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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痴男情女
“洞”中的故事
在那个三十年代啊,做个倒霉的中学生,一天最难熬的就是早晨——清晨六时好梦方酣,要被迫起床,真是人间惨事。如今作息时间提早两小时,四点钟就“吹猪起床”,更是惨不忍言,肝肠寸断。
当文孙正睡得香甜无比之时,那号兵却吹个不停——这时校内一片漆黑,只有盥漱室内,灯火通明,但是却人影稀疏。文孙既伸膀子也伸腰,可是就是起不来,他正在自我挣扎之时,却见平时最懒起床的卜斗焕,自床上毫无保留地爬起来了。
“老卜今天怎起个神早?”文孙问。
“他妈的棒子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还是提昨夜之惊险事件。
阿斗吃过早餐,便自动到“教官室”去报到,被三位教官爷“三堂会审”了一番。崔教官说出他昨夜“语无伦次”、“言不及义”、“言谈秽亵”等罪名,说得连那已有三个子女的崔某,听了都受不了。但是卜斗焕最大的罪名,还是“在熄灯之后,高谈阔论,影响同学休息”,本应“记大过”、“留校察看”,姑念初犯,只“警告”一次,如再犯定予重罚。
老卜垂头丧气而出。自此以后,如有人再要他报告“新婚之夜”,他就要骂人狗娘养的了。
按成绩老卜只能插班进高二的,但因战争关系,入学检查马虎,他就说原校证件在空袭中遗失,因此跳了一级。他既已是个有家有室之人,家中长辈也希望他早日毕业。可是他插入高三之后,英文和数学都难以跟班前进,加以又日夜想念老婆,心不在焉,所以成绩甚差,等到战局再次紧张,老卜终因“家室之累”而辍学还乡了。
且说这个新的作息时间表,对林三少的初恋爱情来说,真是最理想的了——他需要闲暇,却不怕空袭。他有个危险性只有十万分之一的防空洞,在洞内一同“防空”的只有美丽的女友一人,天下还有比这个更理想的“情人窟”吗?因此在九点钟的“国文”课下班之后,他头也不回地,一溜烟便跑到张家花园去了。一进门便看到小莹坐在柳树边凳子上看剧本,她身边的小竹篮中的萝卜青菜,已准备停当。
不由分说,文孙便紧紧地搂了她,吻一下,然后提了竹篮,抱了兔子,走入后苑,开了洞门,点了灯,烧起火盆,不一会儿洞里便温暖如春。文孙脱下大衣,便把小莹搂入怀中;那一种软玉温香,魂移魄荡之情,使林三少真不知今日何日。他二人这时已是饱有经验的老情人了,两情缱绻,得心应手,温存了足足有个把时辰,两人才放开手,开始闲聊。
文孙把老卜昨夜的惊险故事说给小莹听,说得莹莹笑不可仰。
“这种话怎么能说出口呢?”小莹笑着说,“你们男孩子,脸皮真厚!”
“男人脸皮是厚些,”文孙说,“你不讲人家也逼着你讲。”
“文孙,”小莹忽然若有所悟地说,“我俩的私事,可不许你向人说啊!”“我是守口如瓶的。”文孙说。
“你不许说啊!”说着小莹乃扭一扭文孙的嘴唇。
“当然不会说,绝对不会说!”文孙提出绝对的安全保密的诺言。“莹啊!”文孙忽然想起问道,“你们是不是九至三时午休?”
“这是他们党政军学商,联席会议通过的嘛。”小莹说,“你们也是九至三时自习?”
“自习?”文孙说,“说说罢了,谁真去做解析几何?”
“我们可比你们认真啊!”小莹说,“我们队里规定,九至三时自习。我们戏剧组读剧本之外,还得加看政治教育课本,还得做笔记、写报告。有机会还要向群众宣传,也要写报告。忙着呢!”
“蒯大队长叫你们做的?”文孙问。
“蒯大队长是军校毕业,不管这些文科。”
“谁管呢?”文孙又问一句。
“这些都是张指导员规定的——张是金陵大学毕业的嘛。”
“你们都听张叔伦的话吗?”
“同志们对他信服得不得了,”小莹诚恳地说,“张指导员说的最有道理,人也是最正直的正人君子、好人——我们都绝对信服他。”
“你们队里那些中队长是些什么人?”
“他们都是什么庐山特训班出来的,”小莹说,“教育水平没有张指导员那么高。”
“你说张叔伦可以指挥这些中队长吗?”
