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霸业初起

传统文献尤其是秦汉以后的文献里，讲到古代的大人物，非常注重一种排列组合上的美感。历史从三皇五帝讲起，接下来是三王五霸。这些固定的说法，一般是不动的，但够格的人选或多或少，那倒不妨迁就。

所谓三皇，其实只确定了两个人，即伏羲和神农，至于第三位是燧人、女蜗、祝融、共工还是黄帝，那就众说纷纭了。所谓五帝，据司马迁说是黄帝、颛顼、帝誉、唐尧、虞舜。颛顼是黄帝的孙子（一说重孙），帝誉是颛顼的侄子，尧是帝誉的儿子，舜是尧的女婿。但后面都是上一辈给下一辈交班，唯独黄帝到颛顼跳过了一代。于是总有人觉得不合适，要在黄帝和颛顼之间，补个少昊进来。这样五帝就成了六个人，便有人说，黄帝挪去三皇，那边正好缺一个；也有人说，黄帝名字里带着帝，不能走，《尚书》里虞夏并称，虞舜应该去和夏禹待着：还有人说，六个人怎么了，五帝为什么就不能是六个人呢？

三王最明确，这是结合夏商周三代讲的。夏朝的禹，商朝的汤，周朝的文王和武王一三王确实是四个人。五霸最麻烦。实际上只有齐桓公和晋文公这二位没有争议，其余三位，不同的书基本各说各的，但可以分为两大系统。

一种是三代共计五霸：夏朝的昆吾，商朝的大彭、豕韦，周朝的齐桓公、晋文公。这种说法有个好处，就是夏商的那三位事迹不清，既然和齐桓晋文并列，就假定他们也是齐桓晋文一类。一种是春秋五霸，候选人就多了：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晋悼公、吴王阖闾、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可以数出一大堆。其实，与其忙着争论谁才够格算五霸之一，不如先梳理一下“霸”的意思。

《说文解字》上说：“月始生，霸然也。”所谓“霸”，本指一种月相，被借来用作霸王的霸，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字形上来推论霸字的内涵。

几十年前，说到“地主恶霸”之类，那是严厉批判的对象。这几年，“霸气侧漏”之类的词流行，则有了揄扬的意味，但这种褒义主要是一种力量崇拜，和道德的关系仍然不太大。

然而所谓“霸”，本指一种月相，后假借为伯，指古代诸侯联盟的盟主。在先秦两汉，“霸”字不但是褒义词，而且明显是道德上的肯定。《左传》里提到五霸（伯）：

四王13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成公二年》）

成公二年即公元前589年，这里所说的五伯，绝不可能包含吴王阖闾（？〜前496年）、吴王夫差（约前528年〜前473年）、越王勾践（约前520年〜前465年）这些人。

这句话的意思是：四王称王，因为他们树立了德行，满足天下诸侯的共同愿望。五霸称霸，因为他们辛苦自己，安抚诸侯，带领大家按照天子的命令去服役。就是说霸主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有牺牲精神；第二，他能为诸侯解决困难；第三，他是天子意志的执行者。

从春秋到战国几百年间，何谓“霸主”，含义发生过不少微妙的变化。但有一个大判断并没有变：“霸”和“王”并不是对立的，都是同一方向，只是“霸”的境界要低一些。如《孟子》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告子下》）不少学者单注意第一句，认为孟子是贬低五霸的，其实，孟老师的风格是喜欢发表极端言论再往回找补。看下文，他欣赏自己描述的霸主政策，他们至少比“今之诸侯”“今之大夫”，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又如，《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见秦孝公，第一次讲帝道，秦孝公没兴趣，第二次讲王道，秦孝公凑合着听，第三次讲霸道，秦孝公来了兴致；第四次讲“强国之术”，听得秦孝公不住往前靠，觉得自己的人生有着落了。这是说霸道虽然在实用性上很可观，但比之强国之术还是有差距。反过来，霸道在道德上不很高端，但比强国之术还是更有底线。

班固在《白虎通德论•号篇》里罗列了五霸的多种说法，并解释说：

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会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义，故圣人与之，非明王之法张。

称誉的规格相当高，尤其是提到宋襄公为什么也算五霸之一时，他还特别解释：

宋襄伐齐，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传》曰：“虽文王之战不是过。”知其霸也。

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后，伐齐平定了齐国的内乱，在战场上尊敬老人，遵守规则。根据《春秋公羊传》的评价，即使周文王打仗也不过如此，所以五霸里有他的座次。言下之意是，讨论谁是霸主时，如果道德分足够，武功差一点，也是不妨宽容的。

