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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最后的晚餐
妹妹之家
李场长看一看她那“人民牌”手表,便拨了个电话到场里叫车。当二人诸事停当,走出正门时,司机已开着车门正在等候。
“李场长,您不必送我了,”林教授说,“你也休息一会吧。”
“我要休息?”李场长又看一看手表说,“我还得向另一个主角汇报一下呢。”
李兰刚入车坐定,文孙又问道:“我妹妹文月住在附近吗?”他这时忽然想起妹妹来。
“她就住在坡下,职工住宅区,”李说,“想到她家去看看吗?”
“应该去一下,”文孙说,“她还有个婆婆呢。”
“看看也好,不过不要多待,她婆婆眼睛看不见,又有精神病。”李说,“你得休息会儿。晚间餐会,不知多少人,要和你谈话呢。”说着她便招呼司机把车开向职工住宅去。
“今晚餐会有哪些人?”文孙好奇地问。
“名单是田军拟订的,”李说,“四世同堂。”
“什么‘四世同堂’?”
“老中青三结合。领导之外,客人们多少都与你有点关系。”
“与我有关系?!”文孙有点奇怪。
“……”李场长又叽叽咕咕地笑着说,“三女争夫的主角全在!田军说,她们那时都恨我,今天晚间,我们都可以化解化解了罢!”李兰握住三哥的手,不觉大笑。
文孙正拟再问时,汽车已停下了。
这座“职工住宅”据说还是“大跃进”以前造的。两排向东、两排朝西,面对面四排矮瓦房。每排十来间,每间一户。每家门前搭个芦席棚,棚下便是烧煤块的小炉灶。房后菜园边上便是一排蹬坑抽水的公共厕所。文月住的是中排最后一间。她家是新迁来的,算是领导对她婆媳的特别照顾。
当车子抵达宿舍南边的马路时,正是众人下班回家烧饭的时候。四五十家人家,挤在一起分别烧饭,当然烧得烟雾漫天。当李场长领导客人从中间砖路走向文月家时,两边烧饭的男女都伫立观看。孩子们更围拢起来跟着跑。
文月这时也在门前为婆婆和儿子烧饭,一见哥哥来了,也就放下锅铲,用围裙擦擦手迎了上来。小牛本在屋内看彩电,也关了电视,并告诉奶奶说“舅舅来了”,出门迎接。
文孙走向前去,称呼“秦伯母”,并鞠躬请安。
“小牛呀,”已半盲的奶奶招呼孙儿说,“请舅舅坐,叫你妈倒茶。”
“奶,”文月说,“李场长也在这儿。”
“哪里担得起?”奶奶说,“媳妇你替李场长倒茶。”
文孙走入室内。只见这屋大约有七八尺宽,一丈多长。里面有两张木板搭的床——奶奶一张,小牛和妈一张。床上挂着灰得发黑的蚊帐。床底下放了些箱笼。房的另一头是个玻璃窗,看来很新,玻璃似乎是新装上去的。房上面没有天篷。屋梁上挂着个尚未扭开的十五烛光灯泡。两床之间靠窗之下,放着一张小木桌。上面放着文孙自北京友谊商店替文月母子所购的十八吋“彩电”。
门边靠左放着个纱橱,里面放了些剩菜和碗筷。门右边则放着个木柜,上面摆着水瓶、茶壶和一些茶杯。柜子边有张竹椅子。文月请李场长坐在这竹椅上,哥哥则坐床沿,自己忙着倒茶。
这时左右邻人已围拢起来。有一位男士,文月介绍他是“场里刘会计”,他围着一条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来同访客握手——他正替他家烧晚饭。
另一位女士是文月的“紧隔壁”。她是庄师母,是宾馆食堂张师傅的“爱人”。他们都一一与文孙握手。人太多,其余的人文月就请他们自我介绍了。外圈的人,大家就招招手,彼此笑一笑。
当众人正在乱哄哄地谈着、笑着、看着,坐在自己床沿上的阿婆,忽然大声哭起来说:“舅舅来了呀……招宝呀,你不死多热闹呀……你怎么死得那么惨呀……剩下你寡妇孤儿、老娘亲……多苦呀……我的心肝宝贝秦招宝儿呀……哦……哦……哦……”
“阿婆!阿婆!你不能哭呀,”文月赶快跑过去,拿块毛巾堵住她的嘴,自己也擦擦眼泪,说,“阿婆不能哭呀!李场长在这儿嘛!”