“张指导员不指挥呢,”小莹说,“他召集大家开会讲道理,他讲的最有道理,所以大家都信服他——蒯大队长也信任他。”
“你这样说,那么张叔伦便是你们全队的灵魂了!”
“也可以这么说,”小莹说,“这个队原本是他在上海组织起来的嘛。”
“你们的队原来不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创立的吗?”文孙奇怪地问。
“那是先有个队,后来才由‘政治部’加委的。”小莹说。
“……”这对林文孙倒是个新闻,他半天想不出个道理来,最后才问,“张叔伦原先是干什么的,怎么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呢?”
“听他们上海退下来的老同志们说,张指导员的背景也很罗曼蒂克呢!——他曾闹过爱情革命,还坐过大牢……”小莹似乎有说不尽的故事。
“他要把乡下的老婆丢掉,到上海去讨个电影明星——革命一番。”文孙所见所闻太多了,张叔伦似乎又是一个崇洋厌土的典型。
“正正相反呢!”小莹说,“老同志们说,他丢掉一个上海洋学生,却爱上一个不识字的渔家女——闹得好大的风波,闹出人命来,上海、宁波等地的小报,都登作‘头条新闻’呢。”
“真有此事?”文孙说,“你讲讲看嘛。”
“我也是听老同志们说的,”小莹说,“据说故事都是真的。”
“讲讲故事看嘛,”文孙说,“你当故事讲,我当故事听……”
渔民女儿的爱情
张叔伦是宁波人。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前他已由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毕业,嗣后回到故乡一所中学当英文教员。他在幼年时已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了婚。未婚妻是当时浙东有名的富商巨绅杜某的女儿——这位巨商据说后来也是“蒋总司令”的朋友。
这小两口自幼订婚之后,及长乃分别在上海、杭州两地读书,中学时代曾有情书往还,叔伦也偶尔到上海去看过她。据说二人由于个性不同,生活方式各异,两人情感并不易深入。杜小姐取个洋名字叫夏娃,衣着考究,言谈流利,是座教会学校内“皇后型”的姑娘,能歌善舞,对华尔兹、爵士乐,甚为迷恋。而叔伦则是位经常穿蓝竹布衫的“绅士型”人物。他虽然也是家财万贯的阔少,但是每次去上海探美,总使未婚妻因他衣着不入时而感到尴尬。两人为此而时有龃龉。夏娃为此曾哭了好多次,而叔伦却屡戒不竣。
最使夏娃不能忍受的则是北伐前夕,她发现男友“思想左倾”,竟在上海一带搞起“工人运动”来。夏娃的父亲也曾为此事而叹息摇头;夏娃自己也哭谏多次,终无效果。最后促使他二人感情破裂的,则是叔伦在教中学(而夏娃还在大三)时,竟然爱上了一位替他洗衣服的村姑阿桂。
阿桂不识字,是个贫苦渔民的女儿,叔伦迷恋了阿桂,有意要和夏娃解约。但是他们张、杜两家都是当地头面人物,一旦发生婚变,沪杭宁波各地小报,捕风捉影,加油加醋,由花边新闻,逐渐升级为“头条”。张、杜两家着了慌,双方家长乃协议合出一千元给阿桂的爹,劝他带女儿搬去外岛居住。阿桂的爹本就认为叔伦在玩弄他女儿,街坊邻里也多半如此说——当然也有少数同情他二人,认为既然两造都是单身,男情女爱,有何稀罕?——所以阿桂的爹也就接受了两个官人家的厚礼,答应率领女儿,避居外岛。孰知阿桂倔强,执意不从,并恳求爸爸把千元退还。不管她爹用硬用软,她都以死相胁;而她爹因老妻亡故,只此一女相依为命,心头肉,掌上珠,也不知如何是好。老爹在不得已时,竟数度向女儿下跪,求求她回心转意,也无济于事。
事态发展至此,杜家大户乃认为阿桂的爹,贪恋张家的财富,故意不从,乃利用红包把老人捉将官里去,并诬告他在“海上有抢劫前科”。在牢内脚镣手铐之下,老人每天还得靠这位独生女去送三餐牢饭。每当送饭时,老人都捧着饭碗下跪,求求他女儿不要迷恋张老师,好救爸爸一命,可是这个死鬼丫头,却和爸爸讲明,她不相信张老师会变心。
