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晋文之谪

这一章的标题来自《论语》：“晋文公谪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这个人狡猾而不正直，齐桓公则正直而不狡猾。当然，这四个字从字面上讲，也可以理解为：晋文公的一生，波谲云诡，关于他的史料虽多，却仍然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目。

读重耳流亡的故事，有时我会想到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伟大史诗《埃涅阿斯纪》。在罗马人心目中，埃涅阿斯是自己的祖先，他本是特洛伊的英雄，在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陷之后，开始了自己的流亡之旅。海上漂流七年，他来到意大利，在这里娶了会为他生下伟大后裔的妻子，战败了强大的敌人，终于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这个概括大概对重耳也合适。晋国人心目中，是他开创了本国的霸业。骊姬之乱导致他开始流亡，时间长达十九年（如果不算在夷狄那里相对安逸的十二年，则和埃涅阿斯一样也是七年），最后他回到晋国并娶了秦穆公的女儿，再和强大的楚国城濮一战，取威定霸。

当然，也有很明显的区别。最突出的是，埃涅阿斯是一个意志坚定，把对国家和历史的责任看得高于一切的英雄。为了完成使命，他割舍爱情比唐僧还要来得干脆果决。据说，正是因为他抛弃了迦太基的狄多女王，为子孙后代埋下了祸根。女王的怨恨，注定了后来罗马和迦太基之间无比惨烈的布匿战争。

重耳的流亡之路却儿女情长，有时候，不是他为建立霸业而割舍爱情，而是需要那些深明大义的女人为了他的霸业，费心费力催他上路。如果历史上的重耳真是如此，那么令人好奇的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左传》为什么要这样写他？

晋怀公的大致年纪，我们比较容易推算出来，但大名鼎鼎的晋文公，反而不能。因为存在着两种差别极大的说法。

《左传》讲述晋文公重耳的故事时，没有提到他的年纪，《国语》则说：“晋公子生十七而亡”，由于重耳流亡可以确定是在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所以若相信这个说法，重耳多大岁数干什么事，我们就都可以确定下来。他流亡十九年，即三十六岁成为晋国国君；在位不过八年即去世，终年四十四岁。

司马迁显然熟悉《国语》，但对《国语》的说法并不赞同，所以写《晋世家》时，他对重耳的年纪非常在意，写到时都很强调，仿佛老师在敲着黑板画重点：

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固已成人矣。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

献公二十二年……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重耳年四十三。

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

他爹晋献公还是太子时，重耳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开始流亡时，重耳都已经四十三岁了。他六十二岁才当上国君，四年后建立霸业，真是最美不过夕阳红。

这两个说法，互相能消解一些对方的疑点，也都会造成一些另外的疑点，但都没有大到圆不过来的地步。所以学者之间争论很多，但也没结果。这种情况下，不做最终结论，当然是比较严谨的办法。但这个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同样的事件发生在不同年纪的人身上，真是会给人完全不同的观感。

他一路上那么磨磨唧唧贪图享乐，如果还年轻，那就是人生成长途中的弯路，经过长期的流亡磨砺，培养了耐性、点燃了雄心，最后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这是很常见的励志故事，是英雄神话里最常见的套路或曰“母题”。但如果四十多岁逃到戎狄后不积极回国，六十岁了躺到齐国再也不想走，那么至少到这时，这人是真的没多少进取心。毕竟，等待是需要年轻做资本的，就像孔子说的，“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那时人的寿命在那里，哪来这么好的耐心？他最后取得的成就，本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内。

如果信从《史记》的说法，那么大概可以认为，重耳是一个很大程度上被身边人推着走的人，这其实和《左传》《国语》的叙事也并无矛盾。以这些书为基础，能归纳总结的晋文公的优点，大约一是善于用人，二是能够听取别人意见，三是风度不错，在大场面应对上颇为赏心悦目。

这些素质当然都很重要，但是，以一个成功的领导者而言，似乎还欠缺一些什么。比如在巨大困境面前的坚强意志，或者在复杂问题面前的判断力，以及力排众议的执行力……这些重耳身上都看不到，恰恰相反，《左传》等书都对重耳的种种软弱津津乐道，关键时刻的决断也总由别人（比如狐偃）做出。

