的儿子。郑庄公号称春秋初的“小霸”，在位时郑国极其活跃。庄公死，诸子争位，郑国中衰。厉公在庄公诸子中，显然最有政治才能，军事指挥上更有杰出表现。他夺回君位之后，郑国有了复振之势。春秋史权威童书业先生说，如果厉公不死，“很可能联合西方诸侯（如晋、秦、虢等国）奉了王室另外结成一个团体，以与齐国对抗，如果这样一来，春秋中世史就会变换个样子，齐国的霸业或者就此终结也未可知。”

童书业先生是超级大郑粉，他的说法颇为夸张，以郑国身居夹缝的地理位置，早晚将沦为大国博弈的战场，这个命运并非一两个枭雄就能改变。但以郑厉公的阴鹫性格和老辣手腕，则可料想会给齐桓公的霸业制造更多麻烦。

接着看鲁国。齐桓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62年），鲁庄公去世。因为没能为在齐国被害的父亲鲁桓公报仇，《春秋》经传对鲁庄公评价都不很高，但实际上他颇有政治才能。庄公即位时年仅十二岁，要他为父亲向强齐兴师复仇，显然是强人所难。但是，其后庄公一直积蓄实力，和曹刿谈话时，“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三点自陈，可以看出他的为君之道。抓住宋国的南宫长万，关了一阵之后就把人变成自己的脑残粉，虽说可能是斯德哥尔摩效应，也可见其个人魅力之大。

齐襄公被谋杀后，鲁庄公使公子纠成为齐国国君的图谋虽然失败，但之后两次挫败齐桓公的进攻。再后来，鲁国虽然被迫加入了齐国的同盟，但积极性始终不高，历次盟会多不参与，齐也无如之何。这固然是齐桓公性格比较宽厚，也是鲁国的实力足以自立。但鲁庄公一死，鲁国立刻陷入动乱。《春秋》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记录：“冬，齐高子（即高傒）来盟。”对这处经文，不喜欢齐国的《左传》咬紧牙关不予解释，《国语》和《公羊传》则都强调了此时齐国对鲁国的重要意义：

桓公忧天下诸侯。鲁有夫人、庆父之乱，二君弑死，国绝无嗣。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国语•齐语》）

冬，齐高子来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尔？正我也。其正我奈何？庄公死，子般弑，闵公弑，比三君死，旷年无君，设以齐取鲁，曾不兴师，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鲁人至今以为美谈。曰：“犹望高子也。”（《公羊传•闵公二年》）

齐国的高傒分明扮演着鲁国人民的大救星的角色，鲁国再也无法保持庄公时代的高冷姿态了。

最后看卫国。卫国本来就较为弱小，齐桓公的母亲来自卫国，彼此关系也较为亲近。齐桓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60年），卫国遭到狄国的入侵：

（卫侯）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狄……夜与国人出。狄入卫，遂从之，又败诸河。

这是那个时代最恐怖的民族屠杀。没有齐国的援手，卫国只能就此灭亡。在救卫前一年，齐桓公还出兵拯救了同样遭遇戎狄蹂踽的邢国。出兵之前，《左传》记录了管仲对齐桓公一段至关重要的进言：

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

戎狄就好像是豺狼，贪欲永无满足。诸夏都是关系密切的亲人，绝不可以抛弃。安乐的日子，如饮毒酒，绝不可以贪恋。所以，齐国为支援诸夏，扫荡戎狄，将不辞辛劳。

来自外部的危机，常常会强化内部的共同体意识。正如波斯的入侵，使得原本吵吵闹闹的希腊各城邦团结起来对抗外敌；戎狄交侵的局面，也使诸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认同彼此，并且最终复数的“诸夏”变成了单数的“华夏”。

当时，诸夏最大的威胁是南方的楚国和北方的戎狄。相比而言，戎狄实力弱一些，而他们已经深入华夏腹地，破坏更直接巨大，所以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齐桓公联盟各国，经过一系列战争，基本把戎狄势力驱逐到黄河以北。

同时，还要展开对遭到戎狄严重破坏的国家的救援重建工作。卫国在戎狄的攻击下国土沦丧，齐桓公就派出军队，把卫国的难民保护起来，还提供救援物资（和通常的简约风格不同，《左传》在这里提供了一份详细的物资清单）。更早遭受侵害的邢国当然也有此待遇。据说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卫国人民和邢国人民都很幸福，所谓“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邢国原来国土沦丧，只好举国搬迁，可是这就像回家一样。而卫国人则在重新建国后生活幸福，亡国之痛已被抛诸脑后。

