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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今生与昨死
另一个世界
莹莹提着竹篮循街边走回家,路过鼓楼之侧,看到一群青年正在围看一张广告。她也站着看一下,原来是“省立临时中学”的招生广告。高初中都有;自初一到高三,都可插班。校址是在距南门外三里的“龙潭寺”。莹莹看着心里痒痒的,想到能进此中学多好,但是一看到“学杂费拾陆圆”一条,心中就冷了。她身边只有妈给的五元。以前那罗司令还给些首饰零钱,都由妈保管,却给妈通统输光了——莹莹想想,对妈也有点怨恨。舅舅对她不错,但是舅舅哪来这十六块钱呢!
莹莹看了一会儿,乃绕过鼓楼;想不到鼓楼那边也有一群人在看另一张布告,原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辖政治宣传总队、第二大队,招考男女学员广告”。莹莹只瞥了一眼,也就预备走了——反正缴不起学费。可是她忽然听到两位青年在讨论说“待遇不坏哎”,这才又引起莹莹的好奇心,再挤入人丛一看,不禁大喜过望。原来这些学员,不但不要学费,“录取者以上士起叙”,“每月薪饷七元”。
莹莹抱着篮子,再挤进去细看一下“报考资格”,规定是不论男女、初中毕业、十六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均可报名应考”,考试地点是“文庙”。莹莹看了这一资格,心头一爽——这一喜真非同小可。
放下竹篮,解下围裙把篮内礼物遮住,乃三脚两脚,穿过文昌巷,走到文庙。果然庙前挂着白底蓝字宣传大队的大牌子,有个枪兵在一旁站岗。莹莹在一旁探头探脑不敢进去,但听到有两个青年问那岗兵,才知“报名处”在庙内,莹莹也就跟着那些青年进去了。
这“报名处”设在右庑,有两间房,男女分别报名。莹莹见男报名处有一群人在等;女报名处,则空无一人。她乃走向女报名处,只见里面有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有两个女兵在聊天。莹莹看那女兵一长一幼,二人身着草绿棉军服、腰束皮带、脚穿力士鞋,军帽轻覆在那长发之上,真潇洒至极!——莹莹一看之下,真打心眼里羡慕起来。
那年长女兵(约二十七八岁)一看到莹莹,便首先问道:“你来报名的吗?”
莹莹说:“是。”她又问莹莹:“认得字吗?”莹莹说:“认得。”“会写吗?”她又问。莹莹说:“会。”“那你就自己填个表吧!”这年长女兵说着,那年幼的女兵便取过一张油印的表格来交给莹莹。
莹莹一看这表格除姓名、年龄、地址、学历之外,还有“写作经验”、“绘画经验”、“舞台经验”等数项。那小女兵又取出墨水瓶和钢笔给莹莹,莹莹都照实填了,并于舞台经验项下,填上“参加《雷雨》演出”等数项。
当那年长的女兵看过莹莹的表格之后,她对这村姑打量半天,面露惊讶之色,只叽咕一句说:“你是高师二?”未等莹莹回话,她拿着表格便匆忙地走了。
当莹莹正和那年幼的小女兵“王秀英”谈话时,那年长女兵回来了,同来的却是一位身着“武装带”、领口挂少校领章的军官。这军官大约三十五六年纪,长得很清秀,态度也很和蔼——和莹莹所认识的罗少将、朱中校、熊少校的味儿,完全不同,而莹莹则觉得这位少校容易亲近得多了。
“我是张指导员。”这军官伸出手来,和莹莹亲切握着手,要她们三人一同到他的简陋的办公室去——这办公室只一张木桌、几张椅子,和一张帆布床。
张要大家坐下之后,把莹莹的表看了又看,又对莹莹上下看了一遍,忽然说:“你在《雷雨》里演四凤,是不是?”
