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爱情 - 唐德刚
唐德刚（陈辉明摄影）
我们在历史转轨的时节相遇天涯
写在唐德刚《战争与爱情》再版之际
我们的朋友唐德刚走了。
他的一生，曾经参与同时也见证了上个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最风云雷动、几番挣扎几番死生的时节，虽然他的大半生是在遥远的异国度过，但他魂梦牵绕的还是那个容颜已老的故国。但凡在东方那块土地上走出来的人，走向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谁不是这样呢？特别是那些年，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空的世界上，连至亲的家人都彼此音讯渺茫，无从闻问。
也许是有这种共同的情怀吧？所以当时在美国的华人，总是多方打探来自故国的消息。我们在纽约的报社，自然就成了各方来打探讯息的对象，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初期。
唐德刚教授所开启的“口述历史”记事，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在纽约华埠的华人，不但有百多年前乘猪仔船来美做劳工的先民后裔，并且还有曾帮助孙中山革命的协胜、致公两个公所。老华侨们会告诉我们，在下城区华埠麦街那个小楼上，曾经是他们先祖和孙中山议事歇脚的地方。另外还有靠近布鲁克林桥旁的一座旧楼上，有个衣馆工会，阿叔给我看他们的资料，原来这些华工在几十年前，为了支持当时抗日的延安政权，他们筹资捐款不遗余力。不幸到了美国执行麦卡锡政策之时，这些人竟被莫名其妙地打入牢狱，甚至有的家毁人亡……还有一些就是在国共内战之时，从中国不同省份区域奔向海外的各个阶层的难民，他们的脸上总是带着失落和凄惶。我们从这些群落里依稀可以读到中国这百年来的缩影。
这时候华埠社区开始找资料，建档案，而后终于成立了华埠历史馆和华工渡海纪念馆。这是因为唐德刚教授“口述历史”的启发，大家开始注意历史留下的轨迹。
也就在那时，因为美国刚从越南撤军回来，反战的声浪四起，新的文化思潮出现了。当时的“嬉皮”风潮影响到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等各个领域，竟然形成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化运动。原是纽约下城区在二战后废置的几十家破旧工厂，被各地涌来的艺文界人士改装变造成画廊、工作室、演艺厅及咖啡座等等，将原来就存在的艺术街格林威治村延伸至下面靠南的几条街，就是苏荷（SOHO）区。跟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也纷纷进驻，大约十年光景，原来是在巴黎的世界艺术中心，而逐渐转移到纽约来了。
我们的报社就在苏荷区旁边，接近小意大利区及华埠边界。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影响逐渐扩及全美各地，诸如普普艺术、新写实主义、后现代派、嘻哈风，甚至涂鸦风……这是资本主义首次接受挑战的时刻，也是更多人对人类历史进程走向这一时刻的反思；许多以前只专注于自己专业领域、不食人间烟火的高级白领，也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走入人群，并且关心环境、集体等关系。从不被注视的华人小区，这时候竟开始热络起来，竟有许多美国人也进入华埠，体验不同族群的生活。
当时还是冷战时期，国际间两大不同意识形态的集团，互相诋毁谩骂，因而无从知道事实真相。我们的报社，是从各种不同渠道，冒着风险介绍了一些中国大陆情况，因而我们这里就自然成了各路华人探询的中心，甚至有从欧洲、东南亚及中南美洲各地来的华人同胞。
在苏荷区里也有许多华人艺术家朋友，大家常在一家咖啡餐饮店会面，这里聚集了四面八方的朋友。唐德刚教授因为完全没有学究气，他喜欢中国文学诗词和戏曲、古董字画等等，所以便和这些人也成了朋友。又由于他是较早来纽约的华人，他也没有那些所谓的“伪洋鬼子”张口闭口喜欢洋文成串的美籍华人的派头，所以华埠社区的老华侨们也和他有共同语言与文化乡愁的交集（只是乡音不同）。那许多年，他竟成了新旧华侨的朋友。
