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讲史·细说明朝皇帝》片段

黎东方教授，旅美著名历史学家，师从国学大师梁启超和法国史学大师马第埃。曾先后在中外多所大学任教。在英国牛津大学讲学时，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抗战时期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卖票讲史，引起轰动，其盛况，决不亚于今天的“百家讲坛”。之后，他以讲史的形式，写成了《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三国》《细说民国》，创造了被称为“细说体”的写史新体裁。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了“黎东方讲史”系列，现摘编其中精彩片段，以飨读者。

●明太祖

创造明朝的，是朱元璋，朱元璋最初“反元”，毫无自创朝代的雄心，只是迫于环境而不得不投身于一个“反元复宋”的武装团体而已。

帮助朱元璋取天下的，武人多而文人少。文人除了李善长以外，数得上的只有刘基、宋濂。刘基(伯温)的大名，到今天仍是差不多家喻户晓的。这大概是由于大家相信他是“烧饼歌”的著者。乩坛上，也常有他降临题诗。

他反对朱元璋用他自己的朋友杨宪，说杨宪不能“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反对用汪广洋，说汪广洋气量褊浅，更甚于杨宪，反对用胡惟庸，说胡惟庸好比是一匹劣马，必定把车子拉垮。

朱元璋不完全听他的话。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三人朱元璋都重用了。

胡惟庸毒死刘基，是在洪武八年。刘基原已于受封为“诚意伯”之后，在洪武四年三月告老还乡，在青田的山中饮酒下棋。若干时日以后，胡惟庸告他因为“谈洋”地方的风水有王气，和当地的老百姓争墓地，朱元璋生了气，取消他的诚意伯俸禄。他来到京师(南京)谢罪，留居京师以明心迹，生了病，胡惟庸在洪武八年元旦带了医生来看他。他喝了这医生的药，觉得肚里总是有一块拳头大的东西，再度回乡，挨到四五月间去世。

胡惟庸被杀，是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杀得一点儿也不冤枉。此人既非功臣，而且谋反有据。

皇帝朱元璋觉得他比谁都好。他不像李善长那么老朽，刘基那么古怪，宋濂那么迂腐，杨宪那么量小，汪广洋那么荒唐；相反，他善体人意，又很谨慎小心：既“曲”且“谨”。

他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深得这“一人”的宠信，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并且可以大大地捞下去，聚满了各方送来的“金帛、名马、玩好”，还能有什么不满足的?然而，他竟然不满足，硬想取朱元璋而代之。为什么?

最大的原因，是“心里不太平”。俗语说：爬得高，跌得重。他深知朱元璋最恨贪污，倘若有一天他的贪污的事被朱元璋知道，如何收场?况且，毒死刘基的事虽则是天知地知他自己知，也难免没有一天，天网恢恢。(依现存史料而论，刘基之被胡惟庸毒死，不像是朱元璋授意。)

自从胡惟庸的案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了以后，洪武十三年以前上下一心，共创新局面的风气，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大臣的是“伴君如伴虎”，当小臣与老百姓的是“虎口余生”，朱元璋自己是虎了，却也未尝不是厕身于极多的其他老虎之中，“骑虎难下”，以虎骑虎。他竟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与江山，还算是他能干，至于因此而博得了“雄猜”、“滥杀”、“刻薄寡恩”、“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富贵”等等，千古的恶名，他也只好认了。

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去世。马皇后之死，对他是情感上与事业上的一大打击。从此，他缺乏了一个可以无话不谈，而且够资格对他婉转劝谏的人。马皇后不仅在当年是他的红颜知己，而且一生信佛，慈悲为怀，惟恐朱元璋待部下不够宽厚。(有一件小事，最足以说明马皇后的心好。她视察了国子监，便建议不仅学生们应该有公费，他们的家眷也应该由政府予以赡养。)

马皇后既死，朱元璋之所以决意不再立后，不是没有原因。

●明成祖

成祖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之中，算是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一个。

