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摩擦从何来

“败家媳妇”败到底

张指导员是怎样脱险归来的呢？

在天亮之前，叔伦原是和卢参议带着小和尚在山中四处寻觅失踪的女伴；寻了一天一夜未见踪影，三人再露宿一宵，翌晨天光大亮，三人乃决定下山去。卢参议要先去周家集附近一个地下联络站，拟待机重建地下网。叔伦和小和尚则决定先到李七爹庄上，一探究竟。

当他二人抵达李家时，李七爹正在门口搓麻绳。他一见这两个头肿眼歪、满身血渍的伤兵，不免大吃一惊。问明究竟，七爹忙叫七婶和儿媳替指导员打水洗涤，用草药敷伤，并准备早饭——但是小和尚已疲惫得不能再支持了，毕竟是个未成年的儿童嘛。他倒入谷场上的草堆里，便呼呼地睡着了。李七婶开出早饭，到草堆边上去叫小和尚，那简直是小死猪一条，哪里叫得醒！七婶用稻草把他盖了，大家也就由他睡去。

张指导员稍事洗涤，早餐之后，换上一套李七爹的大襟褂裤，便想前去朱三妈家一探究竟。七爹本要陪着去，但为减少目标，叔伦问明路途，还是暗插手枪，独自一人找到朱家去。孰知他带到朱家的噩耗，竟惹起阿香殉夫自杀。

叔伦是亲眼看到连发断气的，但是他那时的哀愤之情，却远没有他目击阿香自杀未遂时的敌忾之心——他这时恨不得持枪立刻冲入林家庄里去和日本鬼子一拼！

鬼子！鬼子！入侵八载，你搞得我们多少善良的人民，家破人亡啊！这笔血债，我们就一笔勾销吗！？

叔伦在朱家休息了半天，醒来之后，李七爹也带着小和尚赶来了。大家一致劝慰阿香，要她“想开一点”，同时他们自己也得想善后之策。

阿香哪里能想得开呢？她哭了一整天，累得朱三妈也守着她一整天，寸步不敢离开；同时三妈又偷偷地告诉指导员，说她断定阿香已经怀孕了。

这一来，指导员只好劝朱三妈暂时勉为其难——就算她老人家多收了两个义女吧。一个怀孕，一个新产。指导员并答应朱三妈，一定在军部找点补贴，庶几三妈不会拖累太甚。朱三妈很大方，也就承担下来了。

叔伦在朱家睡了一宵，又带着小和尚赶往周家集地下联络站，找到卢参议。卢已在一个茶馆当“跑堂”；晚间茶馆打烊了，才把躲在另处的张叔伦找来密谈。

“叔伦啦，”卢悄悄地说，“我们还有百多条枪，我已查出下落了。”

“我们东山再起，把人枪再度集合，重建番号。”叔伦说。

“怎么重建？”卢问。

“让我去找刘绩之刘专员，先借点人马。”叔伦很有自信地说，“等我们把溃散的人枪找回来，我们就把借来的还给他。”

“叔伦呀，”卢说，“你怎么能和国民党的官僚打交道呢？他们都在做官，高高在上。我们要潜入地下。潜得愈深愈好，距离他们愈远愈好才是呢。”

“……”叔伦一时未能搭腔。他知道他和刘绩之个人关系甚好；刘也是个很正直、很有血性的人。但是他也知道现在说话的是一位“领导同志”。虽然叔伦尚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但是叔伦也知道老卢的话有些道理——在一个有阶级的社会里，怎能蛇龙混杂，站不稳“阶级立场”呢？可是面向这个“现实”，敌人就近在三五百码之内，又如何自处呢？叔伦颇有些失落感。踌躇了半晌，他才反问一句，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得把原则弄清、立场站稳，”卢说，“他们搞他们的，我们搞我们的——他们高高在上，我们低低在下……”

二人商讨了一夜，计划多半是老卢拟的——他是从“贫农团”、“少先队”、“光棍团”……搞起。“地面”上不着丝毫痕迹。有枪则藏在群众之中。“群众”就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游击队”就是“武装的劳动人民”，武装的劳动人民，就是“群众”的一部分，如鱼在水，天衣无缝。

为着“掩护”，卢参议也替张指导员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药铺当“朝奉”。他本是学经济的，会统计都有基础，又打得一手好算盘，当个朝奉，那真是杀鸡焉用牛刀。但是为着革命，他那间不见天日的“内账房”，真是天造地设的“地下司令部”。为着工作，他那不可一日或缺的近视眼镜，也可照戴不误。