在离开故国几千万里之外天之涯的纽约，我们可以听到老华侨们说他们祖辈坐猪仔船来做华工筑铁路的故事。在不同会所的阿叔们，会讲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时的种种，以至于内战时期流离失所奔赴来美的难民。也有那些家园破败后，一个个不堪的噩梦般的人生……这里竟成了华人在离乱世界里，相濡以沫互相取暖的地方。
到了八十年代，大陆向外开放了。陆陆续续有许多人来美访问、探亲、交流。我们报社更忙了，各种不同的座谈会，还要兼做人物专访。其中也有一些是早年留美后又回国去参加国家建设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带着沧桑与仆仆风尘回来了，回来重逢他们过去在美时的同窗或老友。大家都是两鬓如霜，年华已老，相见恍如隔世。
我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们大家聚在苏荷那家我们经常聚会的餐厅里。我们在倾听唐德刚教授的一位朋友，六十年代前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种种艰辛历程，后来在“文革”中被认为是“美特”送到北大荒去劳改，说不尽的凄苦，漫漫长路……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静默着，没有人说话。停了许久，他抬起头来说：
“风霜经多了，反而锻炼了我们。那时全中国都苦啊，我们是一穷二白、老弱病残的国家呀。同国家的命运相比，我们个人的这些也就不算什么了……我们相信中国终会站起来的……”
真不知道以后的历史，怎么写我们这个世代？在那个大风暴的时节，所有人感受的和看到的或许都不一样吧？
那天我们谈得很晚大家才分手。唐德刚教授因为家住在纽约市外的新泽西州，他要赶车，得先走一会儿。我们看着他走出门去。外面正飘着雪，他向我们说再见。
那时雪花满天，我们看见他的背影远去，看见他招手仿佛是拂去飘下的雪花还是泪水？雪地上留下他一串脚印。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我们共同走了过来。
唐德刚一生参与并见证了那个时代，他为我们留下一些记录，这些见证也许可以给后人更多的启示。总之，他走过去了，留下了脚印。
江山千万里，家国四十年
为唐德刚著《战争与爱情》说缘起
唐德刚教授的长篇小说《昨夜梦魂中》就要结集出版了，由于这部作品曾经在我主编的文艺副刊上连载过，也许我比别人对这部小说之外的一些事知道得更多一些，所以他要我为这部小说再“画蛇添足”一番。其实，作者的作品已经写在那里了，编者再说什么都是多余。我还是说点儿题外话吧。还得从认识唐德刚教授那年说起。
那还是一九七五年的时候，也是海外华人处在一个风雨激荡，为回归和认同的问题而争议彷徨的时候。当时《北美日报》的前身《星岛日报》由我筹划开辟了一个文艺版，在当时的美国侨社，这还是一个创举，我们采取的编辑方针是以开放和认知的态度，也撇弃掉过去文化人“精神贵族”的思想情结。开辟不久即引起各方瞩目，有的说我们思想进步，态度开明，为大家打开了一扇窗，让人看到了另一片天地。但也有采否定态度的，认为我们反传统，无端给我们扣上“左倾”的帽子，更无端地将我们的小报告打回去，把我们列在黑名单榜上。无故的骚扰和困惑就是故事里必然的情节了。
这倒也给予我们极大的考验；我们既然标榜开明和允许争议，我们自己就得首当其冲作为人们的“试金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终于慢慢地学会了如何宽容和爱人，如何打开心胸放眼世界，我们一点点地从自己的小圈子里挣扎着走出来，走向群众，走向世界。
就在这许多不同的反应中，我们接到了唐德刚教授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二十多年前他们一群留美的文艺青年，当时也出版了刊物，组织了一个团体“白马社”——至今他还津津乐道“当年白马社如何如何……”——可见对“白马社”之深情。他说他担心海外的文艺是否可以生长发芽，又怀疑我们是否能挨过两年就要寿终正寝。但不管如何，他还是佩服我们有“烈士”的精神。当时我们编辑同仁还笑说，文艺版开始不久，放鞭炮的没有，送花圈挽联的倒来了；但也还是感谢他的关心，在十年前的那种光景，留学生来留学，多想学得一技之长，以安定谋生第一，谁去关心什么中国文化的传播？然而，我们也还是觉得感激，因为隔了千山万水的家国，隔了遥远的岁月之旅，竟还有人在关心着中国的文化在海外的播种。