只要张老师不变心,她就为他“守”到底;张老师要变心,她就“死”——这丫头就这么倔强,不管官私各方对她如何地恐吓诈骗,对她都无计可施。这时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张叔伦斩断情丝,把这个小文盲忘记了事,而最绝的则是这位英文老师,他这时在校内可说已被这桩畸恋,弄得身败名裂。师生之间,乃至社会各界的流言飞语,加油加醋,简直变化莫测。
在无可抗拒压力之下,叔伦不得已只好辞去教职,闭门谢绝亲友——至于“放弃阿桂”,在他心目中,简直没有考虑余地。父母、兄弟、姐妹、知交好友逼紧了,他有时也失去理智,愤怒地回答说:“你们要我放弃那样有灵性的女孩子,去服侍那个不中不西、没有灵魂的‘衣架子’?”总之绝无通融的余地。
当这些带侮辱性的言词,传到她未婚妻耳朵里去的时候,她也气得要上吊寻死,觉得无面目见人。她家中不得已,最后只好把夏娃送往巴黎留学,以躲过这场孽债。在上海上船之前,她也恸不欲生,痛恨旧式婚姻,把她的终身幸福和名誉,断送于那个“没良心”、“没见识的小市民、流氓、地痞、赤匪”之手。
夏娃的两个哥哥,也被气得七窍生烟,为妹妹不平,并在当地“党部”托人打个“小报告”,说“张叔伦‘思想左倾,暗通赤匪’”。最后这四个字,在那年代是犯死罪的。
这一小报告虽是明显的“挟嫌诬告”,但倒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无中生有——像他们张、杜两家诬告阿桂的爹是“海盗”一样。
事实上“思想左倾”这一罪嫌,连叔伦自己也坦白承认。至于“暗通赤匪”,虽嫌过分,也不是捕风捉影,因为叔伦中学大学之间的知交好友,很多都曾加入过“赤匪”的地下组织,有几个且被查明捕获,被官方枪决,叔伦也曾受牵累。纵是在他和阿桂恋爱期间,叔伦也曾“窝藏”过“赤匪”;阿桂也曾替一些“赤匪”洗过衣裤——虽然这都不过是旧日同窗便道相访,老同学迎客留宾而已,但是严格说起来,“窝藏”也是事实。
当地官府据报,经查属实,张叔伦乃被监视起来,亲朋也断绝往还。所幸他最大的罪名只是“窝藏”,找不到其他把柄,所以从宽发落,被送入衢州“感化院”,接受“感化”。当时青年如一经“感化”,则六亲不认,完全孤立,亲友也视为蛇蝎了。
阿桂久未见张老师出现,知道他是出事了。斯时社会上谣言蜂起,有的说张叔伦被枪毙了;有的则说“只是被关起来”;也有人说他身败名裂,无面目见人,跟另外一个“土娼”私奔了;也有人说他以前的未婚妻,尽释前嫌,把他接到巴黎结婚去了——谣诼满天,莫衷一是!
阿桂是个不识字而六亲无靠的渔民之家的贫穷少女,但是现在她却是街头巷尾的新闻人物,所到之处生熟人家的冷言热语,使她完全失去了方向。
在牢里爹追问她张老师的近况,阿桂只能以听来的谣言相告。爹听说后,便隔着铁栏杆,流着泪骂那没良心、无廉耻的“读书人”,骗他女儿失身失节,自己一逃了之,恨得牙痒痒的。
阿桂只好隔着铁栏杆向爹跪下哭诉,说自己既未“失节”,更未“失身”。她说:“张老师不是那样的人!”她把头撞着铁栏,为张老师剖白,但是爹只是疑信参半。
“桂儿,”爹流着泪说,“我只是个穷打鱼的,什么时候做过海盗?”
“爹!”阿桂眼泪直流,说,“都是女儿牵连你……”
“桂儿,你原是个好孩子,乖女儿!”爹穿过铁栏抓住女儿的手,直是抖。
“爹……爹……”阿桂用双手抱住爹粗糙的手臂,把一条条热泪,擦在爹的手臂上,呜咽地说,“爹……爹……我原是你的好孩子,乖女儿……爹……爹……女儿没有变……爹……相信我……相信我……”
“你没有变……没有变……好女儿……”老人气喘地说,“我进来时,他们把我的裤带拿去了……他们把我的裤带给拿去了……哼……你也没有……没有……什么爹了……”
“爹……爹……”阿桂号啕大哭起来,叫着,“爹……你为什么要自杀呢?……自杀呢?”