在卢、张二人日夜辛劳之下，果然那百来条枪，又渐渐地归队了，虽然新的队伍，既不升旗，又不上操，更无制服。他们三五成群，密藏于劳动人民之中，真是愈深愈好，神不知鬼不觉了；但是一旦有警，则几个小时便可产生一支劲旅——张叔伦对卢某的新办法，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他二人通力合作之下，枪支队员均渐日增加。那些“在帮在理”的小弟兄，也逐渐远离“老头子”，而效忠、听命于一个新帮、大帮了。“老头子”原是一些蚯蚓，却碰到一条有利牙、毒液，在地下游动自如的响尾蛇了。这条蛇在地下愈钻愈深，也就与那在地面上称王称霸的大虫国民党，愈来愈远了。

当卢、张二人正忙得不见天日之时，消息传来，盘踞在林家庄的敌军，难耐寂寞，已自庄中撤退。敌军既去，伪军不敢留恋，也撤往城区去了。

敌伪既去，叔伦再度建议重占林家庄，恢复游击总部。但是老卢则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他已得到情报，国民党的“副总裁”汪兆铭叛变了，并秘密离开重庆去向敌人投降。卢和他的“上级”判断，汪大汉奸一旦回到陷区，一定会大鱼吃小鱼，统一伪军，统一伪组织。国民党军队，将来投敌从汪的一定摩肩接踵。蒋系的国民党“中央”，可能也恢复“制裁异党”，为应付这一新的局面，新四军所影响下的游击队，就应再次深入基层，以防不测。因此凡是“地面上”足资敌伪利用的堡垒，必须加以破坏，使其不为敌伪所利用。

“叔伦啦，”卢说，“这些堡垒，不但不能让敌伪利用，我们也不能让国民党利用来再次围剿我们。”

“我想我们的内战不会再发生了吧。”叔伦说。

“哦，”卢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他们在搞‘防制异党’，我们也得防防他们啊。”

不论谁防制谁，总之林家庄这个土堡垒，应以拆除为宜，叔伦记得刘专员不是也说过这话吗？但是如何拆除呢？老卢既然认为地下党不能升到地上来发号施令，他主张以林三奶的名义，来加以“掩护”。就说林家庄既已两度为敌人利用，绝不能再让敌人三度占领，所以林家主人主动拆除——先从围墙和堂楼开始。拆除的劳力，则利用林家现有的佃户和近村农民，拆下砖瓦木料，则由劳工均分，巨大建筑材料，则暂时积存，以便战后建筑学校之用。

卢参议在其地下网中枢，揿动电钮，不出两个星期，林家那条有五百年历史的“围墙”，便从地球上消失了。围墙既倒，庄内一片瓦房也就完全暴露出来，看来颇为奇特。老年的村农，一辈子习惯了围墙，一下景物全非，不禁触景生情，流下眼泪来——虽然事不干己。

那座仍然高耸的“堂楼”，没有围墙保护，便显得飘摇而空虚，不待人拆，它也似乎难以自存。卢参议再揿一下电钮，它也就海市蜃楼般消失了。剩下一片断瓦颓垣的破房子，就成了个贫民窟了。

叔伦在这座林家庄长住过，觉得它像座古庙，也像座博物馆——这座古建筑的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东方艺术品”；眼见它从历史上消失，叔伦也不免流了些眼泪。他默念老友刘专员的话：“锦绣河山，何处不可惜呢？”叔伦这位热爱文艺的情感中人，默然了。

这座林家庄，在乡人的传说中，是林家三奶主持要人毁掉的。可是可怜的“三奶”，这时却弱不禁风地在朱三妈家“坐月子”。三妈和春兰不敢告诉她，怕她激动——三奶是个脆弱而迷信的人。那位尸骨已枯的“屎嘴张三”的预言——她是个“败家媳妇”——永远地像烙印一般，刻在这位少妇的灵魂之上。如今她那魂梦相牵的“文哥”，已生死不明，不知去向。她总是想为他维持个“家”、抚养个“孩子”，等他归来团聚——他是经常地回来的，但是每次回来，都在“小狗”的哭声中离去了……

“孩子”还在襁褓；“家”已从地面上消失了……

人世间的实在，不能永远寄存于空虚，脆弱的三奶终于获悉了林家的消散，消散在她的名义之下！她把“小狗”抱在怀内，哭成个泪人儿——那是“小狗”的“家”嘛！“小狗”还没见过呢。

“我真是个‘败家媳妇’吗？”这位迷信的少妇茫然地自恨自责。“家”既已消失，“败家媳妇”也就“败”到底了吗？

“民族可以灭亡，内战还是要打！”