文孙也走过去,拉着她老人家的手,劝她别伤心。但是劝不住,愈劝她老人家愈伤心。
大家屏息以观,李场长也不知如何是好。
“哥哥,”文月一面又擦一擦自己所忍不住的眼泪,向文孙说,“你陪李场长回宾馆去吧。你愈劝,阿婆会愈伤心——她是哭不完的。”说着她眼泪也一溜而下。小牛也哭了。场面很凄凉。
“林教授,”李场长轻轻地向文孙说,“您今晚还要辛苦呢。现在您也应该休息一下才好,我们走吧。”
文孙又默站了半晌,才拉住阿婆的手,向她道别,然后默默退出,和李场长上了汽车,心头十分沉重。
二人沉默了半天,李场长才隐约地透露,文月的爱人秦招宝是红卫兵“武斗”时被人用“鱼叉”叉死的。儿子死了,秦老太就疯了。
“秦老太可怜啊,”那司机同志也插句嘴,“她常常半夜出去替儿子招魂。文月同志和小牛,四处找不到她呢。”
妹妹一直告诉文孙,说小牛的爸是“疟疾害死的”——今始恍然。文孙不觉叹口长气。
“服务生”的奶奶
车子抵达宾馆,李场长没下车,便径自到另处“汇报”去了。
文孙回到自己房间内,那殷勤的服务生,马上泡好茶,并打来热水。文孙洗了脸,在沙发上没精打采地坐着,偶尔啜两口“毛尖”细茶。想想妹妹的身世,也感伤不已。再想想当天所发生的事情,他觉得简直是一场梦——其实“梦”也不会有这样奇特。
人确是困了,想在沙发上打个盹,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他正默坐沉思,那穿白制服的服务生,又提着个热水壶走进来了,问文孙是否要加点开水。文孙谢谢他说不要了。可是这青年,却提着壶,站在一旁,迟迟不去。半晌,他才问了文孙一句:“林教授,你还记得我父亲吗?”
“啊,你父亲是谁?”林教授问。
“我父亲据说小名叫‘大眼’。”
“你贵姓呢?”
“我姓霍,叫霍正高。”
“你父亲叫霍大奄?”
“我父亲叫霍大眼、大眼睛,”正高说,“我祖父叫霍大个子,又叫霍大盆。”
“你祖父是撑渡船的?”
“是的。”正高说。
文孙想了一下,又问:“你祖父现在在哪里?”
“抗战时就被日本人杀了。”
“你爸爸呢?哦,你是‘大眼’的儿子!”文孙说着叹口气。正高说:“我爸爸也不在了。”
“我记得你爸比我年轻很多呢,”文孙说,“怎么就死了呢?”“三年自然灾害时死的。”
“怎么死的?”文孙问。
“粮食很紧张嘛!”正高说。
“粮食很紧张?”林教授说,“你说你爸是饿死的?”“三年大灾害死的。”正高说。
“……”林教授沉默半晌,又问道,“你母亲呢?”
“我妈改嫁了。”
“三年大灾害,你妈没饿死,你也没饿死?”文孙有点奇怪。
“奶奶说的,”正高解释说,“那时饿死的都是三十到五十的男人,我爸那时三十岁。”正高说着下意识地向身后左右张望了一下。他这个下意识的张望,使文孙感到祖国的可怕——这种“张望”神态,连那自信心特强的李场长亦不能免。
文孙又问正高说:“你奶奶还活着?”