莹莹脸微红一下,轻声作了肯定的答复。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搬过来?今天?明天?”张含笑而肯定地问。
“张指导员,我还没有参加考试呢。”莹莹有点难为情地答着。
“不用了,不用了!”张随即用红铅笔在莹莹表格上批着“免试录取”四字,使莹莹大为吃惊,也喜出望外。
张又指着那年长女兵介绍说,她是张秀兰同志,你们女生队将来的“中队长”;那年幼的叫王秀英同志,将来也和莹莹一道在“话剧组”。
张指导员找来勤务兵,泡了一壶茶,又取出些花生米,四人且吃且谈。张问了莹莹的详细身世之后,说你以后可写篇“自传”。张又向秀兰说,看样子维莹同志的舅舅不会阻止她来当兵——不过我们搞政治工作的,总要向她的家长“动员”一下。莹莹是第一次听人叫她“同志”,她感到亲切和骄傲,内心欣悦无比。
莹莹在文庙内和他们谈了两个钟头,真是心心相印,情投意合——这才是她应该住的世界。真想不到,这个伟大古老的中国之中,竟然有这么多小世界,她自己在另一个世界寻死三次,最后竟于无意中,摸到这一个世界来……
张指导员他们又带她参观了营房和看了一些陈列的书报之后,莹莹就回家了。张指导员并和她约定今晚来拜访她家长,莹莹明天就可“入队”了。
莹莹的心情是兴奋、喜悦、恐惧、新奇……交织着回到舅舅家里去。
跟党到死的第一步
莹莹辞别了张指导员,三步两步赶回舅舅家,她怕舅妈在等着她烧饭呢。谁知她一进门,却见一个穿皮袍的中年人,和舅妈正在喝茶、吃糕饼聊天,这些糕饼显然是那穿皮袍的人带来的。那人自我介绍是“省营贸易公司”的庶务科长,姓廖名邦平。他已来过一次。这次来也已等了两个钟头——“总算把‘莹姑娘’等到了”。
廖自称他是熊兼总经理的“贴心人”。他奉总经理之命,在县城已为“莹姑娘”租好了宿舍,莹姑娘以后就在他的庶务科当“挂名会计”,不必上班。吃的、穿的、用的,由庶务科全部供应。有任何需要,只要莹姑娘吩咐我姓廖的,便没有做不到的。
廖这番话使莹莹听了不知如何应付,心情反应也很复杂。她曾自金环口中听到有关“叫床幺二”那个“小公馆”的事。金环说那小公馆便是熊副官一手布置的——金环也曾说过有关熊正宜、熊楚材的吃喝嫖赌、走私资敌和贩卖鸦片、组织公司的许多故事——熊对她母女虽然恩高德厚,但是现在又要她在县城单住宿舍(是否也是个“小公馆”呢?),是什么意思呢?莹莹不愿搬去住,但是要不是在“政宣大队”被录取了,她也不敢贸然拒绝。如今既然有两处可去——不必去听“少东”那个药王菩萨的使唤了,她就向舅妈说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里的“机会”,希望晚间舅舅回来时,再听舅舅的话。
廖科长劝了半天之后,约好明后天再来,便走了。晚间舅舅回来了,他们夫妻舅甥,正在为这三个选择伤其脑筋时,忽然有人敲门。莹莹开门一看,原来是张指导员,带几位女兵,后面还站着一位上校级军官,张介绍那位是邹副大队长。
朱朝奉夫妇一辈子还未见过这样大的官;而这群“军事委员会”里的大官,居然亲临拜访,更是前所未有之事;街后、街前的邻里,不免轰动。朱朝奉打躬作揖,不知如何接待,慌忙万状,街坊却羡慕不已。尤其是那位上校和少校军官更是“朱老先生”长、“朱师母”短地叫着,更使朱氏夫妇坐立难安。这些军官并为维莹同志被“免试录取”而参加“抗战行列”向舅舅、舅妈道贺。舅舅、舅妈更打躬不已。
“维莹同志,”那上校军官亲切地问道,“你的行李呢?”
