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核心区域及其冲击波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原始铜合金”初现期和四百年左右的多种合金尝试期，经历了与矿石和技术的偶遇、失传、反复试错、区域间此起彼伏的探索历程，中原文化区终于开始了从空腔响器（陶寺）、容器（陶寺）到复杂礼容器（王城岗、新砦）的复合范铸造试验，并直接催生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青铜文明辉煌期的到来。以二里头和郑州城这前后相继的两大都邑为核心，中原王朝以礼容器为典型代表的青铜文明先凭借着对“高科技”及其产品的独占显示了“黑马”的优势，继而向四围发射出强力的冲击波，扩展难以匹敌的文化影响，从而奠定了早期“中国”的基础。
从考古发现看，在龙山时代数百年“逐鹿中原”、邦国林立的局面结束后，地处中原腹地嵩（山）洛（阳）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崛起成为早期王朝文明的先导。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和西周文化这一系列自身高度发达又向外施加影响的核心文化所代表的社会组织，从狭义史学上看可大体与夏、商、西周诸早期王朝对应，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因尚处于“原史时代”而无法具体指认(68)，就考古学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而言，或可称为“广域王权国家”(69)。
广域王权国家与中国青铜礼容器群的出现具有同步性，耐人寻味。青铜礼器是集社会等级、财富、权力于一身的象征物，其地位远超玉器、漆木器、陶器等传统质料的贵族用器。铜器的材质本身给人以美感，古代便有“美金”“吉金”之称，而且铜礼器的生产比制造其他贵族用器需要更复杂的技术、更高的管理技能、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中原王朝以青铜容器为主的礼器群的这种礼仪功能，将其金属制造业与东亚大陆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地区截然分开，形成自身鲜明的特色(70)。青铜礼器成为礼器组合的核心，昭示了二里头文化的礼器群与龙山时代“前铜礼器”(71)群的重大分野，由此开启了三代青铜礼乐文明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