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内外乱战

京剧《刺王僚》里，吴王僚有这么几句唱：“列国之中干戈构，弑君不如宰鸡牛，虽然是弟兄们情义有，各人的心机各自谋。”粗朴质直的唱词，经铜锤花脸高亢悲凉地唱出来，真使人感受到诸侯国君八面威风后的无限恐惧。春秋时代，国君确实不断遭遇反叛和谋杀，而很大部分阴谋，就来自自己的亲生兄弟。篇幅关系，我们仅讨论《左传》中春秋初期兄弟争位的三个故事。

首先要说明的是，《左传》里肯定有不少虚构的成分，比如有些对话过于私密，外人所不能知，你若要求作者像现在的新闻记者一样交代清楚所有的信息来源，他肯定大为窘迫。又有些情节过于神奇，让人难以相信是事实；不消说，它还确实讲了各式各样的鬼神和命运故事。但是，史吏同源，史官更常担任国事顾问的角色，所以他们并非像有人想象的那样，是书斋里的老儒，相反，他们多半富于行政经验，熟悉政治内情。《左传》的作者（或者是作者群）又意在总结历史规律，所以他虚构的地方常常不同于一般胡编滥造，固然并非都是“真实的历史”，却常能更突出更集中地反映某种“历史的真实”。下面几个故事我们不做史料考辨，主要关注这些事件透露出哪些当时的困境。

“郑伯克段于鄢”是《左传》开篇第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是各种古文选的必选篇目，而且往往是第一篇。郑武公娶妻姜氏，所生的长子名叫寤生，之后他们又生了共叔段。姜氏喜欢共叔段，多次要求武公改立共叔段做继承人，武公没有同意，到底还是传位给了寤生，也就是后来的郑庄公。

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庄公即位之后，姜氏为段请求一块封地，点名要一个叫“制”的地方。跟前面要求武公废长立幼不同，姜氏为段讨要封地，这个行为完全合乎礼法，因为作为国君的同母弟，段理应获得一块封地。敏感之处在于制地，这里位于今天的河南荥阳西北，传闻当年周穆王曾经在此圈养猛虎，因此也叫虎牢关。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三国演义》里三英战吕布的故事，但真要细数历史上发生在这里的大战，东汉末的这一仗恐怕还排不上号。更影响天下大势的有：汉高祖刘邦据守于此，强大的项羽再也不能向西推进一步；唐太宗李世民抢占此地，窦建德、王世充终于都束手就擒。虎牢关号称“锁天中枢，控地四鄙”，这么说或许夸张，但郑国的土地大抵是一马平川，以制为根据地，控扼整个郑国，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另有一层令郑庄公不得不防的是，制地是从郑国通往洛阳的唯一咽喉要道。郑国国君担任着周王室的卿士，频繁往来于洛邑和郑城之间，制地的拥有者可以随时隔断这条路线，也可能在国君经过于此时突然设伏下手。更有甚者，郑国国君和天子的关系颇为敏感。天子对郑庄公不满，但是没有实力，所以很难摆脱庄公的辖制；叔段觊觎国君之位，但是没有名分，动手颇多顾忌。但是，制地和天子如此接近，如果叔段和天子结为同盟，那就既有实力，又有名分了。所以，庄公当然不能接受姜氏的要求，但是他也不好直接回绝母亲，所以用关爱弟弟口吻说：“制地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当年虢叔就死在那里，只怕对段颇不吉利，您还是要一个其他地方吧，我一定答应。”

实际上，姜氏很可能一开始没真指望得到制地，就是要开个高价逼出庄公的这句话，于是她又要一个叫“京”的地方。京是一个巨大的城市（京本来就有大的意思），而且周边土地肥沃。庄公答应了。庄公守住自己的底线，军事要地要控制在自己手里；姜氏也达到了目的，为段赢得了一块富足的封地。当然，整个谈判过程都是在亲切和谐的气氛里完成的，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虽然段没有出场，但没有自己出来要封地，正是恭的表现）。

获得京城之后，段开始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于是有一位大夫站出来，向庄公表示了不满：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今京不度”的度是长度，前面祭仲说京的城墙太长，于是得出这个结论。这么理解，比解释为“京的规模不合制度，不是先王的制度”似乎要顺畅一些。祭仲指出，作为一块封地，京实在太大了，它的城墙远远超出了应有的规模，将导致国君无法承受的局面。郑庄公回答，这是母亲要求的，即使有害，也不能回绝。祭仲非常尖锐地指出，姜氏不会有满足的那一天。他还把叔段的势力比作滋蔓的野草，认为应该尽早除掉。于是庄公回应“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成语，并说了意味深长的四个字：“子姑待之。”