这给我们极大的鼓励；不只是我们这批在台湾长大的中国人忽然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问题，也同时发现到，原来还有那么多、那么多远从十年前、十五年前、二十年前，甚至更远的三四十年前，从中国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省份，经过各种不同的道路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也仍然还没有忘记他们是黄河岸、长江边上的炎黄子孙。那以后，我才知道唐德刚是胡适的得意门生，又是我的同乡前辈安徽合肥人。他那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历史”——当时香港《明报》正在刊载他的《李宗仁回忆录》，就是口述历史的成果之一。
时代的变迁和现实的生活，使我们这一代人变得较为自私倒是真的，很少听到有人再谈什么理想、抱负或使命感这一类的话。“保钓运动”是一股热流，使许多人忽然惊醒过来，认真地想到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位置在哪里，想到多年来我们在台湾念书时所认识的“中国”，不过是教科书里的文字和墙上的一张地图罢了。三江、五岳、黄河、长江、西安、洛阳，也无非是些美丽的名字而已。这使我们的“乡愁”变得极为朦胧，如一出舞台上的神话。那时候因为种种原因，当时的处境使我们无法一探大陆国土——唐教授序文里已说到当时大陆尚未向外打开大门，而台湾已将我们护照吊销，连亲友通信都变得十分困难。我们那些怀抱着思国思乡的游子，常常跑到哈德逊河岸去观水、观船，潜意识里想着什么呢？或许有一天可以从这河出了海回去吧？或许盼望着有一天两岸的亲人都可以自由来往相聚吧？我坐在夕阳里的石栏杆下，忽然想起在台湾的日子来，听老一辈的朋友们谈他们在大陆的家啊，大陆的那些故事，跑反啦、逃难啦、逃日本人啦，还有就是苦难里的点点滴滴细致的人情味，他们讲不完地说着他们北方的家、南方的家，什么红高粱啦、紫荞麦呀………这使我们嫉妒而又羡慕他们有那么多的“过去”——那过去就是他们和中国历史的赓续连接。
唐德刚教授的“过去”，当然更叫我们羡嫉，他们经历的那些年月，那些变迁，恰是中国从民国到迈向二十世纪里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他自己的家庭背景，倒也像书中男主角一样，是个庞大宅第和人口众多的大观园呢。他自己经过了抗日、国共内战到负笈海外，真的像一折一折的戏在眼前经过。他做观众，他也做演员，什么时代能够给你这样丰富的生活呢？
是十年之后。我到唐德刚教授所在的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去拿这部长篇小说的续稿。他和我说到三十年前他们留美时的寂寥，说到他们当初办刊物的热情理想，也说到我们这一些背负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美籍华人异国的飘零与落寞。“身在曹营，心在汉”，大概一直就是这些人的写照，他还自我调侃说他们这种人是“熊猫”，因为稀有，有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又在美国西式文化的环境中待上了这么多年，而仍然是“故国情长”。我们的下一代便没有这种苦恼，因为他们已认同了这里的文化。而年轻一代的留学生恐怕这种文化冲突感也没有这么深，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已开始西化了，他们也不那么执著于自己文化的不可改变性。他们是较适意的一代，什么风浪也没经历过，人生还如一张白纸。
就这十年的变化可真大，以前若在街上碰到一个黄皮肤的东方人，必定趋前探问是不是中国人，现在在纽约街上每天要不碰到一个东方人那才叫稀罕。大陆开放以后，留学生潮水一样涌向各个城市和大学去，他们大概不会有我们或更早的那些老留学生那样的“乡愁”了。就这个意义来看，我倒相信唐教授说他是“熊猫”的话，那背后是有许多怅惘的故事连接起来的。其实，那故事老早就在他心里了，也许已经跟了他很多年，动机可能不单是他在序里说的只是别人的故事那么简单，但凡在这个时代生活过来的中国人，在谁身上没有几个故事？而谁的故事里，也都依稀可以辨识到自己的血泪辛酸影子。大时代就是一个无情的铁碾子，它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碾过去了，整体的命运尚且如此，何况个人？