某种意义上，春秋中期的霸主政治是怀旧的产物。东周以来，各诸侯国内篡弑频繁，国际纷争不断，加之戎狄交侵的压力，华夏各国越来越难以忍受。众所周知，人在对现状不满时，就要为过去上色，追忆美好而伟大的传统了。

想当年，周天子具有巨大权威的时代，何至于搞到现在这个局面呢？“列国之中干戈构”，当年可不必为这点小事打仗，有矛盾可以找天子主持公道；“弑君不如宰鸡牛”，当年是断断不敢的，不怕受到天子的惩罚吗？现在戎狄都来打我们，想当年都是天子带着我们去讨伐他们的……过去是不是真的美好并不重要，关键是描绘美好的过去，树立奋斗目标。

大家都希望重建周天子的权威，但现在的天子又实在有点烂泥糊不上墙，只好指望一个能够以天子的名义为大家做事的人。这样的人也就是霸主，所谓“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霸主推行的其实还是三王的政策，所以“尊王”是霸道的核心价值观。换言之，天下是天子的，但是现在天子不管事，事情归霸主管。

那么，当时有哪个国家的国君有可能成为霸主呢？《史记》写得很清楚：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

当时，天下最强的国家是四个：齐、楚、秦、晋。晋国当时的问题是发生了内乱。晋献公年纪大了，宠爱年轻的老婆骊姬，把太子逼死，另外两个大儿子不得不流亡，献公临终前立了骊姬生的小儿子，结果晋国的大夫们不服，于是晋国就乱了，这是当时非常典型的动乱模式。

这时秦国的麻烦则是地理位置太偏远，不怎么跟山东河南的诸侯国打交道，而楚国对自己的定位就是野蛮人，大家结盟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就是为了打它。它要当霸主，这是一种非常欠扁的行为。于是霸主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了齐国的肩上。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而他之所以能成就霸业，据说最核心的因素是任用管仲。《史记》七十篇列传，管仲的传记是第二篇。由于第一篇《伯夷列传》没什么事实可讲，太史公只是借机抒发了一通人生感慨。所以，管仲称得上王侯以外，有事迹值得专门称述的第一人。

司马迁介绍管仲，只提到了籍贯，而没有说家世。另外，有不少书都讲过管仲青少年时代如何贫贱的小故事，则他出身不大高贵，应该是事实。但要说多寒微，大约也不至于，因为贵族社会里，要打破阶级门第的观念，不可能一下子走得太极端。他至少也应该具有士的身份，在一般平民眼里，仍可算含着金钥匙出生。

无论如何，并非大贵族子弟，而能成就这么大事业，这在之前的西周时代完全不可想象。但管仲之后，有无数这样的故事。至于战国，逆袭的人生更是构成了时代最显著的景观。从这个角度说，管仲的命运预示着今后历史发展的方向，他确实是开先河领风骚的人物，管仲之名在他身后也广为传播。

《论语》讲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讨论管仲的为人，师生之间甚至针锋相对。孔子鄙视管仲器量小，不知礼，但却认为他是华夏文明的捍卫者，认为管仲可以称为“仁”。我们知道，“仁”这个字孔夫子爱念叨，却绝对不轻许人。这评价就衬得前面的批评都是小节了。

孟子好像很鄙视管仲，然而画风是这样的：

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这一大堆话，概括大意就是：你看管仲好厉害，但我比管仲更厉害，想要有所成就的君王，还是赶紧来请教我吧。

荀子则说，看个人品德，齐桓公杀兄弟，睡姐妹，骄奢淫逸，背信弃义，就是个人渣，但他为什么能不亡国，反而成霸主呢？因为他有“天下之大节”，而所谓“天下之大节”无他，就是完全信任管仲。

管仲被视为改革者，法家自然推崇他。韩非讲了管仲推行改革尤其是玩弄权术的各种段子，《韩非子》里还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如今是一个全民谈政治的时代，商鞅、管仲的著作家家户户都有。这是把管仲和商鞅并称，也是第一次有人提到了署名管仲的著作。

经过西汉末学者的整理，大概是产生两种《管子》。一种《管子》十八篇，就属于法家类。唐代学者还提到这部书，但今天已经见不到了。另一种《管子》有八十六篇之多，《汉书•艺文志》归之为道家。今天的学者往往认为这部《管子》是个大杂烩，各家各派的思想都有，后来的齐国学者把自己的著作都挂在管仲名下。但总的说来，确实是以道家思想为主。也就是说，儒家、法家、道家这影响最大的三大学术流派，尽管彼此对立，却都把管仲当作正面人物。关注度这么高，以管仲为主人公的故事，也就顺理成章地多姿多彩了。

