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今生与昨死

另一个世界

莹莹提着竹篮循街边走回家，路过鼓楼之侧，看到一群青年正在围看一张广告。她也站着看一下，原来是“省立临时中学”的招生广告。高初中都有；自初一到高三，都可插班。校址是在距南门外三里的“龙潭寺”。莹莹看着心里痒痒的，想到能进此中学多好，但是一看到“学杂费拾陆圆”一条，心中就冷了。她身边只有妈给的五元。以前那罗司令还给些首饰零钱，都由妈保管，却给妈通统输光了——莹莹想想，对妈也有点怨恨。舅舅对她不错，但是舅舅哪来这十六块钱呢！

莹莹看了一会儿，乃绕过鼓楼；想不到鼓楼那边也有一群人在看另一张布告，原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辖政治宣传总队、第二大队，招考男女学员广告”。莹莹只瞥了一眼，也就预备走了——反正缴不起学费。可是她忽然听到两位青年在讨论说“待遇不坏哎”，这才又引起莹莹的好奇心，再挤入人丛一看，不禁大喜过望。原来这些学员，不但不要学费，“录取者以上士起叙”，“每月薪饷七元”。

莹莹抱着篮子，再挤进去细看一下“报考资格”，规定是不论男女、初中毕业、十六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均可报名应考”，考试地点是“文庙”。莹莹看了这一资格，心头一爽——这一喜真非同小可。

放下竹篮，解下围裙把篮内礼物遮住，乃三脚两脚，穿过文昌巷，走到文庙。果然庙前挂着白底蓝字宣传大队的大牌子，有个枪兵在一旁站岗。莹莹在一旁探头探脑不敢进去，但听到有两个青年问那岗兵，才知“报名处”在庙内，莹莹也就跟着那些青年进去了。

这“报名处”设在右庑，有两间房，男女分别报名。莹莹见男报名处有一群人在等；女报名处，则空无一人。她乃走向女报名处，只见里面有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有两个女兵在聊天。莹莹看那女兵一长一幼，二人身着草绿棉军服、腰束皮带、脚穿力士鞋，军帽轻覆在那长发之上，真潇洒至极！——莹莹一看之下，真打心眼里羡慕起来。

那年长女兵（约二十七八岁）一看到莹莹，便首先问道：“你来报名的吗？”

莹莹说：“是。”她又问莹莹：“认得字吗？”莹莹说：“认得。”“会写吗？”她又问。莹莹说：“会。”“那你就自己填个表吧！”这年长女兵说着，那年幼的女兵便取过一张油印的表格来交给莹莹。

莹莹一看这表格除姓名、年龄、地址、学历之外，还有“写作经验”、“绘画经验”、“舞台经验”等数项。那小女兵又取出墨水瓶和钢笔给莹莹，莹莹都照实填了，并于舞台经验项下，填上“参加《雷雨》演出”等数项。

当那年长的女兵看过莹莹的表格之后，她对这村姑打量半天，面露惊讶之色，只叽咕一句说：“你是高师二？”未等莹莹回话，她拿着表格便匆忙地走了。

当莹莹正和那年幼的小女兵“王秀英”谈话时，那年长女兵回来了，同来的却是一位身着“武装带”、领口挂少校领章的军官。这军官大约三十五六年纪，长得很清秀，态度也很和蔼——和莹莹所认识的罗少将、朱中校、熊少校的味儿，完全不同，而莹莹则觉得这位少校容易亲近得多了。

“我是张指导员。”这军官伸出手来，和莹莹亲切握着手，要她们三人一同到他的简陋的办公室去——这办公室只一张木桌、几张椅子，和一张帆布床。

张要大家坐下之后，把莹莹的表看了又看，又对莹莹上下看了一遍，忽然说：“你在《雷雨》里演四凤，是不是？”

莹莹脸微红一下，轻声作了肯定的答复。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搬过来？今天？明天？”张含笑而肯定地问。