所以，我第一次听完唐教授告诉我这个两天之中以倒叙法写下半个世纪变动的故事时，我认为这是谁的故事已无关宏旨，那是时代的写照，中国人的故事。我当时极力怂恿他写下来，是因为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动荡，他是亲眼看见的，并且真真实实一路从那烽火里、风雨里、春花秋月里仆仆风尘走了过来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是单用数据写历史，因为人们向来不大相信史书的，中国历代以来所谓史家如椽之笔，也不过是皇帝的御用罢了，倒不如民间诗人、文人的毛笔来得更能反映时代的真实面呢。不久，他认真写起来了，第一次寄给我五万字，以后是陆陆续续将续稿寄来的，一共约六十多万字，连载了两年。这期间，唐教授多次到大陆、台湾讲学、开会、教课，又还给别的刊物写稿，参加讨论会，等等。亏得他还记得小说里的人物衔接，个性面貌，这部作品里出场人物有四百多人，时间上从民国初年直到八十年代，空间上更横越了美国与中国。无疑的，这是一部史书，一部社会的书。它从纵的面或横的面，都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片段，而这个片段正是中国近大半个世纪以来最风云变化骚动不定的时代，就宏观的格局与微观的细致而言，中国的《红楼梦》、日本的《源氏物语》都属这一类。何况我们的历史学家又是“红学”专家，受《红楼梦》的感染，是可以在整个气势上看得出来的。而这一段历史，这些曾经在旧时代里活跃着的人，也都将一个个走下历史的舞台，再也不会复返了。不管你是抱着怎样的心情看这些故事，这些人，这些事，也永远不会在我们以后的时代再现。一个时代就这样在纷纷攘攘中结束了。
由于这部人物众多、铺排很大的小说是在报上逐日刊载的，喜欢追踪情节的读者自然不免失望。现在全书结集出版，读者的情绪可以连贯下来，这种支离破碎感当可完全避免。在连载期中，就读者的反应来说，许多与作者同时代走过来的人最有如同身受之感，特别是去年在纪念“七七”抗日会上，曾有人大量影印小说中抗日战争中悲惨残酷的一章分发给与会侨胞。大学里一些研究近代史和社会学的学者也都逐日剪存，作为史实保留。我相信，这些人已不单是以读一部长篇小说来看待这部作品了。它更具有社会与历史的意义在。
我们相信历史学家的眼，往往像是用长镜头去看整个事件的发展和变迁的，他们可以站在高处看，站在远处看。态度可以是冷漠而不动情。可是，当历史学家自己就在时代里面时，这镜头焦距是放在什么位置呢？这些年来，不管是哪里的中国人，国内的也好，海外的也好，我们在行动上、在感情上也都随着时代的大流经历了一些事，甚至自己也在其中载浮载沉，跟着闹哄哄走了一阵过场，我们各人回头来看，又是什么滋味呢？
我还记得在台湾那时候，夏天碰到台风，大家张罗着储水、存粮，等风来了，看风雨交加下惶惶奔驰的车阵人群，风把市招吹得七零八落，是一种人生的毁灭感、生活的倒置、命运的变数。人在这风雨里抗争着而又任命着。台风的日子我们都经过了许多回，然而，往往那恐惶的骚动后又给人一种生存的欲望与勇气。去年我从河西走廊经嘉峪关，走古丝道，越过旧时古都武威、张掖、酒泉，而抵敦煌。真正看到了“敕勒川”里“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宇宙洪荒，大野寂寥，像是开天辟地以来就是那样地辽邃广阔。车子一路行来，在大漠里像一只蚂蚁般爬行。我们看到风卷起的野骆驼刺在戈壁上奔跑，远山脚下，到处吹起了直上青云的龙卷风，一直往上伸，往上伸，风的螺旋就像小猫在转着圈子追逐着自己的尾巴。我从来不知道狂风怒号的另一种景象是这般可爱逗趣。可是不，当地人说，若果你不幸被卷入了那场风暴，黄沙盖脸，日月无光，会把你吹得七颠八倒，直不起腰来的。看来世间事，大抵也是如此，怎么看是大？怎么看又是小？或许在于你是站在什么距离、什么位置、什么角度去看它。
我们的历史学家在这部书里，有时候是带你在外面看，远处看，但也带你走进去看，血泪与辛酸，丝丝分明。在远处看，或许是历史，或许只是一出戏。在里面看呢，是苦难，也是人生。
这部小说现已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书名改为《战争与爱情》。
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前夕
代序 也是口述历史