“我还能活着?!”爹牙齿咬得更紧,手一挥,指向两个正缓缓而来的穿着制服的狱警,说,“法官和他们,都说我父女二人,是‘男盗女娼’!‘男盗女娼’!”说着他猛掷铁栏号啕大哭起来,并大叫:“我只是个穷人,我是什么‘男盗女娼’?……哦……哦……”老人大哭大叫不止。
“爹……爹……”阿桂也放声大哭起来,说,“爹……老天是明白的……阎王爷……是明白的……”
这时两个狱警走向前来,一把把阿桂自地上抓起来,说:“阿桂,你替我滚出去吧,别在这儿闹了。”
“你要卖人卖身尽管出去卖好了,在这儿闹什么?”另一个狱警也面目森严地帮着把阿桂揪起,推出牢门外去。只听那铁门内老人,仍在哭打铁栏,问这两个“王八蛋”,什么时候看到她女儿“卖人卖身”!
阿桂被哭着拖了出去,引起牢门外的群众围观。观众的批评也各执一词——有责骂的,也有同情的,但是大家对阿桂是个“土娼”的身份,似乎并无人怀疑。
阿桂走了。她在围观的人群耻笑中、责骂中和同情声中,走了走了。自此以后,街坊人士再也看不到这位“新闻人物”了。牢里的爹饿得半死,也未见她来送饭,狱卒们不得已只好给“老海盗”一点残羹剩肴,以维持他的不死的老命。
老人在铁栏内,一直盼着女儿的出现。最后阿桂果然又出现了,可是发现她的人却是两个在海滨钓鱼的孩子。他们发现阿桂横躺在退潮后的海滩上,浮肿得像一条鲸鱼,把两个善良的孩子吓得大哭大叫。
阿桂在人世间消逝了。
张老师冤情大白
阿桂之死引起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大家异口同声说她是被张、杜两家大户逼死的。按照中国传统的“大清律例”,逼良致死,是要抄家的。《六法全书》改了些条文,但社会习俗,还是大清皇朝的旧例。
“县官”下乡验尸,法医提出的报告,各地小报也绘影绘声地传播。这个痴情被逼至死的可怜的渔民之女,不是个“土娼”——她还是个黄花处女之身!
这消息一出,巷头巷尾议论纷纷,尤其是老婆婆和少女们,一提到阿桂,都泣不成声。有的人且在清晨和午夜,看见阿桂在海边行走、在水上凌波飘浮、在云端向人含笑招手……阿桂成仙了!
好多诚心的妇女竟然买了些香烛金箔,到海滨去祭拜“阿桂姑”。少女们有疑难问题和心中事,要请“碟仙”问计,“阿桂姑”也时时降坛,并不厌其烦,有求必应。
更有一群青年尼姑,已在“化缘”,要建个“桂姑庵”来供养她。街坊并有士绅建议向“林主席”呈报,申请“立祠旌表”、“建节孝坊”。女学生们和小报记者,则建议树立“纪念碑”、“孝女墓”。
张、杜二家在面目无光之后,也偷偷地拿出巨款,托第三者出面为“节女”厚葬,并托人送红包把“老海盗”也偷偷销案,由他外甥女携巨资,接舅舅去定海养息。好歹“老海盗”是个文盲,三个月的脚镣手铐生活,已把他折磨得半死,如今已神情恍惚,不知世情,外甥女乃谎报说阿桂与张老师私奔,已不知去向了——老人既然生活无虞,至于女儿和张氏私奔,也就安之若素了。
总之阿桂以“一死以明清白”的目的是完全达到了,在那个被时髦少年诅咒的万恶的“半封建”的社会里,含冤莫雪,至少还有“死的自由”。“人命关天”,那些逼良致死的恶势力,至少上畏天命、下畏阎罗、中畏人言、四畏国法——比起后来的草菅人命、苛政似虎的党棍官僚来,似乎还稍胜一筹——这当然都是考史衡文的人,无关宏旨的闲话。
且说那位在衢州被“感化”的张老师,正被一批“特训班”出来的“教官”、“指导员”们所讲解的什么“三民主义连环性”,弄得呕吐不已的时候,忽然传来了“阿桂自杀”的消息。张老师为此当然也变成小报“花边”里的人物。而法医最后的“报告”,竟使“感化犯张叔伦”升格成为圣人。
叔伦得报在床上哭了几天几夜,哭得瘦骨嶙峋,使“感化院”的少将院长着了慌——第一,“张圣人”已经是各报“头条”,声名赫赫,该院长与有荣焉。一旦病危不起,则院长爷,吃不了得兜着走。第二,在“党义”上颇有火候的“院长”,也知道叔伦一病将死,刚好证明他是个极端的“唯心主义者”,至少与“唯物主义”是对立的,殊无“感化”必要——因此他对叔伦病情,一面延名医抢救,一面则呈请上级,“无条件开释”。
叔伦原只是“痛不欲生”而已,生理上并无重病,经院方和教官,以及“难友”们诚恳的照顾与养息,他住院年许,未写过“悔过书”,未打过“指模”,未经过“担保人”签名盖章,便无条件地出院了。
