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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摩擦从何来
“败家媳妇”败到底
张指导员是怎样脱险归来的呢?
在天亮之前,叔伦原是和卢参议带着小和尚在山中四处寻觅失踪的女伴;寻了一天一夜未见踪影,三人再露宿一宵,翌晨天光大亮,三人乃决定下山去。卢参议要先去周家集附近一个地下联络站,拟待机重建地下网。叔伦和小和尚则决定先到李七爹庄上,一探究竟。
当他二人抵达李家时,李七爹正在门口搓麻绳。他一见这两个头肿眼歪、满身血渍的伤兵,不免大吃一惊。问明究竟,七爹忙叫七婶和儿媳替指导员打水洗涤,用草药敷伤,并准备早饭——但是小和尚已疲惫得不能再支持了,毕竟是个未成年的儿童嘛。他倒入谷场上的草堆里,便呼呼地睡着了。李七婶开出早饭,到草堆边上去叫小和尚,那简直是小死猪一条,哪里叫得醒!七婶用稻草把他盖了,大家也就由他睡去。
张指导员稍事洗涤,早餐之后,换上一套李七爹的大襟褂裤,便想前去朱三妈家一探究竟。七爹本要陪着去,但为减少目标,叔伦问明路途,还是暗插手枪,独自一人找到朱家去。孰知他带到朱家的噩耗,竟惹起阿香殉夫自杀。
叔伦是亲眼看到连发断气的,但是他那时的哀愤之情,却远没有他目击阿香自杀未遂时的敌忾之心——他这时恨不得持枪立刻冲入林家庄里去和日本鬼子一拼!
鬼子!鬼子!入侵八载,你搞得我们多少善良的人民,家破人亡啊!这笔血债,我们就一笔勾销吗!?
叔伦在朱家休息了半天,醒来之后,李七爹也带着小和尚赶来了。大家一致劝慰阿香,要她“想开一点”,同时他们自己也得想善后之策。
阿香哪里能想得开呢?她哭了一整天,累得朱三妈也守着她一整天,寸步不敢离开;同时三妈又偷偷地告诉指导员,说她断定阿香已经怀孕了。
这一来,指导员只好劝朱三妈暂时勉为其难——就算她老人家多收了两个义女吧。一个怀孕,一个新产。指导员并答应朱三妈,一定在军部找点补贴,庶几三妈不会拖累太甚。朱三妈很大方,也就承担下来了。
叔伦在朱家睡了一宵,又带着小和尚赶往周家集地下联络站,找到卢参议。卢已在一个茶馆当“跑堂”;晚间茶馆打烊了,才把躲在另处的张叔伦找来密谈。
“叔伦啦,”卢悄悄地说,“我们还有百多条枪,我已查出下落了。”
“我们东山再起,把人枪再度集合,重建番号。”叔伦说。
“怎么重建?”卢问。
“让我去找刘绩之刘专员,先借点人马。”叔伦很有自信地说,“等我们把溃散的人枪找回来,我们就把借来的还给他。”
“叔伦呀,”卢说,“你怎么能和国民党的官僚打交道呢?他们都在做官,高高在上。我们要潜入地下。潜得愈深愈好,距离他们愈远愈好才是呢。”
“……”叔伦一时未能搭腔。他知道他和刘绩之个人关系甚好;刘也是个很正直、很有血性的人。但是他也知道现在说话的是一位“领导同志”。虽然叔伦尚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但是叔伦也知道老卢的话有些道理——在一个有阶级的社会里,怎能蛇龙混杂,站不稳“阶级立场”呢?可是面向这个“现实”,敌人就近在三五百码之内,又如何自处呢?叔伦颇有些失落感。踌躇了半晌,他才反问一句,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得把原则弄清、立场站稳,”卢说,“他们搞他们的,我们搞我们的——他们高高在上,我们低低在下……”
二人商讨了一夜,计划多半是老卢拟的——他是从“贫农团”、“少先队”、“光棍团”……搞起。“地面”上不着丝毫痕迹。有枪则藏在群众之中。“群众”就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游击队”就是“武装的劳动人民”,武装的劳动人民,就是“群众”的一部分,如鱼在水,天衣无缝。
为着“掩护”,卢参议也替张指导员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药铺当“朝奉”。他本是学经济的,会统计都有基础,又打得一手好算盘,当个朝奉,那真是杀鸡焉用牛刀。但是为着革命,他那间不见天日的“内账房”,真是天造地设的“地下司令部”。为着工作,他那不可一日或缺的近视眼镜,也可照戴不误。