这当然是对齐桓公的歌功颂德，不无夸张之处，但无论如何，北方的局势大体稳定下来。相比见利则进不利则退的戎狄，楚国作为一个根基稳固得多的政治实体，有明确而坚定的扩张战略。尤其是南征楚国，将面对巨大的后勤难题。齐桓公的态度不得不谨慎很多，大军向南开拔之时，已是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这时距离齐桓公登基，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了。然而，史籍对这次远征前因后果的记述，却颇多引人生疑之处。

第一个问题，为何发动战争？

《左传》讲述了齐桓公伐楚的起因：

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蔡姬）荡公。公惧，变色，禁之。（蔡姬）不可。公怒，归之，未绝之也。蔡人嫁之。

齐桓公比较好色，老婆比较多。正式的夫人三位，不是夫人而享受夫人待遇的还有六位，于是产生了“如夫人”一词。这倒也算是惠及后世：称呼人家的小老婆，从此有了一个敬语。三位夫人中有一位是蔡国国君的妹妹，即引文中的蔡姬。她来自蔡国，娘家姓姬，所以叫蔡姬。

齐桓公和蔡姬在苑囿中乘船，蔡姬比较调皮，把船折腾得晃荡起来。齐桓公一代霸主，可是怕水，被吓得脸色惨白，于是蔡姬更加来劲，不理会齐桓公的喝止，把船晃得更加厉害。上岸之后，齐桓公霸主的威风回来了，把蔡姬赶回蔡国，但是，并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也就是留着将来和好的余地。

蔡国国君没理会这层深意，反应相当激烈，把蔡姬另嫁他人。于是齐桓公更加愤怒，发兵攻蔡，《春秋》详细列出了当时追随齐桓公的国家：

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

第二年开春，齐桓公就纠集了八国联军去攻打蔡国。蔡国民众抛弃了自己君主而逃亡，这就是所谓“溃”（下逃上曰溃），于是齐桓公转而进攻楚国。去打楚国这个蛮夷，当然大快人心。齐桓公打蔡国，《春秋》称之为“侵蔡”；去打楚国，却叫“伐楚”。从侵略到讨伐，表明战争的性质，已经由非正义向正义转变了。

对这两个步骤之间的关系，《左传》未做说明，《史记》则照例解释说，这是管仲的建议，“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为媳妇改嫁而打人的没出息男人，是齐桓公，把这件事变成捍卫王室讨伐蛮夷的正义行动的智者，是管仲。这是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政治谋略的具体体现。

齐桓公伐楚，是春秋时代诸夏第一次大规模南征。照上面记录，战争的真实原因竟不过是因为一个女人。架是为女人打的，这种故事全世界的围观群众都喜闻乐见。

对于普通男性观众而言，美女是稀缺资源，觉得为美女打架很自然也很值得；对许多女观众而言，直接就代入了女主，而男人为自己打架，仿佛是自己价值的证明。但问题在于，对于主导历史大事进程的精英男性来说，女人哪怕是极品大美女，往往也没那么重要。

这就导致同一场战争，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完全不同的叙述。人类历史上，为女人而发生的战争，最著名的恐怕就是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古老的史诗声称，特洛伊王子拐走了斯巴达王后海伦，希腊人是要夺回海伦；而不必是现代学者，古典时代17的很多作家，就已经指出特洛伊位于交通要道，拥有巨大的财富，所以为希腊人所觊觎。

希腊世界的衰落，是因为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何以爆发？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雅典的贵族和将军修昔底德写道：

至于他们打破和约的原因，我将先记叙他们相互抱怨的事由及其利益相冲突的具体事例。这是为了使所有人清楚地知晓何以导致这场降临于希腊人身上的战争。但是在我看来，战争的真正原因很可能被这样的记叙所掩盖。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人力量的增强以及斯巴达人的担忧。18

这种分析高屋建瓴，直到今天还深深影响着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思维（比如用这个模式来解释中美关系）。但在当时的雅典，另外一些观点也许更加流行，比如深受雅典公民喜爱的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喜剧《阿卡奈人》中写道：一个叫墨伽拉的城邦，得罪了雅典首席将军伯里克利的情妇，于是伯里克利为情妇出气，对墨伽拉实行了经济封锁，这导致斯巴达出头为墨伽拉主持公道，然后希腊两强就爆发战争了。