当卢参议把林家庄拆掉之后，还剩下的一些破旧房屋，当地无家可归的贫雇农、失业汉，乃一拥而入。

这个林家在本地区原是簪缨之家，百年首富。家藏古董字画、文物珍品，不计其数。有些上品珍藏，连逃走的主人，被杀的管家，都不知其存在。

这些收藏中的“极品”，春初虽被那位日本老头子，抄走了不少，但剩下的上品仍是满楼满箱的。那在“地下”监工拆屋的卢参议，究系游击军人出身，对这些高级文物一无所知；所谓古董文物更不在他注意之列。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些腐朽地主阶级的“玩物”，和“姨太太”、“鸦片烟”属于同一类型，都应加以销毁。事实上，他纵使注意到这些原是属于全民族的国宝，他仓促之间把这个大博物馆拆了，对这些宝物、珍品，也不知如何处理。

指导员张叔伦倒是个地主阶级出身、有高度学养的文人。他知道这些文物之珍贵，不应横加糟蹋！但是他也不知道如何抢救才是。一次他在西南馆的杂货摊上，看到一位大娘正在把一大本“宋版书”，一张张地撕下在包花生米。叔伦马上取出十枚铜元，便把这撕残了的巨著买下来。这位大娘甚为高兴，因为“书比花生更值钱”。她乃领叔伦走到屋后。那儿居然堆了数十本宋元明清的善本书，大娘的女儿正在一本本地用作“引火”，为烧饭之用。叔伦见此情况，几乎流下泪来。他乃以一块法币把它们全部买下。大娘高兴得不得了，乃叫小儿子帮叔伦运回他的“内账房”存起来——但是存起来又作何处理，他还是没个主意。

这一发现，那种文化使命感，使张指导员每次上街，都注意到林家拆屋时流失的文物。这一注意，更不得了。他发现林家附近小镇上的商店几乎都变成了无名的“古董铺”。有些茶馆伙计手中拿的竟然有“官窑”、“汝窑”的真品。一个皮匠铺子里，也挂了两张“四王”。最古怪的是一家鸦片馆中的搭脚，竟是明朝制的“冷凉柜”（现代名字叫做“空调机”）。

叔伦的专业（农业经济）兴趣，也使他收藏了好几份康熙年的“田契”。很快地，他那个“内账房”便被堆得满筐满架，使他坐立无处。一有空，他的知识分子的酸性便把他引到书堆中和古董筐中去了。

面对这些珍贵文物，叔伦感觉自己太孤单了。知识心灵上的孤单感，不由得使他想念起老朋友刘专员来。在这个文化沙漠里，刘专员显然是叔伦周遭唯一有“共同语言”的人了。叔伦心想，如刘绩之也在此，他二人分享个“红泥小火炉”，三杯两盏，摩挲于这些秦砖汉瓦、宋刻明雕之间，该是何等乐事啊？如今他独坐于货栈之中，聆听纸窗之外，寒风呼啸，他对那位威斯康星大学毕业、中西文学都很出色的刘专员是多么怀念啊！

叔伦的旧诗颇有根基，这种心情正可激起作律诗的灵感——他写了好几首“岁暮怀绩之”的七律，贴在床边上，后来他怕老卢看到不好，乃又把诗稿撕掉了。他知道老卢对这些国民党官僚是有成见的。

叔伦正在怀念刘专员，想不到老卢竟传来有关刘专员撤职的噩耗——老卢是来提醒叔伦的，他已得确信，国民党军有位高级“司令”病死，换了一位极其保守的将官来接任。这消息一出，“总部”之内人心惶惶，原先的民主人士、左派党员都纷纷自动离职。据老卢说，这些离职人士包括“刘绩之的后台老板章乃器”。章一走，刘就非垮不可了。卢说刘绩之占的是个国民党的“肥缺”——那个自由区对敌伪区通商的闸口市，是每个国民党的高官都想控制的。国民党新司令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刘绩之撤掉，改由他自己的一位“特训班”出身的副官处长萧某，接任专员。萧某贪婪好杀。“以后西山东区的问题多着呢！”老卢肯定地说。

刘专员的去职，对叔伦简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听到这消息之后，半天才说出一句“可惜”。

“有什么可惜的？”老卢问。

“刘专员还是比较开明的呢。”

“一丘之貉！”卢说，“刘绩之干了一年多，也捞够了，一辈子也不愁吃穿。”

“绩之还算不得是个贪官污吏。”叔伦说。

“你认为刘绩之是国民党系统内的清官，”卢笑笑说，“在国民党内还有清官？做清官在国民党内就站不住。”

“做清官在国民党内就站不住，”叔伦感叹地重复一句，说，“这也是事实——这个姓萧的又是什么样人呢？”叔伦又追问一句。

“做副官出身的还有好东西？”