在卢、张二人日夜辛劳之下,果然那百来条枪,又渐渐地归队了,虽然新的队伍,既不升旗,又不上操,更无制服。他们三五成群,密藏于劳动人民之中,真是愈深愈好,神不知鬼不觉了;但是一旦有警,则几个小时便可产生一支劲旅——张叔伦对卢某的新办法,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他二人通力合作之下,枪支队员均渐日增加。那些“在帮在理”的小弟兄,也逐渐远离“老头子”,而效忠、听命于一个新帮、大帮了。“老头子”原是一些蚯蚓,却碰到一条有利牙、毒液,在地下游动自如的响尾蛇了。这条蛇在地下愈钻愈深,也就与那在地面上称王称霸的大虫国民党,愈来愈远了。
当卢、张二人正忙得不见天日之时,消息传来,盘踞在林家庄的敌军,难耐寂寞,已自庄中撤退。敌军既去,伪军不敢留恋,也撤往城区去了。
敌伪既去,叔伦再度建议重占林家庄,恢复游击总部。但是老卢则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已得到情报,国民党的“副总裁”汪兆铭叛变了,并秘密离开重庆去向敌人投降。卢和他的“上级”判断,汪大汉奸一旦回到陷区,一定会大鱼吃小鱼,统一伪军,统一伪组织。国民党军队,将来投敌从汪的一定摩肩接踵。蒋系的国民党“中央”,可能也恢复“制裁异党”,为应付这一新的局面,新四军所影响下的游击队,就应再次深入基层,以防不测。因此凡是“地面上”足资敌伪利用的堡垒,必须加以破坏,使其不为敌伪所利用。
“叔伦啦,”卢说,“这些堡垒,不但不能让敌伪利用,我们也不能让国民党利用来再次围剿我们。”
“我想我们的内战不会再发生了吧。”叔伦说。
“哦,”卢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他们在搞‘防制异党’,我们也得防防他们啊。”
不论谁防制谁,总之林家庄这个土堡垒,应以拆除为宜,叔伦记得刘专员不是也说过这话吗?但是如何拆除呢?老卢既然认为地下党不能升到地上来发号施令,他主张以林三奶的名义,来加以“掩护”。就说林家庄既已两度为敌人利用,绝不能再让敌人三度占领,所以林家主人主动拆除——先从围墙和堂楼开始。拆除的劳力,则利用林家现有的佃户和近村农民,拆下砖瓦木料,则由劳工均分,巨大建筑材料,则暂时积存,以便战后建筑学校之用。
卢参议在其地下网中枢,揿动电钮,不出两个星期,林家那条有五百年历史的“围墙”,便从地球上消失了。围墙既倒,庄内一片瓦房也就完全暴露出来,看来颇为奇特。老年的村农,一辈子习惯了围墙,一下景物全非,不禁触景生情,流下眼泪来——虽然事不干己。
那座仍然高耸的“堂楼”,没有围墙保护,便显得飘摇而空虚,不待人拆,它也似乎难以自存。卢参议再揿一下电钮,它也就海市蜃楼般消失了。剩下一片断瓦颓垣的破房子,就成了个贫民窟了。
叔伦在这座林家庄长住过,觉得它像座古庙,也像座博物馆——这座古建筑的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东方艺术品”;眼见它从历史上消失,叔伦也不免流了些眼泪。他默念老友刘专员的话:“锦绣河山,何处不可惜呢?”叔伦这位热爱文艺的情感中人,默然了。
这座林家庄,在乡人的传说中,是林家三奶主持要人毁掉的。可是可怜的“三奶”,这时却弱不禁风地在朱三妈家“坐月子”。三妈和春兰不敢告诉她,怕她激动——三奶是个脆弱而迷信的人。那位尸骨已枯的“屎嘴张三”的预言——她是个“败家媳妇”——永远地像烙印一般,刻在这位少妇的灵魂之上。如今她那魂梦相牵的“文哥”,已生死不明,不知去向。她总是想为他维持个“家”、抚养个“孩子”,等他归来团聚——他是经常地回来的,但是每次回来,都在“小狗”的哭声中离去了……
“孩子”还在襁褓;“家”已从地面上消失了……
人世间的实在,不能永远寄存于空虚,脆弱的三奶终于获悉了林家的消散,消散在她的名义之下!她把“小狗”抱在怀内,哭成个泪人儿——那是“小狗”的“家”嘛!“小狗”还没见过呢。
“我真是个‘败家媳妇’吗?”这位迷信的少妇茫然地自恨自责。“家”既已消失,“败家媳妇”也就“败”到底了吗?
“民族可以灭亡,内战还是要打!”