这部戏赢得了当年酒神祭喜剧比赛的头奖——这个奖在当时雅典的影响，比今天奥斯卡的影响还要大得多——女人引发战争加上对高层人物的恶意想象，果然是最受欢迎的故事。认真说来，《左传》其实同时完成了修昔底德和阿里斯托芬的工作。上述显性叙事类似阿里斯托芬，但此外，若把《左传》历年记录的若干片段串联起来，事实上它也非常清楚地交代了齐桓公南征的深层原因和战略布局。

齐桓公南征，是诸夏对西周以来楚国扩张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击，这场征伐很早就注定不可避免。

《左传》记述，早在鲁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

齐侯为楚伐郑之故，请会于诸侯。宋公请先见于齐侯。夏，遇于梁丘。

齐桓公因为楚国伐郑，所以邀请诸侯盟会。也就是说，早在真正伐楚的六年之前，齐桓公已经在着手组织反楚同盟了。

鲁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

秋，楚人伐郑，郑即齐故也。盟于荦，谋救郑也。

齐桓公再次组织反楚同盟，起因又是楚国伐郑。楚军出方城北上，则郑国首先受到威胁，所以郑国注定成为诸夏与楚国争端的焦点。

鲁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

秋，盟于贯，服江、黄也。

齐桓公主持贯地之盟，使江国和黄国服从了自己。

江国的位置或说在河南正阳县西南，或说在河南息县东南，黄国则在河南潢川西北。总之，这两国都与楚国紧邻。齐桓公拉江、黄入盟，显然是为了建设针对楚国的封锁线。

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

秋，会于阳谷，谋伐楚也。

齐侯为阳谷之会，来寻盟。冬，公子友如齐涖盟。

楚人伐郑，郑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齐方勤我，弃德不祥。”

这也就是“蔡姬荡舟”的这一年。包括江、黄等国参与的阳谷会盟，显然已经在谋划攻楚的具体事宜。楚国对齐国的动作显然也相当警惕，立刻以伐郑作为回应。这时，之前几年齐国对郑国的付出取得回报，郑国顶住攻势，拒绝与楚国和谈。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荡舟事件之前。也就是说，认为齐桓公伐楚是因为一个女人而临时起意，那未免太天真了。

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春秋》载：

春王正月……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

蔡国在今天的河南上蔡，但准备伐楚时，八国联军则驻扎于陉，据西晋杜预注，陉在河南郾城区南，反而在蔡国的北面。所以颇有学者怀疑杜注有误，或者相信杜注，因此推论齐桓公伐楚并非真心，其实打了蔡国出了气以后，已经暗暗准备撤军了。

这都是看地图而不看地形图之过。杜预除了是有“左传癖”的学者之外，也是西晋名将，灭掉孙吴的统帅，自然熟悉南征的军事地理，他弄错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很小。齐桓公伐楚已经策划多年，也不可能就这样半途而废。

若从蔡国继续南进，不久即将进入鄂东北山地，遭遇横亘的桐柏山和大别山，联军的战车很难通行。而稍稍北上驻扎于陉，则正对楚国的方城，一旦能够完成突破，大可就此控制富庶的南阳盆地。而之所以要先攻打蔡国，是因为蔡虽然也是诸夏之一的姬姓国，却早已是楚的仆从国。后人评价是“从楚最久，事楚最坚”。

鲁庄公十三年的北杏之会，蔡国是参与的，但就在下一年，楚国攻蔡，抓住了蔡哀侯姬献舞（参看第四章息夫人内容）。当时，齐桓公忙于处理宋、鲁这两个最重要的盟友之间的关系，对蔡国只好置之不问。从此，蔡国等于成了楚国北方的门卫。注意，门卫不是守门员，不是正当大门站着的，而是站在门边上的。

所以，不先解决蔡国，联军的左侧翼就暴露在威胁之下，甚至深入楚境后，有可能被蔡截断归路。但齐、蔡本来互通婚姻，如果保持这种友好关系，则实在不便攻蔡，所以“蔡姬荡舟”这件事即使是真的，很可能也是齐桓公刻意寻找的一个翻脸借口。

第二个问题，南征的结果如何？

齐桓公率领联军击溃蔡国之后，楚成王（《左传》当然坚持使用西周封建体系下楚的爵位，称为楚子）派使者来与齐桓公谈判。双方的谈判记录，《左传》（《楚子使屈完如师》）写得实在太精彩，所以各种古文选都是必选的。