这段对话当然也不知道被多少人分析过。传统的解释多倾向贬低祭仲的智商，庄公早就想好怎么对付弟弟了，只是时机尚不成熟，不便挑明而已。你这是傻乎乎看不出国君的用心啊。比如《古文观止》在祭仲的发言后就批点说：“梦中。”其实，真在梦中的，怕是吴楚材、吴调侯这些村学究。按照政治斗争的一般规律来说，以下三点恐怕都没什么疑问：第一，祭仲早就知道庄公要对付叔段了；第二，祭仲知道如果建议庄公现在就对叔段动手，庄公是不会同意的；第三，明知庄公不会同意，祭仲还是要说，这是跟庄公表态：“国君，我是您的人！”

段的势力扩张势头那么明显，兄弟俩早晚要翻脸，祭仲作为郑国的中坚实力派贵族，怎么会看不出来？最高层斗得那么激烈，他们这个位面的人物，躲闪观望是不行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必须要明确站队。尤其是祭仲的封地，位置很关健：庄公坐镇郑城，又有制地对京居高临下，若再加上祭地的力量，对段就是三面包夹之势，把弟弟吃得死死的；但若是祭仲倒向叔段，郑城的北面就受到了威胁。

接下来，另一位实力派贵族公子吕也对庄公发表了类似的见解——同样是表态站队。重要人物站队完毕，庄公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静观其变，等待段向自己发起攻击。无论如何，作为君主和兄长，主动攻击自己的弟弟是非常不名誉的事情。庄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共叔段准备袭击郑城，姜氏要为之内应。于是庄公的军队全面出动。战争的过程《左传》轻描淡写，但从最终定性看，庄公胜得也不是那么轻松。“如二君，故曰克。”这哪里还像是哥哥教育弟弟，国君收拾大夫，已经是一次国际战争的规模了。

段也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一个叫共的地方住下来。共叔段的共字，就由此得来。这之后庄公忍不住要发泄一下对母亲多年来偏袒弟弟的怨气，他放逐了母亲，并声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件事显然对他的国内外形象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一国之君不能身负不孝之名。最后有人为他想了一个取巧的办法：挖一条隧道，涌出地下水，就算及了黄泉，也就可以和母亲相会了。

对这次母子重逢，《左传》写了非常刻薄的六个字：“遂为母子如初。”两人感情本来就不好，现在还是不好，不过一个想挽回名声，一个不想再被流放，所以互相给个面子而已。但庄公想必不会介意这种讽刺，有个光鲜的面子，足够了。很多年以后，庄公参与处理了一起外国的兄弟阅墙事件，触景生情说了一句：“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是真的尚有愧疚，还是在其他国君面前解嘲，就不好说了。

历来评价郑庄公，有人鄙视他的虚伪，有人佩服他的权谋，都很对。我更想强调的是，《左传》提供给我们的郑庄公，是一个处于极其复杂且自相矛盾的规则制约之下的国君。《左传》说，姜氏讨厌郑庄公是因为庄公出生时把她给吓着了。其实，就算没这个极端原因，老太太也一般喜欢小儿子胜过大儿子。根据宗法制，庄公应该即位，同时应该孝敬母亲，让其开怀，可是只要庄公即位，姜氏就会不开心，那怎么办？身为国君，庄公有责任把郑国治理得稳定有序，而姜氏显然成了郑国的动乱之源。可是庄公如果直接对抗这个动乱之源，就会有不孝之名。不孝的君主，臣子当然不必再效忠，他国君主也可以讨伐制裁，这就成了另一个动乱之源。

即使没有姜氏主张，庄公恐怕也不能不给段封地。因为国君之弟理应获得封地，乃是周朝天下的普世价值。如此绝情不惠，恐怕会让所有的郑国贵族寒心，也会遭到其他国君的鄙视——又是一个动乱之源。即使共叔段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可是庄公仍不能防患于未然先下手为强。因为身为兄长，他应该关爱、教育弟弟改正错误——说得好像真的只有不会教导的哥哥，没有教育不好的弟弟一样。所以庄公只能拖，等待问题严重到“如两国”之后再以一场战争来解决7。我们知道，秦汉以后的君主，就绝无如此多的顾忌，所以他们碰到同类问题，就通常不需要战争，派一个狱吏足矣。