当卢参议把林家庄拆掉之后,还剩下的一些破旧房屋,当地无家可归的贫雇农、失业汉,乃一拥而入。
这个林家在本地区原是簪缨之家,百年首富。家藏古董字画、文物珍品,不计其数。有些上品珍藏,连逃走的主人,被杀的管家,都不知其存在。
这些收藏中的“极品”,春初虽被那位日本老头子,抄走了不少,但剩下的上品仍是满楼满箱的。那在“地下”监工拆屋的卢参议,究系游击军人出身,对这些高级文物一无所知;所谓古董文物更不在他注意之列。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些腐朽地主阶级的“玩物”,和“姨太太”、“鸦片烟”属于同一类型,都应加以销毁。事实上,他纵使注意到这些原是属于全民族的国宝,他仓促之间把这个大博物馆拆了,对这些宝物、珍品,也不知如何处理。
指导员张叔伦倒是个地主阶级出身、有高度学养的文人。他知道这些文物之珍贵,不应横加糟蹋!但是他也不知道如何抢救才是。一次他在西南馆的杂货摊上,看到一位大娘正在把一大本“宋版书”,一张张地撕下在包花生米。叔伦马上取出十枚铜元,便把这撕残了的巨著买下来。这位大娘甚为高兴,因为“书比花生更值钱”。她乃领叔伦走到屋后。那儿居然堆了数十本宋元明清的善本书,大娘的女儿正在一本本地用作“引火”,为烧饭之用。叔伦见此情况,几乎流下泪来。他乃以一块法币把它们全部买下。大娘高兴得不得了,乃叫小儿子帮叔伦运回他的“内账房”存起来——但是存起来又作何处理,他还是没个主意。
这一发现,那种文化使命感,使张指导员每次上街,都注意到林家拆屋时流失的文物。这一注意,更不得了。他发现林家附近小镇上的商店几乎都变成了无名的“古董铺”。有些茶馆伙计手中拿的竟然有“官窑”、“汝窑”的真品。一个皮匠铺子里,也挂了两张“四王”。最古怪的是一家鸦片馆中的搭脚,竟是明朝制的“冷凉柜”(现代名字叫做“空调机”)。
叔伦的专业(农业经济)兴趣,也使他收藏了好几份康熙年的“田契”。很快地,他那个“内账房”便被堆得满筐满架,使他坐立无处。一有空,他的知识分子的酸性便把他引到书堆中和古董筐中去了。
面对这些珍贵文物,叔伦感觉自己太孤单了。知识心灵上的孤单感,不由得使他想念起老朋友刘专员来。在这个文化沙漠里,刘专员显然是叔伦周遭唯一有“共同语言”的人了。叔伦心想,如刘绩之也在此,他二人分享个“红泥小火炉”,三杯两盏,摩挲于这些秦砖汉瓦、宋刻明雕之间,该是何等乐事啊?如今他独坐于货栈之中,聆听纸窗之外,寒风呼啸,他对那位威斯康星大学毕业、中西文学都很出色的刘专员是多么怀念啊!
叔伦的旧诗颇有根基,这种心情正可激起作律诗的灵感——他写了好几首“岁暮怀绩之”的七律,贴在床边上,后来他怕老卢看到不好,乃又把诗稿撕掉了。他知道老卢对这些国民党官僚是有成见的。
叔伦正在怀念刘专员,想不到老卢竟传来有关刘专员撤职的噩耗——老卢是来提醒叔伦的,他已得确信,国民党军有位高级“司令”病死,换了一位极其保守的将官来接任。这消息一出,“总部”之内人心惶惶,原先的民主人士、左派党员都纷纷自动离职。据老卢说,这些离职人士包括“刘绩之的后台老板章乃器”。章一走,刘就非垮不可了。卢说刘绩之占的是个国民党的“肥缺”——那个自由区对敌伪区通商的闸口市,是每个国民党的高官都想控制的。国民党新司令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刘绩之撤掉,改由他自己的一位“特训班”出身的副官处长萧某,接任专员。萧某贪婪好杀。“以后西山东区的问题多着呢!”老卢肯定地说。
刘专员的去职,对叔伦简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听到这消息之后,半天才说出一句“可惜”。
“有什么可惜的?”老卢问。
“刘专员还是比较开明的呢。”
“一丘之貉!”卢说,“刘绩之干了一年多,也捞够了,一辈子也不愁吃穿。”
“绩之还算不得是个贪官污吏。”叔伦说。
“你认为刘绩之是国民党系统内的清官,”卢笑笑说,“在国民党内还有清官?做清官在国民党内就站不住。”
“做清官在国民党内就站不住,”叔伦感叹地重复一句,说,“这也是事实——这个姓萧的又是什么样人呢?”叔伦又追问一句。
“做副官出身的还有好东西?”
