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辽太祖

辽朝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汉名叫亿。唐咸通十三年（872年），它在迭剌部世里家族诞生时，契丹正处于由部落联盟向统一国家过渡的关节点上。“契丹”的含义是指镔铁或刀剑，对游牧部落而言，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或者由于两者的西传，导致俄罗斯以此发音来称呼中国。迭剌部在契丹八部中最为强大，而世里家族在部落联盟中的声望和权位仅次于可汗所在的遥辇家族，这些都是阿保机日后赖以统一建国的先天有利条件。

阿保机本人则“雄健勇武，有胆略”，部落莫不畏服。唐天复元年（901年），他被迭剌部选为酋长，专任对外征讨，战绩骄人。天复三年，他被授予仅次于可汗的于越尊号，并总知军国事。其后，阿保机与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在阵前约为兄弟，约定联手攻梁；同时却与准备灭唐的朱温也暗中通好，以便左右逢源，为契丹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唐哀宗天祐三年（906年），正逢契丹三年一轮的选汗之年。《辽史·太祖纪》说“痕德廑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似乎是自然选代。但据《五代会要·契丹》说，梁开平二年（908年），辽太祖遣使向后梁贡物的同时，“前国王钦德并其大臣皆有贡献”，钦德就是痕德廑的另一译音。可见根本不存在阿保机奉遗命得立的可能，事实真相应是《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所说，“八部之人以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而罢免了遥辇氏痕德廑可汗。

选举当然只是个形势，除实力和才略外，阿保机是否还有幕后的动作也不得而知，但倘要追寻更深层的原因，耶律曷鲁的劝进词倒说得较明白：“我国削弱，齮齕于临部日久，以故生圣人以兴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 痕德廑可汗主动让贤还是被迫辞位，已并不重要。契丹贵族迫切需要有一个杰出人物来领导本民族从衰弱走向强盛，满足他们对奴隶、牲畜、草原和财富的渴求，确立稳定的统治秩序。在他们看来，阿保机是这样的“圣人”，也可说是：历史选择了阿保机。

907年正月，耶律阿保机以契丹传统的燔柴告天仪式即可汗之位。其后，汉人谋士力劝他仿效中原王朝建立世袭的君权，于是，阿保机决心向三年选汗以次相代的契丹旧制发起挑战，这就招致其迭剌部亲族中诸弟的反对，因为按照旧制，他们将是被轮选为可汗的最直接的替补人选。以阿保机的亲弟剌葛为首，联合了迭剌、寅底石、安端等诸弟，自阿保机认可汗的第五年起，先后发动三次叛乱。

第一次是911年，谋叛败露，阿保机采取妥协的策略，赦免了他们。第二次是912年，因逢选汗之年，剌葛等以维护旧制为由，起兵阻击阿保机，阿保机不与交锋，引兵在当日率先举行了选汗仪式“燔柴礼”，堵住了叛乱者的嘴，他们只得各自遣人谢罪。

第三次是913年，这次叛乱径以谋杀阿保机、武力夺取汗位为目的，叛军分三路行动。当阿保机出行时，迭剌和安端率千余骑兵伪称入觐，准备实施谋杀计划，被阿保机察觉拘捕。寅底石率一支叛军攻打阿保机行宫，阿保机妻述律后据显阻守，保住了可汗仪仗，击退了叛军。剌葛自备可汗旗鼓，打算自立为可汗。这次叛乱最终被平定，剌葛等叛军首领也都被俘就擒。平叛的代价是惨重的，《辽史·太祖纪》说：“孽畜道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但迭剌部的守旧势力已被彻底击溃，难以阻挡阿保机称帝建国的步伐了。

除迭剌部外，契丹尚有七部，这七部的反对派贵族还想利用选汗旧制，迫使阿保机让位。阿保机即汗位第九个年头，照例又是选汗之年。七部酋长在其出征室韦归来之际，拦道劫持，共同谴责围攻他。阿保机不得以交出可汗旗鼓，同时请求：因所得汉人众多，希望建一汉城，自为一部。得到许可后，他效仿幽州的城郭、市里，在滦河上造起了汉城。这里有盐铁之利，又易植五谷，阿保机率契丹人和汉人安顿下来，连汉人都不再思归。阿保机料知民心可用，便采纳述律后的计策，派人遍高诸部大人说：“我有盐池，诸部同食。只知食盐之利，不知答谢主人，行吗？你们都应该来犒劳我！”届时，诸部以牛酒犒于盐池，酒酣耳热，阿保机发伏兵尽杀诸部大人，最终扫清了建国道路上的障碍。