在这样的重重约束下，只有像郑庄公这样极具权谋的君主，才能既不公开违背礼法，又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所谓虚伪）。显然，大多数生于宫闱之内、长于妇人之手的君主，不可能具备这样的素质。礼法是一条悬索，下面就是政治危机的万丈深渊，他们只能摔得粉身碎骨。没有走钢丝的本事，又不甘心摔得粉碎的君主，就只有拒绝走上悬索。他们不再虚伪，也就是这个时代注定的“礼崩乐坏”。

鲁惠公娶妻孟子，她当然和战国时的亚圣孟轲没有关系。正如孟姜是姜家大姑娘的意思，孟子就是子家大姑娘。宋国国君姓子，宋鲁两国又有通婚的传统，所以一般注家都认为这位孟子来自宋国。她没有生儿子。鲁惠公有一个“贱妾”（可能是孟子的媵），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鲁隐公。后来鲁惠公又从宋国娶了一位正妻仲子，这不符合《公羊传》中诸侯不再娶的原则。是惠公违背礼制，还是《公羊传》说的原则本来就不存在，经学家撕得花团锦簇，这里就不参与了。

仲子也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鲁桓公。桓公出生后不久，惠公就去世了。不论是按照有嫡立嫡的原则，还是按照惠公的遗愿，都应该是桓公即位。但是当时桓公实在太小了，根本无法主持国政，于是由隐公暂时摄政。就这样，鲁隐公当了十一年代理国君，眼看着桓公已经长大成人，于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左传》）

公子翚谄乎隐公，谓隐公曰：“百姓安子，诸侯说子，盍终为君矣。”隐曰：“吾否，吾使修涂裘，吾将老焉。”（《公羊传》）

一个叫羽父（即公子翚）的大夫对隐公提出，自己可以杀死桓公，让隐公正式即位。作为回报，他希望隐公任命自己做鲁国的“太宰”。一般认为，诸侯国的太宰是执政之卿，相当于后世的国家总理。隐公的回复是：“当初我之所以摄政，就是因为弟弟年少，现在他既然已经成人，我自然将把国君之位归还给他。我最近正在菟裘那个地方营建别墅，就是准备退休养老。”爱看电影的都知道，一个人说自己干完某件事就退休时，往往他很快就要死了。

羽父惧，反谐公于桓公而请弑之。（《左传》）

公子翚恐若其言闻乎桓，于是谓桓曰：“吾为子口（通叩，探口风）隐矣。隐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则奈何？”曰：“请作难，弑隐公。”（《公羊传》）

可以想象，这之后羽父非常恐惧，因为一旦桓公即位，而知道自己曾跟隐公说过什么，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立刻又去找鲁桓公，诬陷隐公有野心不想归还君位，同时提出替桓公除掉隐公。把《左传》和《公羊传》对同一事件的记录放在一起很容易发现，虽然一般说《左传》长于叙事，《公羊》关注微言大义，但碰到这种私密事情，可能还是《左传》的记述比较克制，《公羊》则喜欢写下很多当事人的对话。总之，不久之后，鲁隐公被人刺死。

这个故事很容易唤起读者对鲁隐公的同情。经学家则从礼法的角度，对隐公到底是否应该让位争论不休，但我们也可以关心一些另外的问题。《左传》记录：“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隐公元年夏天四月，一个叫费伯的大夫兴师动众在郎地筑城，《春秋》里没有提这件事，因为这没有得到隐公的批准。

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

同年，郑国的共叔段之乱，段的儿子公孙滑逃到了卫国，卫国以此为借口伐郑，夺取了廪延。郑国反击，到处请人助拳，找到了鲁国的一位大夫公子豫，公子豫请求鲁隐公出兵，隐公不想蹬这趟浑水，公子豫就自己去了。

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肇帅师”，疾之也。

隐公四年，诸侯伐郑，宋国国君邀请鲁国出兵，鲁隐公仍不想蹬浑水。大夫公子翚，也就是最终杀死隐公的凶手羽父坚决要求鲁国出兵，并且最终参与了对郑国的讨伐。《春秋》之所以写“翚帅师”，就是表示这根本不是国君的意思，意在批判羽父。