“没什么行李嘛,”莹莹说,“只一个藤箱、一个铺盖卷、一个瓷面盆。”
“那我们就替你提着吧,今晚就报到入队,我们还有个晚会欢迎你呢!”张少校说着就提起铺盖卷,上校提了藤箱,女兵们拿着面盆杂物,大家浩浩荡荡,辞别了“舅舅、舅妈”,就回到大队部去了。
这个不平凡的行列,街坊传言:军事委员会派了一个团长(上校)、一个营长(少校)来搬行李的——朱朝奉夫妇也颇感光辉。
莹莹姑娘终于摆脱了旧世界,走出“跟党跟到死”的第一步。
新兵的喜悦
邹副大队长一行男女六人,提着叶同志的简单行囊,嘻嘻哈哈走向文庙大队部去。莹莹本来有点羞怯和紧张,但是她看到另外三位一长两幼的小女兵,对两位大官那样无拘无束的样子,自己也就放松多了——她想不但她所知道的军人生活不是如此,就是她“女师”之内的师生关系也没这样轻松活泼,心中真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
在他们的谈笑中,莹莹才知道张指导员本想在家庭访问之后翌晨再接叶同志入队,事为邹副大队长所知,他认为既有如此优秀的新血液加入,就应立刻动员争取,哪能等到明朝!再者他们由前线退下的四十多位“老同志”,原定于今晚举行个“迎新餐会”,邹副大队长也不愿莹莹晚到,脱了这个参加大会的机会,使莹莹尤觉感奋。
大家说着笑着,不觉已到庙门。卫兵立正敬礼,才使莹莹认识到这里的确是座军营。大家踏入营内,只见正面“明伦堂”上挂着一盏“汽油灯”,照耀如同白昼。男女学员喜形于色,进进出出,一个晚会,正要开始。众人见他们一行到达,一齐鼓掌欢迎,真使莹莹心花怒放。她唯一感到尴尬的,则是大家都是“军人”,只有她一人还是个村姑打扮的“老百姓”。
邹副大队长把莹莹的行李暂放走廊上,乃率领莹莹在掌声中走入会场,邹并向大家介绍说:“这是今天才报到的叶维莹同志。”
邹的话未落音,忽见人丛中蹿出一位白白胖胖的女兵,她飞奔向前,一下把莹莹抱住,连声叫着说:“小莹——小莹——原来是你!”她说着眼泪都下来了。
莹莹一看她,不禁也叫起来,说:“梅姐——梅姐,你怎么也在这儿!?”
二人抱成一团,各自洒泪——原来这胖娃叫曹文梅,是莹莹的“高师二”同班同学,她二人事实上是自初一起就是同班好友,平时形影不离。最后学校因战争停办才分手,想不到在军营内意外相逢!
她二人正有无限离情要说之时,忽然“值星官”喊“立正”——原来蒯大队长到了。莹莹见蒯着深筒马靴、佩剑,挂上校领章,粗壮而面皮黝黑,全身威气逼人,是个标准军人。他一到场,全场便鸦雀无声。
值星官又大声报告:“请大队长训话!”
蒯大队长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后才稍露笑容地说道:“今晚是‘讲话’,不是‘训话’。”
大家也随声笑了笑。蒯说了大约十分钟的话——果然是“讲话”,不是“训话”,使大家轻松多了。接着邹副大队长、张指导员,和女学员队(第三中队)队长张秀兰也讲了话,尤其是邹副大队长,态度轻松,出语雅谑,博得满堂彩声,把这个大会又拉回到“迎新会”的热闹气氛中去。
当晚餐会的酒菜是破例的丰盛,整盆整盆的鱼肉之外,还有一整坛“花雕”,香气扑鼻。全队百余人,人人酒醉饭饱。莹莹在梅姐卫护之下,也认真地饱餐一顿——这一顿晚餐也结束了她多灾多难也多彩多姿的生命中一段“梦中有梦”的旅程。
军中生活
莹莹自从脱下“老百姓”的衣裳,换上军服,这军服使她一穿四十年没有脱下——从死到生,又从生到死;从死而复生——从红颜到白发,从一个中学生的情人,变成革命先烈的慈母。
这个“政治宣传大队”里的气氛永远是轻松活泼的,但是却训练紧张、纪律严肃。它的一天是从早晨六点开始。盥洗如厕、整理内务半小时;六时半升旗、朝会,接着便是早操、军训、武术;七时半早餐;八时至十时,政治经济、党义学科(星期一则是“总理纪念周会”),统谓之精神训练;十至十二时分科专业训练,如音乐、戏剧和各种宣传艺术;十二时午餐、午休;两点到四点三十分分科专业训练,如戏剧彩排、音乐、练唱、操琴、杂技练习等等;四时半军训,大队长每日总结训话;六时晚餐、休息自由活动;八时自习;十时就寝;十时一刻熄灯。