最早的文字材料和管仲活动的年代之间，至少相隔两百年。除掉《论语》里的几条零碎材料，《左传》最早，并且，其中引录了许多更早的史料，可信度相对较高。

管仲怎么会去辅佐齐桓公？《左传》里面相关文字并不多，不妨都抄在下面：

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

当初，齐襄公刚即位就表现出不靠谱的本质。鲍叔牙指出：“国君使用民力过于任性，祸乱很快就会爆发。”于是保着齐襄公的弟弟公子小白跑到莒国。动乱很快真的爆发了，齐襄公被公孙无知等人谋杀。于是，管夷吾、召忽保着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跑到了鲁国。

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九年春，雍廪杀无知。

作为一个缺乏合法性的君主，公孙无知很快也被谋杀了。

公及齐大夫盟于蔇，齐无君也。

于是，鲁庄公在蔇和齐国的大夫结盟，因为这时齐国没有君主。可以推断，鲁庄公和齐国大夫们谈的，就是让公子纠回国即位的事。

夏，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

这年夏天，鲁庄公讨伐齐国，实际是武装护送公子纠回国。然而，公子小白抢先从莒国赶回齐国即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齐桓公。

公子小白能够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原因也不难推断：一是莒国距离齐国确实比鲁国近一些。齐国首都临淄到莒国，今天的车程是一百七十公里左右，到鲁国的都城曲阜，则要二百五十多公里。并且，齐、鲁之间隔着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今天有公路可能感受不明显，当时要难走得多。

二是齐国大夫们很可能不大希望公子纠即位。因为公子纠的母亲来自鲁国，他和鲁国的关系太密切。齐鲁是邻居，当时齐鲁两国的国力也不是很悬殊（春秋初齐鲁之间的战争，大体说是互有胜负）。让这位公子当上国君，鲁国很可能要企图干涉齐国内政。鲁庄公对公子纠即位的事越热心，齐国大夫对此就会越有顾虑。

公子小白就不一样。他是卫国之女所生。卫国在齐国西边，距离比鲁国远，实力比鲁国弱。小白的母亲在娘家大概也并不怎么受待见，所以当初小白离开齐国，虽然开始可能确实是计划到卫国去的，但西行途中，在谭国（山东省章丘市）遇到一点挫折，他立刻倒折向南，到了莒国。所以，让小白即位，就没有别国干涉的麻烦。

秋，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

鲁国真的跑来干涉，和齐军在乾时大战，被打得大败。于是鲍叔牙兵临城下。公子纠是我的亲人，我不忍心下手，你替我解决了；管仲、召忽，是我的仇人，请把他们交给我，我才解恨。鲁国于是在生窦杀死了公子纠。生窦是地名，大约在今山东荷泽附近。

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乃堂阜而税之。

召忽追随主人而死，管仲被带回齐国，但一到齐国境内就释放了。堂阜也是地名，在齐鲁边界而属于齐国，旧注说是在今临沂市蒙阴县，当地一直有个景点叫夷吾亭，据说就是管仲解缚的地方。

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从之。

这里提到一个人物叫高傒。齐国有两大家族，高氏和国氏，世世代代做齐国的上卿，高傒就是当时齐国的上卿。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说，管仲治国的才能比高傒都强，可以担当相国大任。齐桓公同意了。《左传》里，管仲辅佐齐桓公之前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和现在流行的故事比，好像少了很多东西。

说好的管鲍之交呢？怎么两个人少年时的交往一点都没有啊？管仲中途截杀公子小白，箭射衣带钩的桥段呢？没有这一段，就显不出后来齐桓公既往不咎的霸主胸怀了啊！齐桓公向鲁国要管仲，鲁国怎么这么爽快地答应？不应该有高明的人士看出齐桓公的用心，企图阻止管仲回国，甚至想置他于死地吗？然后鲍叔牙才好在最后一秒出手营救啊！

齐桓公把相国之位交给管仲，管仲也没说点什么？他不应该先不接受，反而先向齐桓公开出条件，等齐桓公树立要当霸主的雄心才答应出面主持改革吗？这才能体现管仲的宏图远猷、高风亮节啊！然而事实就是，《左传》在这里就是这么简单。上面这些故事，它一个没讲。