下面我们也先把这段当文学名篇来读，暂不考虑叙事的可靠性。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海的意思，是“荒晦绝远之地”，近于今天说的大地边缘。风是牛马发情的意思，“风马牛不相及”，就是牛马发情跑得够快够远，可是齐国的牛马，也不会到楚国来找配偶。这番话，是强调齐楚之间距离绝远，并无利害冲突，所以对齐桓公的到来，表示惊诧莫名。说齐楚的牛马发情都跑不到一块儿来，则是暗讽齐桓公此来是为了蔡姬，比牛马还要禽兽。

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通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召康公就是西周开国时的召公，和周公旦齐名。召公的授权，也就等于是西周朝廷的授权。管仲的这段回应，是强调齐国的疆域广大，尤其是“南至于穆陵”一句，这个穆陵应该不是山东穆陵，而是今河南南部的穆陵关，距离楚境已经不远。这是反驳对方说的“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我们是邻居啊，你连这都不知道，是你地理不好。而齐国得到授权可以征伐的地域，那是更加广大，楚国本来就在齐国可以讨伐的对象之列。这是破“不虞君之涉吾地”之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来打你，是你历史不好。

管仲又说：

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

这里数了楚国的两项大罪。管仲是代表齐桓公说话，所以自称寡人。楚地特产一种香草，叫菁茅，捆好的菁茅就叫包茅。包茅用于天子祭祀时过滤酒，把酒浇在包茅上慢慢流下去，就象征神明喝了酒，这个过程叫“缩酒”。楚国没有按时献纳贡品，导致天子的祭祀物品不全，这是第一条罪。

周昭王南征，死在你楚国境内没能回去，这是楚的第二条罪。两条罪都是代表周天子问的，高举尊王大纛，显得义正辞严。这当然也是警告楚使，你扯牛马发情之类的鄙俗比喻，实在是品味不高。

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楚国使者回应说：“贡品没有及时缴纳，是我们国君的罪过，以后一定按时供给。至于周昭王没有回去，你到水边去问吧。”两条罪名，承认轻的，回避重的。

“贡之不入”这件事，自从王室衰微以来，不仅是楚国，而是大家共同的错误。包括齐国以及齐桓公身边的各位国君，改正这个错误也才是最近的事。所以这个问题，齐国不便深责。周昭王之死，这账若算在楚国头上，问题就严重了。好在这是笔陈年烂账，可以推诿。

楚国使者让齐桓公去水边问昭王为什么死的，有两种解释：一是周昭王是死在汉水流域，而西周时楚国的势力范围还不到汉水，所以昭王之死，和我无关。二是传说周昭王过汉水时，造船的工匠厌恶他，船上没钉钉子，是用胶粘起来的。结果船到江心，风浪一打就散架，昭王就淹死了。你命不好坐了泰坦尼克号，这事总不好赖我。楚使的回答很巧妙，但齐国的目的，大概也已经达到了。

因为管仲问罪，本身就问得很狡猾。

第一，楚这些年北侵不断灭国无数，这个罪行可比管仲问的那两条明显而严重得多，然而管仲不问。因为这事一问，没有回旋余地，楚国不可能把已经到手的土地再吐出来，那就只有立刻兵戎相见，而且不把楚国彻底打服，这次南征就不能算达到了目的。

第二，周昭王之死，这条罪名听起来恐怖，但楚使会拿话搪塞，大概本来也在管仲的意料之中。周昭王是西周的第四任天子，他死在汉水，距离齐桓公这次南征，已经隔了三百多年。这要能成为征伐理由，那将来某大国若是对美宣战，理由还可以是为印第安人复仇呢。

第三，楚使避重就轻，而管仲要的就是你承认这项轻罪。如果直接问轻罪，怕你连轻罪也不认，拿个重罪比衬一下，是让楚使以为承认轻罪问题不大。反正无论如何，我提的罪名你承认了一条，就表示我南征已经有了成果，将来收兵回国，就不算无功而返。

师进，次于陉。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

联军进发，驻扎于陉。虽然是北上，但更逼近了方城要塞，所以叫“师进”。楚成王把对抗联军的重任交给屈完——屈姓是楚王的同族，“如师”即正面阻挡敌师。《史记•楚世家》说：“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意思表述得更清楚。联军于是退到召陵，召陵也在今郾城，和陉之间并没有多远的距离。汉代学者解释说，这叫“退舍以礼”，看见敌人来了，先退让三十里（三十里为一舍），不是畏惧，而是礼法。