莹莹初入队中来,虽然觉得生活节奏紧张,但是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使她觉得生命充满活力和意义。学习的心得也是日新又新,永远在无休无止的前进之中,前途一片光明——在这光明的远景之中,她决心奉献一切,包括她自己的生命。在这光明的远景之中,她也发掘了自己的智慧,由智慧而觅得真理,在真理中找到归宿。
从朝会、早操、自卫武术开始,莹莹就察觉生命的意义;这意义的高潮,则是八至十时的政治“大课”。大课本由张指导员和邹副大队长轮流主讲。他二人都学识渊博,口若悬河,剖析事物世态,无不尽情入理,使人刻骨铭心。这大课每日一题由“党义”说起,把民族、民权、民生,剖析得思路分明、光明灿烂。莹莹记得在女师时,她所最敬佩的国文老师(一位老“贡生”),曾暗把“党义”骂成“狗皮膏药”,她自己也完全同意老师的说法,向不把“党义”一课,看在眼上、放在心里。可是如今听到邹、张两位新老师的“大课”之后,才觉得以前那位“贡生”老师是“冬烘”。
莹莹尤其心折的,则是邹、张两位对“抗日战争”意义的剖析。他们认为“抗战”是全民族乃至全世界所有的被压迫民族,求生存和解放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个“民族革命”。但是这个“民族革命”之后,如不紧接着来个“社会革命”,则此一民族革命便失去意义。
“你看,”张指导员常时激动地说,“我们社会是多么不平……”他举出成千成万的乞丐和饿死的饥民,妓院中数不清的被贫穷父母卖出去的十三四岁可怜的“雏妓”,那千万百万的胼手胝足、汗滴禾下土而整年不得一饱的贫农、雇农,那些“遍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的剥削阶级的地主富商,那些贪赃枉法、欺压善良的贪官污吏,那些投机倒把、荒淫无度的洋奴大班……张指导员学识渊博,接触广泛。他又善于言辞,他讲出社会不平的活生生的事例,来指出这些种社会不平如不能解决,则民族革命便失去意义。
“你想,”张有时眼泪汪汪地指出,“对一个在老鸨子皮鞭之下偷生的小妓女,在那些人类的渣滓、最下流的嫖客蹂躏之下的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她们如得不到解放,则民族革命对她们有什么意义?大家想想看……”
张指导员在礼堂上讲这类事例,讲到激动处,往往声音哽咽,自己泪下而使全场听众集体啜泣。莹莹因自身便是件事例,加以个性情感化,往往坐在同学之中,更是泣不成声,不能仰视。她每擦一次眼泪,她的信念就更坚强一次,认为她发现了真理——有了坚不可拔的使命感,她生命的意义,便是加入这革命洪流,来彻底改造这个万恶的社会。
她的生命再无其他意义;她的归宿再无其他选择。
做明星的报酬
莹莹对她所受分配的“专业”——戏剧表演,更是兴趣浓厚。她在“女高师”虽也曾为抗日募捐上台演过戏,尤其是扮演《雷雨》中的四凤,曾使她锋头一时,但那个校中“义演”,都只是些野台戏,既无专家导演,亦无服装设计,灯光布景,更是简陋不堪。最令台下观众嬉笑的,则是女师学生“反串”男角,说起男话来嗲声嗲气的——那次她们捐了不少钱,但是街坊邻里、学生家长和公教人员来看的不是“戏”,而是看“女学生表演”。这些并不善于“表演”的女学生,自己心里也觉得好笑。