当然，《左传》里没有，也不见得就是胡编的。比如管仲和鲍叔牙的交情应该素来不错，上述引文虽然没有直接描写，但也可以感受到。但管仲和鲍叔牙具体怎么交往，不同的书说法大不相同，其中以《史记》的影响最大：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说，当年我和鲍叔牙做生意喜欢多拿多占，他不认为我贪心，因为知道我穷。当年我替鲍叔牙谋划，结果更加失败，他不认为我是笨蛋，因为碰到倒霉催的，谁也没辙。我多次求职，又总被开除，鲍叔牙不认为我人品有问题，因为知道我机会未到。我打仗多次当逃兵，他不认为我是胆小鬼，因为知道我家有老母需要奉养。公子纠失败了，我不能像召忽那样跟着死，反而宁可被囚禁受辱，鲍叔牙也不认为我无耻，因为他知道我心目中，不但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蓝蓝的一片天。所以，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却是鲍叔牙啊。

总结一下就是，青年管仲的人生态度是我弱我有理，而鲍叔牙是圣母白莲花，所以他们不能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不过这番话里说的几件事是否可靠，历来有很多人怀疑。比如，春秋时代商业不算发达，商人更被鄙视，鲍叔牙和管仲大小也是贵族，居然会去合伙做生意，这很难想象。相反如果放到经济高速发展、商人大有作为的战国时代里，倒是合乎情理。所以很自然的推测是：战国时代的人创作了这个故事，尤其他最早是出现在《吕氏春秋》里，联系到吕不韦的商人身份，真是很难使人不“呵呵”的。

其实，写了这么一堆段子，司马迁也有点不好意思。所以他在《管晏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里解释说，反正管仲的著作很容易读到，他的政治思想我就不谈了，我这里主要“论其轶事”，“论”是编纂的意思（如“论语”），其实就是八卦串烧。

司马迁实际上更推崇鲍叔牙，所谓“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显然不是天下人真这么看，而是他自己的判断。司马迁作为太史令，待在汉武帝身边的人，在别人看来有举荐人才的责任，而偏偏司马迁受了宫刑之后，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14。所以鲍叔牙身上，有司马迁不能实现的理想的投射。但其他作者，对鲍叔牙就未必有这么高的兴趣，毕竟，还是能够建功立业的管仲的粉丝多。

《管子•大匡》是另一篇重要的管仲传记。这篇文章情节复杂，细节丰富，文字通俗，描写时往往不惜笔墨，显然是书写材料廉价易得之后才会有的作品。这么铺张的写法，不但春秋时不会有，整个先秦都很少见。有学者认为它是春秋时的早期文献，恐怕不是，倒极有可能比《史记》更晚。

《大匡》是把管仲当极品男神塑造的。一开始就说，鲍叔牙被国君任命为公子小白的“傅”，很郁闷，于是在家装病，理由是小白很没出息，国君派我去辅佐最没出息的公子，那是瞧我不上，抛弃我了。于是管仲先激励鲍叔牙说：

“不可。持社稷宗庙者，不让事，不广（通旷）闲。将有国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你不能这样。为国家效力的人，不应该推辞工作，不应该贪图空闲。再说，将来继承君位的，还不知道是谁。该工作还是好好工作。

这可真是积极健康的价值观，放进《齐国日报》的社论里也没有问题。管仲又分析说：

小白之为人无小智，惕，而有大虑，非夷吾莫容（通庸，用）小白。天下不幸降祸加殃于齐，纠虽得立，事将不济，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

小白这个人，不耍小聪明，性子急，但大原则上有判断力。除了我管夷吾，无人理解小白。如果齐国不幸发生了动乱，我辅佐的那位公子纠即使能够即位，也不能成就事业。到时候安定国家的不是你鲍叔牙，还能是谁呢？

照这段描写：第一，管仲不但是鲍叔牙的朋友，而且是鲍叔牙的人生导师；第二，管仲在无人看好公子小白时，就发现了他闪亮的人格魅力，于是，后面管仲抛弃公子纠而辅佐小白，背叛的色彩就淡化了，倒更像是历尽千辛万苦后终于得偿所愿。

《韩非子》里也有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作为看任何事都喜欢阴谋论的人，韩非是这么讲的：

管仲、鲍叔相谓曰：“君乱甚矣，必失国。齐国之诸公子其可辅者，非公子纠则小白也。与子人事一人焉，先达者相收。”管仲乃从公子纠，鲍叔从小白。国人果弑君。小白先入为君，鲁人拘管仲而效之，鲍叔言而相之。