次年二月，耶律阿保机仿照汉人王朝的体制，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契丹（947年，辽太宗大同元年改称辽；984年，辽圣宗统和二年，复称契丹；1066年，辽道宗咸雍二年，又改称辽），建元神册，自称大圣大明天皇帝，即辽太祖，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确立了世袭皇权。在太祖建国过程中，有三个汉人谋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韩延徽、韩知古和康默记。

韩延徽是奉刘守光之命出使契丹时，被阿宝机强留下来，在建国以前的征战中被倚为谋主，建造汉城也出自他的建议。他一度不告而别，南奔李克用。后因不惬意而重回契丹，阿保机喜出望外，信用如故，赐名“复来”，中外事悉令参决。建国之初，百事草创，营都城，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有序，史称皆延徽之力。太祖与延徽那种君臣间的信任和配合，在中原王朝也是并不多见的。

韩知古原来只是述律后从嫁的奴隶，阿保机听说他善谋有识，就起用了他。建国伊始，礼仪疏阔，他援据旧典，参酌契丹风俗，结合汉族仪制，使契丹人“易知而行”，加快了契丹族汉化进程。康默记原是蓟州衙校，阿保机将其俘获，以爱其才而径隶麾下，当时诸部新附，法律未备，他推敲律意，论决轻重，不差毫厘。

建国之初，辽太祖做了四件大事。

其一，神册三年（918年），由韩延徽和康默记主持，在潢河以北营建皇都（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后经辽太宗数次扩建，改称上京。上京的营建，是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的空前创举，也表明在吸收汉族先进文化上契丹民族的积极态度。

其二，神册五年，命耶律鲁不古和耶律突吕不仿照汉字偏旁创制契丹大字（其后，太祖之弟迭剌又以回纥文字创契丹小字），结束了契丹族“刻木为契”的历史，加速了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

其三，神册六年，命耶律突吕不制定契丹第一部基本法典《决狱法》。

其四，改革宰相制度。阿保机就任可汗后，把原先契丹八部分入北南两个宰相府，北府以迭剌部为核心，包括品部、乌隗部、涅剌部、突吕不部共五部，南府以乙室部为核心，连同楮特部、突举部共三部，可汗从迭剌和乙室两大特权部落的贵族中分别任命北南两府宰相，这一举措推翻了此前八部酋长选举产生和平等议事的原则，是向朝廷决定宰相的过渡。910年，确立了后族任北府宰相的定制，神册六年，规定自此以后南府宰相由宗室出任。这样，两府宰相就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后族和皇族担任，部落酋长议事制的残余完全清除，家天下的世袭皇权空前巩固。从此，辽朝作为契丹民族建立的统一国家雄踞北方。

契丹建国以后，辽太祖积极向外发展，在两条战线上开展掠夺战争：一是继续征服西边的少数民族，一是伺机攻击南境的汉族地区。

关于前者，辽太祖进展顺利，自神册元年起大体到天赞三年（924年），已把吐浑、党项、阻卜等部族破的破，灭的灭，将西北边地纳入版图。在西征过程中，他把征服和俘虏的各族男女，改编为契丹新八部，分隶于原契丹八部管理。而契丹原八部早已规定了固定的地区，由氏族部落转变成地域居民了。这样重新编制部族，推动了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在地域基础上的民族融合。

关于后者，辽太祖却不那么趁手。就在他出任可汗那年，后梁代唐，他遣使赴梁请求册封。梁太祖许诺他为梁翦灭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后再行册封。他当然不愿为梁火中取栗，但仍多次向梁贡物。李氏父子却不能容忍他的背信弃义，双方因此交恶。神册建元以后，李克用已死，辽太祖就连年攻掠李存勖控制的河东、河北的北部和辽西一带。契丹骑兵出入掠夺总有所获，但军事上却未能占尽便宜。

神册六年（922年），辽太祖率大军入居庸关，下古北口，在望都（今河北定县东北）与李存勖展开大战。辽军以绝对优势围击李存勖的千骑亲军，但骁勇善战的李存勖突围而出，会合大军奋勇反击，逐北百余里。时正连旬大雪，契丹人马没有吃的，死者相望于道。尽管如此，辽太祖退兵之际，依旧法度井然，令李存勖赞叹其御兵有法，“中国所不及也”。李存勖建立后唐以后，由辽朝发动的这种边境掠夺占几乎每年都有发生。