他有统驭的能力，然而私心过于公心。他在当皇帝的二十二个年头之中，把中国的境内治得相当太平，这是他的功。

把宦官重用了，使得明朝从此变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这是他的罪，他的最大的罪。其次，杀方孝孺、铁铉、齐泰、黄子澄等人，株连极多，而且也杀了已经投降的李景隆、盛庸、耿炳文之流，残忍两个字他是逃不了的。忠于他的文臣，如蹇义、解缙、杨士奇、夏原吉、李时勉，都曾经被他任意抓了放在监狱，关了或多或少的时间。他之看不起读书人，尤甚于乃父朱元璋。

我们进一步批评他，他的若干武功，在事实上多半是不必要的穷兵黩武，而且并无实效。对北元与瓦剌的征讨，次数虽多，而没有一次捉得住敌人(阿鲁台与马哈木)。实际上他自己放弃了大宁三卫的领土，使得辽东与察南接不上气，自找麻烦，贻患后世。

甚至，对南海各国的武装访问，也只是劳民伤财而已。上表称臣，甚至亲自来朝的番邦之君虽不在少，充其量仅仅足以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这在促进中国与南海之间的贸易上，自然是不无关系，然而又何必派了那么多的兵(三万左右)与那么多的船呢(几百艘)?结果，始终来朝贡的仅有满剌加(马六甲)一国而已。

他在无意之中，却作了几件好事：(1)开了会通河与清江浦；(2)盖了北京的宫殿，集中国建筑学的大成；(3)抄书，抄成了一部《永乐大典》。很多部当时尚存的古书，在今天已经散佚，全靠这《永乐大典》间接保存了下来。虽则是，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把存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烧毁了不少，偷去了不少，遗失了不少，台北世界书局的杨家骆先生仍能搜集而借用了整整一千卷，影印行世。可惜，这一千卷只是全书的二十三分之一左右(原为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

●明英宗

明朝的国运，在英宗朱祁镇之时急转直下。

他九岁即位，三十八岁死，中间有七个半年头皇位被景帝朱祁钰占有。

即位之时，他年幼无知，国家大计方针，全由太皇太后张氏主持。张氏知书识礼，信任老臣，一切率由旧章，虽有对北元阿岱可汗(阿台)与麓川土司思任发的战事，而国力未损。她也颇能制抑太监王振，要等到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她去世以后，这王振才专横起来。

王振是一个太监，何以能对英宗有极大的影响力?第一，我们该责备宣宗，不曾注意到儿子的教育，替儿子(尤其是太子)选择好的老师，好的“东宫官”。结果是，英宗在童年所认识、所崇拜的，仅有这么一个王振。英宗到了即位以后，当皇帝当了十几年以后，还一直称呼王振为“先生”。第二，我们该责备成祖。成祖违反了太祖不许令宦官识字，不许令宦官干政的遗训。

宦官在生理上有缺陷，因此在心理上有变态。中国历史上未尝没有好宦官，然而究竟极少。多数的宦官，一朝有权在手，便无恶不作。

英宗在成年以后，依然是一个未成熟的儿童。王振说什么，他都听从。朝廷中的大员，在王振的积威之下，不对王振下跪的极少。除了二杨以外，有不肯对王振下跪的，迟早皆免不了吃亏。然而王振的官职，只是宫内的司礼太监而已。

王振是蔚州人，不学无术，懂得写几个字(谈不上好)，是一个很普通的小人。他自己作威作福，还不够，又引诱英宗对大臣无礼，对瓦剌用兵。也先在正统十四年大举入寇，实际上也是王振激出来的。也先选马进贡，王振故意减估马价，回赏得很少；他又在也先入寇之时，力主御驾亲征，使得英宗成为也先的俘虏。

●明宪宗

宪宗朱见深，在明朝的皇帝之中，不算是最坏的，却也谈不上一个好字。此人十八岁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四十一岁去世。国家在大体上是太平无事。

然而明朝盛极而衰的征象，业已一一表露。宦官揽权，到了炙手可热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忠少佞多。当皇帝的自己，竟然怕见各部尚书，甚至内阁诸学士之面，经常地倚靠宦官作传话人。皇帝的极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妃嫔与番僧方士的身上。

