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痴男情女

“洞”中的故事

在那个三十年代啊，做个倒霉的中学生，一天最难熬的就是早晨——清晨六时好梦方酣，要被迫起床，真是人间惨事。如今作息时间提早两小时，四点钟就“吹猪起床”，更是惨不忍言，肝肠寸断。

当文孙正睡得香甜无比之时，那号兵却吹个不停——这时校内一片漆黑，只有盥漱室内，灯火通明，但是却人影稀疏。文孙既伸膀子也伸腰，可是就是起不来，他正在自我挣扎之时，却见平时最懒起床的卜斗焕，自床上毫无保留地爬起来了。

“老卜今天怎起个神早？”文孙问。

“他妈的棒子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还是提昨夜之惊险事件。

阿斗吃过早餐，便自动到“教官室”去报到，被三位教官爷“三堂会审”了一番。崔教官说出他昨夜“语无伦次”、“言不及义”、“言谈秽亵”等罪名，说得连那已有三个子女的崔某，听了都受不了。但是卜斗焕最大的罪名，还是“在熄灯之后，高谈阔论，影响同学休息”，本应“记大过”、“留校察看”，姑念初犯，只“警告”一次，如再犯定予重罚。

老卜垂头丧气而出。自此以后，如有人再要他报告“新婚之夜”，他就要骂人狗娘养的了。

按成绩老卜只能插班进高二的，但因战争关系，入学检查马虎，他就说原校证件在空袭中遗失，因此跳了一级。他既已是个有家有室之人，家中长辈也希望他早日毕业。可是他插入高三之后，英文和数学都难以跟班前进，加以又日夜想念老婆，心不在焉，所以成绩甚差，等到战局再次紧张，老卜终因“家室之累”而辍学还乡了。

且说这个新的作息时间表，对林三少的初恋爱情来说，真是最理想的了——他需要闲暇，却不怕空袭。他有个危险性只有十万分之一的防空洞，在洞内一同“防空”的只有美丽的女友一人，天下还有比这个更理想的“情人窟”吗？因此在九点钟的“国文”课下班之后，他头也不回地，一溜烟便跑到张家花园去了。一进门便看到小莹坐在柳树边凳子上看剧本，她身边的小竹篮中的萝卜青菜，已准备停当。

不由分说，文孙便紧紧地搂了她，吻一下，然后提了竹篮，抱了兔子，走入后苑，开了洞门，点了灯，烧起火盆，不一会儿洞里便温暖如春。文孙脱下大衣，便把小莹搂入怀中；那一种软玉温香，魂移魄荡之情，使林三少真不知今日何日。他二人这时已是饱有经验的老情人了，两情缱绻，得心应手，温存了足足有个把时辰，两人才放开手，开始闲聊。

文孙把老卜昨夜的惊险故事说给小莹听，说得莹莹笑不可仰。

“这种话怎么能说出口呢？”小莹笑着说，“你们男孩子，脸皮真厚！”

“男人脸皮是厚些，”文孙说，“你不讲人家也逼着你讲。”

“文孙，”小莹忽然若有所悟地说，“我俩的私事，可不许你向人说啊！”“我是守口如瓶的。”文孙说。

“你不许说啊！”说着小莹乃扭一扭文孙的嘴唇。

“当然不会说，绝对不会说！”文孙提出绝对的安全保密的诺言。“莹啊！”文孙忽然想起问道，“你们是不是九至三时午休？”

“这是他们党政军学商，联席会议通过的嘛。”小莹说，“你们也是九至三时自习？”

“自习？”文孙说，“说说罢了，谁真去做解析几何？”

“我们可比你们认真啊！”小莹说，“我们队里规定，九至三时自习。我们戏剧组读剧本之外，还得加看政治教育课本，还得做笔记、写报告。有机会还要向群众宣传，也要写报告。忙着呢！”

“蒯大队长叫你们做的？”文孙问。

“蒯大队长是军校毕业，不管这些文科。”

“谁管呢？”文孙又问一句。

“这些都是张指导员规定的——张是金陵大学毕业的嘛。”

“你们都听张叔伦的话吗？”

“同志们对他信服得不得了，”小莹诚恳地说，“张指导员说的最有道理，人也是最正直的正人君子、好人——我们都绝对信服他。”

“你们队里那些中队长是些什么人？”

“他们都是什么庐山特训班出来的，”小莹说，“教育水平没有张指导员那么高。”

“你说张叔伦可以指挥这些中队长吗？”