“她八十多岁了,现在跟我一起住。”正高说。
“怎么三十岁的壮年男子倒饿死,”文孙更觉奇怪了,说,“你们祖孙老小倒没饿死!”
“奶奶说,”正高又引他祖母的话,说,“三四十岁的男人找到点粮食,自己舍不得吃——不给老人吃,就给老婆孩子吃。小孩又不懂事,饿着就拼命吃。爸爸自觉年轻力壮,饿不死、不要紧,饿了就拼命喝水,浮肿,结果眼一黑,就死了。”
正高说到这儿,文孙把眼睛闭了半刻,他记得三八年暮春,他和小莹骑脚踏车回县城。小莹一时作呕,他们乃到路边撑渡船的霍大盆家,休息片刻。在那儿曾看到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瘦得只剩个头和两只“大眼”的小孩。他妈叫他“大眼”,那时不过七八岁的样子。谁知那个“大眼”小孩,竟是这位清秀英俊的服务生的爸爸;而这“大眼”小孩居然在贫农翻身的“解放”后被“饿死”!
“你怎么知道你爸爸认识我呢?”林教授又问小服务生一句。
“今天中午回家吃午饭说到林教授,奶奶告诉我的。”
“正高,你过来。”林教授叫服务生站近点,并亲切拉着这青年的手,向他看了半晌,忽然把眼一闭,四个泪珠从四只眼角一冲而出。林教授用手帕擦了擦眼泪,又从皮夹内取出三十元“外汇券”,塞到小服务生的手中,声音显得哽咽地说:“拿去给奶奶,说是林三哥孝敬奶奶的。”
正高死也不接受,文孙乃亲切地告诉他说:“正高呀,你奶奶以前是我的‘干奶妈’,我是你‘大眼’爸爸的弟兄,是你叔叔,你不收叔叔就要生气了。”正高才勉强替祖母收下。
“干奶妈”是他们林家庄里所特有的“土话”。文孙幼年孱弱,三岁“断奶”之后,家人认为这儿童继续需要“人乳”来滋补,就替他雇了些“干奶妈”,由他们轮流把“人乳”挤入一个小热水壶,再拿去让这个孱弱的儿童当“牛奶”喝。“霍大盆家的”便是“林三哥儿”当年的“干奶妈”之一。所以当这青年服务生,告诉他这位“干奶妈”一家的遭遇时,文孙的感情就难免激动了。
文孙离乡背井垂四十年,寄迹异国,思家乡、念骨肉,不知哭掉多少饭碗的眼泪。本期望一旦回到祖国故土,会悲尽欢来,笑乐一番。谁知这次返国,为时不逾月竟哭父哭母哭妻哭子哭叔哭伯哭姑哭姨哭姐妹哭弟兄哭亲友乃至哭奶妈哭邻人……哭房哭墓……没一天停止过哭泣——一个月流出的眼泪,竟超过过去四十年所流的总量而有余。
“我奶奶也想来看看林教授,”正高说,“但是我告诉她,林教授什么人,你怎能看他——领导不准的呢。”
“让我同李场长说说看。”文孙也确想看看当年的奶妈。
他话未落音,忽然有人推门而入,一看正是李场长。她招呼林教授“洗把脸”,晚宴就要开始了。
林教授正要把正高介绍给李场长。李说:“我怎么不认识他?他这份好差事,还是田书记照顾的——小霍你自己可能还不知道呢!我们准备走吧,晚宴时间到了。”
旧情,旧侣
李场长陪着林教授下楼,坐上车子,大约开了三分钟就到了“国营人民食堂”。
这食堂相当宽敞。抗战前它是当地独一无二的大餐馆,叫“春江大酒楼”。这酒楼是林家地产,林放鹤堂是“房东”。那时经理认得房东的小主人,所以文孙来吃饭,不必付钱,只要记个账,年终在房租内扣除。
春江大酒楼一度被日机炸毁一部分。敌伪退出之后,原租客重建酒楼,规模较小,然菜肴精美,一如往昔。解放后改为公私合营,“文革”兴起之后乃改今名叫“国营人民食堂”。
这次招待贵宾,二楼由革委会全部包下。餐会订在晚间八点,便是避免于营业期间与一般顾客混杂。七点半餐馆打烊之后,八点正是宴请贵宾最好的时候。
林、李二人下车后,只见餐馆门外已有一排领导,田书记、张队长、程厂长、甘主任等十余人在楼下恭候,一齐鼓掌欢迎。这时大家已不像早晨那样陌生。林教授和田书记等依次握手。
尤其是“红星丝织厂”的程厂长,对林教授的健康特别关心。因为“红星”早在一个月前,全厂职工就已在打扫改装,准备欢迎国外贵宾参观,谁知事到临时,贵宾竟未能来场,不免使大家颇为失望。程厂长在和林教授握手时,便一再问候:“身体好点了吗?好点了吗?”