“张指导员，我还没有参加考试呢。”莹莹有点难为情地答着。

“不用了，不用了！”张随即用红铅笔在莹莹表格上批着“免试录取”四字，使莹莹大为吃惊，也喜出望外。

张又指着那年长女兵介绍说，她是张秀兰同志，你们女生队将来的“中队长”；那年幼的叫王秀英同志，将来也和莹莹一道在“话剧组”。

张指导员找来勤务兵，泡了一壶茶，又取出些花生米，四人且吃且谈。张问了莹莹的详细身世之后，说你以后可写篇“自传”。张又向秀兰说，看样子维莹同志的舅舅不会阻止她来当兵——不过我们搞政治工作的，总要向她的家长“动员”一下。莹莹是第一次听人叫她“同志”，她感到亲切和骄傲，内心欣悦无比。

莹莹在文庙内和他们谈了两个钟头，真是心心相印，情投意合——这才是她应该住的世界。真想不到，这个伟大古老的中国之中，竟然有这么多小世界，她自己在另一个世界寻死三次，最后竟于无意中，摸到这一个世界来……

张指导员他们又带她参观了营房和看了一些陈列的书报之后，莹莹就回家了。张指导员并和她约定今晚来拜访她家长，莹莹明天就可“入队”了。

莹莹的心情是兴奋、喜悦、恐惧、新奇……交织着回到舅舅家里去。

跟党到死的第一步

莹莹辞别了张指导员，三步两步赶回舅舅家，她怕舅妈在等着她烧饭呢。谁知她一进门，却见一个穿皮袍的中年人，和舅妈正在喝茶、吃糕饼聊天，这些糕饼显然是那穿皮袍的人带来的。那人自我介绍是“省营贸易公司”的庶务科长，姓廖名邦平。他已来过一次。这次来也已等了两个钟头——“总算把‘莹姑娘’等到了”。

廖自称他是熊兼总经理的“贴心人”。他奉总经理之命，在县城已为“莹姑娘”租好了宿舍，莹姑娘以后就在他的庶务科当“挂名会计”，不必上班。吃的、穿的、用的，由庶务科全部供应。有任何需要，只要莹姑娘吩咐我姓廖的，便没有做不到的。

廖这番话使莹莹听了不知如何应付，心情反应也很复杂。她曾自金环口中听到有关“叫床幺二”那个“小公馆”的事。金环说那小公馆便是熊副官一手布置的——金环也曾说过有关熊正宜、熊楚材的吃喝嫖赌、走私资敌和贩卖鸦片、组织公司的许多故事——熊对她母女虽然恩高德厚，但是现在又要她在县城单住宿舍（是否也是个“小公馆”呢？），是什么意思呢？莹莹不愿搬去住，但是要不是在“政宣大队”被录取了，她也不敢贸然拒绝。如今既然有两处可去——不必去听“少东”那个药王菩萨的使唤了，她就向舅妈说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里的“机会”，希望晚间舅舅回来时，再听舅舅的话。

廖科长劝了半天之后，约好明后天再来，便走了。晚间舅舅回来了，他们夫妻舅甥，正在为这三个选择伤其脑筋时，忽然有人敲门。莹莹开门一看，原来是张指导员，带几位女兵，后面还站着一位上校级军官，张介绍那位是邹副大队长。

朱朝奉夫妇一辈子还未见过这样大的官；而这群“军事委员会”里的大官，居然亲临拜访，更是前所未有之事；街后、街前的邻里，不免轰动。朱朝奉打躬作揖，不知如何接待，慌忙万状，街坊却羡慕不已。尤其是那位上校和少校军官更是“朱老先生”长、“朱师母”短地叫着，更使朱氏夫妇坐立难安。这些军官并为维莹同志被“免试录取”而参加“抗战行列”向舅舅、舅妈道贺。舅舅、舅妈更打躬不已。

“维莹同志，”那上校军官亲切地问道，“你的行李呢？”

“没什么行李嘛，”莹莹说，“只一个藤箱、一个铺盖卷、一个瓷面盆。”

“那我们就替你提着吧，今晚就报到入队，我们还有个晚会欢迎你呢！”张少校说着就提起铺盖卷，上校提了藤箱，女兵们拿着面盆杂物，大家浩浩荡荡，辞别了“舅舅、舅妈”，就回到大队部去了。