“张指导员不指挥呢，”小莹说，“他召集大家开会讲道理，他讲的最有道理，所以大家都信服他——蒯大队长也信任他。”

“你这样说，那么张叔伦便是你们全队的灵魂了！”

“也可以这么说，”小莹说，“这个队原本是他在上海组织起来的嘛。”

“你们的队原来不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创立的吗？”文孙奇怪地问。

“那是先有个队，后来才由‘政治部’加委的。”小莹说。

“……”这对林文孙倒是个新闻，他半天想不出个道理来，最后才问，“张叔伦原先是干什么的，怎么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呢？”

“听他们上海退下来的老同志们说，张指导员的背景也很罗曼蒂克呢！——他曾闹过爱情革命，还坐过大牢……”小莹似乎有说不尽的故事。

“他要把乡下的老婆丢掉，到上海去讨个电影明星——革命一番。”文孙所见所闻太多了，张叔伦似乎又是一个崇洋厌土的典型。

“正正相反呢！”小莹说，“老同志们说，他丢掉一个上海洋学生，却爱上一个不识字的渔家女——闹得好大的风波，闹出人命来，上海、宁波等地的小报，都登作‘头条新闻’呢。”

“真有此事？”文孙说，“你讲讲看嘛。”

“我也是听老同志们说的，”小莹说，“据说故事都是真的。”

“讲讲故事看嘛，”文孙说，“你当故事讲，我当故事听……”

渔民女儿的爱情

张叔伦是宁波人。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前他已由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毕业，嗣后回到故乡一所中学当英文教员。他在幼年时已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了婚。未婚妻是当时浙东有名的富商巨绅杜某的女儿——这位巨商据说后来也是“蒋总司令”的朋友。

这小两口自幼订婚之后，及长乃分别在上海、杭州两地读书，中学时代曾有情书往还，叔伦也偶尔到上海去看过她。据说二人由于个性不同，生活方式各异，两人情感并不易深入。杜小姐取个洋名字叫夏娃，衣着考究，言谈流利，是座教会学校内“皇后型”的姑娘，能歌善舞，对华尔兹、爵士乐，甚为迷恋。而叔伦则是位经常穿蓝竹布衫的“绅士型”人物。他虽然也是家财万贯的阔少，但是每次去上海探美，总使未婚妻因他衣着不入时而感到尴尬。两人为此而时有龃龉。夏娃为此曾哭了好多次，而叔伦却屡戒不竣。

最使夏娃不能忍受的则是北伐前夕，她发现男友“思想左倾”，竟在上海一带搞起“工人运动”来。夏娃的父亲也曾为此事而叹息摇头；夏娃自己也哭谏多次，终无效果。最后促使他二人感情破裂的，则是叔伦在教中学（而夏娃还在大三）时，竟然爱上了一位替他洗衣服的村姑阿桂。

阿桂不识字，是个贫苦渔民的女儿，叔伦迷恋了阿桂，有意要和夏娃解约。但是他们张、杜两家都是当地头面人物，一旦发生婚变，沪杭宁波各地小报，捕风捉影，加油加醋，由花边新闻，逐渐升级为“头条”。张、杜两家着了慌，双方家长乃协议合出一千元给阿桂的爹，劝他带女儿搬去外岛居住。阿桂的爹本就认为叔伦在玩弄他女儿，街坊邻里也多半如此说——当然也有少数同情他二人，认为既然两造都是单身，男情女爱，有何稀罕？——所以阿桂的爹也就接受了两个官人家的厚礼，答应率领女儿，避居外岛。孰知阿桂倔强，执意不从，并恳求爸爸把千元退还。不管她爹用硬用软，她都以死相胁；而她爹因老妻亡故，只此一女相依为命，心头肉，掌上珠，也不知如何是好。老爹在不得已时，竟数度向女儿下跪，求求她回心转意，也无济于事。

事态发展至此，杜家大户乃认为阿桂的爹，贪恋张家的财富，故意不从，乃利用红包把老人捉将官里去，并诬告他在“海上有抢劫前科”。在牢内脚镣手铐之下，老人每天还得靠这位独生女去送三餐牢饭。每当送饭时，老人都捧着饭碗下跪，求求他女儿不要迷恋张老师，好救爸爸一命，可是这个死鬼丫头，却和爸爸讲明，她不相信张老师会变心。