“那他又要怎么做呢?”叔伦问。
“我正为这姓萧的来提醒你。”老卢说这位姓萧的很会“抓”。他一来就把闸口一带的“缉私总队”抓得死紧。凡不经过“缉私”这一关的“进出口”商品,通统被认为“走私”——走私者枪毙,“私货”没收。有缉私队包庇的,则一切通行无阻,换言之那就是他们包办走私,包办对敌通商。
“这简直是个托拉斯嘛!”叔伦说。
“什么脱那些……?”老卢问。
“我说是垄断走私嘛!”
“垄断走私!?”卢说,“他们真叫一本万利呢。”
据卢说他们的走私,利润之大简直不可想象。就以食盐一项而论罢,他们垄断了,以土产的“楉油”(一种化学工业用的植物油)到敌伪区去换“食盐”。一担“油”换四担“盐”。运回盐之后,他们又用一担“盐”向油农换十担“油”!
“张指导员,你会打算盘,”卢说,“你算算看,这一来一去要赚多少倍!?”
“一转手,就是四十倍嘛!”
“你还要说,”卢说,“你看闸口市是好大的‘肥缺’?”
“除走私赚钱之外,他们在行政上又要干些什么呢?”张问。
卢说这个姓萧的可比刘绩之要干练得多。他要加强“乡镇建制”,扩大“保安队”,“收缴民枪”。民间私藏军械,以死论罪。
“这是针对着我们来的!”卢说。
“那我们怎样应付他们呢?”叔伦问。
“我正为此事来警告你嘛!”
“怎么办呢?”张再问一句。
“我们的枪,能藏就藏,不能藏就逃!”卢说。
“藏又藏不起,逃又逃不了,怎么办呢?”
“那么,”卢肯定地说,“那么就‘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有什么办法呢?”
“这样我们不就打起内战来了吗?”叔伦有点忧虑。
“内战不是打了几十年了吗?”卢说,“有什么办法呢?”
根据卢参议的看法,这位新上任的萧专员兼保安司令,秉承新上司的意旨,是不惜以武力来对待异己了。身为“异己”的卢参议,也已决定“兵来将挡,水至火迎”。忧心忡忡的张指导员,也体会到西山东区自此之后,正如老卢所说的“问题就多起来了”!
大敌压境、胡马窥江,抗战已到最危险的阶段,民族马上就要灭亡了,但是打了数十年的内战,还要继续打下去。“有什么办法呢!?”老卢兴奋地离去之后,老张思前想后,不禁泪湿衣襟。
“真的——民族可以灭亡,内战还是要打吗?”叔伦一灯茕茕,躺在破床之上,想不出答案来。
地面上下的小“摩擦”
一九三九年的春节,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不是,可能是中华五千年史上,天气最阴沉、人心最沉痛的春节之一了。大半个中国和一半以上的人民,都在敌人铁蹄践踏之下。全国千百万原本欢乐的家庭,如今都家破人亡,血泪交迸。锦绣河山,精华尽失。剩下些残山剩水之上,凶残的敌机,也是日夜横飞肆虐。
最糟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抗战阵营之内,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仁人志士,还在抛头颅、洒热血;而狐鼠之辈,就乘机卖国自肥。最下流的则是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夫妇了。他二人在国内政争失意,却忍心于国家民族最危急、最艰难的时期,拖人下水,通敌叛国。
在敌人的眼光里,连汪氏都做了汉奸,则中国军民已失其斗志可知也;日本侵华之战,已基本上胜利了。剩下的抗战华军,如不自动放下武器,对日本“皇军”来说,也只需要些扫荡工作。
但是小小日本要征服中国,那毕竟是以蛇吞象。它要降服这只大象,还得师蒙古、满洲之故技,利用汉奸,以华制华。这样汪兆铭夫妇便得其所哉。一九三九春节之后,汪家班汉奸们,就密锣紧鼓,准备成立其全国性的伪政权了。为扶植伪府接班,加以本身陷入泥沼,军力不敷分配,敌军乃自一部分非战略地区撤退,把政权和防务交给伪府、伪军接管、接防。
可是敌人低估了中华民族的抗敌意志了;它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一旦有个“伪”字当头,其军民两政是无法自存的。