通过这种边境掠夺战，大批汉地居民被俘北上，也颇有汉族降将和士吏归附契丹，中原封建文化的影响自然渗透进契丹社会经济中来。辽太祖采纳了韩延徽等汉人谋士的建议，对掠至契丹的汉人另置州县安顿，这些州县有的还“不改中国（即中原）州县之名”，例如为原从檀州掳来的汉人再置“檀州”（在今辽宁康平东南），为原从蓟州三河县俘掠的汉人重建“三河县”（在今辽宁沈阳）。这种做法略似东晋南朝的乔置郡县，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借鉴吧。

在这些州县中，有的直属国家，有的则是由契丹贵族将俘略、受赐的人口和自己原有的奴隶、部曲在领地上建立起来的头下（亦称投下）州军。规模次于州、军的还有县、城、堡各级。头下州军促成了草原上大批定居点的出现，使中原农耕经营方式在游牧地区星罗棋布的生根发展。

头下州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具有两重性，即依附于本头下的契丹领主，又隶属于朝廷。州军的节度使由朝廷任命，刺史则由领主向朝廷提名自己的部曲担任。头下州军的属户由部曲和奴隶两部分构成，奴隶所占比例随着契丹封建化的推进而日趋减少。部曲是具有依附身份的农名和牧民，既纳课于领主，也纳租于朝廷，故而也称二税户。在头下州军里，暂时处于落后状态的契丹领主，不可能改变大量被俘汉族居民的农耕经济生活，只能采取中原习用的生产方式，来统治和剥削他们，但最终却被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影响，迅速向封建制转化。

汉地未易轻取，而被俘掠来的汉民安置在辽河中游，也引起与其东北为邻的渤海国的冲突。辽太组对其觊觎已久，而每次兴兵南掠，又唯恐渤海在其背后偷袭捣乱。天赞四年（925年）冬天，辽太祖倾师东征渤海，进围其西部重镇扶余府（今吉林四平），四天即将其攻克。仅用六天，大军团团包围了渤海都城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西南东京城）。三天以后，渤海国王大譔请降，时为天显元年（926年）正月。辽太祖将渤海国改为东丹国，即东契丹之意，册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亦号“人皇王”。

其后的六个月，辽太祖始终未离开过东丹国，一方面进讨拒不归附或降而复叛的渤海残余势力，一方面就地考察如何统治这片新征服的疆土。经其决策，东丹国保留原渤海国的政府体制和封建秩序，“一用汉法”。征服渤海，使契丹一下子攫得今东北东部以东至日本海的那一大片物产丰饶的土地，其成果远比西征重大的多。不仅如此，契丹拥有这么大的腹地，既占有了控扼其未来对手女真族的据点，还彻底解决了南攻汉地的后顾之忧。其后七八十年间，契丹或许正是因此得以专力南攻的。

这年七月，辽太祖见东丹国走上正轨，便回师皇都，途中病死在扶余城。

长期以来，评价历史上对汉地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创痛的少数民族政权及其领袖人物，偏见是始终存在的。且看《契丹国志》对辽太祖的评价，先骂了一通“人外而兽内”以后，也不得不承认：太祖“奋自荒陬，雄亦盛矣”。但对辽朝不但崛起朔方，而且立国久长，与后来的宋朝南北天下，却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岂天未厌乱，而淫名越号，亦可贴服诸人欤？”“虽曰人事，亦有运数存焉。”说辽的建立是“淫名越号”，是正统论在作怪。说辽太祖的所作所为“贴服诸人”，倒有点说在谱上。他顺应了契丹民族统一的需要，已无庸赘言。

诚然，作为一个从部落联盟向文明社会过渡阶段的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国家，辽太祖及其继承者发动的向外掠夺劳动力的战争，给周边民族和华北汉地社会经济以严重破坏。但他在政治、法律、经济等制度上采用蕃汉分治的做法，给辽朝国内的契丹和汉族人民的生存、发展和融合，提供了一种能够共同接受的统治形式，体现出足够的政治头脑，不但有效缩短了契丹境内社会演进和民族融合的磨合期，而且充分弱化了这一磨合过程中带有血和火的阵痛感。

当然，耶律阿保机和辽朝的勃兴除了契丹社会内部和他个人的因素，与蒙古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历史大环境也是密切有关的。一度称雄漠北统治契丹的突厥、回纥已经风光不再，而晚唐五代之际中原政权衰微分裂，自顾不暇，都给辽太祖和契丹民族的登台亮相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倘若当时蒙古草原上已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倘若当时中原王朝之强盛统一仍如汉武帝、唐太宗之时，那么，辽太祖和契丹也许会如流星一闪，就黯然失色。从这点说“有运数存焉”，倒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