只要张老师不变心，她就为他“守”到底；张老师要变心，她就“死”——这丫头就这么倔强，不管官私各方对她如何地恐吓诈骗，对她都无计可施。这时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张叔伦斩断情丝，把这个小文盲忘记了事，而最绝的则是这位英文老师，他这时在校内可说已被这桩畸恋，弄得身败名裂。师生之间，乃至社会各界的流言飞语，加油加醋，简直变化莫测。

在无可抗拒压力之下，叔伦不得已只好辞去教职，闭门谢绝亲友——至于“放弃阿桂”，在他心目中，简直没有考虑余地。父母、兄弟、姐妹、知交好友逼紧了，他有时也失去理智，愤怒地回答说：“你们要我放弃那样有灵性的女孩子，去服侍那个不中不西、没有灵魂的‘衣架子’？”总之绝无通融的余地。

当这些带侮辱性的言词，传到她未婚妻耳朵里去的时候，她也气得要上吊寻死，觉得无面目见人。她家中不得已，最后只好把夏娃送往巴黎留学，以躲过这场孽债。在上海上船之前，她也恸不欲生，痛恨旧式婚姻，把她的终身幸福和名誉，断送于那个“没良心”、“没见识的小市民、流氓、地痞、赤匪”之手。

夏娃的两个哥哥，也被气得七窍生烟，为妹妹不平，并在当地“党部”托人打个“小报告”，说“张叔伦‘思想左倾，暗通赤匪’”。最后这四个字，在那年代是犯死罪的。

这一小报告虽是明显的“挟嫌诬告”，但倒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无中生有——像他们张、杜两家诬告阿桂的爹是“海盗”一样。

事实上“思想左倾”这一罪嫌，连叔伦自己也坦白承认。至于“暗通赤匪”，虽嫌过分，也不是捕风捉影，因为叔伦中学大学之间的知交好友，很多都曾加入过“赤匪”的地下组织，有几个且被查明捕获，被官方枪决，叔伦也曾受牵累。纵是在他和阿桂恋爱期间，叔伦也曾“窝藏”过“赤匪”；阿桂也曾替一些“赤匪”洗过衣裤——虽然这都不过是旧日同窗便道相访，老同学迎客留宾而已，但是严格说起来，“窝藏”也是事实。

当地官府据报，经查属实，张叔伦乃被监视起来，亲朋也断绝往还。所幸他最大的罪名只是“窝藏”，找不到其他把柄，所以从宽发落，被送入衢州“感化院”，接受“感化”。当时青年如一经“感化”，则六亲不认，完全孤立，亲友也视为蛇蝎了。

阿桂久未见张老师出现，知道他是出事了。斯时社会上谣言蜂起，有的说张叔伦被枪毙了；有的则说“只是被关起来”；也有人说他身败名裂，无面目见人，跟另外一个“土娼”私奔了；也有人说他以前的未婚妻，尽释前嫌，把他接到巴黎结婚去了——谣诼满天，莫衷一是！

阿桂是个不识字而六亲无靠的渔民之家的贫穷少女，但是现在她却是街头巷尾的新闻人物，所到之处生熟人家的冷言热语，使她完全失去了方向。

在牢里爹追问她张老师的近况，阿桂只能以听来的谣言相告。爹听说后，便隔着铁栏杆，流着泪骂那没良心、无廉耻的“读书人”，骗他女儿失身失节，自己一逃了之，恨得牙痒痒的。

阿桂只好隔着铁栏杆向爹跪下哭诉，说自己既未“失节”，更未“失身”。她说：“张老师不是那样的人！”她把头撞着铁栏，为张老师剖白，但是爹只是疑信参半。

“桂儿，”爹流着泪说，“我只是个穷打鱼的，什么时候做过海盗？”

“爹！”阿桂眼泪直流，说，“都是女儿牵连你……”

“桂儿，你原是个好孩子，乖女儿！”爹穿过铁栏抓住女儿的手，直是抖。

“爹……爹……”阿桂用双手抱住爹粗糙的手臂，把一条条热泪，擦在爹的手臂上，呜咽地说，“爹……爹……我原是你的好孩子，乖女儿……爹……爹……女儿没有变……爹……相信我……相信我……”

“你没有变……没有变……好女儿……”老人气喘地说，“我进来时，他们把我的裤带拿去了……他们把我的裤带给拿去了……哼……你也没有……没有……什么爹了……”

“爹……爹……”阿桂号啕大哭起来，叫着，“爹……你为什么要自杀呢？……自杀呢？”