敌军于三九年初春自西山一带撤退了。伪军伪府守不住县城,萧专员不费吹灰之力,在抗日战史上便留下一个“大功”——国民党军队驱逐了敌伪,光复了县城。萧专员江山恢复,也堂堂皇皇地举行了胜利的仪式,迁入日军改建过的老专员公署。敌人已不是个问题,剩下的工作就只是“缉私”和“剿匪”了。
“缉私”对萧专员来说,工作十分简单,通过与伪军的联络,他逮捕了数名“私盐贩”、“走私犯”,在县城、在闸口街道上“陈尸示众”。这一下,果然令行禁止,再也没有胆大的商人,敢于公开“走私”了——无伤大雅的小规模走私那是难免的。通过专员的两位如夫人,赚点小钱,“缉私总队”也就装聋作哑了。
可是萧专员全力以赴的另一工作“剿匪”,问题就复杂了。他带来了一批“干训团”出身的“乡镇干部”,重建了“乡镇体制”,并奉命“就地收缴民枪”。
萧专员知道这一带的“民枪”遍地都是。这时的公开枪价,由一个“保安队”卖给另一个“保安队”,一支不中用的“湖北条子”,也可卖五十大洋。一根“二把盒子炮”身价则在两百袁大头以上。
萧专员下令,为肃清匪患、确保地方治安,要各乡镇全力收缴民枪,违者格杀勿论。这一来,原本相安无事的西山东区,就被弄得阎闾骚然了。怀枪悍匪,一经发觉而拒捕,多被“格杀”。缴枪归顺的“势穷匪徒”,则被非刑拷打,勒令咬出同伙。
萧专员这场血腥的“清乡”,其厉害的程度,实与敌伪相埒。有些“悍匪”,竟敢拔枪拒捕,萧氏部下也就颇有死伤。专员一不做、二不休,乃下令将生擒而拒不吐实的“悍匪”,一律“活埋”。
那个西南馆济生药铺的张朝奉也曾私藏一支“二把盒子”。同样的“二把”,周家集桥头茶馆的“跑堂老李”床下也有一根。在萧司令的威力之下,就凭私藏这两支“制式手枪”,他二人都犯了死罪。
“叔伦啦,”“跑堂老李”私下向朝奉老张说,“我看你得撤退,此地太危险。”
“老卢,你呢?”叔伦问。
“我目标不大。”老卢说。
“我们一齐走,”叔伦说,“他们连朱三麻子都查清楚了。我看朱三妈他们也得躲一躲烽火——这个姓萧的太混账。”
“你带他们回军部去,躲一躲再回来!”
“那么,你呢?”叔伦又问一次。
“我目标不大,”卢说,“我一走大家就散了——你先走,我真躲不下去了,再来。”
他二人就这样决定了。
叔伦暗中征询朱三妈一伙的意见。朱三妈倒不在乎什么“危险”,只是“军部”二字,对她却颇有吸引力,老太决定:“只要军长要我,我就去。”
文梅和小莹则早就想“回军部”。小和尚也要去——他倒不怕萧专员,他只是舍不得张指导员,因为他一直是“张指导员的小尾巴”。
“何南仁,”指导员说,“你可以留下来,跟卢参议,不会有危险。”
但是小和尚不干,他要跟张指导员当“勤务兵”——他不喜欢“卢参议”。
就这样他们分别化装,便溜出了萧专员的王国,逃回军部去,剩下的残局,则由老卢独肩其艰巨了。
“我爸爸是国民党!”
这个新四军军部,根据红星农场李场长的回忆,真是个“小中国”、“大世界”。
就以种族来说吧,那真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全国二十多省市老乡,无省没有。论知识水平,则上至留学生,下至像李春兰那样的小村姑、大文盲,也无不具备,真是洋洋大观。
“乡巴佬、小村姑,到这儿来,真是大开眼界,兴奋无比!”李场长在四十年后,回忆起来,仍然面露惊喜之情。她说她第一次穿上军衣、戴上军帽,好高兴啊!在军部一面镜子里,照了又照,足足照了几天。后来她和几位“女兵”一起到镇上去“摄影留念”时,那照相师叫她“李同志”,她简直要“飞到天上去”。
这个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而复杂的,为着保密,各部门之间非有必要,也不太往还。李场长向林博士说了一下,立刻就说:“还是不说吧!”林博士有美国习惯:人家不愿说,他绝不追问。但是李却概括地说,她和朱三妈、小莹等一行都回到“政治工作大队”中去。小和尚则属于“小鬼队”。他二人都加入了“识字班”。入班时她已认得几百个字,小和尚还是个“差不多的文盲”;不过小和尚很快就超过她了。
朱三妈分在“妇女服务团”;文梅、小莹她们则在“宣传大队”搞“墙报”、搞“编导”。大家工作无定所,经常流动。生活条件很差,但是精神很愉快、工作很起劲。
“你们那时有没有‘托儿所’呢?”林博士不免问一句。
“解放前打游击,什么‘托儿所’,听都未听说过!”