夏五月羽父先会齐侯、郑伯伐宋。

隐公十年夏五月，羽父（又是他）在隐公之前，与齐侯、郑伯会面，讨论伐宋事宜。

在《左传》显然并不完备的记录中，我们已经频频看到鲁国的大夫不断违背隐公的意志为所欲为。尤其是公子豫和羽父的这两次出兵，史料语焉不详，无法确定他们出动的是自己的家兵还是鲁国的军队，但无论如何都很恐怖：如果是家兵，说明大夫的家兵已经强大到可以参与一次国际会战；如果是鲁国的军队，那就是大夫们竟可以不经国君同意而随意调动政府军征讨外国。所以，鲁隐公到底应不应该让位，让位之前的做法，是不是有瓜田李下的不当之处，也许都只是小节。最重要的事实是，大夫们手中权力如此之大，谁做国君位置都不安稳。

州吁是卫庄公的“嬖人之子”，地位卑贱却得宠。叫嬖，也就是说州吁出身很低，即位是没指望的。但是卫庄公很喜欢州吁，对他很纵容。大臣石暗对卫庄公进行劝谏，讲了很多教育下一代的原则，并说：“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如果准备立州吁为太子，那就定下来；如果并没这个打算，越是提升他的地位，就越会酿成祸乱。这句话很有意思，看来石碏也并非站在嫡长子继承制度的立场发言，贵贱并非不可颠倒，只不过贵贱之分必须保持。国家需要一个绝对权威，为将来考虑，一个国君就不应该对儿子们平均施予父爱。

庄公没有接受石借的意见，事实上庄公的做法更符合一般的人性：他没有勇气挑战传统，还是传位给了合法的继承人桓公；但也真心喜欢州吁，当州吁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庄公也不加禁止。但是政治这种事，顺着人性办事往往就是灾难。庄公去世，桓公即位，不旋踵州吁杀了桓公，自立为国君。但是，篡弑而来的君位得不到贵族和民众的认可，州吁试图发动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也没有效果，他很快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

州吁有一个重要的党羽，就是石碏的儿子石厚。这时，石厚想起了自己早已退休在家的父亲。他知道父亲足智多谋，可能也听说过老爷子曾建议庄公不妨立州吁为嗣，所以他希望老爷子能拿个主意。石碏说：“去朝觐天子，就可以得到合法的地位。”石厚问：“怎么能让天子接受我们的朝觐呢？”石碏说：“陈国国君正受到天子的宠信。现在陈、卫两国互相和睦，如果能得到陈国国君的引见，就可以朝觐天子。”

听了父亲的话，石厚就跟随州吁到了陈国。与此同时，石碏的信使也到了陈国。信上说：“卫是个小国，老夫又已经年迈，不能做什么了，但这两个人确实杀死了我的国君，请您借此机会图谋他们。”陈国人就抓住了州吁和石厚，又由卫国派人来将他们处死。石暗特地让自己的家臣孺羊肩，去陈国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左传》盛赞石碏是一位“纯臣”，具有大义灭亲的崇高品质。同时，从这个事件也可以看出，尽管传统体制危机重重，仍然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也还不是全无应变的活力。所以州吁暴力弑君之后，面对的不会是“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他很快就感受到合法性的危机。而石硝提出的靠天子的承认来赢得合法性这个方案，那么容易取信于他，又说明这个思路完全合情合理。可见天子尽管已种种窘迫，但权威尚存。后来齐桓晋文的尊王口号，何以能一呼百诺，原因于此已隐约可见。

上述三个故事有明显的共性，就是君位的争夺，都发生在同父兄弟之间。异姓大臣觊觎国君之位的事件，当时还闻所未闻（有的国家可能根本就没有异姓大臣）。虽为同姓但已经别为小宗的，即使谋杀了国君，往往也不敢自己登基，这种情况大概可以称为“有弑无篡”。（但晋国是例外，后文详述。）但是对各国君主而言，这并不构成安慰，因为君位的血统神圣性虽然被看重，君主的人身安全却并不因此被特别关照。事实上，很多君主并不是死于无法抑制的野心和精心策划的阴谋，有一些杀害更像是偶然事件。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荡公。