“我还能活着？！”爹牙齿咬得更紧，手一挥，指向两个正缓缓而来的穿着制服的狱警，说，“法官和他们，都说我父女二人，是‘男盗女娼’！‘男盗女娼’！”说着他猛掷铁栏号啕大哭起来，并大叫：“我只是个穷人，我是什么‘男盗女娼’？……哦……哦……”老人大哭大叫不止。

“爹……爹……”阿桂也放声大哭起来，说，“爹……老天是明白的……阎王爷……是明白的……”

这时两个狱警走向前来，一把把阿桂自地上抓起来，说：“阿桂，你替我滚出去吧，别在这儿闹了。”

“你要卖人卖身尽管出去卖好了，在这儿闹什么？”另一个狱警也面目森严地帮着把阿桂揪起，推出牢门外去。只听那铁门内老人，仍在哭打铁栏，问这两个“王八蛋”，什么时候看到她女儿“卖人卖身”！

阿桂被哭着拖了出去，引起牢门外的群众围观。观众的批评也各执一词——有责骂的，也有同情的，但是大家对阿桂是个“土娼”的身份，似乎并无人怀疑。

阿桂走了。她在围观的人群耻笑中、责骂中和同情声中，走了走了。自此以后，街坊人士再也看不到这位“新闻人物”了。牢里的爹饿得半死，也未见她来送饭，狱卒们不得已只好给“老海盗”一点残羹剩肴，以维持他的不死的老命。

老人在铁栏内，一直盼着女儿的出现。最后阿桂果然又出现了，可是发现她的人却是两个在海滨钓鱼的孩子。他们发现阿桂横躺在退潮后的海滩上，浮肿得像一条鲸鱼，把两个善良的孩子吓得大哭大叫。

阿桂在人世间消逝了。

张老师冤情大白

阿桂之死引起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大家异口同声说她是被张、杜两家大户逼死的。按照中国传统的“大清律例”，逼良致死，是要抄家的。《六法全书》改了些条文，但社会习俗，还是大清皇朝的旧例。

“县官”下乡验尸，法医提出的报告，各地小报也绘影绘声地传播。这个痴情被逼至死的可怜的渔民之女，不是个“土娼”——她还是个黄花处女之身！

这消息一出，巷头巷尾议论纷纷，尤其是老婆婆和少女们，一提到阿桂，都泣不成声。有的人且在清晨和午夜，看见阿桂在海边行走、在水上凌波飘浮、在云端向人含笑招手……阿桂成仙了！

好多诚心的妇女竟然买了些香烛金箔，到海滨去祭拜“阿桂姑”。少女们有疑难问题和心中事，要请“碟仙”问计，“阿桂姑”也时时降坛，并不厌其烦，有求必应。

更有一群青年尼姑，已在“化缘”，要建个“桂姑庵”来供养她。街坊并有士绅建议向“林主席”呈报，申请“立祠旌表”、“建节孝坊”。女学生们和小报记者，则建议树立“纪念碑”、“孝女墓”。

张、杜二家在面目无光之后，也偷偷地拿出巨款，托第三者出面为“节女”厚葬，并托人送红包把“老海盗”也偷偷销案，由他外甥女携巨资，接舅舅去定海养息。好歹“老海盗”是个文盲，三个月的脚镣手铐生活，已把他折磨得半死，如今已神情恍惚，不知世情，外甥女乃谎报说阿桂与张老师私奔，已不知去向了——老人既然生活无虞，至于女儿和张氏私奔，也就安之若素了。

总之阿桂以“一死以明清白”的目的是完全达到了，在那个被时髦少年诅咒的万恶的“半封建”的社会里，含冤莫雪，至少还有“死的自由”。“人命关天”，那些逼良致死的恶势力，至少上畏天命、下畏阎罗、中畏人言、四畏国法——比起后来的草菅人命、苛政似虎的党棍官僚来，似乎还稍胜一筹——这当然都是考史衡文的人，无关宏旨的闲话。

且说那位在衢州被“感化”的张老师，正被一批“特训班”出来的“教官”、“指导员”们所讲解的什么“三民主义连环性”，弄得呕吐不已的时候，忽然传来了“阿桂自杀”的消息。张老师为此当然也变成小报“花边”里的人物。而法医最后的“报告”，竟使“感化犯张叔伦”升格成为圣人。

叔伦得报在床上哭了几天几夜，哭得瘦骨嶙峋，使“感化院”的少将院长着了慌——第一，“张圣人”已经是各报“头条”，声名赫赫，该院长与有荣焉。一旦病危不起，则院长爷，吃不了得兜着走。第二，在“党义”上颇有火候的“院长”，也知道叔伦一病将死，刚好证明他是个极端的“唯心主义者”，至少与“唯物主义”是对立的，殊无“感化”必要——因此他对叔伦病情，一面延名医抢救，一面则呈请上级，“无条件开释”。