在妃嫔之中，最得宠的是万贵妃。她比宪宗长十七岁。宪宗即位之时，她已是三十五岁。直到成化二十三年春天她死，她把宪宗掌握得很紧。原因是，早在宪宗的童年，她已是侍候他的宫女。万贵妃的罪恶，主要的有三点：第一，信任手下的宦官汪真。第二，戕害别的妃嫔所生的儿子。第三，服用奢侈，浪费民脂民膏。

宪宗的第一任皇后吴氏，在天顺八年七月正位中宫，仅仅三十二天，便被万贵妃挤下了台。第二任皇后王氏，秉性恬淡，凡事退让，只是名义上的皇后而已。

万贵妃在成化二年正月生了一个儿子，不到一年便死。柏贤妃生了一个儿子朱祐极，在成化七年十一月被立为皇太子，到次年正月，又死。

宪宗伤心得很，怕自己绝后。到了成化十一年，宦官张敏告诉他，一个来自广西的少数民族宫女纪氏，已经替他生了一个儿子，瞒着万贵妃，养在宫内的安乐堂，这时候年已六岁。宪宗叫人接了这儿子来，赐名祐樘，交给皇太后周氏抚养，逃过万贵妃的魔掌。万贵妃忿恚之余，在六月间将纪氏逼死(或毒死)。五个月以后，宪宗立祐樘为皇太子。这便是未来的明孝宗。

宪宗本身，其实是个没出息的人：只晓得享乐，一生甘心受半老徐娘万贵妃的控制。万贵妃以宦官为爪牙，宦官以万贵妃为后台。全国各省，差不多皆宦官当“镇守中官”，颐指气使，位居总督与总兵官之上。

宪宗成年成月，陪着万贵妃厮混，拜佛、炼丹、吞符、欣赏歌舞，作种种的游戏，把国家的大事一概付托给宦官与仰承宦官鼻息的若干官吏。内阁的几个学士，若干年不被召见交谈一次，等于虚设。六部大臣与“九卿科道”更有天高皇帝远之感。坐朝，也不过是摆摆样子，排班叩头，礼成而退罢了。

在如此情形之下，安得不内忧外患齐来?奇怪的是，君昏于上而臣奋于下，这些内忧外患都一一消除。太祖成祖的基业，仁宗宣宗的恩泽，培养了足够的潜力，替明朝延长寿命。

宪宗之所以不曾被列入桀纣幽厉一类，第一是由于昏而未暴。第二是他偶尔也忽然清醒，从谏如流，虽则过了不久，便故态复萌。第三是在他以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比他更昏。

●明孝宗

孝宗朱祐樘，即位时年十八岁，去世时年三十六岁。父亲是昏君宪宗，儿子是昏君武宗，他是两个昏君之间的一个比较好的皇帝。

首先，在即位以后的第五天，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丁未日，他一举而贬逐了妖人礼部右侍郎李孜省、万贵妃的弟弟都督万喜、揽权的太监梁芳。

其后，他罢免了宪宗所不依手续而任用的“传奉官”、通政使任杰等两千多人，法王、佛子、国师等七百八十几人，禅师、真人等二百四十几人；也斥逐了无耻的大学士万安，罢免了阿附万安的尹直，选拔了徐溥与刘健二人入阁。

刘吉却被留用，此人在弘治五年八月告老，继任的是邱濬，邱濬在八年二月病故，继邱濬之任的是李东阳，增加一个谢迁。

徐溥、刘健、邱濬、李东阳、谢迁，都是贤相。

六部尚书，除了兵部余子俊以外，孝宗也在即位以后的一两年间都换了人。中央政府到了孝宗之时，面目一新。各省的大吏也颇有更动。全国上下，充满了朝气。

可憾的是，他寿命太短。

●光熹二宗

光熹二宗之昏，与仁宣二宗之明，成为黑与白的对比。

光宗朱常洛，经若干忠臣冒了生命危险予以拥护，才获得立为太子，免于被福王常洵夺去太子的地位。这些忠臣不曾料到，此人之不慧不贤，与常洵没有什么两样。熹宗朱由校之得以“皇长子”的资格，于光宗去世的一天，受群臣朝拜，又于五天以后受群臣拥立为君，安然回驾至乾清宫，以免于郑贵妃及李选侍两代太后之垂帘听政，而结果他的表现也十分令群臣失望。明朝大局之坏，由于熹宗之一任魏忠贤摆布，坏到不可收拾，注定了亡国的命运。