管仲和鲍叔牙在一起分析齐国的形势：如果发生动乱，能即位的，要么是公子纠，要么是公子小白。咱们分头行事，各辅佐一个。将来不管谁成功了，就推荐对方，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你看看，正是两边押宝的策略，让管仲和鲍叔牙后来都成了人生赢家。显然，我们今天没法弄清这些彼此矛盾的故事，到底哪个版本才是事实。可以肯定的只是，每一个叙述者都讲述了最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故事。

管仲在公子纠手下时，曾一箭射中齐桓公，幸亏刚好射在衣带钩上，齐桓公才大难不死。这故事太像小说，过于巧合，但确实很早就很流行。《左传》里讲述管仲和齐桓公事迹时，没提这事，但一些回顾性的文字里，却也有“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云云。但这一箭是什么情况下射的，不同的书说法却很不一致。

《管子•大匡》里说，齐鲁乾时大战中，鲁国虽然失败，但管仲却立功了，射了这一箭。这是在确实发生的历史事件里添加小细节，属于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比较严谨的历史小说创作法。

《吕氏春秋•贵卒》《史记•齐世家》则都说，公子纠和公子小白赛跑回国的途中，管仲被派去中途截杀公子小白，小白中箭后咬破舌尖，吐血装死骗过管仲，从而麻痹了公子纠，最终赢得了赛跑胜利。这就增加了细节和事件，使剧情一波三折，并且在冲突中很好地展现了每个人物的性格，堪称制造戏剧冲突的典范，所以这个版本也最流行。

《大匡》还介绍了一种说法。公子纠已经当上了齐国国君，但不得人心，于是鲍叔牙保着小白，从莒国发兵进攻齐国，打跑了公子纠，这个过程里管仲射了那一箭。这段剧情和《左传》的记录有根本冲突，而且也不合情理，莒国弱小，能打败齐国的可能性很小。总之，射钩还是当故事看看好了。

《大匡》另外还有一段比较特别的剧情，就是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的过程：

公问曰：“社稷可定乎？”

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

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

管仲又请，君曰：“不能。”

管仲辞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

至门，公召管仲。

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新乎。”

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

齐桓公的追求，大约不过是当个安乐君主，所以管仲说要他当霸主，他各种推托、嫌累。但管仲的意思很明确，你不当霸主，我就转身立刻走人。逼得齐桓公汗都出来了，答应朝霸主的方向努力，管仲才行了稽首大礼，小步快走到相位上。

这一段，《左传》《国语》《史记》里都没有。就是说，直到司马迁，之前的史家大概都没听说过这个故事，因为太史公喜欢慷慨奇崛的作风是出了名的，对这样的事迹，作为史家的司马迁固然可能会怀疑其真实性，作为文学家的司马迁，却怕是很难忍心割舍不用。

这段里有管仲的自辩。无论如何，按照那时的一般道德观，管仲没有追随公子纠而死，是很大一个污点。所以需要孔子出来为管仲辩护：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信用）也，自经（勒死）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于诸侯，一举匡正了天下，老百姓至今还受着他的恩惠。假如没有管仲的话，我们都要披头散发，穿野蛮人的服装。如果他也像平庸之辈一样，拘泥于一些小的忠信，找根绳把自己勒死，然后尸体丢小水沟里，谁还知道他啊？

这是从结果上讲，管仲不死是对的，但好的结果也可能出自坏的动机，《大匡》这段话则强调了管仲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齐国的霸业才决定不死的。所以如果齐国不称霸，管仲不死也要归隐，“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这样的台词真是掷地有声、大义凛然。

这段对话，还真真灌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两千年来的一个梦。古代读书人想当官吗？想，太想了。当官是为了功名利禄吗？至少他会告诉自己，并不是，是有伟大的理想需要靠我从政来实现。更重要的是这段文字里所体现的君臣关系。和那些草莽英雄相比，知识分子的野心比较有限，不指望自己成为领导人，只是渴望作为最重要的辅佐，得到领导人充分的信任和尊重。

读书人喜欢把自己比作女人，比如屈原以“香草美人”自喻，又比如“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名言。按照传统的女性心理，哪怕面对自己的男神，心里千情万愿，最好也要等人家来追，然后才从的。《左传》《史记》都说是管仲直接接受了齐桓公的任命，显得太随便太不体面。这里管仲先跑到门边，齐桓公流着汗把他追回去，面子（或曰尊严）就有了。孟子说，管仲是“不召之臣”，所谓“不召”，就是图个被追的快乐。