当然，有了第一次接触的基础，齐楚其实已经定了以和谈为主的基调。

齐侯陈（通阵）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

齐桓公为屈完准备了一次阅兵式，和屈完乘同一辆车观看联军的军容。

齐侯曰：“（诸侯）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楚）与不谷同好，何如？”

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

齐桓公的话都省略了主语，因为在当时语境下，不说大家也清楚是指谁。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补上意思才比较显豁。“不谷”是齐桓公的自称，这是个大公案，后面要专门分析。

齐桓公说：“诸侯们难道是为我而来吗？他们不过是继承我们先君的友好关系罢了。”这是向屈完强调，诸夏是一个齐心协力的整体，楚国侵犯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对所有诸侯的冒犯。“与不谷同好，何如”则是向楚国发出邀请，你也加入我们的同盟，我们做朋友吧。这里屈完的回答也很谦恭，把齐国的邀请称为“为楚国祈求福祉”（徼福于敝邑之社稷），把楚国加入同盟称为“您降低身份接纳我们”（辱收寡君），并说这也正是楚国的心愿。

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齐桓公的这句话不必翻译了，霸气侧漏，现在还常被引用。屈完针锋相对，先鼓吹了一番以德服人的高调，又说楚国把方城山当作城墙，把汉水当作护城河，对方军队虽然众多，也没有施展空间，这是把楚国的防御优势渲染一番。

屈完及诸侯盟。

于是屈完就和诸侯缔结了盟约。然后，齐桓公和诸侯联军就回家吃饭了。伐楚结束。

这就完了？铺垫了半天居然最后也没开打？嗯，确实没打。就算没打，盟约的内容也该透露一下，但《左传》确实没写。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只能根据后事逆推，推测盟约的内容。但后事本身也很复杂，所以对齐桓公这次南征的成果，看法分歧也很大。“齐黑”认为，齐桓公伐楚，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但没敢真的开打，口头争辩也没占着楚国人便宜。

为什么不敢打？因为“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的宣言确实吓退了齐桓公，这是要利用地理优势，坚壁清野和齐国打持久战的意思。而齐国根本拖不起，没有打，齐国撤兵时都面临“师老矣，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军队已经很疲惫，如果从东方绕路而遇到敌人，恐怕打不动了）的窘境，哪里还有打持久战的本钱？

更重要的是，楚国没有因为召陵盟约就收手。之后仍然不断北上，下一年即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就发生了两件事：第一，郑国一个亲齐的大臣被国君治罪，郑国脱离了同盟而投靠楚国；第二，楚国兴兵灭掉弦国，而弦国是齐盟国的姻亲，但本身并没有加入齐的同盟，不在安保体系内。楚灭弦，冒犯了齐但又不能算直接和齐作对，这显然是试探齐国的反应。见齐国没有动静，楚国就对齐的正式盟友下手了。之后几年，楚国又围许，灭黄，伐徐……气焰越来越嚣张。

“齐粉”则认为，没打是真的，但谈判时楚人很强硬则不然。一个最大的疑点就是，齐桓公居然自称“不谷”。中原诸夏的国君，自称都是“寡人”，不谷这个说法是楚王专用的。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左传》里这一段，是根据楚国的历史书写成的，楚国的史官在捏造齐桓公的台词时，顺手照搬了本国国君的口吻。

所以《左传》这段的立场，完全站在楚国一边。我们知道，栽了跟头而想保全面子，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拿一些风光的细节大做文章。《三国演义》里诸葛亮一出祁山败给了司马懿，可是重点渲染的是空城计；近代史清政府饱受列强欺凌，可是看晚清人的笔记里，全是李鸿章在私人谈判里占尽洋人便宜的段子。

所以，《左传》里唇枪舌剑、花团锦簇的谈判文字，都不必理会，真正重要的只有四个字，就是屈完承认“辱收寡君”，楚国也奉齐桓公为盟主了。这是历史事件的大关节，没法造假。

再看后来的历史。召陵之盟后十五年（公元前641年），《春秋》记录：

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

这时齐桓公已经去世，会盟是陈国召集的，目的是“修桓公之好”。楚国也不管“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了，大老远跑到齐国来，这是当初已经成为联盟成员的明证。一百多年后的鲁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楚灵王召集诸侯盟会，向手下大臣咨询盟会的礼法，得到的答复是：