“只是血压稍高,头有点晕,”林教授说,“未能访问贵厂,真是抱歉。”
“现在好点吗?”张大队长也插入问候,并问,“住院吃药没有?”
“小毛病,住院岂不小题大做了,”林教授抱歉地说,“承李场长招呼,在她家睡了六七个钟头,现在完全恢复了……”林教授又转身向大家道谢说:“谢谢诸位领导关心。”
在众人中,文孙也看到田书记的态度镇静,端庄、大方,与早餐时没有两样。文孙乃再次趋前握手,说:“感冒好了点吗?”
“天气不好,年纪大了,很难适应,”田书记微笑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
这时张大队长领先,林博士在诸领导簇拥之下,乃登梯走入二楼餐厅。楼内数十人鼓掌欢迎。
楼上一边放了几张沙发和十多张椅子和茶几,另一边则布置了四张圆餐桌,桌上杯盘餐巾,整洁鲜明。
田书记、张队长乃招待林教授在沙发上坐下,由服务生捧上茶水。张、甘等领导则请林博士吃糖果、抽香烟。文孙看到其他客人都还站着,稍坐一下也就站起身来。田、李、张等领导也跟着站起来。
这时人潮汹涌,大家围拢起来和贵宾握手;人声嘈杂,熙熙攘攘的,喝茶、抽烟或吃糖果,一团团地,张家长、李家短地聊天。
“我看你脸色还不太好,”林教授有礼貌地又向田书记说,“应该看看医生才是!”
“谢谢,没什么大不了。”田感激地说着,她又指向餐厅的一角,那儿有几位女同志。田书记又介绍说:“林教授,您还有几位老同学想看看你。”
文孙走向前去和那几位女同志握手。
“林教授,还记得我吗?”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同志笑着说。
“记……得……”林教授伸头仔细地看,嘴内却吞吞吐吐。
“我王生强——生姜嘛!生姜嘛!”她又笑一笑,“你不记得我了!”“王生强王生强,记得记得,”林教授说,“你在遵义嘛。”
“毕业后就回家当教员。”
“现在还在教书吗?”文孙问。
“现在在东方红大队医药室配中药。”
“学生物化学搞中药,正是学以致用。”
“有个工作能为人民服务就好了,”“生姜”又笑了笑说,“你记得‘压寨夫人’吗?”王生强又指指她身后有一位灰白头发的女同志。
“啊……”文孙和她握手。
“我是易植芙。”她也微笑着自我介绍。
“啊,易植芙,易植芙,”文孙恍然大悟,说,“你到大夏去的。”
“……”易植芙笑笑点点头。
“你现在在哪个单位?”
“红星大队书报室。”植芙淡淡地回答着。
“那你那好友涂秋薇呢?”