后世管仲的粉丝极多，往往都有类似的矜持。比如喜欢自比管仲的诸葛亮身上，就挂着被三顾茅庐的故事。事实上，除了腹黑的韩非子，多数古书都把齐桓公和管仲的关系，当作君臣相得、鱼水和谐的典型。所谓：

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荀子•仲尼》）

因为害怕宗室贵族嫉妒管仲，齐桓公就尊管仲为“仲父”，这样便可堵住贵族的嘴。担忧朝廷上的大臣厌恶、攻击管仲，就给了管仲像高氏、国氏一样世卿的地位，让其他人都服帖。担忧有钱人看不上管仲的穷出身，就给了管仲三百社的土地，让其他土豪都自惭形秽。至于管仲究竟怎么治理国家，齐桓公并不过问，因为他坚定相信“管仲之能足以托国”。

这也是女人／文人的理想境界：你既然追到了我，就要全心全意对我好，而且绝对绝对不可以怀疑我。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津津乐道反而有点遮蔽了一个更实在的问题：齐桓公的霸业，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鲁庄公九年（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管仲拜相。下面把之后几年《春秋》和《左传》里和齐国有关的内容都抄出来。

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

《春秋》：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乘丘。……冬十月，齐师灭谭，谭子奔莒。

《左传》：春，齐师伐我……战于长勺……齐师败绩。……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

这一年，齐桓公伐鲁，打了著名的长勺之战，被揍回家了。同年，又联合宋国再次伐鲁，鲁军突击宋国，大胜。齐军看势头不好，也灰溜溜回去了。总之，鲁军在齐国面前如此威猛，未之有也。作为小小的补偿，则是齐桓公灭了弱小的谭国（《史记》作郯国，是同一国名的不同写法，在今济南市东）。

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

《春秋》：冬，王姬归于齐。

《左传》：冬，齐侯来逆共姬。

王姬和共姬，是指同一个人。姓姬，是周王的女儿，所以叫王姬；共是她的谥号，所以也叫共姬。天子嫁女儿，自己不出面，找一位同姓的国君（尊称为公）来主婚。据说，这就是天子之女叫“公主”的来历。鲁国是周公之后，在同姓国中地位特殊，替天子主婚是常有的事。齐鲁两国这时已无外交关系，齐桓公在这时迎娶共姬，固然是为尊奉周天子做准备，恐怕也有争取和鲁国缓和复合的用意。

鲁庄公十三年（公元前681年）：

《春秋》：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夏六月，齐人灭遂。冬，公会齐侯盟于柯。

《左传》：春，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而成之。冬，盟于柯，始及齐平也。宋人背北杏之会。

结合经传，可以发现这一年春天，齐国号召一帮国家在北杏（今山东东阿）会盟。但遂国没去，鲁国也没去。然后齐国就把遂国给灭了，于是鲁国结束了多年来不搭理齐国的局面，和齐国在柯地结盟。

据《史记》和其他一些古书，齐鲁的这次破冰之旅很惊险。司马迁声称，遂并非一个国家，而是鲁国的一个邑。齐国先进攻鲁国，打败了鲁军，逼鲁庄公献出了遂邑，然后才有了柯地结盟。

鲁国的勇士曹沫（有的书说是鲁庄公本人），暗藏利器，在盟会的高台上劫持了齐桓公，逼他归还了掠夺鲁国的土地。齐桓公从高台上下来，想反悔，但管仲说：“夫劫许之而倍（通背）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被劫持就答应，安全了就反悔，还要杀劫持者，出一口气而已，却失信于诸侯，从此失去了天下人的支持，这是不行的。

于是齐桓公还是按照劫持下的盟约履行义务。这件事反而大大提升了齐国的声望。这段情节有很多学者反对，尤其曹刿的粉丝。先秦文字里，刿与沫可通，所以《史记》里的曹沫就是《左传》里的曹刿。他们觉得会讲大道理的曹刿是高贵的，而动武行刺这种恐怖主义行为很下作，所以高贵的曹刿一定不会出此下策。

曹沫劫持这件事真不真，不好说，但这个反驳不算很有力，是按照后世文弱的儒家观点，来衡量慷慨尚武的春秋人物。《左传》关于柯之盟的记录太简单，按照非礼不书的原则，认为鲁国干了点不太体面的事也说得通。和鲁国结盟也有个副作用。当时宋鲁两国是对头，鲁国一加入，宋国就退盟了。

鲁庄公十四年（公元前680年）：

《春秋》：春，齐人、陈人、曹人伐宋。夏，单伯会伐宋。……冬，单伯会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