这个不平凡的行列，街坊传言：军事委员会派了一个团长（上校）、一个营长（少校）来搬行李的——朱朝奉夫妇也颇感光辉。

莹莹姑娘终于摆脱了旧世界，走出“跟党跟到死”的第一步。

新兵的喜悦

邹副大队长一行男女六人，提着叶同志的简单行囊，嘻嘻哈哈走向文庙大队部去。莹莹本来有点羞怯和紧张，但是她看到另外三位一长两幼的小女兵，对两位大官那样无拘无束的样子，自己也就放松多了——她想不但她所知道的军人生活不是如此，就是她“女师”之内的师生关系也没这样轻松活泼，心中真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

在他们的谈笑中，莹莹才知道张指导员本想在家庭访问之后翌晨再接叶同志入队，事为邹副大队长所知，他认为既有如此优秀的新血液加入，就应立刻动员争取，哪能等到明朝！再者他们由前线退下的四十多位“老同志”，原定于今晚举行个“迎新餐会”，邹副大队长也不愿莹莹晚到，脱了这个参加大会的机会，使莹莹尤觉感奋。

大家说着笑着，不觉已到庙门。卫兵立正敬礼，才使莹莹认识到这里的确是座军营。大家踏入营内，只见正面“明伦堂”上挂着一盏“汽油灯”，照耀如同白昼。男女学员喜形于色，进进出出，一个晚会，正要开始。众人见他们一行到达，一齐鼓掌欢迎，真使莹莹心花怒放。她唯一感到尴尬的，则是大家都是“军人”，只有她一人还是个村姑打扮的“老百姓”。

邹副大队长把莹莹的行李暂放走廊上，乃率领莹莹在掌声中走入会场，邹并向大家介绍说：“这是今天才报到的叶维莹同志。”

邹的话未落音，忽见人丛中蹿出一位白白胖胖的女兵，她飞奔向前，一下把莹莹抱住，连声叫着说：“小莹——小莹——原来是你！”她说着眼泪都下来了。

莹莹一看她，不禁也叫起来，说：“梅姐——梅姐，你怎么也在这儿！？”

二人抱成一团，各自洒泪——原来这胖娃叫曹文梅，是莹莹的“高师二”同班同学，她二人事实上是自初一起就是同班好友，平时形影不离。最后学校因战争停办才分手，想不到在军营内意外相逢！

她二人正有无限离情要说之时，忽然“值星官”喊“立正”——原来蒯大队长到了。莹莹见蒯着深筒马靴、佩剑，挂上校领章，粗壮而面皮黝黑，全身威气逼人，是个标准军人。他一到场，全场便鸦雀无声。

值星官又大声报告：“请大队长训话！”

蒯大队长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后才稍露笑容地说道：“今晚是‘讲话’，不是‘训话’。”

大家也随声笑了笑。蒯说了大约十分钟的话——果然是“讲话”，不是“训话”，使大家轻松多了。接着邹副大队长、张指导员，和女学员队（第三中队）队长张秀兰也讲了话，尤其是邹副大队长，态度轻松，出语雅谑，博得满堂彩声，把这个大会又拉回到“迎新会”的热闹气氛中去。

当晚餐会的酒菜是破例的丰盛，整盆整盆的鱼肉之外，还有一整坛“花雕”，香气扑鼻。全队百余人，人人酒醉饭饱。莹莹在梅姐卫护之下，也认真地饱餐一顿——这一顿晚餐也结束了她多灾多难也多彩多姿的生命中一段“梦中有梦”的旅程。

军中生活

莹莹自从脱下“老百姓”的衣裳，换上军服，这军服使她一穿四十年没有脱下——从死到生，又从生到死；从死而复生——从红颜到白发，从一个中学生的情人，变成革命先烈的慈母。