叔伦原只是“痛不欲生”而已，生理上并无重病，经院方和教官，以及“难友”们诚恳的照顾与养息，他住院年许，未写过“悔过书”，未打过“指模”，未经过“担保人”签名盖章，便无条件地出院了。

张氏回乡抵杭州车站时，忽听到锣鼓喧天、军乐悠扬，一大群中青年男女，拥入车厢，把他簇拥而下；车外更银光闪闪，那是各报记者来采访消息。

张老师原是他教的中学里最受欢迎的老师，如今冤情大白，原校师生群起要张老师返校复职，但是叔伦既经此沧桑，已心灰意冷，不想再返回本校。他谢绝一切欢宴，便匆匆束装到上海另觅枝栖去了。

“政宣大队”是怎样成立的

叔伦到上海之后，租了个亭子间，经一些“左联”里的朋友介绍，也拜会过爱情顺利的鲁迅大师，备蒙青睐。叔伦本对文学艺术有兴趣，这时也想做个亭子间文人，从事著述。不幸他受社会科学影响太重，写起创作来，有点格格不入。因此寄出的稿子十篇难得卖掉三两篇。最后乃经友人介绍到一所私立戏剧学校，兼一点戏剧理论方面的课程，因为叔伦在中学时代，曾在中学剧团内当过“导演”，加以英文底子好，贩卖点舶来品，游刃有余也。

叔伦不善述文，却是课堂里的好老师，一上课堂，就变成男女学生崇拜的对象；很快就由兼任变成专任，桃李满门，声名赫赫。就在这个时候，“八·一三”沪战爆发了，全校师生热血沸腾，乃组织话剧队上前线劳军。他所导演和自兼主角的“街头戏”《放下你的鞭子》，竟轰动一时。这时在南京由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在筹备组织“政治宣传大队”，由“第三厅郭沫若厅长”直接指导，一时厅辖各机关之内，名士如潮。张叔伦这个小话剧队，既已有此基础，乃被政治部“收编”入“第二政治宣传大队”。叔伦脱下长衫，穿上军装，就变成个“少校指导员”，月薪七十元；各学员则分任少尉和上士，月薪由六七元至十余元不等。

叔伦认为自己月入太多，除留三五元零用之外，全部捐入队中公用，他并劝请所有学员，如法炮制，大家吃“大锅饭”，以便招收更多失学青年，参加抗战行列。这便是“政宣”原始的形态，后来人数增多，扩大编制，上级乃派军校毕业的蒯仲平（谱名全福，自名福国）上校专任大队长，另自庐山“特训班”调来一批中下级干部，分任中小队长，就变成现在的形式了。全队中以张叔伦指导员知识水平最高，博学多才、人缘又好，所以变成全队的灵魂了。这篇“政宣简史”，小莹说都是上海退下的“老同志”们告诉她的。

“痴情”竟是真的！

林文孙在“洞房”内听了女友讲的故事，他对那“政宣简史”，倒不太有兴趣，但是对“阿桂之死”，则觉得那故事太感动人了。

文孙说他如是张叔伦，他也会和阿桂结婚，而丢掉那个“衣架子”。文孙并不自觉地放小声音，似乎偷偷地向小莹说，他那位上海“圣玛利亚”毕业的张家“七表姐”就是个“衣架子”。文孙最吃不消她的，就是半夜里她也要戴一副黑色或蓝色的太阳眼镜。

“最荒唐的，”文孙说，“我有一次请七姐捐钱援助马占山的义勇军，七姐居然不知道马占山是谁。”文孙为此曾和七姐争辩起来，认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怎么不知道马占山——这位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

“阿那为啥一定要知道马占山是干什么事体的？”七姐有点生气了，反问了文孙一句，说，“侬去问问阿那玛利同学，哪个知道这个姓马的，姓牛的。”

七姐退回文孙给她的“捐款簿”，说她学校内不会有人捐，她自己也一毛不拔。理由是家中给她的“杂费”，根本连看电影钱都不够。

“侬晓不那，”七姐说，“看一场费雯丽，要七毛大洋。”