“那么‘小狗’怎么办呢?”林博士还是想到他自己儿子的遭遇。
“‘小狗’啊!真好玩!”李兰说着似乎余味犹存,“他后来长得白白胖胖,嘴巴灵得很,可爱得不得了。”
“那么,他妈要工作,怎样带他呢?”
“哎呀,我们那时又没有什么上下班,”李说,“他妈不带他,我们都抢着带他呢——每晚抢着带他睡觉。”
“你们是哪些人呢?”文孙问道,“你和曹文梅?”
“我们?我们?”李说,“我们那时有七八位女同志呢——后来阿英、涂全胜都来了,还有些新同志——我们女同志们共同养着一条‘小狗’嘛……”李兰笑着把文孙抱住,又说:“林博士,你留下的那条‘小狗’可爱死了。”
“……”文孙也跟着李兰傻笑。
“后来‘小狗’还救了我们姑娘们一命呢!”李兰说着,笑不可仰,又补充说:“‘小狗’可爱死了……”
据李场长说,她们回到军部之后,“小狗”就渐渐会笑、会爬,“可爱得不得了”!宣传队里七八位姑娘,都抢着要带他。他妈几乎都轮不着了。
等到“小狗”牙牙学语了,他只知道这七八位姑娘中,有一位是“娘”,其他都是“姨”——但他却不知“娘”和“姨”的分别在哪里。一次一位访客指着姑娘们问“小狗”说:“‘小狗’呀!你喜欢‘娘’,还是喜欢‘姨’?”
“都喜欢!”“小狗”毫不迟疑地回答着,直是笑、直是爬。
众姑娘这一下哄起来。故事传遍全军部,连叶军长都说要来“看看我叶家的‘小狗’”。
有时有人又问:“‘小狗儿’,你‘妈’在哪里?”
“小狗”总是东张西望一下,然后找到位姑娘,把小手一指。被指的姑娘,无不高兴得要死——晚间非要“小狗”跟她一起睡觉不可。“小狗”向来没有拒绝过任何姑娘的邀请,所以军部里的“男同志”无人不羡慕“小狗”有“艳福”。
那时这个政治大队原是个“芙蓉国”,是所有单身男同志追求的对象。众姐妹中要算是叶维莹长得最体面。她虽已罗敷有夫,并且还有条“小狗”儿子,但是想吃她这块天鹅肉的癞蛤蟆,还是成十成打的。大家对她的过去都不免妄事猜测——除了几位接近她的姐妹和张指导员外,很少人知道她“林三少奶奶”的背景。有些癞蛤蟆甚至因接近不了,由爱生妒、由妒生恨,由猜测而造谣,竟说叶维莹原是一位国民党军官遗弃的姨太太。众口铄金,使众姑娘气愤不已,连张指导员都辩护不了——别人总以为张叔伦少校是个“希望最大的癞蛤蟆”。谁会把癞蛤蟆奉承天鹅的话当真!?
大家开玩笑地去问“小狗”说:“‘小狗儿’,你的‘爸爸’在哪里?”
“小狗”不但不知道他“爸爸”在哪里,他连“爸爸”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有时他听到镇上的儿童叫“爸爸”,他灵巧的小嘴,跟鹦鹉一样,也学着叫“爸爸”——成年男人原来就叫“爸爸”。这一来,有一些自作多情的癞蛤蟆就欢喜逗着“小狗”叫他“爸爸”;有些被“小狗”错叫了的,则开玩笑逗“小狗”说:“‘小狗’,我不是你爸爸,你爸爸是国民党。”
大家逗多了,可爱的“小狗”,信以为真,以后凡有人问他“爸爸是谁”,“小狗”总会说:“我爸爸是国民党。”
噫嘻乎!又有谁知道,这一句足以令人肝胆皆裂的三岁小儿之言,竟救了他“娘”和几位“阿姨”一命呢!
内战!内战!万恶的内战!“小狗”如不因一句话使他娘和阿姨们,转危为安,这几位少女生命,究变成怎样个结局呢!?