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

这号称“六王二公之事”，按谁的规矩来，您选一个。楚灵王掂量了一下，说“吾用齐桓”。后世的楚王都想模仿齐桓公的召陵之盟，如果说当时齐桓公拿楚国毫无办法，是断不至此的。

换个角度想想，“齐黑”与“齐粉”所列举的事实，也未必是矛盾的19。楚国若用坚壁清野的战术，齐国确实没有办法。但问题是这种战术在后世固然是常规动作，但在春秋中前期的君子之战中，不敢跟来犯之敌堂堂对阵而龟缩不出，却是极其丢人的事。楚国虽然是蛮夷，但向往华夏的心理也很强烈（看楚国人也满嘴道德仁义可知），这么不要脸的事，还不大好意思真干。

所以，城下之盟大概楚国确实是签了。然而，齐桓公南征的后勤成本之高，楚也看在眼里，所以不难推断，只要这次齐国回去，大概就很难再发动第二次远征。尤其下一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王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

郑国叛齐归楚，竟然是周天子鼓动的。所以齐桓公虽然打着“尊王”的旗号，但周天子对他有时却并不配合。楚国自然更加可以认为，与齐的盟约，是不必太当回事的。

天子为什么要跟齐桓公捣蛋，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事。

我们一开始就罗列了关于“霸”的各种定义，都说“尊王”是霸政的核心价值观，齐桓公也确实一直打着尊奉周天子的旗号，并且行为上也很注重遵循周朝的礼法，最著名的如《史记》讲述的这件事：

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

齐桓公替燕国打退了山戎的进攻，燕庄公很感激，送齐桓公回国时不知不觉送过了头。于是齐桓公说：“没有天子授权，诸侯相送是不出境的，你送我回家就算我非礼你了。”于是开挖沟渠，把燕庄公送到的地方，都割让给了燕国，同时告诉燕庄公，按照你老祖宗召公的政策行事，还要像成王、康王的西周盛世那样，给周天子纳贡。尊天子都尊到这地步了，天子反而在暗地里对齐桓公捅刀子，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其实天子也不是一直这样。当时的天子是周惠王，早在鲁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7年）：“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什么是赐命？《史记》写得很清楚：“赐齐桓公为伯。”从主动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到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为了拆齐桓公的台，不惜撺掇郑国去投靠蛮夷楚国，这十来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十年前，周惠王的王位不稳，卫国拥立他的弟弟王子颓。他需要尊王的齐桓公来保护自己，这是赐命的背景。但危机过去之后，惠王却没有从自己的经历里吸取教训，他不喜欢自己的太子姬郑，而宠爱小儿子王子带。

霸主尊王，尊的是王道，而不是王的任性。所以齐桓公当然站在太子郑一边，伐楚回去，齐桓公就召集诸侯，“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所谓宁周，就是确保姬郑的太子地位。也就是在这次会盟上，周惠王指使郑文公逃盟投楚。

僖公五年，惠王的身体可能已经不大好，预感到时日无多，所以为了让心爱的小儿子即位，就什么损招都使得出来。好在两年后，惠王就驾崩了，《左传•僖公七年》说：“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齐桓公不出面，太子郑（即周襄王）甚至不敢发丧。可见在朝廷里，已经全是惠王纵容王子带培植的势力。这也导致《春秋》在僖公八年底，才记下“天王崩”，晚了整整一年。

当然，死掉一个跟自己捣蛋的天子，换了一个依靠自己才能上位的，对齐桓公是大好事。比如，大约惠王崩殂同时，“郑伯请盟于齐”。这也可见，楚国的势力加上天子的授意，郑国才敢投靠楚国，不然，齐国的震慑或吸引力，还是要大于楚的。

僖公八年给周惠王发丧，僖公九年，齐桓公就在葵丘（在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大会诸侯。自来公认，这是齐桓公霸业的顶点。《左传》详细记录了葵丘之盟的一个场景，可以看出霸主对天子的应有态度：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

周天子派周公宰孔来观礼，并说：“天子祭祀了文王和武王，派我来赐给伯舅您胙肉。”伯舅是天子对齐桓公的尊称。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管异姓的诸侯称伯舅叔舅。有的旧注说，大国称伯，小国称叔。意思是大国国君即使是小孩子，天子也叫他伯伯；小国国君七老八十了，天子也管他叫叔叔。