“你能不能省一场费雯丽，捐七毛钱给东北义勇军呢？”文孙恳求她。

“费雯丽、谭伦葆华、蓝娜·泰勒、妮特·海华丝……都缺勿得，”七姐用英语数了一串好莱坞男女明星的名字，说，“缺了他们，哩没面孔见人呢！朋友们，哪个不看？侬是杭州来的，不知道上海风俗人情……在上海连好莱坞都不熟悉——侬还要做人呢？——在上海那些乌龟小开、小瘪三、猪猡白相人都看呢。”

文孙还是劝七姐和她的一些同学，从“好莱坞的夹缝中”挤点钱出来救国。文孙知道七姐的同学、朋友是些什么人；也知道她所说的那些戴黑眼镜，穿白皮鞋、蹩脚西服，却满口洋泾浜的“乌龟小开”、“小瘪三”和“猪猡白相人”，捐三五毛小洋还是可以的。

七姐并不讨厌这位表弟，相反的她内心中，还有许多不愿说的好感呢。最后她不忍完全推掉文孙的纠缠，还是向马占山捐了七角钱，并说“下场劳莱、哈台没啥可看的”，她也不喜欢看秀兰·邓波儿，不看也罢，所以向“阿三”捐了七角钱。阿三又以大义相责，她也就慷慨升级，捐了一元法币。

小莹听这故事很敏感，因为文孙曾向她提过无数次“七姐她们”；她也知道她所心爱的“三枪牌女用脚踏车”原也是属于“七姐她们”的。七姐是家乡出生、苏州长大、上海入学，能讲各地方言和满口英语，是一位十分时髦的富家小姐，大家闺秀。比起“七姐她们”来，小莹时时在心理上有自卑感，自觉是“小家碧玉”。前次在春江账单上看到秀丽签名Dora一字，小莹心中就怦怦作跳，后来知道Dora原是“七婶”，她心中才和平下来。

“文孙，”小莹好奇地问道，“你如那时经父母之命和七姐指腹为婚，你长大了会不会和七表姐结婚呢？”

“我想长大了我会毁约逃婚的。”文孙说。

“我想你会先抗议，然后还是会穿长袍马褂，拜堂成亲的。”小莹笑着说。

“你这小蹄子，”文孙一把把她拖过来，抱在怀内说，“你认为我会同卜斗焕一样，然后去同张七姐变蛤蟆叫，呱呀呱呀的。”

小莹也笑不可仰地说：“不是要你去做蛤蟆，我只觉得你是个最纯良的人，心肠软，你不会反抗到底的——尤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穿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什么不好哎。”

“我一生所见，个性最纯良、心肠最软的，莫过于我四姑，”文孙说，“我四姑就逃婚，逃到底。”

“我们也微微听说过，林老师幼年逃婚，”小莹说，“但是林老师就不同我们说她家里的事。她家里只有一个人，她常挂在嘴边，那就是她三侄，三侄——你。”

“她常在你们面前提到我？”

“啊，还用说呢！”小莹说，“她最疼你，说你有新旧之长。”

“她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到我？”文孙问。

“打我读初一的时候——五六年前吧。”

“那么早？”

“她那时把你的童子军照片给我们看，”小莹说，“样子好乖啊。”

“想不到那个小童子军，变成今日的男朋友了。”文孙笑着。

“什么‘男朋友’？”小莹自动躺入文孙的怀内，激动地说，“你将来就是我的‘先生’、‘丈夫’、‘husband’。”

“Husband是男朋友变出来的嘛。”文孙又开句玩笑。

“文哥，”小莹把头埋在文孙的胸膛内，诚恳地说，“我一生只要一个男人——男朋友就是丈夫；丈夫就是男朋友。文哥，我一生只会爱你一个人。你如变心，我就会和‘阿桂’一样的。”

“也要去做‘阿桂姑’。”文孙笑着接下去。

“文，不许开玩笑啊！”小莹抬起头，把脸凑上来，意思要文孙吻她——同时眼泪又要下来了。

“开开玩笑嘛。”说着文孙又搂着她亲吻了一阵。

“你们男孩子就着重漂亮、吃豆腐、kiss。”小莹说，“我们女孩子不这么想哎。”

“你们想些什么？”文孙说，“我以前未谈过恋爱，不知道女孩子的心理。”

“女孩子要终身有托，感情有着落。”小莹说。

“这不太封建了吗？”文孙说，“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嘛。”

“是有人喜欢自由独立的，”小莹说，“我们队里的周大姐，她离过婚，以后也不预备结婚。她说，她要绝对的男女平等、自由独立。”