“那他又要怎么做呢？”叔伦问。

“我正为这姓萧的来提醒你。”老卢说这位姓萧的很会“抓”。他一来就把闸口一带的“缉私总队”抓得死紧。凡不经过“缉私”这一关的“进出口”商品，通统被认为“走私”——走私者枪毙，“私货”没收。有缉私队包庇的，则一切通行无阻，换言之那就是他们包办走私，包办对敌通商。

“这简直是个托拉斯嘛！”叔伦说。

“什么脱那些……？”老卢问。

“我说是垄断走私嘛！”

“垄断走私！？”卢说，“他们真叫一本万利呢。”

据卢说他们的走私，利润之大简直不可想象。就以食盐一项而论罢，他们垄断了，以土产的“楉油”（一种化学工业用的植物油）到敌伪区去换“食盐”。一担“油”换四担“盐”。运回盐之后，他们又用一担“盐”向油农换十担“油”！

“张指导员，你会打算盘，”卢说，“你算算看，这一来一去要赚多少倍！？”

“一转手，就是四十倍嘛！”

“你还要说，”卢说，“你看闸口市是好大的‘肥缺’？”

“除走私赚钱之外，他们在行政上又要干些什么呢？”张问。

卢说这个姓萧的可比刘绩之要干练得多。他要加强“乡镇建制”，扩大“保安队”，“收缴民枪”。民间私藏军械，以死论罪。

“这是针对着我们来的！”卢说。

“那我们怎样应付他们呢？”叔伦问。

“我正为此事来警告你嘛！”

“怎么办呢？”张再问一句。

“我们的枪，能藏就藏，不能藏就逃！”卢说。

“藏又藏不起，逃又逃不了，怎么办呢？”

“那么，”卢肯定地说，“那么就‘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有什么办法呢？”

“这样我们不就打起内战来了吗？”叔伦有点忧虑。

“内战不是打了几十年了吗？”卢说，“有什么办法呢？”

根据卢参议的看法，这位新上任的萧专员兼保安司令，秉承新上司的意旨，是不惜以武力来对待异己了。身为“异己”的卢参议，也已决定“兵来将挡，水至火迎”。忧心忡忡的张指导员，也体会到西山东区自此之后，正如老卢所说的“问题就多起来了”！

大敌压境、胡马窥江，抗战已到最危险的阶段，民族马上就要灭亡了，但是打了数十年的内战，还要继续打下去。“有什么办法呢！？”老卢兴奋地离去之后，老张思前想后，不禁泪湿衣襟。

“真的——民族可以灭亡，内战还是要打吗？”叔伦一灯茕茕，躺在破床之上，想不出答案来。

地面上下的小“摩擦”

一九三九年的春节，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不是，可能是中华五千年史上，天气最阴沉、人心最沉痛的春节之一了。大半个中国和一半以上的人民，都在敌人铁蹄践踏之下。全国千百万原本欢乐的家庭，如今都家破人亡，血泪交迸。锦绣河山，精华尽失。剩下些残山剩水之上，凶残的敌机，也是日夜横飞肆虐。

最糟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抗战阵营之内，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仁人志士，还在抛头颅、洒热血；而狐鼠之辈，就乘机卖国自肥。最下流的则是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夫妇了。他二人在国内政争失意，却忍心于国家民族最危急、最艰难的时期，拖人下水，通敌叛国。

在敌人的眼光里，连汪氏都做了汉奸，则中国军民已失其斗志可知也；日本侵华之战，已基本上胜利了。剩下的抗战华军，如不自动放下武器，对日本“皇军”来说，也只需要些扫荡工作。

但是小小日本要征服中国，那毕竟是以蛇吞象。它要降服这只大象，还得师蒙古、满洲之故技，利用汉奸，以华制华。这样汪兆铭夫妇便得其所哉。一九三九春节之后，汪家班汉奸们，就密锣紧鼓，准备成立其全国性的伪政权了。为扶植伪府接班，加以本身陷入泥沼，军力不敷分配，敌军乃自一部分非战略地区撤退，把政权和防务交给伪府、伪军接管、接防。

可是敌人低估了中华民族的抗敌意志了；它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一旦有个“伪”字当头，其军民两政是无法自存的。

敌军于三九年初春自西山一带撤退了。伪军伪府守不住县城，萧专员不费吹灰之力，在抗日战史上便留下一个“大功”——国民党军队驱逐了敌伪，光复了县城。萧专员江山恢复，也堂堂皇皇地举行了胜利的仪式，迁入日军改建过的老专员公署。敌人已不是个问题，剩下的工作就只是“缉私”和“剿匪”了。