张氏回乡抵杭州车站时,忽听到锣鼓喧天、军乐悠扬,一大群中青年男女,拥入车厢,把他簇拥而下;车外更银光闪闪,那是各报记者来采访消息。
张老师原是他教的中学里最受欢迎的老师,如今冤情大白,原校师生群起要张老师返校复职,但是叔伦既经此沧桑,已心灰意冷,不想再返回本校。他谢绝一切欢宴,便匆匆束装到上海另觅枝栖去了。
“政宣大队”是怎样成立的
叔伦到上海之后,租了个亭子间,经一些“左联”里的朋友介绍,也拜会过爱情顺利的鲁迅大师,备蒙青睐。叔伦本对文学艺术有兴趣,这时也想做个亭子间文人,从事著述。不幸他受社会科学影响太重,写起创作来,有点格格不入。因此寄出的稿子十篇难得卖掉三两篇。最后乃经友人介绍到一所私立戏剧学校,兼一点戏剧理论方面的课程,因为叔伦在中学时代,曾在中学剧团内当过“导演”,加以英文底子好,贩卖点舶来品,游刃有余也。
叔伦不善述文,却是课堂里的好老师,一上课堂,就变成男女学生崇拜的对象;很快就由兼任变成专任,桃李满门,声名赫赫。就在这个时候,“八·一三”沪战爆发了,全校师生热血沸腾,乃组织话剧队上前线劳军。他所导演和自兼主角的“街头戏”《放下你的鞭子》,竟轰动一时。这时在南京由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在筹备组织“政治宣传大队”,由“第三厅郭沫若厅长”直接指导,一时厅辖各机关之内,名士如潮。张叔伦这个小话剧队,既已有此基础,乃被政治部“收编”入“第二政治宣传大队”。叔伦脱下长衫,穿上军装,就变成个“少校指导员”,月薪七十元;各学员则分任少尉和上士,月薪由六七元至十余元不等。
叔伦认为自己月入太多,除留三五元零用之外,全部捐入队中公用,他并劝请所有学员,如法炮制,大家吃“大锅饭”,以便招收更多失学青年,参加抗战行列。这便是“政宣”原始的形态,后来人数增多,扩大编制,上级乃派军校毕业的蒯仲平(谱名全福,自名福国)上校专任大队长,另自庐山“特训班”调来一批中下级干部,分任中小队长,就变成现在的形式了。全队中以张叔伦指导员知识水平最高,博学多才、人缘又好,所以变成全队的灵魂了。这篇“政宣简史”,小莹说都是上海退下的“老同志”们告诉她的。
“痴情”竟是真的!
林文孙在“洞房”内听了女友讲的故事,他对那“政宣简史”,倒不太有兴趣,但是对“阿桂之死”,则觉得那故事太感动人了。
文孙说他如是张叔伦,他也会和阿桂结婚,而丢掉那个“衣架子”。文孙并不自觉地放小声音,似乎偷偷地向小莹说,他那位上海“圣玛利亚”毕业的张家“七表姐”就是个“衣架子”。文孙最吃不消她的,就是半夜里她也要戴一副黑色或蓝色的太阳眼镜。
“最荒唐的,”文孙说,“我有一次请七姐捐钱援助马占山的义勇军,七姐居然不知道马占山是谁。”文孙为此曾和七姐争辩起来,认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怎么不知道马占山——这位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
“阿那为啥一定要知道马占山是干什么事体的?”七姐有点生气了,反问了文孙一句,说,“侬去问问阿那玛利同学,哪个知道这个姓马的,姓牛的。”
七姐退回文孙给她的“捐款簿”,说她学校内不会有人捐,她自己也一毛不拔。理由是家中给她的“杂费”,根本连看电影钱都不够。
“侬晓不那,”七姐说,“看一场费雯丽,要七毛大洋。”
“你能不能省一场费雯丽,捐七毛钱给东北义勇军呢?”文孙恳求她。
“费雯丽、谭伦葆华、蓝娜·泰勒、妮特·海华丝……都缺勿得,”七姐用英语数了一串好莱坞男女明星的名字,说,“缺了他们,哩没面孔见人呢!朋友们,哪个不看?侬是杭州来的,不知道上海风俗人情……在上海连好莱坞都不熟悉——侬还要做人呢?——在上海那些乌龟小开、小瘪三、猪猡白相人都看呢。”
文孙还是劝七姐和她的一些同学,从“好莱坞的夹缝中”挤点钱出来救国。文孙知道七姐的同学、朋友是些什么人;也知道她所说的那些戴黑眼镜,穿白皮鞋、蹩脚西服,却满口洋泾浜的“乌龟小开”、“小瘪三”和“猪猡白相人”,捐三五毛小洋还是可以的。