宋国有一位大夫华父督，华父是他的字，督是他的名，按照当时习惯，称呼时先字后名。他是宋戴公之后，所以也是子姓，不过姓通常省略不说。宋国还有一位大夫叫孔父嘉，同理，他字孔父，名嘉，也是子姓。华父督在路上看见孔父嘉的妻子，立刻被迷住了，“目逆而送之”，逆就是迎，眼光迎着人慢慢接近，又目送背影慢慢消失。华父督赞叹：“美而艳。”真漂亮，身材也好，艳是“好而长也”，和现在的含义微有不同。

华父督这次被惊艳到，是在鲁桓公元年的冬天。第二年春，他带着军队进攻孔氏——孔父嘉的后人为纪念这位先祖，就以孔为氏，这是追述之辞，当时其实没有这个说法。总之，华父督杀了孔父嘉，抢走了他的妻子。国君对此很愤怒，华父督面临无法交代的难题，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连国君一块儿杀了。但是，尽管华父督权势喧天，却不敢自封国君，因为他这一支的血统离现在的君主已经很远了，所以华父督迎回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他是荡公的前任宋穆公的儿子。公子冯做国君，从宗法原则上讲，可能比宋荡公还要过硬一些。因为宋宣公临终前，传位给弟弟宋穆公。宋穆公临终前，又舍弃自己的儿子冯，传位给宣公之子，也就是宋荡公。

公子冯，也就是宋庄公的身份如此有说服力，弑君者才有可能平息国际社会的愤怒。华父督向各国赠送了许多礼物。其中，送给鲁国的是一只大鼎，鲁桓公收到之后，不顾大臣的阻拦，当即就摆到太庙里，可见礼物分量之重。当然，这还不是宋国送给鲁国最重要的礼物。孔父嘉的家人并没死绝，这事之后，其中一支逃难到鲁国，若干代以后，一个婴儿在尼山出生，他就是孔子。

当然，很多人不相信宋荡公之死仅仅是因为某位臣下的妻子太美丽，所以被殃及。毕竟，《左传》也提到当时宋国十年内打了十一次战争，人民对国君很不满。《公羊传》则根本没提孔父嘉这位美丽的妻子，只说华父督要杀国君，而孔父嘉是忠臣，所以要先杀。但差不多三十年后，公子冯的儿子宋闵公之死，可确确实实和政治阴谋没半点关系。《左传》写道：

乘丘之役，公之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歌孙生搏之。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万弑闵公于蒙泽。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遇大宰督于东官之西，又杀之。

宋国贵族有一位大力士南宫长万，他力气之大，《左传》写了两个细节：一是他母亲坐在车上，他拉车一天跑了二百六十里；二是人家把他灌醉包进犀牛皮里，他硬是穿破犀牛皮，手脚都伸了出来。可就是这位大力士，一次宋鲁交兵，被鲁庄公用一种叫“金仆姑”的箭射了一箭，然后庄公的车右将他生擒活捉。这金仆姑到底是什么箭？注释家一直没掰扯明白，但也不影响诗人在作品中引用，如辛弃疾的《鹧鸪天》（壮岁旌旗）云：“燕兵夜妮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

过了一段时间，宋鲁和好，南宫长万被放回宋国。宋闵公拿南宫长万开玩笑：“当初我敬你是高手，现在你不过是鲁国的俘虏而已，我不尊敬你了。”南宫长万怀恨在心，后来就在蒙泽杀了闵公，行凶后遇到了大夫仇牧，南宫长万又“批而杀之”，批是反手一击，这是形容杀得轻易，然后又遇到了上一个故事里的凶手华父督（这时已经高升太宰了，所以叫太宰督），又杀掉了。

前面说过，《公羊传》很有段子狗气质，所以在这种地方《公羊传》远比《左传》生动。公羊高这么描述南宫长万在蒙泽大开杀戒：

万尝与庄公战，获乎庄公。庄公归，散舍诸宫中，数月然后归之。归反为大夫于宋。与闵公博，妇人皆在侧。万曰：“甚矣，鲁侯之淑，鲁侯之美也！天下诸侯宜为君者，唯鲁侯尔！”闵公矜此妇人，妒其言，顾曰：“此虏也！尔虏焉故，鲁侯之美恶乎至？”万怒搏闵公，绝其脰。仇牧闻君弑，趋而至，遇之于门，手剑而叱之。万臂摋仇牧，碎其首，齿著乎门阖。