“缉私”对萧专员来说，工作十分简单，通过与伪军的联络，他逮捕了数名“私盐贩”、“走私犯”，在县城、在闸口街道上“陈尸示众”。这一下，果然令行禁止，再也没有胆大的商人，敢于公开“走私”了——无伤大雅的小规模走私那是难免的。通过专员的两位如夫人，赚点小钱，“缉私总队”也就装聋作哑了。

可是萧专员全力以赴的另一工作“剿匪”，问题就复杂了。他带来了一批“干训团”出身的“乡镇干部”，重建了“乡镇体制”，并奉命“就地收缴民枪”。

萧专员知道这一带的“民枪”遍地都是。这时的公开枪价，由一个“保安队”卖给另一个“保安队”，一支不中用的“湖北条子”，也可卖五十大洋。一根“二把盒子炮”身价则在两百袁大头以上。

萧专员下令，为肃清匪患、确保地方治安，要各乡镇全力收缴民枪，违者格杀勿论。这一来，原本相安无事的西山东区，就被弄得阎闾骚然了。怀枪悍匪，一经发觉而拒捕，多被“格杀”。缴枪归顺的“势穷匪徒”，则被非刑拷打，勒令咬出同伙。

萧专员这场血腥的“清乡”，其厉害的程度，实与敌伪相埒。有些“悍匪”，竟敢拔枪拒捕，萧氏部下也就颇有死伤。专员一不做、二不休，乃下令将生擒而拒不吐实的“悍匪”，一律“活埋”。

那个西南馆济生药铺的张朝奉也曾私藏一支“二把盒子”。同样的“二把”，周家集桥头茶馆的“跑堂老李”床下也有一根。在萧司令的威力之下，就凭私藏这两支“制式手枪”，他二人都犯了死罪。

“叔伦啦，”“跑堂老李”私下向朝奉老张说，“我看你得撤退，此地太危险。”

“老卢，你呢？”叔伦问。

“我目标不大。”老卢说。

“我们一齐走，”叔伦说，“他们连朱三麻子都查清楚了。我看朱三妈他们也得躲一躲烽火——这个姓萧的太混账。”

“你带他们回军部去，躲一躲再回来！”

“那么，你呢？”叔伦又问一次。

“我目标不大，”卢说，“我一走大家就散了——你先走，我真躲不下去了，再来。”

他二人就这样决定了。

叔伦暗中征询朱三妈一伙的意见。朱三妈倒不在乎什么“危险”，只是“军部”二字，对她却颇有吸引力，老太决定：“只要军长要我，我就去。”

文梅和小莹则早就想“回军部”。小和尚也要去——他倒不怕萧专员，他只是舍不得张指导员，因为他一直是“张指导员的小尾巴”。

“何南仁，”指导员说，“你可以留下来，跟卢参议，不会有危险。”

但是小和尚不干，他要跟张指导员当“勤务兵”——他不喜欢“卢参议”。

就这样他们分别化装，便溜出了萧专员的王国，逃回军部去，剩下的残局，则由老卢独肩其艰巨了。

“我爸爸是国民党！”

这个新四军军部，根据红星农场李场长的回忆，真是个“小中国”、“大世界”。

就以种族来说吧，那真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全国二十多省市老乡，无省没有。论知识水平，则上至留学生，下至像李春兰那样的小村姑、大文盲，也无不具备，真是洋洋大观。

“乡巴佬、小村姑，到这儿来，真是大开眼界，兴奋无比！”李场长在四十年后，回忆起来，仍然面露惊喜之情。她说她第一次穿上军衣、戴上军帽，好高兴啊！在军部一面镜子里，照了又照，足足照了几天。后来她和几位“女兵”一起到镇上去“摄影留念”时，那照相师叫她“李同志”，她简直要“飞到天上去”。

这个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而复杂的，为着保密，各部门之间非有必要，也不太往还。李场长向林博士说了一下，立刻就说：“还是不说吧！”林博士有美国习惯：人家不愿说，他绝不追问。但是李却概括地说，她和朱三妈、小莹等一行都回到“政治工作大队”中去。小和尚则属于“小鬼队”。他二人都加入了“识字班”。入班时她已认得几百个字，小和尚还是个“差不多的文盲”；不过小和尚很快就超过她了。

朱三妈分在“妇女服务团”；文梅、小莹她们则在“宣传大队”搞“墙报”、搞“编导”。大家工作无定所，经常流动。生活条件很差，但是精神很愉快、工作很起劲。

“你们那时有没有‘托儿所’呢？”林博士不免问一句。

“解放前打游击，什么‘托儿所’，听都未听说过！”