这个“政治宣传大队”里的气氛永远是轻松活泼的，但是却训练紧张、纪律严肃。它的一天是从早晨六点开始。盥洗如厕、整理内务半小时；六时半升旗、朝会，接着便是早操、军训、武术；七时半早餐；八时至十时，政治经济、党义学科（星期一则是“总理纪念周会”），统谓之精神训练；十至十二时分科专业训练，如音乐、戏剧和各种宣传艺术；十二时午餐、午休；两点到四点三十分分科专业训练，如戏剧彩排、音乐、练唱、操琴、杂技练习等等；四时半军训，大队长每日总结训话；六时晚餐、休息自由活动；八时自习；十时就寝；十时一刻熄灯。

莹莹初入队中来，虽然觉得生活节奏紧张，但是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使她觉得生命充满活力和意义。学习的心得也是日新又新，永远在无休无止的前进之中，前途一片光明——在这光明的远景之中，她决心奉献一切，包括她自己的生命。在这光明的远景之中，她也发掘了自己的智慧，由智慧而觅得真理，在真理中找到归宿。

从朝会、早操、自卫武术开始，莹莹就察觉生命的意义；这意义的高潮，则是八至十时的政治“大课”。大课本由张指导员和邹副大队长轮流主讲。他二人都学识渊博，口若悬河，剖析事物世态，无不尽情入理，使人刻骨铭心。这大课每日一题由“党义”说起，把民族、民权、民生，剖析得思路分明、光明灿烂。莹莹记得在女师时，她所最敬佩的国文老师（一位老“贡生”），曾暗把“党义”骂成“狗皮膏药”，她自己也完全同意老师的说法，向不把“党义”一课，看在眼上、放在心里。可是如今听到邹、张两位新老师的“大课”之后，才觉得以前那位“贡生”老师是“冬烘”。

莹莹尤其心折的，则是邹、张两位对“抗日战争”意义的剖析。他们认为“抗战”是全民族乃至全世界所有的被压迫民族，求生存和解放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个“民族革命”。但是这个“民族革命”之后，如不紧接着来个“社会革命”，则此一民族革命便失去意义。

“你看，”张指导员常时激动地说，“我们社会是多么不平……”他举出成千成万的乞丐和饿死的饥民，妓院中数不清的被贫穷父母卖出去的十三四岁可怜的“雏妓”，那千万百万的胼手胝足、汗滴禾下土而整年不得一饱的贫农、雇农，那些“遍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的剥削阶级的地主富商，那些贪赃枉法、欺压善良的贪官污吏，那些投机倒把、荒淫无度的洋奴大班……张指导员学识渊博，接触广泛。他又善于言辞，他讲出社会不平的活生生的事例，来指出这些种社会不平如不能解决，则民族革命便失去意义。

“你想，”张有时眼泪汪汪地指出，“对一个在老鸨子皮鞭之下偷生的小妓女，在那些人类的渣滓、最下流的嫖客蹂躏之下的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她们如得不到解放，则民族革命对她们有什么意义？大家想想看……”

张指导员在礼堂上讲这类事例，讲到激动处，往往声音哽咽，自己泪下而使全场听众集体啜泣。莹莹因自身便是件事例，加以个性情感化，往往坐在同学之中，更是泣不成声，不能仰视。她每擦一次眼泪，她的信念就更坚强一次，认为她发现了真理——有了坚不可拔的使命感，她生命的意义，便是加入这革命洪流，来彻底改造这个万恶的社会。

她的生命再无其他意义；她的归宿再无其他选择。

做明星的报酬

莹莹对她所受分配的“专业”——戏剧表演，更是兴趣浓厚。她在“女高师”虽也曾为抗日募捐上台演过戏，尤其是扮演《雷雨》中的四凤，曾使她锋头一时，但那个校中“义演”，都只是些野台戏，既无专家导演，亦无服装设计，灯光布景，更是简陋不堪。最令台下观众嬉笑的，则是女师学生“反串”男角，说起男话来嗲声嗲气的——那次她们捐了不少钱，但是街坊邻里、学生家长和公教人员来看的不是“戏”，而是看“女学生表演”。这些并不善于“表演”的女学生，自己心里也觉得好笑。