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这些古籍都是尊奉儒家价值观的著作，而儒家不推崇个人才能突出的君主，只强调他要用贤纳谏、从善如流，所以晋文公个人的突出表现都被这些古书吞了；第二，重耳确实不具备多么突出的个人才能。到了集权时代，伟大领袖必须是所谓“雄猜之主”，雄才大略和猜忌手腕交互使用，才能够操控复杂的权力系统，重耳以那种标准衡量并不合格，但春秋中期还是贵族社会，君主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精神领袖而非实际统治者的角色，所以重耳拥有上面提到的几项魅力，就已经足够了。

晋国经过武公、献公时代的急剧扩张，内部矛盾也积累到一定水平，比如新得来的土地、人口、财富等资源怎么分配。惠公、怀公在这时跑回来当国君，很容易众恶归之，大家都觉得分赃过程中自己吃亏了，而归咎于国君的偏私和愚蠢，这也是自然不过的想法。

经过十四年的倾轧洗牌，贵族关系基本重新理顺，尤其是大家都意识到，以晋国如此强横的实力，这些年竟然是如此局面：向西，被国力远不如自己的秦国欺负；向东，中原诸夏如此富庶，自己却不能去争雄称霸，岂不是太对不起自己？所以这时，贵族有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需求，而此时重耳也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第一，从继承顺位来说他本有相当的合法性；第二，十九年来一直都在远方，所以和大家都没有仇怨，却留有美好想象的空间；第三，他也确实不乏个人魅力。这个人回来，作为共同尊奉的精神领袖，岂不是再合适不过？

要想成为霸主，答卷上就是两道大题：尊王与攘夷。晋国勤王和与楚国争霸两件事，晋文公做得怎么样呢？

鲁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晋国出兵勤王。周襄王和弟弟王子带之间那点破事，已经纷扰了几十年，当初齐桓公想协调兄弟关系，结果把自己搞得里外不是人。晋国的解决之道则干脆得多，杀死王子带，护送襄王回朝。接下来：

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横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

晋文公朝拜襄王，襄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仪式，“飨醴”“命之宥”解释起来很麻烦，学者意见也不统一，这里略过，反正都是很尊贵的礼节。于是晋文公“请隧”，什么叫“隧”，也有争论。“王之葬礼，开地通路曰隧”，似乎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则这句的意思是，晋文公请求周襄王同意自己死后可以按照天子的规格举行葬礼。如果相信《史记》，文公这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喜欢考虑身后事，也是很自然的心态。

周襄王拒绝了。至于理由，上引的《左传》讲得比较简单，《国语》里则有一大堆。但概括下来无非一句话：“名与器不可假人。”对襄王的这种原则性，传统评价都是盛赞的。名分上不让步，实利上就要大出血，襄王把“阳樊、温、原、欑茅之田”都赐给晋。

周天子能控制的地盘，早就非常有限了，襄王为什么还能出手这么豪阔呢？原因很简单，晋国军队出山西后，就驻扎在阳樊。温是王子带的老巢，晋国杀王子带，当然首先已经攻破了温。换句话，这些地方基本早已在晋国的控制之下，所谓襄王赐田，只是对既成事实加以认可而已。

然后，晋国对这些地方的接收手段，也很残暴。阳樊等地，在天子脚下这么些年，生活的居民不是姬家人，也和姬家人结过亲家，所谓“谁非王之姻亲”，对晋国人的到来，他们并不乐意。所以他们决定反抗，从后来他们“谓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使无有远志”（看你有什么好处可以用来安抚我们，让我们没有离叛之心）的声明看，他们的反抗也算不上意志决绝，只是闹一闹要糖吃，不给我就骂你暴政的小算计而已。但晋国人让阳樊人见识了什么才叫真的暴政。

“大泯其宗祐（宗庙的大门），而蔑杀其民人”，对你们的宗庙，我拆迁处理；对你们的人民，我挥起屠刀。

有一个叫仓葛的阳樊人，对晋文公大声疾呼，说了一番“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的道理，对蛮夷才应该使用武力，对华夏同胞，你应该善待啊，怎么能搞屠杀和拿他们当奴隶呢？这番议论，晋文公倒是听进去了，评价说“是君子之言也”。但对君子的嘉奖，也不过是“出阳民”，不杀你了，地我留下，请你走人吧。