南宫长万曾经当过鲁庄公的俘虏，鲁庄公让他随便住在宫里，几个月之后放了回去。

这短短几个月里，南宫长万肯定是被鲁庄公迷住了。南宫长万和宋闵公博戏，玩着玩着南宫长万就开始歌颂鲁庄公：“太夸张了，鲁侯的美德，鲁侯的英俊！天下诸侯里能算合格国君的，也就只有鲁侯了！”这话宋闵公听了当然很受伤，何况当时还有他宠爱的女人在场，面子上更下不来，他先对女人说：“这是个囚徒！”意思是你别听他的，又转向南宫长万：“你不就是被他活捉过吗？他哪里就帅到这个地步了？”宋闵公胆敢批评鲁庄公，南宫长万立刻愤怒得抓起宋闵公，“绝其脰”，一下子把对方脖子拧断了。

这时忠臣仇牧赶到，手持利剑，大声呵斥。于是南宫长万反手杀仇牧，把他的脑袋拍得粉碎，“齿著乎门阖”，一颗牙激射出去，竟然嵌进了门框里——这五个字一加，真仿佛可以看到公羊高老师就在现场，手指着门框嚷嚷：“看！看！门上还有牙呢！”

凶案现场是否这么刺目不敢定论，但南宫长万弑君事先并无计划，成功后也没有谁是获益者，定性为“激情杀人”则没有问题。看来，虽然都说中国政治早熟，但春秋时代也没后世那么复杂，很多政治事件还真是一时兴起而不是老谋深算。看老祖宗的故事，也不一定老用敬畏的眼光，其实以看小孩的角度，有时更合适。有小孩子的可爱，也有小孩子特有的无目的的残忍。和弑君有时候毫无道理可言一样，战争爆发的原因，往往也如同儿戏。

春秋初期，战争很频繁。后来孟子的评价，叫“春秋无义战”，但当事人大概不会承认这个说法，他们很可能会声辩说，自己之所以发动战争，是反强扶弱，帮助落难公子，主持公道，再“义战”不过了。

许多兄弟争位的事件很少会是单纯的内政问题，往往都会闹成国际冲突。那时诸夏间的战争，郑国是焦点。它在四战之地，又是新兴国家，讨嫌。郑伯克段于鄢，共叔段的儿子公孙滑逃到了卫国，然后卫国就以帮助公孙滑的名义伐郑。这次卫国打输了，以后再打郑国就都有正当理由了，叫“修先君之怨”，为老祖宗复仇，再正义也没有的。

精明的郑庄公当然也会积极使用这种手段对付别人。宋穆公感念兄长当年传位给自己的情谊，没有传位给儿子公子冯，而是传位给兄长之子，郑庄公立刻收留公子冯，从此这就成了宋国的一块心病。之后宋国的十年十一战，和此事有莫大关联。尝够苦头的宋国很快也学会了这一手。郑庄公好女色，儿子很多，其中能力最突出的两位，一个叫忽，一个叫突，突是宋国贵族之女所生。

庄公去世，忽继位，宋国便支持突夺取国君之位，此役成功。忽逃到卫国，为帮助忽夺回君位，卫国出兵郑国，再遭失败。但后来突还是斗不过国内的权臣而被赶走，忽复位成功。这下各国又忙着帮突夺君位了。最有意思的是，这次卫国又赫然在列。估计当时郑、卫两个姬姓国家间得有这样的对话

郑国：“兄弟，你到底是帮忽还是帮突？”

卫国：“帮……谁输了我就帮谁！”

简单概括就是，国内政治斗争当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很自然都要去勾结境外势力，而利用别国政治斗争中弱势的一方，去干涉别国内政，也是普世价值。所以当时各国都有收留外国流亡公子的爱好。

以上尚属较为理性的战争起因，但另外还有一些仗，则似乎就为争一口闲气。鲁隐公二年，莒国攻打向国，原因是向姜嫁到莒国，在婆家住不惯又回去了，莒国国君就发兵想抢回老婆。莒国与向国都是小国，但大国间的战争也未必需要更严肃的理由。《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录：

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吴楚两国边境上，两个姑娘采桑叶，大约是看中了同一棵桑树，便斗气厮打起来。回家后各自哭诉，于是两家男人开打。吴楚两国的边境城市的长官关注到这件事，大概都觉得起因虽小，却关涉国家体面，不能示弱，于是打了一仗。战况跟国君一汇报，两大国间的战争就爆发了。

这事《楚世家》也写到了：

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锤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锤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锤离、居巢。