故事是这样的:
抗战中期国共双方由互谅互济,逐渐变为互猜互忌。由猜忌而摩擦,由摩擦而动武,终于一九四一年初,爆发了震撼中国、哄传世界的“皖南事变”——叶挺、项英所率领的“新四军”,被国民党军队上官云相部,在安徽省南部给包围了。一场血肉模糊的搏斗之后,双方死伤数千人。新四军战败,项英战死、叶挺被俘。新四军政治部为着女政工人员的安全,于战斗爆发前,原拟将政治部所属的女同志们先期送往江北安全地带避难。但是当曹、叶和朱三妈这一支尚滞留在江边时,事件便爆发了。战场上正打得炮火连天,这一群美女便被国民党军队江防部队截获了。这部队原是纪律甚差的“杂牌军”,掳到这批美女,简直馋涎欲滴,迫不及待。幸好朱三妈很镇静;她指着那军官说他“罪该枪毙”,并自报是国民党军队某部高级将领的“眷属”,正拟赶回江北老家度春节,不意被“天气、鬼子和共军叛乱”阻止不能渡江。
“你们是哪一军的部队?”朱三妈疾言厉色地骂那军官,说,“不上前方打新四军,竟胆敢在此对我们‘国军’眷属无礼!”
那军官被朱三妈的气焰压住了,不敢乱动,但也将信将疑,最后一位少校政工出现了,他也将信将疑,但他想自“孩子嘴内讨实话”,乃问“小狗”说:“宝宝,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狗’。”“小狗”笑着说,一面还在玩他的玩具小陀螺。
“‘小狗’,”那少校又指着几位少妇问道,“她们是你的什么人?”
“她是‘娘’,她们是‘姨’。”“小狗”可爱地回答着,指指他的娘和姨。
“你爸爸在哪里?”那人又和气地问。
“我爸爸是国民党。”“小狗”顽皮地回答着。
这军官闻言,乃转身向朱三妈道歉,并为他们拉了一条船,自己抱着“小狗”,送他上船。“小狗”叫他“爸爸”并香香他。那少校高兴极了,还取出两毫小洋给“小狗”买糖吃,并要收“小狗”做干儿子呢。
“小狗”一语解千愁,他的娘和姨,和奶奶,才能平安地渡往江北去。
小莹是怎样“死”的?
朱三妈等一行抵达江北之后,原以为脱离险境,可以轻松一下了。谁知地下传来消息,却是羊入虎口。原来新四军战败之后,所有机密文件均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掳获。三、五两战区当局乃下令按图索骥,联合通缉所有左翼逃犯。新四军系统下的地下站,纷纷被国民党军政机关所破获。地下网被地上网所笼罩,极少幸免,连那最机警、最有经验的“卢参议”也被捕失踪,生死莫卜;瓜蔓相抄,足使江北的“白区”,陷入了血腥的“白色恐怖”。相形之下,反以“敌伪区”较为安全。
这时恰好有一连新四军残部,内中竟有张叔伦和小和尚,突破重围,渡江北上,在一座小山丘中集结;朱三妈一行乃奉命归队。当他们气喘未定时,便有当地国民党保安队两中队,搜索前来。两军相遇混战了一夜,保安队两个中队长竟被打得一死一伤;两队步枪百余支,全被缴械。这一小仗足使奄奄一息的江南“赤祸”,又在江北蔓延起来,使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党部乱了手脚。大家为“根绝赤祸”,乃作“釜底抽薪”之计,查核掳获文件,才知道这一带赤色游击活动,是由地下几位“副书记”负责的,其中之一便是“叶维莹(女)”,她在“地上”的公开掩护身份则是“林家庄三少奶奶”。
根据这一机密情报,战区政治部乃约“林伯章参议”谈话,以了解情况。林参议为此恐惶万状,乃具了个“结”,并公开声明:“……赤伪以女色勾引良家子弟,为非作歹,时有所闻。然伯章寒族子弟,于抗战开始后,已相率往后方投效,初无一人滞留梓里。今后如有不肖之徒,冒寒族微名,为祸乡党,务恳党政军学各级长官,查明逮捕法办,不胜叩祷……”
的确,林参议未尝见过这房媳妇,所报亦系实情。
办案人员乃根据文件,找到了叶女的舅舅——县城内百合药铺的朝奉朱光直。他们胁迫朱朝奉往“赤区”把胡作非为的外甥女找回来。朱拿了路费进入赤区,果然找到了外甥女,可是他也知道这个贵重外甥女的婆家——那座声势赫赫的林家庄,已被夷为平地。她的公公林伯章已公开声明不承认这房媳妇,领她回来也是天大麻烦,倒不如两头撒谎,坐吃两头酒肉、坐收“两国之金”为佳。
朱朝奉来回跑了三趟,口味愈跑愈大,对外甥女的“五元盘缠”已嫌不足,弄得“组织上不胜其烦”(李兰场长的话)。这时刚好王阿英(何秀姑改名)脱险归来。她生性内向,被俘后又颇受侮辱,加以大兵之后,时疫流行,阿英久病不愈,一时想不开,便悬梁自杀了。正当全队为阿英之死祭奠而追悼、哀泣一片时,朱朝奉忽于此时四度来访。领导同志们灵机一动,想起为何不说死去的是他的外甥女呢?这不既可打发了朱朝奉,又可骗掉国民党了吗?