可是这次在“政宣大队”,就大大地不同了。政宣的客观条件,可能还比不上“省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但是主观条件两方就不能相提并论了——政宣是个职业化的戏剧学校。邹副大队长便是“艺专”出身的,抗战前已是职业导演,并主办个戏剧班。抗战开始他率领全班投入抗战行列。虽然大部分职业演员都去了武汉,他和少数同事,包括“前台监督”张秀兰,则愿意留在前线,变成“政宣”的原始创办人之一。所以莹莹她们学戏,是从“戏剧理论”开始,中西古今,上海、巴黎、百老汇、好莱坞的各种形态创造,皆在悉心研究之列。莹莹上课不足两周,便想到以前在女师的“表演”是多么“胡闹”。
邹、张两教师不但是既编且导,他二人且是老牌演员,必要时自己登台。在众学员下午排戏、练习之时,两位导师一开始便率领他们走向群众,试演些简单的街头戏。谁知莹莹第一次上街,在《放下你的鞭子》一剧中演“香姑娘”,竟一炮而红,变成了县城之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明星。她的“成名”,当然也是张指导员的苦肉计所推动的。
那次他们决定试排《放下你的鞭子》时,张指导员选择的时间地点是下午二时,在南门外桥上,因为这个时辰南门外这个通衢之上,行人不多不少,最适合表演“街头戏”。而这个戏上的父女配,便是张氏自己和小莹。谁知他二人配搭得天衣无缝,竟被观众误为真事。那两个莽汉(老虎灶上的王秃子、春江酒楼茶房的邢小龙)看得心中不平,乃一拥而上,把那当配角的张少校揍得两腿和屁股酸痛不已,个把礼拜,始恢复原状。
这两个野青年发现打错了人,虽然抱歉不已,而他二人对“香姑娘”之怜惜,可一往情深。自王秃子发现“香姑娘”也是他买水顾客之一时,他一天十几小时,都要在灶旁井罐之内,留些“全开水”,以备不时之需,怕“香姑娘”来了,一时没水供应。所以有时有些幸运客买水时和“香姑娘”同时出现,他们也就幸运地和“香姑娘”一样享受“全开水”——因为王秃子不愿把“香姑娘”的特权公开化。
一次林文孙的姑妈林世勉,应老同学邹毓璜之约到政宣去讲“乐理”时,莹莹在课室之外抱着“干爹”哭了好一阵子;由于这一偶然之晤面,林老师才知道这县城之内,大名鼎鼎的“香姑娘”,原来却是自己的学生“莹莹”。自此以后林老师便有“全开水”可以喝了。
“莹莹自述”
政宣队晚间八时至十时的“自习”,虽由各个学员自习其专业,但有一点则是大家所共有,那便是每个学员都得写一篇详尽的“自传”。邹、张二人要他们“毫无隐瞒,据实写来”,自身之外,对周遭事物和社会现象,亦可尽情写出,然后指导员们可以择要选出,让大家讨论。
莹莹对写作原有兴趣。在校读书时,每天都写日记,有时且写点新诗在“百花之壁”的墙报上发表,但自觉以前只是围绕在父母膝下,写出来的都幼稚不堪。一直到她返乡六月,三度企图自杀之后,才对什么叫社会、什么叫人生,有点粗浅认识。在她对张、邹两位老师分别口述之后,二人都鼓励她写下来,不厌其长。因而莹莹在每晚自习时间,便和诸同学一起写自传。这自传则由邹、张二人分别逐章批看,作个别讨论。有重要的个人情节,则由二人选出,于大课中提出报告,由众人一致详细讨论。
这个“政宣大队”招考简章虽规定“初中毕业”以上程度,事实上它吸收的各阶层分子都有,成分至为复杂。下至不识字的村姑,甚至有逃出火坑的雏妓,和不识字的民间艺人,上至各名牌大学的学生,无不应有尽有,大家不论长幼贵贱,都一视同仁,亲如家人。他们原在军委会的编制,只有官长十五人,军士一百人,杂费称之。但是自从我军弃守京沪,沦陷区扩大,失业而热心报国的青年增多,大队乃尽量容纳,甚至主动吸收,则经费便入不敷出了。嗣经张指导员首先动议,官长学员每月除留一二元不等作为零用或济家之外,其外薪饷一律归公——大家一日三餐“吃大锅饭”。这一提议,经一致通过后,学员人数大增。用费很快便超过编制预算三分之二以上。人多了、分子复杂了,大队就显得更多彩多姿,写起“自传”来,那就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了。