经过这一番无礼而有效的扩张，“晋于是始启南阳”。这里在晋国之南，黄河以北（水北为阳），所以叫南阳。这几个字真是字字千钧。晋国从此跨越太行山，深度介入中原事务，这是取威定霸，常为诸夏盟主的第一步。《左传》毕竟是伟大的史书，不管它多么热爱段子、八卦和鬼故事，碰到这种大关节，记述绝不含糊。

之后晋国要做的，自然就是谋求与楚国一战。齐桓公去世后的十年里，中原失去了能和楚国争竞的力量，楚国的势力迅速扩张。地理偏南的国家如陈、蔡、郑等国早已归附于楚不必说，靠近北方的曹、卫，也已经尊楚为盟主。素来以礼仪之邦著称的鲁国，更是在被齐国威胁之后，丝毫不讲华夷之辨，竟跑去向楚国求援。于是，昔日的霸主齐国，也遭到楚国的威胁。除宋国还在执拗地和楚国对抗之外，楚国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中原。

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楚国率领诸侯联军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次年（前632年），晋国“侵曹伐卫”。攻打卫、曹的过程里发生的事，后世看没什么，但在当时都是刷了下限的。晋军本来没把卫国当作讨伐目标，只是为了伐曹，要跟卫国借路。不过有当年晋献公假途伐虢的先例，把路借给晋国，也真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卫国不借，于是晋军兵临城下。卫成公倒也善于急转弯，立刻请求跟晋国结盟。然而，晋国不同意。

照说，“君子不欲多上人”，人家都愿意签城下之盟了，还有什么不好谈的？但晋国人很理性，知道卫成公娶了楚王的女儿，骨子里还是亲楚派，盟约是靠不住的。继续打，直到卫国大夫实在受不了这种打又打不过，和谈又不许的局面，把国君放逐了，晋国才和卫国定约。

于是攻曹。曹国人坚守城池，晋军死伤不少。曹国人把晋国人的尸体放在城楼上展览（符合曹共公一贯的猥琐风格），作为回应，晋文公把军营迁到曹国的坟地里，意思是你再这么干我刨你祖坟，吓得曹国人把晋人的尸体用棺材装好送还。晋军乘机进攻，终于得手。这都是礼仪文明的画皮在战争中一层层撕下来的表现。目的是救宋，为什么却要先攻打曹、卫？联系晋文公当年流亡时在卫国、曹国的狼狈遭遇，进攻这两个国家似乎是要报复旧怨。这个因素不能说没有，但更多还是战略考量。

晋军要开到宋国，中间隔着卫国和曹国，攻打这两个国家一举三得：第一，打通到宋国的交通线；第二，给其他诸夏国家警示，投靠楚国没有好下场；第三，把楚军吸引过来，决战战场尽可能靠北，缩短自己而拉长对方的后勤补给线。

第一个目标自然是达到了。第二条也达到了。最突出的事例是，鲁僖公本来已经投靠楚国，所以派了一个大夫帮助卫国防守，这时就把这个大夫杀掉，向晋国认错，表示这事是他的个人行为，和我鲁国官方立场无关。当然，同时又派人去向楚王说，之所以杀掉该大夫，是因为他在卫国防守不力。礼仪之邦，鸡贼若此，但又何尝因此就强盛了？那些认为鲁国是因为太看重旧规矩才衰落的人，真是太天真了。

鲁国其实精明之极。春秋中期以后，鲁国国力平平，但负责外交的官员却都是一时之选，所以每逢大国争端，鲁国几乎总能早早站在胜利者一方，抱大腿神功堪称天下无双。鲁国人心里，其实也没什么夷夏之辨，楚国国势方炽时，鲁国立刻就会投靠。在同属华夏的宋国被楚国围困得“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时，鲁国使者可以施施然跑到宋城之外，和楚缔结友好盟约。但只要需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的口号，它也能喊得山响。

这样一个国家，却还能以秉持周礼自居，没事就鄙视人家缺乏贵族范儿，对外还有忠厚老实的名声，其宣传营销的功力，也真是使人叹为观止。

第三个目标是最理想的结果，但实际上晋国也没什么把握。楚成王看穿晋国的计划，他的对策，第一还是围城打援的战术，加强对宋国的进攻，逼晋军南下；第二，撤回了原来驻扎在齐鲁边境上的一支楚军。这又有两个作用：一则集中优势兵力；二则对齐国示好，希望在接下来的战局中，齐能够置身事外。