司马迁写不同的世家，是有不同的史料来源的，所以经常彼此矛盾。但战争的起因是“争桑”，两篇《世家》说法却是一致的，说明可信度相当高。这已经是春秋末的事，各国发动战争其实已经谨慎得多。吴楚又都是这个阶段的超级大国，还会这么打起仗来，而类似的战争由头，春秋初只会更多。

鲁隐公五年，郑国攻打宋国，“入其郛”，也就是攻破了外郭城。宋国来向鲁国求救。鲁隐公询问战况，宋国使者要面子，说“未及国”，就是还没有打到内城。鲁隐公鄙视这种死要面子的行为，决定让宋国活受罪，回复使者说，贵国国君邀请寡人“同恤社稷之难”，既然郑国人连内城都没有打到，那寡人就不敢多事了。

鲁隐公九年，郑国再次攻打宋国。“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宋国人因为上次鲁隐公没有出手，所以这次没有再找鲁国求援。但这下鲁隐公更火了，别人来打你，你居然不找我，眼里还有没有我啊？下一年，“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鲁隐公约齐国、郑国国君会面，商讨事宜很明确：“为师期。”今年是不是又要打宋国了？约个时间一起去啊！

当然，某一次具体战争的理由，可能今天看来颇为搞笑。但当时爆发连续不断的战争，则应该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从情理上推想，如此高密度的战争，应该和当时的人口尤其是精英阶层的人口增长有很大的关系。

大夫的嫡长子要继承大夫之位，而国君的嫡长子以外的儿子都要做大夫，一代一代往下传，大夫越来越多，而大夫也都应该有封地，可是国家提供不了那么多封地。士的嫡长子要继承士之位，而大夫的嫡长子以外的儿子都要做士，一代一代往下传，士也会越来越多，士要去政府里任职以换取一份俸禄，可当时国家职能有限，政府机构简单，不需要这么多公务人员，所以这些士就要失业。

虽然，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地比例折算，华北地区还没有到土地瓶颈，但是这些大夫和士大小都是贵族，对慢慢开发荒地又显然没什么兴趣。国家囤积着这么多欲求不满的贵族，当然就要对外扩张，抢夺别国已经开发好的领±，解决大夫的封地和士的食田问题。但这种卑污的理由，自然是“非礼”的。《春秋》之义，是非礼的就尽量不写•（上面那些今人看来搞笑的理由，很多却是合乎礼的），所以这一层原因，就很少被谈及了。

当时最主要的战争方式是车战。拉车用四匹马，每辆车上有三名甲士。古书上往往会提到，车步混编、彼此协同是常用的作战方式，但一辆战车配多少名步兵，则众说纷纭。很可能也确实因时因地而异，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稳定比例。无论如何，战车与驷马都是昂贵之物，所以战车上的甲±，也非乡下脑壳儿所能充任。通常，至少也有士的身份。大夫和士构成了当时军队的主体。他们是骄傲的“公侯干城”“公侯腹心”，地位卑贱的庶人则只能充当步兵，或只是承担辅助性的工作。

宋代以后，中国军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乃至产生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类的俗谚，所以回头看这种贵族担纲军队主力的现象，会觉得颇为新鲜。但实际上把社会的中坚阶级作为主要兵源，倒是世界范围内的常见现象。

做个简单化的划分，军人分强拉的壮丁、雇佣兵和良家子弟义务兵三种。壮丁不知道战争为什么会打起来，只觉得自己是被强行卷入的受害者，会怯战畏战；雇佣兵的利益正在于社会不能安宁，往往倾向于惹是生非，生死战时又经常靠不住。而中坚阶级的子弟兵，多少也算是现有社会体系的得益者，所以保家卫国时不至于畏战；他们本有正当职业，后方或许还有妻子守在婴儿的摇篮边，所以渴望化干戈为玉帛，铸剑为犁，也就不会好战。作为战士，这种心态本是最理想的。

春秋初期的战争，大致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军队规模不大；第二，持续时间不长；第三，不防守战略要地；第四，不以摧毁敌军有生力量为目标。

首先看军队的规模。齐桓公称霸时，一般认为他的军队规模是兵车八百乘，军队三万人。到了春秋末，鲁国这样的二等国家也有千乘的兵力，而最强大的晋国，军队达到了四千乘的规模，战国时代的大战更是动辄出动数十万军队。但齐桓公既然是他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霸主，也就是桓公之前春秋初期各国的军事规模，必然远不到八百乘。郑庄公与共叔段之战，号称“如两国”，庄公也不过出动了兵车二百乘，当时较强大的诸侯国的兵力，大概也就是三四百乘。