“那么‘小狗’怎么办呢？”林博士还是想到他自己儿子的遭遇。

“‘小狗’啊！真好玩！”李兰说着似乎余味犹存，“他后来长得白白胖胖，嘴巴灵得很，可爱得不得了。”

“那么，他妈要工作，怎样带他呢？”

“哎呀，我们那时又没有什么上下班，”李说，“他妈不带他，我们都抢着带他呢——每晚抢着带他睡觉。”

“你们是哪些人呢？”文孙问道，“你和曹文梅？”

“我们？我们？”李说，“我们那时有七八位女同志呢——后来阿英、涂全胜都来了，还有些新同志——我们女同志们共同养着一条‘小狗’嘛……”李兰笑着把文孙抱住，又说：“林博士，你留下的那条‘小狗’可爱死了。”

“……”文孙也跟着李兰傻笑。

“后来‘小狗’还救了我们姑娘们一命呢！”李兰说着，笑不可仰，又补充说：“‘小狗’可爱死了……”

据李场长说，她们回到军部之后，“小狗”就渐渐会笑、会爬，“可爱得不得了”！宣传队里七八位姑娘，都抢着要带他。他妈几乎都轮不着了。

等到“小狗”牙牙学语了，他只知道这七八位姑娘中，有一位是“娘”，其他都是“姨”——但他却不知“娘”和“姨”的分别在哪里。一次一位访客指着姑娘们问“小狗”说：“‘小狗’呀！你喜欢‘娘’，还是喜欢‘姨’？”

“都喜欢！”“小狗”毫不迟疑地回答着，直是笑、直是爬。

众姑娘这一下哄起来。故事传遍全军部，连叶军长都说要来“看看我叶家的‘小狗’”。

有时有人又问：“‘小狗儿’，你‘妈’在哪里？”

“小狗”总是东张西望一下，然后找到位姑娘，把小手一指。被指的姑娘，无不高兴得要死——晚间非要“小狗”跟她一起睡觉不可。“小狗”向来没有拒绝过任何姑娘的邀请，所以军部里的“男同志”无人不羡慕“小狗”有“艳福”。

那时这个政治大队原是个“芙蓉国”，是所有单身男同志追求的对象。众姐妹中要算是叶维莹长得最体面。她虽已罗敷有夫，并且还有条“小狗”儿子，但是想吃她这块天鹅肉的癞蛤蟆，还是成十成打的。大家对她的过去都不免妄事猜测——除了几位接近她的姐妹和张指导员外，很少人知道她“林三少奶奶”的背景。有些癞蛤蟆甚至因接近不了，由爱生妒、由妒生恨，由猜测而造谣，竟说叶维莹原是一位国民党军官遗弃的姨太太。众口铄金，使众姑娘气愤不已，连张指导员都辩护不了——别人总以为张叔伦少校是个“希望最大的癞蛤蟆”。谁会把癞蛤蟆奉承天鹅的话当真！？

大家开玩笑地去问“小狗”说：“‘小狗儿’，你的‘爸爸’在哪里？”

“小狗”不但不知道他“爸爸”在哪里，他连“爸爸”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有时他听到镇上的儿童叫“爸爸”，他灵巧的小嘴，跟鹦鹉一样，也学着叫“爸爸”——成年男人原来就叫“爸爸”。这一来，有一些自作多情的癞蛤蟆就欢喜逗着“小狗”叫他“爸爸”；有些被“小狗”错叫了的，则开玩笑逗“小狗”说：“‘小狗’，我不是你爸爸，你爸爸是国民党。”

大家逗多了，可爱的“小狗”，信以为真，以后凡有人问他“爸爸是谁”，“小狗”总会说：“我爸爸是国民党。”

噫嘻乎！又有谁知道，这一句足以令人肝胆皆裂的三岁小儿之言，竟救了他“娘”和几位“阿姨”一命呢！

内战！内战！万恶的内战！“小狗”如不因一句话使他娘和阿姨们，转危为安，这几位少女生命，究变成怎样个结局呢！？

故事是这样的：

抗战中期国共双方由互谅互济，逐渐变为互猜互忌。由猜忌而摩擦，由摩擦而动武，终于一九四一年初，爆发了震撼中国、哄传世界的“皖南事变”——叶挺、项英所率领的“新四军”，被国民党军队上官云相部，在安徽省南部给包围了。一场血肉模糊的搏斗之后，双方死伤数千人。新四军战败，项英战死、叶挺被俘。新四军政治部为着女政工人员的安全，于战斗爆发前，原拟将政治部所属的女同志们先期送往江北安全地带避难。但是当曹、叶和朱三妈这一支尚滞留在江边时，事件便爆发了。战场上正打得炮火连天，这一群美女便被国民党军队江防部队截获了。这部队原是纪律甚差的“杂牌军”，掳到这批美女，简直馋涎欲滴，迫不及待。幸好朱三妈很镇静；她指着那军官说他“罪该枪毙”，并自报是国民党军队某部高级将领的“眷属”，正拟赶回江北老家度春节，不意被“天气、鬼子和共军叛乱”阻止不能渡江。