魏忠贤本是河间府肃宁县的一个无赖，赌输了钱，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而自己动手术，进宫当了宦官。

他进宫不久，便荣任了熹宗母亲王才人的厨子；又渐渐地和熹宗的乳母客氏发生暧昧，可见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完全残废的人。熹宗幼年丧母，由客氏抚养长大，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封了客氏为“奉圣夫人”。连带地，这魏忠贤也很快地由“惜薪司太监”而升为“司礼秉笔太监”。

他目不识丁，怎么能够秉笔?却有两个识得字的宦官，听他使唤，一个叫做王体乾，另一个叫做李永贞。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熹宗本意要叫王安充任。王安是个好人，虽和熹宗的关系颇深(当过熹宗的伴读)，却在名利上很不积极，不愿意居此高位。于是，王体乾作了掌印。掌印的地位在秉笔之上，然而王体乾对魏忠贤奉命惟谨。

魏忠贤兼了“提督宝和三店”的官职，也兼了“提督东厂”。不但如此，他而且获得熹宗准许，在宫内练兵，号称“内操”，足有一万多人，所用的是火器，等于是第二个“神机营”。

熹宗读书甚少，喜欢作木工。每逢熹宗锯木头、刨木头，或是漆木头的时候，魏忠贤和王体乾等人就拿了很多件公文请熹宗批，故意惹得熹宗嫌烦。熹宗总是说：“我知道啦。你们拿下去，好好地处理罢。”

虽则是叶向高在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被召，次年(天启元年)十月到达京师，回任了首席大学士；虽则方从哲终于在十二月被准告老，去职；朝廷中的一切实权，已经操在魏忠贤的手中，非叶向高所能匡救。

●明思宗

熹宗在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去世，享年二十三岁；生过三个儿子，都已早死。

思宗朱由检，以异母弟的资格继位，改明年的年号为崇祯。可怜他，这时候年纪仅有十六岁，学识很浅，经验毫无，却不得不担起抵御外患和削平内乱的重担子，一心想做好而不知道怎样去做好。

刚即位时，他颇表现出一种魄力，把魏忠贤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其后，面对后金与农民军，他就一错再错，错到不可收拾，把江山断送了。

他不该在崇祯二年（1629年）冬天皇太极入关，兵临京城，袁崇焕尾追皇太极而来之时，相信宦官杨某的话，以为袁崇焕与皇太极通谋，而把袁崇焕逮捕，于次年八月凌迟处死。

思宗杀袁崇焕，等于是“自坏长城”。虽则有忠心耿耿的孙承宗，替他追回那愤而出走的袁崇焕部将祖大寿，虽则祖大寿能够在其后替他死守锦州直到崇祯十五年三月，然而大寿究竟非袁崇焕可比，而且袁崇焕之死，足令沿边的将帅寒心，士无斗志。皇太极尽管不能从锦州这一条路来，却颇能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地，在崇祯五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又陆续从长城的其他口子，冲了进来。

思宗年纪轻，性急，轻信，多疑，好杀。倘若他性情稍能忍耐，对事稍加考虑，对人稍存信任与宽容，则不仅不致误信杨太监的话而捕袁杀袁(实际上，杨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且也决不会打不了农民军，亡于农民军之手。

此人十六岁即位，三十三岁自杀，不曾享福一天，而天天在内忧外患之中过苦日子；有心做好事而无一事做得好，有心去坏人，用好人，而认不出谁是坏人，谁是好人；他没有治国救国的真本领，以致局面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终至于身死国亡，值得后世同情，而不值得后世效法。

（摘编自《黎东方讲史·细说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