“食色性也，孟子说的，”文孙说，“男女平等，不一定不结婚呀。不结婚阴阳不调，做老处女，将来会有怪脾气啊。”

“奇怪哎！”小莹不自觉地把声音低下去，叽咕地说，“周大姐常时找我们队里几位‘小妹’陪她睡觉。一天深夜文梅假装打呼，却偷看到她二人拥抱着在kiss，文梅的床紧挨着周大姐的床嘛。”

“女人kiss女人？”文孙觉得不大可信。

“文梅偷看了半个小时呢！”小莹说，“后来周大姐也要找我陪她睡觉，文梅私下劝我，千万别上当。”

“她尽找一些‘小妹’吗？”文孙问。

“后来两位小妹为争着和周大姐同床，二人赌气不讲话呢！”小莹说，“奇怪不奇怪？”

“曹文梅是不是想和周大姐一样，独立自由呢？”文孙问。

“文梅不，”小莹说，“梅姐和我一样，希望终身有托，不要自由平等。”

“不要自由平等？”文孙说，“那么‘总理遗嘱’也不念了？”

“文梅和我一样，”小莹说，“我只要爱我所爱之人。只要他不负心，我什么要求都没有，他要叫我做奴隶，我都做。”

“你这样爱他，他如不变心，他也不会要你订不平等条约的。”文孙说。

“文，正是这话嘛。”小莹肯定地说。

“莹呀，”文孙又开句玩笑说，“你这样爱我，你知道我是不会变心的——那以后就要叫你当奴隶啊。”

“文哥，”小莹翘着嘴说，“不许开玩笑！”

“你自己说的嘛！”文孙说。

“不许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心话，不许你开玩笑……”小莹说着便在文孙胸上又捶又打起来。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文孙笑成一团。

“文哥，”小莹说着便钻入文孙怀中极为激动地说，“只要你不变心，不但我可做你的奴隶，你要我死，我可以马上为你死。”说着她真的流下诚挚的眼泪。

“莹妹，”文孙搂着她，替她擦去眼泪，又热情地吻了她，诚挚地说，“我们交往不过一两个礼拜呢。想不到你一见钟情，竟深沉到如此程度——莹妹，你知道，当然我爱你绝不在你爱我之下——祖宗八代、皇天后土——海枯石烂，我也不会变心的。只是我没有你那样‘痴’、那样‘迂’就是了。——你是个小痴子、小迂子……”说着文孙扭扭她的小鼻子，和嫩得像蜜桃般的腮。

“文哥，”小莹又激动地说，“我相信我爱你的程度，十倍于你爱我。”

“这，你又何以见得呢？”文孙也真诚地问。

“文哥呀，”小莹又眼泪莹莹地说，“你认识我虽然只有两个礼拜，但是你在我心中、梦中、想念中、心坎里、肝肠里，已有五六年了。你相信吗？”

“我完全相信你的话。”文孙也被感动得眼泪汪汪的。他搂着小莹，吻了又吻，方才说：“我只是不大理解。”

“文哥，”小莹说，“我现在一切都属于你了，一切都属于你了；我不怕你笑我痴情，不怕你笑话我……”说着她的眼泪又要滴下来了，乃把脸擦向文孙的呢制服，让制服把她的眼泪吸去。

文孙也着实为她真情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从小说书里，从舞台之上，曾听到看到不少“痴情少女”的“故事”。他本以为那只是一些文人编出来的故事而已，有谁知道这竟是真实的事，而自己却变成一位少女“痴情”的对象——这是真的事实？假的戏剧？文孙搂着可爱的莹莹和她那颗火热的心，真不知如何报答才好。

一张照片的潜力

林文孙这位大地主的儿子，于一九三八年初春，在跑警报时偶然认识了当时担任“军委会政治宣传大队”里一位十八岁的青年话剧演员叶维莹，二人一见钟情，相识不过两三个礼拜，私下便讨论婚嫁了。尤其是维莹，她坦白承认她私恋、单恋这位男青年已有五六年之久了，一旦单恋变成双恋，她内心中久藏的爱火，便一发不可收拾——这股爱火足以把她的灵魂和躯壳，烧成齑粉——虽然她的男友知道她的存在，还不足一千个小时。

这场不平凡的恋爱，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何又使她烧到如此狂热？那也就说来话长了。

原来林文孙的一位姑妈林世勉，幼年逃婚，进了“省立女子中学”。在她当学生时认识了一对在“省府”做事的同乡叶振东夫妇。他们变成了好朋友。后来叶氏夫妇生了个女儿，便是小莹，世勉非常喜欢这女孩，女孩的父母因而叫女孩认她做“干爹”。