“你们是哪一军的部队？”朱三妈疾言厉色地骂那军官，说，“不上前方打新四军，竟胆敢在此对我们‘国军’眷属无礼！”

那军官被朱三妈的气焰压住了，不敢乱动，但也将信将疑，最后一位少校政工出现了，他也将信将疑，但他想自“孩子嘴内讨实话”，乃问“小狗”说：“宝宝，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狗’。”“小狗”笑着说，一面还在玩他的玩具小陀螺。

“‘小狗’，”那少校又指着几位少妇问道，“她们是你的什么人？”

“她是‘娘’，她们是‘姨’。”“小狗”可爱地回答着，指指他的娘和姨。

“你爸爸在哪里？”那人又和气地问。

“我爸爸是国民党。”“小狗”顽皮地回答着。

这军官闻言，乃转身向朱三妈道歉，并为他们拉了一条船，自己抱着“小狗”，送他上船。“小狗”叫他“爸爸”并香香他。那少校高兴极了，还取出两毫小洋给“小狗”买糖吃，并要收“小狗”做干儿子呢。

“小狗”一语解千愁，他的娘和姨，和奶奶，才能平安地渡往江北去。

小莹是怎样“死”的？

朱三妈等一行抵达江北之后，原以为脱离险境，可以轻松一下了。谁知地下传来消息，却是羊入虎口。原来新四军战败之后，所有机密文件均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掳获。三、五两战区当局乃下令按图索骥，联合通缉所有左翼逃犯。新四军系统下的地下站，纷纷被国民党军政机关所破获。地下网被地上网所笼罩，极少幸免，连那最机警、最有经验的“卢参议”也被捕失踪，生死莫卜；瓜蔓相抄，足使江北的“白区”，陷入了血腥的“白色恐怖”。相形之下，反以“敌伪区”较为安全。

这时恰好有一连新四军残部，内中竟有张叔伦和小和尚，突破重围，渡江北上，在一座小山丘中集结；朱三妈一行乃奉命归队。当他们气喘未定时，便有当地国民党保安队两中队，搜索前来。两军相遇混战了一夜，保安队两个中队长竟被打得一死一伤；两队步枪百余支，全被缴械。这一小仗足使奄奄一息的江南“赤祸”，又在江北蔓延起来，使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党部乱了手脚。大家为“根绝赤祸”，乃作“釜底抽薪”之计，查核掳获文件，才知道这一带赤色游击活动，是由地下几位“副书记”负责的，其中之一便是“叶维莹（女）”，她在“地上”的公开掩护身份则是“林家庄三少奶奶”。

根据这一机密情报，战区政治部乃约“林伯章参议”谈话，以了解情况。林参议为此恐惶万状，乃具了个“结”，并公开声明：“……赤伪以女色勾引良家子弟，为非作歹，时有所闻。然伯章寒族子弟，于抗战开始后，已相率往后方投效，初无一人滞留梓里。今后如有不肖之徒，冒寒族微名，为祸乡党，务恳党政军学各级长官，查明逮捕法办，不胜叩祷……”

的确，林参议未尝见过这房媳妇，所报亦系实情。

办案人员乃根据文件，找到了叶女的舅舅——县城内百合药铺的朝奉朱光直。他们胁迫朱朝奉往“赤区”把胡作非为的外甥女找回来。朱拿了路费进入赤区，果然找到了外甥女，可是他也知道这个贵重外甥女的婆家——那座声势赫赫的林家庄，已被夷为平地。她的公公林伯章已公开声明不承认这房媳妇，领她回来也是天大麻烦，倒不如两头撒谎，坐吃两头酒肉、坐收“两国之金”为佳。

朱朝奉来回跑了三趟，口味愈跑愈大，对外甥女的“五元盘缠”已嫌不足，弄得“组织上不胜其烦”（李兰场长的话）。这时刚好王阿英（何秀姑改名）脱险归来。她生性内向，被俘后又颇受侮辱，加以大兵之后，时疫流行，阿英久病不愈，一时想不开，便悬梁自杀了。正当全队为阿英之死祭奠而追悼、哀泣一片时，朱朝奉忽于此时四度来访。领导同志们灵机一动，想起为何不说死去的是他的外甥女呢？这不既可打发了朱朝奉，又可骗掉国民党了吗？