后面晋文公对是否与楚国开战犹疑不决，理由之一是“齐、秦未可”，秦国不支持开战的原因不清楚，齐国的消极态度则显然与楚成王的这着棋有关。接下来，一度看似有避免战争的可能。楚成王定了“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的基调。楚国主战最力的大将子玉虽然愤愤不平，但还是派人来与晋国谈判，你放过曹卫，我放过宋国，两下收兵。

这份和平倡议一送到晋国，主＇战派的贵族就急了。狐偃说：“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子玉太无礼了。我们领兵的是国君，他子玉只是一个臣子。和平协议一签，我们国君只保护了一个国家（宋），他倒保护了两个国家（曹、卫），这便宜占得也太大了。对这种无礼的小人，咱们必须要打！这么算小账自然不足以服人，狐偃唯恐不能开战的心理，倒是跃然纸上。

另一个大夫先轸看得明白，拒绝和谈是不行的，名声不好，咱们晋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这样：“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咱们悄悄恢复曹、卫两国的地位，同时让它们去和楚国断交。再把楚国使者宛春抓起来，激怒楚国。这样楚国一定会来进攻，破坏和平的就是他们了。这可真是我方绝不率先使用武力，但我方若想使用武力，绝对有无数办法让你率先使用武力的绝佳典范。

于是，接下来楚军的每一步行动都按照晋国的设计来。在晋国最舒服的时间和地点两军开战，胜负之数，也就不问可知了。当然，城濮之战，其实对楚国的国力没有根本伤害。楚成王本来不想开战，对子玉特地“少与之师”。开战后，楚国的陈、蔡两个仆从国组成的右军先败，申、息两地子弟兵（这两地早已属楚，但本来都是诸夏国家）组成的左军中了诱敌之计，被晋国的合上军、中军之力“横击之”，伤亡惨重。子玉见势不妙，指挥自己的中军及时撤退，“若敖六卒”得以保全。

若敖是楚武王的祖父，他的后代一直是楚国大族，子玉即这一族的成员。若敖六卒是精锐的战车部队，这才是楚军的精华。但无论如何，对于中原各国来说，这是晋国第一次精彩亮相，也是诸夏第一次在正面战场对楚国取得重要胜利，值得大书特书，并举行盛大庆典。

晋国军队在楚国抛弃的军营里驻扎了三天，吃楚军留下的粮食。然后晋文公“献楚俘于王”。天子任命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了大量天子专属的器物。击败楚国，有了霸主之实；还要天子认可，才有霸主之名。

过程就是如此。大体上，我认为不过分强调晋文公的领导才能对晋国霸业的意义，更容易解释一些问题。

第一，晋文公回国之后，追随他流亡的老班底，在晋国的实力派贵族中，并不居于突出地位。《左传》花了很大篇幅描写晋文公回国后，怎样处理和一些小人物的往日恩怨。这些富有趣味的小故事可能更吸引眼球，但实际上当时最重要的大事，无疑是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的那次军演，史称“蒐（搜）于被庐，作三军”。

为了准备对楚国的战争，晋国再次扩军。全国有中军、上军、下军三军，每军有一正一副两个统帅，担任统帅的是晋国最具实力的贵族，从此奠定了六卿分配晋国军政大权的格局。据《左传》说：晋文公早年的好友，也是追随他流亡的人中，以五人最为知名：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

而三军的六位统帅是：

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

这里面，只有狐偃一个是重耳的“从者五人”之一，担任上军的副帅。重耳最宠信的赵衰本来也有机会，但他谦让退出了，这是因为他性格文雅谦退所以不想竞争，还是他在军方本没有威望根基，事实上也不可能竞争那个位子，所以乐得高风亮节，就不好妄测了。

其余五人，不管其内心是否早已倾向重耳（狐毛、先轸可能和重耳关系较密切），事实是他们都曾经长期尊奉惠公为国君。尤其最重要的中军主力（中军高于上军，上军高于下军），两位统帅都来自郤氏家族。这个家族中的郤芮等人都是晋惠公死党，郤縠、郤溱等人当然在重耳回国时都提供了支持，但要说他们更早时就与重耳有密切关系，那也不可信。