其次，战争持续的时间也不长。战车冲锋，几个回合也就分出胜负了，所以一般打仗很少超过一天的。鲁隐公四年，宋、陈、蔡、卫四国联军伐郑，包围了郑国的东门，《左传》上写，“五日而还”。特别标出是五天，就是因为当时打仗很少会持续这么长时间，而被别人堵在城里五天之久，显然也让郑国人视为奇耻大辱，之后郑国的几次出击，《左传》都特别注明，“以报东门之役”。

其实，直到春秋中期，像鄢陵之战那样最大规模的会战，也不过是“旦而战，见星未已”而已。毫无疑问，像战国时代秦赵长平之战整整对峙消耗三年的持久战，完全在春秋初期人们的想象力之外。

第三，春秋军队不防守战略要地。直到春秋后期，像桃林之塞（后世的潼关）、伊阙（洛阳龙门），哪天派军队驻守，《左传》都要大书特书，显然平时这里没人防守。潼关、伊阙都是“天下之险”级别的战略要地，连这里都没人守，则其余的地方更加不会设防。任由外国军队在本国领土上呼啸经过，是春秋时常见的现象。

很多记录都表明，当时人已经深刻意识到某些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这种认识和不派兵驻守的事实并存似乎是矛盾的。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车战的特点，大家最喜欢的都是平坦的开阔地；二就是军队主体是贵族，作战是贵族的职责，当兵却并非贵族的职业，他日常还有许多事要去处理，不能死守在一个地方不动。前面说中坚阶级当兵有许多优越的地方，但军队主体最终却不得不转换为更广大的庶民，就是因为随着战争的持续时间变长，作战范围变大，必须要求军队职业化，既不好战又不畏战的优良心态，不足以抵消非职业属性带来的种种不便。

最后，不追求摧毁敌军。车战是很讲究规则的，竞技体育的意味很浓。要打仗，两国约好到一片开阔地去打，不能不宣而战，更不许偷袭。但求分出胜负，不求制敌死命，甚至据说连追击失败的敌人可以追击多远，周礼都有规定。

鲁桓公十四年（公元前698年），宋纠集了一支多国部队攻郑。这次战果很大，焚烧了郑国的渠门，杀进郑国国都，一直打到城内的主干道上，最终拆了郑国太庙的椽子，回去装在宋国的城门上。可以推断，这次在郑城之内并没有发生激烈的巷战，不然多国部队不可能好整以暇地拆太庙。而且，仅从文明程度上来说，这支多国部队也完全适合来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他们袭击了军用设施（太庙是存放武器的地方），但很少伤害平民。

当然，不怎么攻击平民是我的猜测。理由是如果死人太多，就需要一个漫长的恢复期，而这次首都沦陷，看不出郑国国力因此受到影响。多国部队攻进城后没有驻扎，很快就撤回，第二年冬天又不厌其烦地再次进攻，但这一次，郑国人顶住了攻势。要是换到战国时代，早就“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了。春秋初期两国开打的理由那么随意，其实也正和战争不那么残酷有关。

但是，这种克制的战争很快成了明日黄花。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也就是大家中学语文课里学过的《曹刿论战》。其实这一战里，以奸猾多诈著称的齐国人是讲礼的，相反鲁国这个礼仪之邦在曹刿的指挥下耍了个无赖。齐国人开始敲鼓准备冲锋，鲁庄公也准备擂鼓，但曹刿说别，咱等等。这时要是齐国人不理会鲁国的反应，你等你的，我冲我的，那么处于静止状态下的鲁军对抗高速奔驰而来的齐国战车，只会被撞击碾压得更惨。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因为按照西周的军礼，要冲一起冲，所以齐国军队只好缩回去。然后再敲鼓，鲁国又不动，齐国只好再缩回去。这就类似一百米比赛，抢跑两回之后，状态当然会大受影响。

这就是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齐国人就这么被阴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曹刿这叫“合理利用规则”，但是，善于利用规则的人越多，也就越意味着规则行将解体。何况，这些规则本来就只适用于诸夏之间，另有一些族群从来就以另一种方式与诸夏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