《左传》：春，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夏，单伯会之，取成于宋而还。……冬，会于鄄，宋服故也。

通过一系列军事和外交动作，齐国把宋国拉回了同盟。

鲁庄公十五年（公元前679年）：

《春秋》：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齐。秋？宋人、齐人、邾人伐郳。郑人侵宋。

《左传》：春；复会焉，齐始霸也。

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齐国开始称霸了。连续多年干巴巴的记录后面，《左传》突然写了这么一句，让人十分意外。前面这几年也就是齐国带着一帮国家结盟，《左传》也没说盟约具体内容，看起来和更早之前的盟会也没有什么区别。这时一下子搞出这么大新闻，凭什么？

从情理上讲，齐国要成为霸主，应先增强国力，推行一系列政策措施，然而《左传》对此确实只字未提。也好理解，它是站在鲁国的立场上叙事的，本来就看齐国很不爽，齐桓公上位，这事又完全违背鲁国的意愿——我拿你没辙，我不提你还不行吗？

《左传》之外，关于管仲辅佐齐桓公变法的记录，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史记》中的《齐世家》和《管晏列传》都有概括性介绍；《国语•齐语》对齐国的其他历史全部省略，焦点全在齐桓公和管仲身上；另外当然还有八十六篇《管子》，这还是西汉末学者删汰的结果，原来据说有五百多篇。

材料很多，但可靠性存疑，而且很多记述明显彼此矛盾，有可能同假，不可能同真。张荫麟先生概括说：“管仲竟成了政治改革的传说的箭垛，许多政治的理论，和一切富国强兵的善策、奇策、谬策，都堆在他名下。”大体说，齐桓公时代的政策，两个似乎相反的倾向同时存在，可能也同等重要。

一方面，齐桓公非常注重处理好与传统贵族的关系。我们知道，推测史料真伪时，有一个“相异性”原则，就是一段材料所包含的信息，如果与材料提供者的立场或利益不符，那么这段材料属实的可能性反而比较大。

比如，“国军抗日腐败无能”这个判断出自蒋公日记，说服力就比其他某些材料要强很多。

由于战国以后的观念越来越强调君权至上，以及士人好厉害，所以说卿大夫阶级好话的材料许多可能比较早。齐国有贵族高氏和国氏，这两大家族都在春秋后期的权力斗争中一败涂地，所以如果是战国才出现的说法，完全犯不着拍他们的马屁。因此强调高、国重要性的文字，更有可能来自早期记录。

《史记》说，齐桓公自小就和大夫高傒很好，能够抢先回国，也是因为“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齐桓公即位后，鲍叔牙对他是这么说的：“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国君您要是就想治理好齐国，靠高傒和我鲍叔牙就够了，要想成为诸侯的霸主，则没有管仲办不到。这条也可以和《左传》里的“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相印证。

这些记录都指向这么一个结论：齐桓公在高傒等世卿的支持下即位，即位后似乎原计划任用高傒为相。所以鲍叔牙的建议，就不仅是让管仲取代自己的问题，也是要高傒不能上位。众所周知，君主和拥立自己的贵族或权臣如何相处，是超级敏感的问题。君主弱势，则大权旁落成为傀儡；君主强势，则这位大臣动辄得咎，恐怕很难自全。这一点，我们参照汉文帝和周勃等人、汉宣帝与霍光的关系，自可明白。

阴谋论地说，齐桓公排挤了高傒，然后作为对贵族势力的补偿，牺牲了自己的老班底鲍叔牙，大家一起靠边。任用来自敌对阵营的管仲为相，别人无法作任人唯亲之类的指责，是很高明的一招棋。而鲍叔牙甘愿承受，甚至主动提出这种牺牲，论政治智慧和操守，确实是了不起的人物。但齐桓公虽然避免让高傒居于行政中枢的地位，却始终给予充分尊重和巨大实权。

《左传》写道，鲁僖公十二年（公元前648年），也就是管仲拜相三十多年之后，管仲去朝见天子，周天子待以上卿之礼。管仲推辞说：

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臣子的臣子）敢辞。

西周制度，齐国这样的侯国，有三位上卿，国君自己任命一位，天子任命另外两位，即所谓“天子之二守”。我只是一个卑贱的职能部门的官员。齐国还有天子任命的高、国两位上卿，按照制度，他们会在春秋两季来朝觐天子。我如果受了上卿之礼，天子将来该怎么对待他们呢？管仲一再推辞，天子一再坚持，最后管仲受了下卿之礼。换言之，直到这时，在公开场合尤其是重要典礼上，管仲的地位仍然低于高、国。而且高、国的待遇，绝不仅是场面上的虚荣。《国语•齐语》又说：