当然，能够让这些不同派系的贵族都愿意为己所用，仍然体现了晋文公的领导艺术。但所用的主要仍是这些人，也说明晋文公并未在晋国内部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

第二，晋文公时代的对外扩张，贵族团队（不论是追随流亡者还是国内实力派）显得比文公本人更加积极。第一位霸主齐桓公提出的口号是尊王攘夷，这一点晋文公时代并没有变。要想尊王，最好当然是王遇到麻烦，然后你才好去替他解决困境。晋文公运气不错，他即位的当年，天子就被王后劈腿了。

王后与天子的弟弟王子带私通（这兄弟俩的恩怨由来已久，参看本书《始霸编》），于是天子去捉奸，竟被奸夫淫妇赶出家门。有责任为尊者讳的《春秋》，对这事自然写得很隐晦：“冬，天王出居于郑。”好像天子只是出门旅游了。

为天子捉奸，送天子回家，是绝佳的尊王机会，晋文公反应却很迟钝，倒是秦穆公得到消息，立刻把大军带到了黄河边。联系之前他送晋惠公和晋文公，对送人回家这件事，他确实有丰富的经验。但秦国实在太偏远，穆公想去勤王，还得向晋国借路。这时候，晋文公才在狐偃等人的催促下开始救援行动，他请秦穆公回去，自己兵分两路，一路去接应天子回家，一路去诛灭兴风作浪的天子之弟王子带。

晋国距离天子的洛邑比秦国近，得到消息也在秦国之前，却迟迟不行动，或许晋文公感念秦穆公的恩情，本来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但是晋国大夫认为此事关乎晋国的核心利益，宁可选择忘恩负义，中途抢断。

救援周天子，晋文公还只是反应慢，与楚国开战的问题上，晋文公的表现则只能用软弱来形容。中原国家要想称霸，楚国就是试金石。齐桓公有召陵之盟，让楚国屈服，那就是当之无愧的霸主；宋襄公小国图霸，被楚国揍了，就沦为笑柄。所以晋国要大国崛起，和楚国之间这一仗，那是非打不可的。晋国的大夫们对此也都很积极，但直到城濮决战之前：

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

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楚军抢占了险要地形扎营，晋文公开始陷入忧虑。人民群众又开始传谣：“休耕田啊草青青，旧的去啊新的来。”民谣被认为是预言，但这话预言的啥，却很难猜，于是晋文公更加疑虑，他可能认为这句话是指责他对楚国忘恩负义。于是狐偃（子犯）给他打气：“打吧，打赢了，成为诸侯霸主；打输了，咱们晋国东边太行西边黄河，回家把门一关就没事了。”

晋文公又念叨往事，当初楚国送我回国，我得报恩啊。还是不想打。栾枝（栾贞子）一听就急了：“汉水北岸咱们的同姓国，给楚国都吞并干净了。恩才多小，仇有多大，开战才是正义！”晋文公还是害怕，晚上又做噩梦，梦到自己和楚成王单挑，自己被楚成王压在身子下面，楚王吸食自己的脑浆。狐偃说：“这梦是吉兆啊。您躺着可以仰望星空，这是晋国得到上天的支持；他趴着，这是认罪的造型。脑浆是人体里的阴柔之物，您这是以柔克刚啊。”

这个解释实在牵强得可以，但可见狐偃为给晋文公鼓劲，真是操碎了心。终于还是开战，策划、主持整个战局的，是大夫先轸。当然，晋文公始终没有远离战场，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也算功不可没。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晋文公在位的时间实在太短了。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晋文公登基；次年，晋文公即帮助天子平王子带之乱，并开始外出征伐；到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夏四月，城濮之战，晋国打败了强大的楚国，一战定霸。积蓄国力，那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事。晋文公有什么魔法，可以在短短四年多的时间里，就把晋国变得如此之强？还是晋国本就积累了强大的实力，到文公时代终于释放了出来？

再到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28年），“晋侯重耳卒”，晋文公只当了八年国君，作为比较，他那个被视为过渡人物的弟弟晋惠公夷吾，倒是在位十四年之久。这么快就失去了这位伟大领袖，晋国又再度衰弱了吗？秦穆公似乎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在晋国忙着给重耳办丧事时，发动了一次惊人的远征：秦军出靖函谷道，千里袭远，要攻取郑国。晋国当即给秦国人上了一课，在秦国人返程时设伏（仍是以先轸为代表的贵族策划布置的），一场歼灭战杀得秦军“匹马只轮无反者”，这就是著名的崎之战。