大家按计行事,既然朱朝奉不加深究——那时县城内外也正死人如麻——他在假惺惺地哭祭一阵之后,便要求同志们“赏”点“抚恤费”、“丧葬费”。大家一想,倒不如花几个钱,就委托朱朝奉把何同志遗体抬下山去葬了。计划既定,组织上乃发朱朝奉抚恤费三十元、安葬费二十元,还给他一些外甥女的“遗物”,并雇了两位村农,随着朱某把他“外甥女”白木棺材的灵柩抬下山去安葬。
朱朝奉连声道谢地领着棺材便下山去了。回到县城,他城也不进,便直奔北门外义冢。这时义冢里新坟累累,他胡乱地找一块空隙,稍为挖了挖,把棺上加层薄土,便打发两个抬夫回去了——茶也未请他二人喝一杯。
秀姑同志遗体入土之后,叶维莹副书记的名字也在舅舅的记忆里,和国民党县党部的黑名单中注销了。
小莹改了个名字叫“田军”,此后很少有党外人知道田军原是个女人了。
五年之后“小狗”的“爸”回来了。他要到北门义冢去找“小狗”的娘,哪里能找得到呢!?
“牛是新四军打死的!”
叶维莹副书记不是唯一改用假名的干部;为应付“白色恐怖”,所有工作同志,都换了名字。何南仁改成何仁(后又改名何任);李春兰划掉个“春”字,变成李兰。曹文梅变成左问枚,朱三妈也变成宋老太。只是张叔伦所改的名字,李场长一时想不起来了,客人未便追问,也就从缺了。
叔伦和小和尚在“皖南事变”中,为什么成为漏网之鱼呢?故事也相当戏剧化。
小和尚人小胆大,在事变中本在持枪作战。直至四军溃不成军时,他才弃枪潜逃,但这时国民党军队正在战场搜捕俘虏。这红小鬼原是逃不掉的,幸好他眼捷手快,一下瞥见了一个死掉的牧童,他乃将牧童的衣服脱了来自己穿上,又举目四窥,发现远处还有一条死牛。小和尚跑了过去,乃伏在牛身上,大哭起来——哭得他一佛出世、二佛翻身。这时刚有个国民党军官带了几个助手前来清点战利品。
“这死牛是你的?”军官向牧童发问。
“……”牧童忍住泪,点点头,又哭道,“老总们把我的牛打死了……”说着又低头泣不成声。
那军官乃叫助手去找“大锅头”,“来把这死牛剁了,犒赏三军,当晚饭……”
“哦……”小牧童大哭不止。
“土匪杀了你的牛,”那军官笑着说,“现在官军赔你钱!”说时那军官乃取出一张五元法币给小牧童作赔偿。
“我爸十五元买的呢……”小牧童显然嫌少。
“你爸买的是活牛,你卖的是死牛!”那军官拍拍小牧童的头笑了笑,并叫他那助手给了小牧童一张“通行证”,又说:“告诉你爸,你的牛是新四军打死的!”
小和尚拿了钱和通行证,也不知道向何处去“通行”。眼看前面是个小镇,他想到镇上去买点点心充饥。刚走到镇边,便看到一座国民小学的操场上坐了几十个人,一些军人正在问话,进进出出,乱糟糟的。他身不由己地乃踏入操场看起热闹来,想不到这一下竟看到张指导员,他穿件蓝布大褂,还端正地戴着他那金丝眼镜也坐在地上。
小和尚一见大喜,乃跑了过去,而叔伦则向他使眼色,叫他逃走。小和尚正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枪兵持着长枪,用枪托来赶小牧童出操场。小和尚忽然灵机一动自衣袋内取出“通行证”来向那枪兵说:“连长叫我来接李老师出去。”
“他是你们学校的李老师?”小兵问小牧童,小牧童点点头。
“同志,我敝姓李。”叔伦也补上一句。
这枪兵拿着通行证向一位排长式的军官摇一摇,那军官摆摆手,他二人就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操场。小和尚胆大,他还到街上去买了七八个烧饼,二人吃了,再商议去处。
那晚他二人摸到江边,竟然碰到一些在逃的散兵游勇。他们一起找到了一只无主的渔船,大家乃通力合作,夤夜渡往北岸,上岸时正碰到一位新四军的连长在收容溃兵,他们联合起来竟有数十条步枪和四挺轻机枪。这连长把他们重行编排起。在开往山区途中,便碰到国民党军队保安队来堵截。两军对阵,一场混战,竟把保安队打个全军覆没——真是胜败原兵家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