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美国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访问了中国大陆之后，大陆上关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大门，对海外华侨讶然开了一条缝，我有几位去国三十余年的科学家朋友，乃幸运地从这条缝里挤了进去。那时我们一群还在墙外徘徊的逋逃汉，对他们是多么羡慕啊！——那伟大的祖国河山，那童年所迷恋的温暖家园，尤其是那慈爱的爹娘、欢乐嬉笑的兄弟姐妹、亲人、朋友、伙伴……是多么令人想念啊！我们焦急地等着听他们回国探亲的故事。
果然不久，他们就出来了。自祖国归来的欷歔客中，有一位是我的总角之交，我知道他青少年时代的一切往事。他出来之后，我们日夜欷歔地谈着他个人的见闻故事——这些故事太奇特，也太感人了。历史上哪里真有此事呢？小说家凭空编造，也很难幻想得出来！
我们细谈之后，我这个搞“口述历史”的老兵，乃想把他这份“口述”故事用英文记录下来——那时的美国学者访问中国和越南出来的难民，曾是一时的风气。口述者同意我的想法，但他的要求则是只要我不用“真名”“实地”，他所说的一切，我都可用中英双语发表。可是这项工程相当大，我事忙，无法执笔，便拖了下来。
不久，我自己也拿到签证，回国探亲了。那还是“四人帮”时代。我个人的感受，和亲见亲闻的事实，想来我国历史上的张骞、苏武、班超、法显、玄奘，乃至“薛平贵”的奇特经验，也很难和我们相比。我住在北京的“华侨大厦”，和大厦中的旅客谈来，我自己的经历和去国时间算起来是最平凡而短促的了——我离开祖国才二十五年。虽然一旦还乡连兄弟姐妹都不相识，但比起我的哭干眼泪的朋友们来，我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华五千年历史上，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实在是太残酷了。
我一入国门、初踏乡土，立刻就想到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笔下的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来，他在我的经验中，竟成为事实。温克尔其人在美东卡茨基尔山（Catskill Mountains）中狩猎饮酒，忽然蒙蒙睡去，居然一睡二十年。醒来摸索还乡，景物全非——好一场熟睡。我自己不意也狩猎醉卧于卡茨基尔山下，一睡二十五年，始摸索还乡，也是人事全非！——欧文幻想的《随笔》（The Sketch Book），竟成为我辈经验中的事实，能不慨然？同时在我们的一睡二十五年期间，关掉大门的祖国之内所发生的种种故事，也真是匪夷所思——太奇特了，也太扣人心弦了。
在国内与老母弟妹一住两个月，回想起在另一个世界里二十五年的经验——他们全不知道的经验——也真如“南柯一梦”！
由于上述吾友的经验，与我个人近半个世纪以来耳闻目睹之事，太奇特了，我想历史书上是找不到的——虽然那些故事，和历史上的故事也发生在同一段时间、同一个世界之上。它的“真实性”和“非真实性”，也和《资治通鉴》、“二十五史”没有太大的轩轾。“二十五史”之中的“非真实性”还不是很大嘛。所不同者，史书必用真名实地，我要笔之于书，则格于老友要求，人名地名，都得换过。
再有不同者便是“史书”但写舞台上的英雄人物，舞台下的小人物则“不见经传”；但是真正的历史，毕竟是不见经传之人有意无意之中，集体制造出来的，他们的故事，历史学家亦有记录下来的责任。
这个构想，时萦心怀。两年多前，在一次文艺小聚时，我和那位呼我为“大兄”的编辑、女作家李蓝女士偶尔谈起。她乃大加鼓励，并允为我在纽约《北美日报》她所主编的副刊“文艺广场”上，加以连载。在她的坚决鼓励之下，并蒙她上级诸友一再邀饮，我乃每天抽出了写日记的时间，日写三两千乃至七八千字不等，由李蓝逐日刊出。一发不可收拾，自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起，逐日连载达两整年之久。为免脱期，有很多章节竟是在越洋飞机上写的，由世界各地邮筒寄给李蓝——这也算是个很奇特的撰稿经验吧。
现在把这长至六十万言的故事结束之后也不无感慨。它只为多难的近现代中国，那些历尽沧桑、受尽苦难的小人物的噩梦，做点见证；为失去的社会、永不再来的事事物物，和惨烈的“抗战”，留点痕迹罢了，他何敢言？
读者们，知我罪我，就不敢自辩了。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于美国新泽西州北林寓所
这是第一篇上篇 往事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