大家按计行事，既然朱朝奉不加深究——那时县城内外也正死人如麻——他在假惺惺地哭祭一阵之后，便要求同志们“赏”点“抚恤费”、“丧葬费”。大家一想，倒不如花几个钱，就委托朱朝奉把何同志遗体抬下山去葬了。计划既定，组织上乃发朱朝奉抚恤费三十元、安葬费二十元，还给他一些外甥女的“遗物”，并雇了两位村农，随着朱某把他“外甥女”白木棺材的灵柩抬下山去安葬。

朱朝奉连声道谢地领着棺材便下山去了。回到县城，他城也不进，便直奔北门外义冢。这时义冢里新坟累累，他胡乱地找一块空隙，稍为挖了挖，把棺上加层薄土，便打发两个抬夫回去了——茶也未请他二人喝一杯。

秀姑同志遗体入土之后，叶维莹副书记的名字也在舅舅的记忆里，和国民党县党部的黑名单中注销了。

小莹改了个名字叫“田军”，此后很少有党外人知道田军原是个女人了。

五年之后“小狗”的“爸”回来了。他要到北门义冢去找“小狗”的娘，哪里能找得到呢！？

“牛是新四军打死的！”

叶维莹副书记不是唯一改用假名的干部；为应付“白色恐怖”，所有工作同志，都换了名字。何南仁改成何仁（后又改名何任）；李春兰划掉个“春”字，变成李兰。曹文梅变成左问枚，朱三妈也变成宋老太。只是张叔伦所改的名字，李场长一时想不起来了，客人未便追问，也就从缺了。

叔伦和小和尚在“皖南事变”中，为什么成为漏网之鱼呢？故事也相当戏剧化。

小和尚人小胆大，在事变中本在持枪作战。直至四军溃不成军时，他才弃枪潜逃，但这时国民党军队正在战场搜捕俘虏。这红小鬼原是逃不掉的，幸好他眼捷手快，一下瞥见了一个死掉的牧童，他乃将牧童的衣服脱了来自己穿上，又举目四窥，发现远处还有一条死牛。小和尚跑了过去，乃伏在牛身上，大哭起来——哭得他一佛出世、二佛翻身。这时刚有个国民党军官带了几个助手前来清点战利品。

“这死牛是你的？”军官向牧童发问。

“……”牧童忍住泪，点点头，又哭道，“老总们把我的牛打死了……”说着又低头泣不成声。

那军官乃叫助手去找“大锅头”，“来把这死牛剁了，犒赏三军，当晚饭……”

“哦……”小牧童大哭不止。

“土匪杀了你的牛，”那军官笑着说，“现在官军赔你钱！”说时那军官乃取出一张五元法币给小牧童作赔偿。

“我爸十五元买的呢……”小牧童显然嫌少。

“你爸买的是活牛，你卖的是死牛！”那军官拍拍小牧童的头笑了笑，并叫他那助手给了小牧童一张“通行证”，又说：“告诉你爸，你的牛是新四军打死的！”

小和尚拿了钱和通行证，也不知道向何处去“通行”。眼看前面是个小镇，他想到镇上去买点点心充饥。刚走到镇边，便看到一座国民小学的操场上坐了几十个人，一些军人正在问话，进进出出，乱糟糟的。他身不由己地乃踏入操场看起热闹来，想不到这一下竟看到张指导员，他穿件蓝布大褂，还端正地戴着他那金丝眼镜也坐在地上。

小和尚一见大喜，乃跑了过去，而叔伦则向他使眼色，叫他逃走。小和尚正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枪兵持着长枪，用枪托来赶小牧童出操场。小和尚忽然灵机一动自衣袋内取出“通行证”来向那枪兵说：“连长叫我来接李老师出去。”

“他是你们学校的李老师？”小兵问小牧童，小牧童点点头。

“同志，我敝姓李。”叔伦也补上一句。

这枪兵拿着通行证向一位排长式的军官摇一摇，那军官摆摆手，他二人就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操场。小和尚胆大，他还到街上去买了七八个烧饼，二人吃了，再商议去处。

那晚他二人摸到江边，竟然碰到一些在逃的散兵游勇。他们一起找到了一只无主的渔船，大家乃通力合作，夤夜渡往北岸，上岸时正碰到一位新四军的连长在收容溃兵，他们联合起来竟有数十条步枪和四挺轻机枪。这连长把他们重行编排起。在开往山区途中，便碰到国民党军队保安队来堵截。两军对阵，一场混战，竟把保安队打个全军覆没——真是胜败原兵家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