可是这次在“政宣大队”，就大大地不同了。政宣的客观条件，可能还比不上“省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但是主观条件两方就不能相提并论了——政宣是个职业化的戏剧学校。邹副大队长便是“艺专”出身的，抗战前已是职业导演，并主办个戏剧班。抗战开始他率领全班投入抗战行列。虽然大部分职业演员都去了武汉，他和少数同事，包括“前台监督”张秀兰，则愿意留在前线，变成“政宣”的原始创办人之一。所以莹莹她们学戏，是从“戏剧理论”开始，中西古今，上海、巴黎、百老汇、好莱坞的各种形态创造，皆在悉心研究之列。莹莹上课不足两周，便想到以前在女师的“表演”是多么“胡闹”。

邹、张两教师不但是既编且导，他二人且是老牌演员，必要时自己登台。在众学员下午排戏、练习之时，两位导师一开始便率领他们走向群众，试演些简单的街头戏。谁知莹莹第一次上街，在《放下你的鞭子》一剧中演“香姑娘”，竟一炮而红，变成了县城之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明星。她的“成名”，当然也是张指导员的苦肉计所推动的。

那次他们决定试排《放下你的鞭子》时，张指导员选择的时间地点是下午二时，在南门外桥上，因为这个时辰南门外这个通衢之上，行人不多不少，最适合表演“街头戏”。而这个戏上的父女配，便是张氏自己和小莹。谁知他二人配搭得天衣无缝，竟被观众误为真事。那两个莽汉（老虎灶上的王秃子、春江酒楼茶房的邢小龙）看得心中不平，乃一拥而上，把那当配角的张少校揍得两腿和屁股酸痛不已，个把礼拜，始恢复原状。

这两个野青年发现打错了人，虽然抱歉不已，而他二人对“香姑娘”之怜惜，可一往情深。自王秃子发现“香姑娘”也是他买水顾客之一时，他一天十几小时，都要在灶旁井罐之内，留些“全开水”，以备不时之需，怕“香姑娘”来了，一时没水供应。所以有时有些幸运客买水时和“香姑娘”同时出现，他们也就幸运地和“香姑娘”一样享受“全开水”——因为王秃子不愿把“香姑娘”的特权公开化。

一次林文孙的姑妈林世勉，应老同学邹毓璜之约到政宣去讲“乐理”时，莹莹在课室之外抱着“干爹”哭了好一阵子；由于这一偶然之晤面，林老师才知道这县城之内，大名鼎鼎的“香姑娘”，原来却是自己的学生“莹莹”。自此以后林老师便有“全开水”可以喝了。

“莹莹自述”

政宣队晚间八时至十时的“自习”，虽由各个学员自习其专业，但有一点则是大家所共有，那便是每个学员都得写一篇详尽的“自传”。邹、张二人要他们“毫无隐瞒，据实写来”，自身之外，对周遭事物和社会现象，亦可尽情写出，然后指导员们可以择要选出，让大家讨论。

莹莹对写作原有兴趣。在校读书时，每天都写日记，有时且写点新诗在“百花之壁”的墙报上发表，但自觉以前只是围绕在父母膝下，写出来的都幼稚不堪。一直到她返乡六月，三度企图自杀之后，才对什么叫社会、什么叫人生，有点粗浅认识。在她对张、邹两位老师分别口述之后，二人都鼓励她写下来，不厌其长。因而莹莹在每晚自习时间，便和诸同学一起写自传。这自传则由邹、张二人分别逐章批看，作个别讨论。有重要的个人情节，则由二人选出，于大课中提出报告，由众人一致详细讨论。

这个“政宣大队”招考简章虽规定“初中毕业”以上程度，事实上它吸收的各阶层分子都有，成分至为复杂。下至不识字的村姑，甚至有逃出火坑的雏妓，和不识字的民间艺人，上至各名牌大学的学生，无不应有尽有，大家不论长幼贵贱，都一视同仁，亲如家人。他们原在军委会的编制，只有官长十五人，军士一百人，杂费称之。但是自从我军弃守京沪，沦陷区扩大，失业而热心报国的青年增多，大队乃尽量容纳，甚至主动吸收，则经费便入不敷出了。嗣经张指导员首先动议，官长学员每月除留一二元不等作为零用或济家之外，其外薪饷一律归公——大家一日三餐“吃大锅饭”。这一提议，经一致通过后，学员人数大增。用费很快便超过编制预算三分之二以上。人多了、分子复杂了，大队就显得更多彩多姿，写起“自传”来，那就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了。