这位“干爹”中学毕业后，进入杭州艺专；艺专毕业了又受聘回母校任艺术教员。这时莹莹也已亭亭玉立，进了“省女初”，便做了“干爹”的学生，“干爹”既然另眼相看，莹莹也进出“干爹”卧室，亲如家人了。

在莹莹刚入初一，情窦方开时，她对林老师案头经常放着的一张童子军照片，爱不忍释，觉得这小童子军“好乖”。这个小童子军，也就是林老师十来个侄男侄女中，她最宠爱的“三侄”林文孙。

林老师也很疼她那个小义女莹莹，她看莹莹这样喜欢这照片，就干脆把这照片送给她了，并有心无心地开玩笑说：“等你们都长大了，我替你们介绍。”林老师以后并经常把她“三侄”写给“姥姥”幼稚可笑的信，和英、数作业，拿给小莹她们看。林老师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无心，谁知这张小照片，竟在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灵魂之中，嵌上了一张永不消失的影像——这个小童子军，不是一般少女幻想中的“白马王子”；他是实有其人，并且一天天地在升学、在成长，一封封信在不断寄来——虽然只是寄给“姥姥”的，但是却是一封封的公开信。林老师总是让莹莹一封封跟着读下去。

所以当莹莹也一天天地成长了，也发生了少女们所必有的“心事”时，莹莹总是看着这个“童子军”出神，并把小童子军和自己长两条小辫子的照片，贴在一起。有时被妈妈责骂了，或数理功课累得心烦，她便私下偷着看看这小童子军，心里就好过多了。

等到父亲死后，寡母要把她当“摇钱树”，想把她嫁给高官、富商做“二房”、“三房”时，莹莹总是私下看着她这个未见过的“童子军”流泪——这小童子军不是生人，他经常午夜前后来和她一起玩耍，可是一睁眼，他又消失了，使她拥被恸哭。

“文哥，”莹莹说得泪流满面地钻入文孙怀中，又哭又笑地说，“想不到幼年时的梦想，真成为事实，你不会笑我吧？”

“莹啊，”文孙也诚恳地说，“我真相信宿命论，姻缘前订——我以前根本不知道有你存在。我认识的女同学也不少，表姐表妹也有好两打，我从未想到和她们谈恋爱。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感觉便不一样——一下就爱上你，你相信吗？”

“文哥，我们有缘，”莹莹说，“我完全相信你的话。”

“你真相信吗？”

“相信，完全相信，亲爱的文哥，”说着莹莹又顽皮地嬉笑起来，说，“我听到你躺在草窝里——胡言乱语……”莹莹说着破涕为笑，唧唧不止。

“你这小坏蛋，偷听人家私话，要捉将官里去！”说着文孙把莹莹抱起来，二人傻笑了一大阵。

“哎，莹啊，”文孙又若有所悟地说，“我那小童子军照片，实是我二人定情之物，应该放大保留。”

“照片我毁了哎。”莹莹的笑容渐失，似乎又伤感起来。

“为什么把它毁掉呢？”文孙不解。

“我把它烧掉了。”莹莹说。

“为什么烧掉呢？”文孙更是不懂。

“我把它烧成灰，加水，咽下肚子里去了。”莹莹说得似乎又悲从中来。

“为什么呢？”文孙大惑，不得其意。

“我拿着你的照片自杀过三次呢！”莹莹说着眼泪又下来了，她倒入文孙怀内，真的呜咽起来，而且哭得十分伤心，使文孙慌了手脚。

“自杀！你为什么要自杀呢？”文孙惊讶地托着她的腮，失色地问她。

“第三次，我认为我绝对不会再活了，”莹莹伤心地说，“所以我把你的照片烧掉、吞了……哦……哦……”莹莹放声地哭出来。

“……”文孙知道这背后一定有更伤心的故事，又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有抱着她，在泪水中，不断地吻着她。

莹莹哭哭又止，止后又哭，哭得极其伤心。文孙知道情况特殊，他搂住莹莹让她尽情哭了数十分钟；最后情绪总算安定了，文孙才又试探内情。

“太复杂了，太离奇了，”莹莹红肿的眼睛已欲哭无泪，叹息地说，“我把情况都告诉了邹副大队长和张指导员，他们要我写个详细报告，我一共写了十多万字，把一切经过都写在自传里。这是我队里的机密文件，但是文哥，我会给你看的——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了，自传更应该交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