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

管仲把齐国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除了“工商之乡六”似乎为天子所专属外，十五个“士乡”是国君和国氏、高氏均分的。国家的其余各部门和疆域，也都是分为三部分，似乎也是由国君和高、国均分的。值得注意的是，“士乡”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为国家提供兵源：

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

齐国全国军队三万人，国子和高子各掌控一万军队，两家都与国君势均力敌。这与《公羊传》中的“高子将南阳之甲”也可印证。以后世的标准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导致动乱的权力布局。然而终齐桓公之世，没有任何史料提及其间齐国内部有什么重大冲突。这大概足以说明，当时的齐国君臣都称得上眼界高远、胸襟开阔。这是春秋贵族政治最辉煌的篇章。

不过后来历史的话语权，落在了逆袭和渴望逆袭的士人手上。他们的偶像，自然只是管仲。所以越到后来，高、国的作用就越被淡化（如韩非甩开早期材料，直接宣称管仲“立高、国之上”），甚至齐桓公本人的作用也仅限于能听管仲的话。

拿《左传》和《史记》比较，可以发现有趣的现象：很多事，《左传》写齐桓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而《史记》则写齐桓公即将做一个错误的选择，这时管仲出来议论一番，然后齐桓公才做出正确决定。于是齐桓霸业，竟像是管仲的独角戏了。

另一方面，齐桓公也开始了国家集权化的努力。充分发挥高氏、国氏这样的老牌贵族的作用，重新激发旧体制的活力，这是管仲和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之类有本质不同的地方。齐桓公要的是团结贵族一致对外，而秦孝公却是打击贵族唯我独尊。但齐国强大起来当然不可能只靠贵族，可以推断，许多后世成为政治主流的制度和策略，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有了萌芽和发展。

最突出的如齐桓公和管仲制定了许多政策，加强国君对人口的直接控制。换句话说，许多那时帮助齐国取得成功的策略，今天听起来恐怕并不舒服。《国语•齐语》说，人民分为士、工、商、农，这四种职业一定要分开居住互不交流，这样，士人的孩子永远都是士人，工匠的孩子永远都是工匠，商人的孩子永远都是商人，农民的孩子永远都是农民，于是各行各业就都能健康发展了，这就叫“成民之事”。

为达到这个目的，则要让民众有固定的居所。据说，在都邑（国）之中，是：

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

即：轨（五家）、里（五十家）、连（两百家）、乡（两千家）。五乡之上，便是国君和高氏、国氏了。

在郊野（鄙）则是：

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立五正，各使听一属焉。

邑（三十家）、卒（三百家）、乡（三千家）、县（九千家）、属（九万家）。这是所谓“定民之居”。所有被纳入该系统的人口，都要按照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和规则行事，不然，男人将被孤立，女人将为剩女（“罢士无伍，罢女无家”）。

《齐语》借管仲之口分析说：直接大规模扩军，别的国家就会警惕，然后引发军备竞赛。而成民之事、定民之居的好处，则是可以寓兵于民，“作内政而寄军令焉”，不声不响就把军事力量发展起来。

这张蓝图很美，但如此整齐划一的户口编制如空中楼阁，想在实际运作中落地，基本上不可能。而且《管子》的《立政》《乘马》（乘是计算，马通码，乘马即运筹规划）《度地》《小匡》等篇也都谈到了齐国的行政规划，说法却各不相同15。所以，不管哪种说法，大概都只是纸面功夫罢了，但这也反映出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社会走向编户齐民的趋势，而源头基本可以追溯到齐桓公、管仲。

和人口控制相对应的制度建设，是官僚系统的发育成长，因为贵族会天然抵制国君直接控制人口，故没有官僚则不能实现这个目的。上面提到的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或者司、卒帅、乡帅、县帅、大夫，都可说是相当完备的科层系统。此外，《国语》和《管子》里也还都谈到应该怎样选拔官员，安排工作，以及怎样考核。当然，这些也都是理想化的图景，齐桓公的时代，官僚制度究竟发展到哪一步，仍然难以断定。

《史记》对管仲的政治思路，有一段综论：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这里面最有趣的，是“论卑而易行”五个字。也就是不做高远的政治规划，根据具体形势，摸着石头过河。齐桓公和管仲可能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自己颁行的政策与法令，是来自古老传统还是改革创新，不过“与俗同好恶”，以求最大化地激发齐国社会的活力罢了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