莹莹写了两章“自传”之后，她的文艺才华，便被邹、张二导师发现了。张指导员并用私费购赠与她一整“刀”毛边纸，和一大瓶“蓝黑墨水”，嘱咐她尽悉据实、毫无保留地写下去，由他逐章批阅。张并亲自用他那秀丽的行书，为她写了一张“莹莹自述，张叔伦署耑”的封面。

张指导员这一鼓励，对莹莹心中的启发，真非同小可——每日自习，她便用蝇头小楷详细写来，有时甚至整个礼拜天，她都不休息，伏案工作，逐章交卷。张指导员得卷乃用他的红墨水笔，逐章批阅，并下理论性的评语——句句都打入莹莹的心田深处。等到莹莹在林老师房中认识了老师的“三侄”之时，她的“莹莹自述”已积稿至十万余字了。

为着对知心人的爱情，她把这份原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人事秘档，都全部奉献给她的男友去铭刻五衷了。没有这份“秘档”，没有她男友的计算机记忆力，再没有他转述给一位有经验的“口述历史学家”来录音整理编校，也就没有上篇数万言的“梦中有梦”了。

女友口中的抗战意义

这部长至十万字的“莹莹自述”手稿，林文孙在张家花园的防空洞内几乎细读了一星期，多半时间，是拥着作者莹姑娘在怀中，二人一道读的，不明白的地方，则由莹莹再补充说明。

“文哥，”莹莹总是说，“你对我这样的坦白自述，不觉得奇怪吧？——张指导员他们，看一章钉一章，务必要我尽量坦白、尽量详细，我自觉也没什么不该讲的，事实就是事实嘛。所以就啰啰唆唆写了那么长。”

“莹啊，”文孙叹息着说，“和你比起来，我的生命实在太平淡了。想不到你小小的年纪却经历了如此惊涛骇浪……”文孙说着不断地叹息。

“张指导员对我的启发真大啊，”莹莹说，“我原先以为人生就是如此痛苦，社会原来就是个地狱。我只是把这些痛苦、这些地狱里的实情忠实地报告出来就是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原就是来受苦的，受不了就自我解脱——大不了一死嘛。”

“张指导员对你有些什么启发呢？”文孙好奇地发问。

“张指导员说，人生本不痛苦，社会也不是地狱；只是痛苦和地狱都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莹莹说。

文孙听到这话也似乎豁然有悟地说：“把那些制造别人痛苦、送人进地狱的坏人一起杀掉，人世间就幸福多了。”

“张指导员不是这样说的呢。”莹莹说。

“张叔伦怎么说的？”文孙问。

“张指导员说，杀坏人不是根本的办法，”莹莹说，“他说根本问题出在社会制度上。我们这个社会是个‘半封建社会’，在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里，才有这人吃人的现象——不是好人和坏人的问题。除暴安良的办法是太肤浅了。根本解决的办法是把这个罪恶的半封建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或‘民主主义社会’，这些社会不平、人类痛苦就自动消灭了。”

莹莹这一番转述的社会主义大道理对文孙来说，倒是闻所未闻的。他在“党义”课上，听老师把“民生主义”背烂了。他总认为那是“狗皮膏药”、“党八股”，课堂里同学不是做代数习题，就是看小说杂志。想不到在防空洞里谈恋爱，一个小女朋友却能讲出一大套党义老师也讲不出的大道理来。

文孙想了半天又说：“现在日本侵略这么严重，我们要抗日救国，还有什么工夫去改造社会呢？——社会未改造好，已经亡国灭种了。”