莹莹写了两章“自传”之后,她的文艺才华,便被邹、张二导师发现了。张指导员并用私费购赠与她一整“刀”毛边纸,和一大瓶“蓝黑墨水”,嘱咐她尽悉据实、毫无保留地写下去,由他逐章批阅。张并亲自用他那秀丽的行书,为她写了一张“莹莹自述,张叔伦署耑”的封面。
张指导员这一鼓励,对莹莹心中的启发,真非同小可——每日自习,她便用蝇头小楷详细写来,有时甚至整个礼拜天,她都不休息,伏案工作,逐章交卷。张指导员得卷乃用他的红墨水笔,逐章批阅,并下理论性的评语——句句都打入莹莹的心田深处。等到莹莹在林老师房中认识了老师的“三侄”之时,她的“莹莹自述”已积稿至十万余字了。
为着对知心人的爱情,她把这份原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人事秘档,都全部奉献给她的男友去铭刻五衷了。没有这份“秘档”,没有她男友的计算机记忆力,再没有他转述给一位有经验的“口述历史学家”来录音整理编校,也就没有上篇数万言的“梦中有梦”了。
女友口中的抗战意义
这部长至十万字的“莹莹自述”手稿,林文孙在张家花园的防空洞内几乎细读了一星期,多半时间,是拥着作者莹姑娘在怀中,二人一道读的,不明白的地方,则由莹莹再补充说明。
“文哥,”莹莹总是说,“你对我这样的坦白自述,不觉得奇怪吧?——张指导员他们,看一章钉一章,务必要我尽量坦白、尽量详细,我自觉也没什么不该讲的,事实就是事实嘛。所以就啰啰唆唆写了那么长。”
“莹啊,”文孙叹息着说,“和你比起来,我的生命实在太平淡了。想不到你小小的年纪却经历了如此惊涛骇浪……”文孙说着不断地叹息。
“张指导员对我的启发真大啊,”莹莹说,“我原先以为人生就是如此痛苦,社会原来就是个地狱。我只是把这些痛苦、这些地狱里的实情忠实地报告出来就是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原就是来受苦的,受不了就自我解脱——大不了一死嘛。”
“张指导员对你有些什么启发呢?”文孙好奇地发问。
“张指导员说,人生本不痛苦,社会也不是地狱;只是痛苦和地狱都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莹莹说。
文孙听到这话也似乎豁然有悟地说:“把那些制造别人痛苦、送人进地狱的坏人一起杀掉,人世间就幸福多了。”
“张指导员不是这样说的呢。”莹莹说。
“张叔伦怎么说的?”文孙问。
“张指导员说,杀坏人不是根本的办法,”莹莹说,“他说根本问题出在社会制度上。我们这个社会是个‘半封建社会’,在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里,才有这人吃人的现象——不是好人和坏人的问题。除暴安良的办法是太肤浅了。根本解决的办法是把这个罪恶的半封建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或‘民主主义社会’,这些社会不平、人类痛苦就自动消灭了。”
莹莹这一番转述的社会主义大道理对文孙来说,倒是闻所未闻的。他在“党义”课上,听老师把“民生主义”背烂了。他总认为那是“狗皮膏药”、“党八股”,课堂里同学不是做代数习题,就是看小说杂志。想不到在防空洞里谈恋爱,一个小女朋友却能讲出一大套党义老师也讲不出的大道理来。
文孙想了半天又说:“现在日本侵略这么严重,我们要抗日救国,还有什么工夫去改造社会呢?——社会未改造好,已经亡国灭种了。”
“张指导员也是这样说的嘛!”莹莹说,“他说我们要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先搞民族主义革命。抗战胜利后中国一定要变成个社会主义国家。否则抗战就变成为一个阶级——一个剥削阶级去打的。为剥削阶级去打仗,那么抗战就失去意义了。”
莹莹这番话真说得她男朋友目瞪口呆,弄得二人忘记了谈恋爱、拥抱接吻,而谈起国家大事、抗战的意义和“阶级问题”来了。