七姐并不讨厌这位表弟,相反的她内心中,还有许多不愿说的好感呢。最后她不忍完全推掉文孙的纠缠,还是向马占山捐了七角钱,并说“下场劳莱、哈台没啥可看的”,她也不喜欢看秀兰·邓波儿,不看也罢,所以向“阿三”捐了七角钱。阿三又以大义相责,她也就慷慨升级,捐了一元法币。
小莹听这故事很敏感,因为文孙曾向她提过无数次“七姐她们”;她也知道她所心爱的“三枪牌女用脚踏车”原也是属于“七姐她们”的。七姐是家乡出生、苏州长大、上海入学,能讲各地方言和满口英语,是一位十分时髦的富家小姐,大家闺秀。比起“七姐她们”来,小莹时时在心理上有自卑感,自觉是“小家碧玉”。前次在春江账单上看到秀丽签名Dora一字,小莹心中就怦怦作跳,后来知道Dora原是“七婶”,她心中才和平下来。
“文孙,”小莹好奇地问道,“你如那时经父母之命和七姐指腹为婚,你长大了会不会和七表姐结婚呢?”
“我想长大了我会毁约逃婚的。”文孙说。
“我想你会先抗议,然后还是会穿长袍马褂,拜堂成亲的。”小莹笑着说。
“你这小蹄子,”文孙一把把她拖过来,抱在怀内说,“你认为我会同卜斗焕一样,然后去同张七姐变蛤蟆叫,呱呀呱呀的。”
小莹也笑不可仰地说:“不是要你去做蛤蟆,我只觉得你是个最纯良的人,心肠软,你不会反抗到底的——尤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穿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什么不好哎。”
“我一生所见,个性最纯良、心肠最软的,莫过于我四姑,”文孙说,“我四姑就逃婚,逃到底。”
“我们也微微听说过,林老师幼年逃婚,”小莹说,“但是林老师就不同我们说她家里的事。她家里只有一个人,她常挂在嘴边,那就是她三侄,三侄——你。”
“她常在你们面前提到我?”
“啊,还用说呢!”小莹说,“她最疼你,说你有新旧之长。”
“她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到我?”文孙问。
“打我读初一的时候——五六年前吧。”
“那么早?”
“她那时把你的童子军照片给我们看,”小莹说,“样子好乖啊。”
“想不到那个小童子军,变成今日的男朋友了。”文孙笑着。
“什么‘男朋友’?”小莹自动躺入文孙的怀内,激动地说,“你将来就是我的‘先生’、‘丈夫’、‘husband’。”
“Husband是男朋友变出来的嘛。”文孙又开句玩笑。
“文哥,”小莹把头埋在文孙的胸膛内,诚恳地说,“我一生只要一个男人——男朋友就是丈夫;丈夫就是男朋友。文哥,我一生只会爱你一个人。你如变心,我就会和‘阿桂’一样的。”
“也要去做‘阿桂姑’。”文孙笑着接下去。
“文,不许开玩笑啊!”小莹抬起头,把脸凑上来,意思要文孙吻她——同时眼泪又要下来了。
“开开玩笑嘛。”说着文孙又搂着她亲吻了一阵。
“你们男孩子就着重漂亮、吃豆腐、kiss。”小莹说,“我们女孩子不这么想哎。”
“你们想些什么?”文孙说,“我以前未谈过恋爱,不知道女孩子的心理。”
“女孩子要终身有托,感情有着落。”小莹说。
“这不太封建了吗?”文孙说,“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嘛。”
“是有人喜欢自由独立的,”小莹说,“我们队里的周大姐,她离过婚,以后也不预备结婚。她说,她要绝对的男女平等、自由独立。”
“食色性也,孟子说的,”文孙说,“男女平等,不一定不结婚呀。不结婚阴阳不调,做老处女,将来会有怪脾气啊。”
“奇怪哎!”小莹不自觉地把声音低下去,叽咕地说,“周大姐常时找我们队里几位‘小妹’陪她睡觉。一天深夜文梅假装打呼,却偷看到她二人拥抱着在kiss,文梅的床紧挨着周大姐的床嘛。”
“女人kiss女人?”文孙觉得不大可信。
“文梅偷看了半个小时呢!”小莹说,“后来周大姐也要找我陪她睡觉,文梅私下劝我,千万别上当。”
“她尽找一些‘小妹’吗?”文孙问。
“后来两位小妹为争着和周大姐同床,二人赌气不讲话呢!”小莹说,“奇怪不奇怪?”