这一战也是向世人昭示，晋国的霸业仍在。之后，晋国的国力由于各种因素当然时有起伏，但始终都是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左传》里好多人提到重耳，都说他是“天之所启”“天之所置”之类的话。郑国大夫劝国君对他好一点时这么说，楚成王拒绝手下人杀掉重耳的建议时也这么说，介子推鄙视那些因追随重耳多年而居功自傲的人时这么说，城濮之战前楚成王不想打还这么说……说是“天意”，也许并不错，不过没什么神秘，就是时机实在太好而已。

拿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霸业比大小，是很多人爱做的事。但也许更关键的区别还不在规模大小，而是作风不同。齐桓公的霸业，情怀经常比较浩荡，技术性地看，成本收益不成比例的事情干得也比较多。孟子说五霸是“以力假仁”，即打着仁义的旗号使用暴力。这么评齐桓公，有证据，但也有冤枉在里头。

晋国就不同了。如前所述，霸建立的重要步骤，每一步利益诉求都很清晰。尊王，就是要把天子当作自己召集诸侯的工具。城濮之战这一年的年底，晋文公在温地主持会盟，目的是要惩罚那些不服从晋国的国家，怕自己的权威还不够，所以特地要求天子也来参加盟会。

据说，后来孔子读史至此，觉得这是“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把这里写作“天王狩于河阳”，不提盟会的事实。这种笔法，和前面天子被劈腿的王后赶出家门，却写作“天王出居于郑”是一样的。

晋国要诸侯会盟，很大程度上也不再是你遇到了威胁我来给你提供保护，而是你不接受我的保护我就威胁你，就是要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附庸。晋国干涉许多国家国君的废立，理由当然可以扯到晋文公当年流亡时所受的委屈，但主要原因还是晋国需要这些国君是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当时就有人对晋文公说：“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齐桓晋文霸业的区别，有两个人个性区别的原因，也可以用齐国、晋国文化传统不同来解释，但归根结底，这恐怕是个人无法改变的一个历史大趋势。

“三王之道衰，五霸存其政”，理论上，霸主政治是一种大国主导下的重建旧体制的努力。然而，大国主导和重建旧体制这两个要素，却是根本上矛盾的。

第一，因为地缘形势的改变，春秋时代有条件成为大国的，多半不是旧体制里的大国。晋国“僻处山戎，不与诸姬等齿”，秦国戎狄之风更盛，楚国被当作蛮夷，经常也自视为蛮夷，齐国好一些，但也被讥讽为“区区之齐在海滨”。

第二，旧的封建宗法体制，各国国内权力高度分散，国君很难充分调动国内的各种资源，即使社会财富可观，呈现出来的国力也有限。真的热爱旧社会的国家，很难承担霸主的重任。

第三，旧体制下，大国当然不能随便干预别国的政策，当时诸侯虽然没有现在的主权观念，但国内的事自己说了算的观点，也是有的。但霸主为了保证联盟的有效运转，却必须要消除各种不确定性，各国集体行动时，你突然来个我的国家我做主，那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干涉内政、扶植代理人之类的手段，也就应运而生。

第四，当然不能忽视大国的自利倾向。

简单概括就是，为应对当时的一系列危机，齐桓公设计了一个重建旧体制的方案：霸政。到宋襄公这里，证明了想通过这个方案回到旧体制完全行不通。而到晋文公时代，霸政体系对大国非常有利，则体现得非常明显。后来，晋国对盟友的政策是：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类似的话，《左传》里还可以抄出不少。虽然都是较晚的材料，但可以肯定很早以来就是如此，这样做的也不是个别而是几乎所有中小国家。所以，霸政虽然和原来的目标背道而驰，但绝对应该继续下去。

齐桓晋文之后，究竟还有多少霸主，哪些人才可以算作霸主，这类问题也许没那么重要。毕竟，直到战国时代，即商鞅变法之类更彻底的社会变革之前，霸主政治一直是彰显大国地位、保证大国利益最行之有效的手段。这个大趋势，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它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