叶传张批
没有谈情说爱对象的青年们,日夜梦寐以求的便是谈情说爱、拥抱接吻,你死我做和尚。可是等到你二人偷偷在一个防空洞里,你不死我也不做和尚,拥抱接吻了个把月,谈论国事时事家事、政治信仰、哲学意义,就要向谈情说爱反攻了。
莹莹对张叔伦的洗脑工作是百分之百地驯服了。她自觉发现了真理,由愚昧转入智慧。她生命也有了意义,对一切社会不平的发生原因和解决办法,都有了答案——她要为这点发现去普度众生、去治病救人、去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她想不到她“普度众生”的第一个对象竟是她自己最爱的而要和他去“生同罗帐、死同坟”的男友;不幸她这个男友却偏偏是“张指导员”所一再叙说的无法“立地成佛”的顽石——他出身于一个富贵荣华的官僚地主家庭。他无法接受被压迫阶级或无产阶级传教的“阶级意识”;而阶级意识却是接受传教的第一个条件。
莹莹的传教工作做得极其虔诚,而文孙接受传教也极其驯服。但是偶尔使文孙稍感不平的则是莹莹认为他没有“阶级意识”,他自己则认为他对“无产阶级”的同情,远甚于比他更穷的同学,而莹莹则说文孙的同情心是出于资产阶级对穷人的“怜恤”。“怜恤”据张指导员说,只是“小资产阶级心态”,是一种“爱”的表现。“阶级意识”则是出于社会阶级之间的“对抗”;敌我对抗,则是“恨”的表现。
“爱”是软弱的、易变的;而“恨”则是坚强的、彻底的。后者才是打倒剥削阶级、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始力量。而林文孙这位面慈心软的林三哥儿,是个在爱河里长大的软绵绵的羔羊,也是不可能有仇恨交织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不是书本上学习出来的,它是在人吃人的不平等的社会生活中体验出来的。
莹莹对她自己新发现的“真理”信服之虔诚,足使文孙感动。他自觉痴生十九年,对这项真理至今才略知一二,真是愚不可及,加以他对莹莹的爱情和敬意,也使他自觉出身有“原罪”而愿意追随女友,献身于先民族后民生的“社会革命”——虽然他女友在这方面则认为他那与生俱来的阶级病,是无药可治的。
为着莹莹、为着真理,林三哥儿把“莹莹自述”读了又读。他先读的是作者的本文,后又细读张、邹二人用红笔写的“眉批”。文孙觉得批得好、批得有深度,也一读再读、细细咀嚼,而大有领悟。
例如张批“罗司令”那一段,他说罗原是:“血性男儿,舍身报国的民族英雄,令人敬佩礼拜,只是回到这半封建的罪恶社会中来,立刻就被这社会环境腐化了,成为贪官污吏,是谁之过欤?”文孙为这段批语击节而叹息。
至于那位熊副官呢,张批说:“干材也。可做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功臣。不幸处于旧社会,干材歪用,就是蛆虫了。”
张也对王屠户师徒有公正的评论,认为他们原属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不得已而结帮自保;但是在一个健康国度内,怎能容许地下有阎罗王国呢?“民族革命阶段善驭之,足制敌人死命。”
文孙觉得最有趣的是张对“叫床幺二”的批语,张说她是“天生的婊子。各人体质不同,性态要求各异。天生如此,怪政治社会制度,怪不得她们。怪唐明皇,不能怪杨贵妃。杨玉环可能就是个叫床幺大”。
提到那几位强奸犯,张说:“要在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他们不早在牢里了吗?哪能对你有不良企图?”……
林三哥儿把这些批语看了又看,觉得张叔伦确是个有深度的政法理论家,难怪莹莹对他那样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