“张指导员也是这样说的嘛！”莹莹说，“他说我们要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先搞民族主义革命。抗战胜利后中国一定要变成个社会主义国家。否则抗战就变成为一个阶级——一个剥削阶级去打的。为剥削阶级去打仗，那么抗战就失去意义了。”

莹莹这番话真说得她男朋友目瞪口呆，弄得二人忘记了谈恋爱、拥抱接吻，而谈起国家大事、抗战的意义和“阶级问题”来了。

叶传张批

没有谈情说爱对象的青年们，日夜梦寐以求的便是谈情说爱、拥抱接吻，你死我做和尚。可是等到你二人偷偷在一个防空洞里，你不死我也不做和尚，拥抱接吻了个把月，谈论国事时事家事、政治信仰、哲学意义，就要向谈情说爱反攻了。

莹莹对张叔伦的洗脑工作是百分之百地驯服了。她自觉发现了真理，由愚昧转入智慧。她生命也有了意义，对一切社会不平的发生原因和解决办法，都有了答案——她要为这点发现去普度众生、去治病救人、去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她想不到她“普度众生”的第一个对象竟是她自己最爱的而要和他去“生同罗帐、死同坟”的男友；不幸她这个男友却偏偏是“张指导员”所一再叙说的无法“立地成佛”的顽石——他出身于一个富贵荣华的官僚地主家庭。他无法接受被压迫阶级或无产阶级传教的“阶级意识”；而阶级意识却是接受传教的第一个条件。

莹莹的传教工作做得极其虔诚，而文孙接受传教也极其驯服。但是偶尔使文孙稍感不平的则是莹莹认为他没有“阶级意识”，他自己则认为他对“无产阶级”的同情，远甚于比他更穷的同学，而莹莹则说文孙的同情心是出于资产阶级对穷人的“怜恤”。“怜恤”据张指导员说，只是“小资产阶级心态”，是一种“爱”的表现。“阶级意识”则是出于社会阶级之间的“对抗”；敌我对抗，则是“恨”的表现。

“爱”是软弱的、易变的；而“恨”则是坚强的、彻底的。后者才是打倒剥削阶级、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始力量。而林文孙这位面慈心软的林三哥儿，是个在爱河里长大的软绵绵的羔羊，也是不可能有仇恨交织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不是书本上学习出来的，它是在人吃人的不平等的社会生活中体验出来的。

莹莹对她自己新发现的“真理”信服之虔诚，足使文孙感动。他自觉痴生十九年，对这项真理至今才略知一二，真是愚不可及，加以他对莹莹的爱情和敬意，也使他自觉出身有“原罪”而愿意追随女友，献身于先民族后民生的“社会革命”——虽然他女友在这方面则认为他那与生俱来的阶级病，是无药可治的。

为着莹莹、为着真理，林三哥儿把“莹莹自述”读了又读。他先读的是作者的本文，后又细读张、邹二人用红笔写的“眉批”。文孙觉得批得好、批得有深度，也一读再读、细细咀嚼，而大有领悟。

例如张批“罗司令”那一段，他说罗原是：“血性男儿，舍身报国的民族英雄，令人敬佩礼拜，只是回到这半封建的罪恶社会中来，立刻就被这社会环境腐化了，成为贪官污吏，是谁之过欤？”文孙为这段批语击节而叹息。

至于那位熊副官呢，张批说：“干材也。可做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功臣。不幸处于旧社会，干材歪用，就是蛆虫了。”

张也对王屠户师徒有公正的评论，认为他们原属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不得已而结帮自保；但是在一个健康国度内，怎能容许地下有阎罗王国呢？“民族革命阶段善驭之，足制敌人死命。”

文孙觉得最有趣的是张对“叫床幺二”的批语，张说她是“天生的婊子。各人体质不同，性态要求各异。天生如此，怪政治社会制度，怪不得她们。怪唐明皇，不能怪杨贵妃。杨玉环可能就是个叫床幺大”。

提到那几位强奸犯，张说：“要在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他们不早在牢里了吗？哪能对你有不良企图？”……

林三哥儿把这些批语看了又看，觉得张叔伦确是个有深度的政法理论家，难怪莹莹对他那样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