“曹文梅是不是想和周大姐一样,独立自由呢?”文孙问。
“文梅不,”小莹说,“梅姐和我一样,希望终身有托,不要自由平等。”
“不要自由平等?”文孙说,“那么‘总理遗嘱’也不念了?”
“文梅和我一样,”小莹说,“我只要爱我所爱之人。只要他不负心,我什么要求都没有,他要叫我做奴隶,我都做。”
“你这样爱他,他如不变心,他也不会要你订不平等条约的。”文孙说。
“文,正是这话嘛。”小莹肯定地说。
“莹呀,”文孙又开句玩笑说,“你这样爱我,你知道我是不会变心的——那以后就要叫你当奴隶啊。”
“文哥,”小莹翘着嘴说,“不许开玩笑!”
“你自己说的嘛!”文孙说。
“不许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心话,不许你开玩笑……”小莹说着便在文孙胸上又捶又打起来。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文孙笑成一团。
“文哥,”小莹说着便钻入文孙怀中极为激动地说,“只要你不变心,不但我可做你的奴隶,你要我死,我可以马上为你死。”说着她真的流下诚挚的眼泪。
“莹妹,”文孙搂着她,替她擦去眼泪,又热情地吻了她,诚挚地说,“我们交往不过一两个礼拜呢。想不到你一见钟情,竟深沉到如此程度——莹妹,你知道,当然我爱你绝不在你爱我之下——祖宗八代、皇天后土——海枯石烂,我也不会变心的。只是我没有你那样‘痴’、那样‘迂’就是了。——你是个小痴子、小迂子……”说着文孙扭扭她的小鼻子,和嫩得像蜜桃般的腮。
“文哥,”小莹又激动地说,“我相信我爱你的程度,十倍于你爱我。”
“这,你又何以见得呢?”文孙也真诚地问。
“文哥呀,”小莹又眼泪莹莹地说,“你认识我虽然只有两个礼拜,但是你在我心中、梦中、想念中、心坎里、肝肠里,已有五六年了。你相信吗?”
“我完全相信你的话。”文孙也被感动得眼泪汪汪的。他搂着小莹,吻了又吻,方才说:“我只是不大理解。”
“文哥,”小莹说,“我现在一切都属于你了,一切都属于你了;我不怕你笑我痴情,不怕你笑话我……”说着她的眼泪又要滴下来了,乃把脸擦向文孙的呢制服,让制服把她的眼泪吸去。
文孙也着实为她真情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从小说书里,从舞台之上,曾听到看到不少“痴情少女”的“故事”。他本以为那只是一些文人编出来的故事而已,有谁知道这竟是真实的事,而自己却变成一位少女“痴情”的对象——这是真的事实?假的戏剧?文孙搂着可爱的莹莹和她那颗火热的心,真不知如何报答才好。
一张照片的潜力
林文孙这位大地主的儿子,于一九三八年初春,在跑警报时偶然认识了当时担任“军委会政治宣传大队”里一位十八岁的青年话剧演员叶维莹,二人一见钟情,相识不过两三个礼拜,私下便讨论婚嫁了。尤其是维莹,她坦白承认她私恋、单恋这位男青年已有五六年之久了,一旦单恋变成双恋,她内心中久藏的爱火,便一发不可收拾——这股爱火足以把她的灵魂和躯壳,烧成齑粉——虽然她的男友知道她的存在,还不足一千个小时。
这场不平凡的恋爱,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何又使她烧到如此狂热?那也就说来话长了。
原来林文孙的一位姑妈林世勉,幼年逃婚,进了“省立女子中学”。在她当学生时认识了一对在“省府”做事的同乡叶振东夫妇。他们变成了好朋友。后来叶氏夫妇生了个女儿,便是小莹,世勉非常喜欢这女孩,女孩的父母因而叫女孩认她做“干爹”。
这位“干爹”中学毕业后,进入杭州艺专;艺专毕业了又受聘回母校任艺术教员。这时莹莹也已亭亭玉立,进了“省女初”,便做了“干爹”的学生,“干爹”既然另眼相看,莹莹也进出“干爹”卧室,亲如家人了。
在莹莹刚入初一,情窦方开时,她对林老师案头经常放着的一张童子军照片,爱不忍释,觉得这小童子军“好乖”。这个小童子军,也就是林老师十来个侄男侄女中,她最宠爱的“三侄”林文孙。