“秋薇可怜呢,”植芙说,“强盗抢她学校,她被打死的。”“我战后便听人提到,但是我不信。”文孙说。
“是事实。”植芙还是淡淡地说。
“刘希曾那时不是在追求她吗?”文孙问。
“希曾伤心得要死,几乎殉情自杀。”
“我们老同学,真难得碰到一次啊。”文孙感叹地说。
“今天领导招待你这贵宾,我们本不敢来呢,”“生姜”插句嘴说,“但是革委会派人打电话,特地找我二人前来,说我们是你同学嘛。”
“我很想知道同学们的消息……”文孙正说着,他的话又被李场长带来一群人所打断。
这群人中有的还拿着“海鸥牌”照相机,看来似乎是新闻记者一类的人。其中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光头大个子。
李场长指着这光头问文孙说:“你还认识他吗?他是我们食堂的邢经理,邢小龙。”
“林教授,我是小聋!”那大汉伸出手来自我介绍。
“邢经理,邢小龙,小聋……”二人握手之后,相互抱成一团,高兴得要死。
“邢经理,”文孙说,“你以前是个和尚头,现在还是个和尚头。”
“三哥,”邢经理笑着说,“解放后我留头发、梳分装头、涂凡士林,满头乌云呢!”
“我那时就告诉他,”一位同志插嘴说,“凡士林涂不得,涂多了要掉毛的,他不信呢。”
“现在掉完啦!”邢经理说着大笑不止。
“和尚头好嘛,你以前不是说过,老天一下雨,你就可洗头!”林教授提起邢经理四十年前的老话,使大家笑不可仰。
“林教授,您记得吗?”邢经理问文孙,“那年——三八年吧——您和‘香姑娘’到春江吃饭,还和我合照一张照片呢,这照片我几十年都未丢掉。”
“有这事吗?我真不大记得了。”文孙说着有点尴尬。
“这照片我今天带来了。”说着邢经理便在衣袋内取出那张发黄了的小照片。众人围拢来看,果然是那光头围着一条围裙的邢经理(看来还很像),和一位瘦瘦穿着呢子中山服的青年。他和林教授对比,已认不出了。他二人之前站了一个极其甜蜜的微笑少女,那就是邢经理所说的演《放下你的鞭子》街头戏的“香姑娘”。
这时那在一旁猎取镜头的青年记者,乃提议替他林、邢二人,再合拍一张照片比比看。邢经理闻言大喜,乃和林教授靠拢起来,但是大家认为少了一个“香姑娘”为美中不足。众人乃起哄把李场长拖来权充香姑娘,拍了照。
各位老同志,这时看到田书记站在餐厅另一端和一些人在说话,乃一窝蜂地把田军也拖过来,田书记不知何事,被拉入人丛之后,才知道大家拉夫,也要她当一次“香姑娘”。田书记还不知其所以然,已被摄入镜头。摄影之后,大家鼓掌欢笑,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时服务同志已来通知,上菜了,请大家入席。邢经理取出一张主客名单,叫出为首几位主客座位之后,其余的人,就随便坐下了。
最后的晚餐
在这次晚宴的席次上,坐在林氏右侧的是工宣队张大队长、革委会甘副主席、军代表、程厂长;左侧则是田书记、李场长和另外几位领导。一席十二人。其他三桌也都十二人一席,宾主四十八人,加上十来位服务同志,穿梭其间,真是热闹非凡。这是一席盛宴,菜肴精美,单单酒一项便有茅台、双沟、葡萄、啤酒等多种,另外还有果汁和清茶、甜点……鱼翅、海参,无不具备。
酒过三巡,田书记起立略致介绍辞,并讲了“既是欢迎,也是惜别”的话。其他领导也一一致辞,希望林教授能为祖国在海外宣传。文孙也起立答辞,讲了些感想和展望。讲毕众人纷纷敬酒,觥筹交错,人声鼎沸。
文孙本能喝几杯,在众人闹酒之下,很快就喝得七分醉意,而最使他无法拒绝的,则是坐在他身边的田书记。她语言无多,却一杯一杯,默默地向贵宾敬酒。