胙肉是祭祀用的干肉，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赐胙肉，说法有些歧异，总之是一种非常高的礼遇。齐桓公准备下拜。宰孔立刻阻止，说天子特别吩咐，因为伯舅您年纪大了，为表慰问，给您再提升一个级别，不用下拜了。

我们不知道齐桓公确切的岁数。但葵丘之盟时，齐桓公登基已经三十五年，而他显然是成年以后才当上国君的，年纪确实是很大。于是齐桓公说：

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

违是距离，颜是脸面，这是说天子虽然不在场，但天子的威严还是近在咫尺，如在面前。天威无所不在，我姜小白哪敢接受天子这个命令而不下拜呢？我的行为不合规矩，这不是也让天子蒙羞么？哪里敢不下拜呢？

下，拜；登，受。

于是齐桓公还是履行了接受天子赏赐的必要程序。这四个字包含的动作实在很复杂：从盟会的高台上下来，这叫下；行稽首礼，也就是最隆重的磕头礼节，这叫拜；重新登上高台，这叫登；再行稽首礼，然后接受胙肉，这叫受。

六七十岁的老人，做完这套规定动作，还真是挺受累的。

照例，《史记》等书都补充说，齐桓公本来想直接接受胙肉，幸亏管仲提醒，才说了这么有觉悟的话，做了这么懂规矩的事。

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秋天正式定盟，盟约最后的总结成了成语“言归于好”，这里言字并无意义，言归于好就是和好的意思。葵丘这么重要的盟约，《左传》仍然只给了一句口号，不记录具体的誓词。不过我们另有信息源，《公羊传》《谷梁传》都有引录，而《孟子•告子下》里更提供了一个颇为详细的版本：

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

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

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

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初命是国君的家事，当然，封建宗法体制下，国君的家事就是最大的政治。这里说的三点，核心就是捍卫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树子就是嫡长子，继承人一旦确定，就不能更换。小老婆一旦成了大老婆，谁是嫡出，就说不清了，所以“无以妾为妻”是对继承人之争的预防。

再命和四命是各国内政。话虽不多，但已经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亦新亦旧的时代规则，贵族政治和官僚政治混搭的产物。选拔贤能，表彰道德不必多说。士在政府中取得的职位不能世袭，政府工作也不允许兼职，这体现了官僚系统的流动性和专业性。但主语既然是士，也就是对大夫无此要求，国君对大夫不能擅杀，使君权仍然受到比较大的限制。

至于管这叫权贵势力膨胀，还是贵族民主制遗风，就看你的立场了。

三命中的“无忘宾旅”和五命，则是国际关系原则。春秋中前期，跨国经营的大商人不多，更不会有孔仲尼老师那样在国际间奔走振食的人，所以“无忘宾旅”主要指要善待各国的外交使节。

“无曲防”，指的是“曲为堤防，壅泉激水，以专小利”，简单说就是在河流上筑堤坝。枯水季节，上游筑坝下游就没水喝；秋水时至，下游筑坝上游就要发洪水。这就叫“以邻为壑”。华夏诸国都在黄河流域，彼此总有个上下游关系，修筑堤坝特别容易引发矛盾。

“无遏籴”，买进粮食叫籴，卖出粮食叫粜。“无遏籴”就是如果哪国庄稼歉收，附近的国家一定要提供救济粮，不许借机搞封锁。这条要是真能做到，能把不少战争隐患消于无形。比如后文会提及秦国和晋国之间，打过一场有名的韩原之战；起因就是秦国粮食歉收，而晋国坐视不救。

“无有封而不告”，是说大家是利益共同体，所以国内有大事，不能掖着藏着，要跟结盟国家通报。

这些规矩，当然也是以重建西周时代的旧国际关系的名义提出的。不过照情理想，西周时人口少，国与国之间往往有广虚之地隔着，各国之间不会有这么多利益牵连，其实用不到这么多规矩，所以这也是旧瓶装了新酒。无论如何，这些规则还是企图靠协商互惠来解决问题，和战国时代那种一有机会就兵戎相见、灭人社稷的套路，是截然不同的。

孟子说：“今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这五条规矩，战国时的诸侯都不讲了，所以他们在五霸面前就是罪人。孟子之时，旧制度彻底崩坏，新体制还没成型，所有人都在耍流氓，看到齐桓公这些带有温情脉脉色彩的规矩，不免觉得不须远溯三王世，回首五霸已惘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