林老师也很疼她那个小义女莹莹,她看莹莹这样喜欢这照片,就干脆把这照片送给她了,并有心无心地开玩笑说:“等你们都长大了,我替你们介绍。”林老师以后并经常把她“三侄”写给“姥姥”幼稚可笑的信,和英、数作业,拿给小莹她们看。林老师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无心,谁知这张小照片,竟在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灵魂之中,嵌上了一张永不消失的影像——这个小童子军,不是一般少女幻想中的“白马王子”;他是实有其人,并且一天天地在升学、在成长,一封封信在不断寄来——虽然只是寄给“姥姥”的,但是却是一封封的公开信。林老师总是让莹莹一封封跟着读下去。
所以当莹莹也一天天地成长了,也发生了少女们所必有的“心事”时,莹莹总是看着这个“童子军”出神,并把小童子军和自己长两条小辫子的照片,贴在一起。有时被妈妈责骂了,或数理功课累得心烦,她便私下偷着看看这小童子军,心里就好过多了。
等到父亲死后,寡母要把她当“摇钱树”,想把她嫁给高官、富商做“二房”、“三房”时,莹莹总是私下看着她这个未见过的“童子军”流泪——这小童子军不是生人,他经常午夜前后来和她一起玩耍,可是一睁眼,他又消失了,使她拥被恸哭。
“文哥,”莹莹说得泪流满面地钻入文孙怀中,又哭又笑地说,“想不到幼年时的梦想,真成为事实,你不会笑我吧?”
“莹啊,”文孙也诚恳地说,“我真相信宿命论,姻缘前订——我以前根本不知道有你存在。我认识的女同学也不少,表姐表妹也有好两打,我从未想到和她们谈恋爱。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感觉便不一样——一下就爱上你,你相信吗?”
“文哥,我们有缘,”莹莹说,“我完全相信你的话。”
“你真相信吗?”
“相信,完全相信,亲爱的文哥,”说着莹莹又顽皮地嬉笑起来,说,“我听到你躺在草窝里——胡言乱语……”莹莹说着破涕为笑,唧唧不止。
“你这小坏蛋,偷听人家私话,要捉将官里去!”说着文孙把莹莹抱起来,二人傻笑了一大阵。
“哎,莹啊,”文孙又若有所悟地说,“我那小童子军照片,实是我二人定情之物,应该放大保留。”
“照片我毁了哎。”莹莹的笑容渐失,似乎又伤感起来。
“为什么把它毁掉呢?”文孙不解。
“我把它烧掉了。”莹莹说。
“为什么烧掉呢?”文孙更是不懂。
“我把它烧成灰,加水,咽下肚子里去了。”莹莹说得似乎又悲从中来。
“为什么呢?”文孙大惑,不得其意。
“我拿着你的照片自杀过三次呢!”莹莹说着眼泪又下来了,她倒入文孙怀内,真的呜咽起来,而且哭得十分伤心,使文孙慌了手脚。
“自杀!你为什么要自杀呢?”文孙惊讶地托着她的腮,失色地问她。
“第三次,我认为我绝对不会再活了,”莹莹伤心地说,“所以我把你的照片烧掉、吞了……哦……哦……”莹莹放声地哭出来。
“……”文孙知道这背后一定有更伤心的故事,又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有抱着她,在泪水中,不断地吻着她。
莹莹哭哭又止,止后又哭,哭得极其伤心。文孙知道情况特殊,他搂住莹莹让她尽情哭了数十分钟;最后情绪总算安定了,文孙才又试探内情。
“太复杂了,太离奇了,”莹莹红肿的眼睛已欲哭无泪,叹息地说,“我把情况都告诉了邹副大队长和张指导员,他们要我写个详细报告,我一共写了十多万字,把一切经过都写在自传里。这是我队里的机密文件,但是文哥,我会给你看的——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了,自传更应该交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