田书记看样子不是位能酒之人,勉强一杯杯地喝下去,竟然喝得神情恍惚,语无伦次起来。李场长不许她喝,也不许服务生为她斟酒,但桌上酒杯太多,闹酒的人更不惜把她灌醉。
“田军你不能再喝了。”李场长把她酒杯拿去了,禁止她喝酒。
“最后的晚餐嘛,”田说,“大不了、大不了,喝到死……”
田军本是个低声小语之人;喝醉了,声音也不会大起来。但是她那柔和而坚决的口头禅“大不了”,在贵宾的耳朵里,却把时光倒退了四十年——这声音是熟悉、凄凉而哀婉。
同席的领导虽不知仔细,但是大家都有点诧异,觉得田书记今晚行为有点反常——他们未听说过田书记能喝酒,更不知道她可以喝醉。为她的健康着想,再有来闹酒的同志,就被张大队长等半途截堵了。
“我虽然不能喝酒,”田书记半醉半醒地举起酒杯又向贵宾敬酒,并颤颤抖抖地说,“这是最后一次嘛!文孙喝一杯。”
文孙把她杯子拿过来,把酒几乎全部倒入自己杯子里去,然后把空杯还她,再和她碰杯喝了。田书记又要斟酒,李场长抓住她的手,对她使眼色,不许她再喝。
“兰妹啊,”田书记泪从颊下,迷迷糊糊地说,“他不会再见……见到……我了……大不了、大不了……一死嘛……”
李场长拿餐巾替田书记擦去脸上的汗,并低声骂她说:“要死了,你真喝醉了。”
李兰正为田军酒醉而感到手足无措之时,幸好原先那照相的记者同志忽然和邢经理拿着一大沓照片走到首席来。今晚照的一些照片不但洗出放大,连邢经理的老照片也被翻印放大了。大家围拢来看照片,人人都在照片内,人人欢喜照片,也就没人注意到田、李二人在哭诉些什么;连那个神态恍惚的贵宾也被遗忘了。
“田军,理智点!”李兰低声向田军耳边下命令;同时又要来热毛巾替田军抹了脸。田军自己也喝了果汁,清醒多了。二人才一道看照片。
田书记从林教授手中接过照片,看了又看。她毕竟今晚多喝了几杯,拿着照片,手颤抖不停;文孙看她用牙齿使力咬住口唇,李场长表面上是和她一起看,事实上是搀扶着她。
“这张是三个青年,”田书记嗓子里挤了半天,始迷糊地说出一句。又向另一张照片说,“这一张是三位老人……三位老人……人……”
李场长看到田书记脸上有汗有泪,乃用毛巾替她擦掉说:“田军,我看你伤风愈来愈严重?——今天吹了风了吗?”
田书记未搭腔,她把照片交给李场长,却在桌上拿起个玻璃杯,问林教授说:“林教授,再喝一杯——最后一次嘛……”
“酒醉饭饱,田书记,”林说,“实在不能再喝了——您也得休息休息了……”
“最后一次了嘛,文……”田叽咕地说,“……最后一次了嘛……”说着她眼泪显明地就要夺眶而下。
“田军,”李场长感到有点尴尬,乃忙用毛巾为她擦脸,并细声地说,“你怎能这样地呢?”
“大不了……大不了……”田军还想说什么,李场长马上递上一杯温茶,强迫她喝下去。
此时幸好,那些张放大照片,太迷人了,大家一堆堆地围拢起抢着看,也未注意到田、李、林三人在说些什么。
当田军还想说些什么时,李场长忽然举起一只玻璃杯,用筷子敲得叮咚作响,这才又一次引起全场精神集中。
“各位同志!”李场长大声地说,“林教授明天一早就要动身。他现在也累了。古人说,良筵易散。我们大家向贵宾敬一杯,祝他回美国一路顺风——我们大家干杯!”李场长说着一饮而尽,大家也跟着“干杯”。
“现在我们就宣布‘宴会结束’!”李场长又大声说一句,便把宴会结束了。大家过来和林教授握手道别,向田书记握手致谢,便纷纷离去了。田书记也扳请李场长代劳送林教授返回宾馆去。
昨夜梦魂中
李场长一直把贵宾送回他宾馆的二楼套房之内,并招呼服务生小霍泡了壶新茶,并打盆热水给林教授洗脸。
“李场长,你能坐一会吗?”林教授问。
“喝杯茶吧。”李说。
“人生生离死别,就这么痛苦!”文孙感叹地说着就流下泪来。
“我心里也难受至极,”李说,“天下哪有这种事呢!?”
“你下午去看了她吗?”文孙问。
“我把你所说的全部告诉了她。”李说。
“她有什么反应呢?”
“她听一段、哭一段,趴在我身上,哭了一个多钟头。最后还是我把她洗了脸,点了些眼药,才能去赴宴的。”
“她恨不恨我呢?”
“她为什么恨你?又不是你的错!”
“真不是我的错吗?”文孙欷歔地说着,不免眼泪又潸潸而下。
“你错了些什么呢?莹姐爱死你了。但是事到如今,又怎么办呢?”李兰说着也眼泪直流,伏在文孙腿上便呜咽起来,又说,“我们是结拜姐妹嘛;我真为她伤心。”说着李兰又啜泣不已。
“春兰,”三哥抚摸着李的头发,“你看三哥怎么办呢?”
“你不需要‘怎么办’,她也不需要你‘怎么办’,”李哭着说,“她一再地说:‘跟党跟了几十年,反正跟到死。’她不要你什么‘怎么办’。”
“春兰,”文孙说,“三哥真不想活下去了。”
“你又何必呢?”春兰说。
“人生在世,为什么就有这么多的悲欢离合呢!?天啦!”文孙自言自语,仰首叹息。
“人世间为什么就要产生你们两个生死冤家呢?”
“……”文孙不住地流泪,但却拿了些他从美国带回的擦眼纸递给李兰。
“……”春兰伏在三哥腿上,默默无语好半天,才看看自己的手表,站起来整整衣服,走向洗手间,自己自水壶内取了些热水洗了脸,再扭了个热毛巾递给文孙。文孙也擦了脸。春兰又重新倒了些热茶,二人喝了。
“我也不放心她呢,”春兰说,“我还得去看看她——您休息吧!明早会。”
李兰刚出门,正值小霍拿了热水壶进来。小霍叫声“李阿姨”,阿姨答应一下,便下楼去了。
小霍放下水壶,又替林教授把床褥打开,整理一下,说:“林教授今天也累了,休息吧。”
“正高啊,你也认识李场长吗?”林教授关心地问一句。
“妈妈改嫁之后,”小霍说,“我是阿姨领大的。林教授,”小霍又问,“你还要什么东西吗?”
“不要了,你也休息吧。”林说。
“今晚我值夜,”小霍说,“您睡吧,明早六点钟我来叫醒你。”
小霍反手关了门,出去值夜了。文孙脱下外衣,取下领带,又松了鞋带、换上拖鞋,坐在床沿上,不知是要坐还是要睡。
扭灭大灯,自己默坐在微弱的小壁灯光下,思潮起伏。想想今天一天的遭遇,足使三十八年前的往事,直如电影一样,一幅幅、一幕幕,涌上心头、涌到眼前。
他今天紧张了一整天。痛哭了好几场,又在人群中嘻笑了几个小时——真是情况复杂、悲欢迭起。如今酒后微寒,午夜独坐,也无心更衣拥被;不知不觉地,便侧身床上,和衣而卧……
这毕竟是仲冬时令,凉气袭背……他觉得头上微凉习习,三两片雪花,偶从腮边掠过;颠颠簸簸,他竟推着一辆自行车,在县城西门大街之上,在年关季节、人潮之中,缓缓前进……他下意识地在一座有两扇黑漆大门之前停下了。这是新年刚过。门上墨迹犹新的春联写着:“睢阳绵世泽,圯上振家声。”上面横批写着“留侯旧庐”。
文孙向那个硕大的铁门环,拍了两下,扶着脚踏车,又仰首看着那两个缓缓转动的用金纸贴着“张府”两字的红灯笼。不一会,那漆黑大门,便讶然一声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