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原来是一家人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
当一个电影院要放映卓别麟的影片时，照例很早就有广告张贴出来。这时，我们就在街角上、墙壁头、报纸里，到处发现这位留着小胡子的流浪人的画像。这小胡子的影像，前次曾经说过，是我们的感觉器官可以认识到的，所以叫作感性的认识。感性认识给我们的印象，是不是真实的呢？当然是的。小胡子留在卓别麟嘴上，是的的确确的事实，谁也不能怀疑。但是这里立刻又发生了问题，卓别麟的小胡子跟希特勒的太相似了，如果只从小胡子上来看卓别麟，那我们就很难把他和希特勒分开。于是我们又想到要从更根本的地方来认识卓别麟，就是要认识他是在性质上和希特勒根本不同的人物。这时我们就运用自己的理解力，认识到他是滑稽大王了。
已经说过，我们用理解力认识到滑稽大王这种性质，这种认识作用，叫作理性的认识。我们还说过，理性的认识是怎样常常喜欢和感性认识抬杠，感性先生说是这样，理性先生偏说是那样，他们的争吵是这样激烈，以至于有些形而上学的哲学家误认为是两只老虎老打架，想打杀其中的一只来解决纠纷。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是反映着事物本身的矛盾。
但在打哪一只的问题上，这些哲学家自己也争吵起来了。现在我们站在唯物辩证法反映论的观点来看，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原来他们不是两只势不两立的老虎，而是兄弟或公婆，尽管他们激烈的争吵个不休，始终还是一家人，还是要共同生活下去，拆散不了的。如果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更可以知道，这种争吵抬杠，并不简单只是我们自己的两种认识能力在互相捣蛋。追根究底，这种争吵抬杠原来是包含在客观的事物里。原来卓别麟这个人本身就是包含两个方面的：一方面他是留小胡子的人，这是他的外表；一方面他是滑稽大王，这是他的性质。因为卓别麟这个客观事物本来有这两方面，所以反映在我们人的脑子里，也就有两种认识；因为卓别麟的这两方面本来不完全一致，反映在我们脑里的两种认识也才会互相抬杠。所以，这两弟兄或两公婆的争吵抬杠，并不是我们的认识能力自己爱兴风作浪，而只是反映了事物本身的复杂内容罢了。如果事实本身的这两方面一致了，它的外表和它的性质一致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脑里，也会觉得好像是很和谐的夫妇或兄弟，这时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就不会抬杠了。当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还没有被打倒的时候，上海、北京各地的人们，经常看见美国军队欺负中国老百姓，这是他们从感性认识里经常看到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我们再从理论上告诉他们说：“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对中国现在采取侵略政策。”他们会不会反对呢？当然不会反对，因为这时他的感性认识和他的理性认识是一致的了，他们所感到的美国军队的外表和行为，和他们所了解的美国国家性质是不抬杠了。
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如果和它的性质一致，我们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里也就会一致。
这种情形，在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或者马歇尔最初来中国“调停”的前后，是不会有的，那时美国军队的坏行为还没有完全暴露，美国政府在外表上装得好像是一个公正的“友邦”，仿佛既帮助了中国抗日，又似乎不偏袒国内各党派的任何一方。在那时候，他所给人们的感性认识，好像是与帝国主义的性质不一致的，它就与理性认识有抬杠的作用。因此，那时如果我们说美国的政策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有些人为感性认识所蒙蔽，就不肯相信。所以，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原是客观事物在我们头脑里反映的结果，理性和感性抬杠不抬杠，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也叫作本质）和它的外表（也叫作现象）一致不一致来决定，客观事物本身没有的东西，也不会在我们的头脑里凭空出现。
现在恐怕有人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了：“理性认识是怎样发生的呢？这是我们很难了解的。我们很容易了解感性认识是如何产生。因为你在前面已经用了很浅近的比喻，把它说得十分透彻了：感性认识有点类似照相，由我们的感觉器官直接从外物摄取的。
理性认识是怎样产生的？
但是，理性认识是怎样来的呢？它不是直接由外物摄取的，并且也不可能直接摄取，因为它所反映的不是一件件的事物的外表现象，而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前面说是要用我们的理解力去‘了解’，才能得到理性的认识。这个所谓了解，岂不有些神秘吗？性质是外界事物本身内部的性质，而‘了解’是我们头脑中的了解，这两件东西不是隔得很远吗？怎么能够连接起来呢？”
是的，这是一个必须要解答的问题，而现在也正是解答的时候了。我们的理解力和事物的性质之间，的确是有相当的隔离，不能直接接触，那怎么会发生理性认识呢？要想把一条河流的两岸连接起来，应该靠什么呢？自然要有一座桥梁。的确，事物和我们的理解力之间，需要有一座桥梁，才能达到理性认识的目的。什么是这一座桥梁呢？
由客观事物反映为理性认识，要以感性认识做桥梁。
在答复这个问题时，我们就更进一步发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亲密关系，更加看出两方面果然是真正的一家人。原来从事物的性质到达理性认识的桥梁，不是别的，正是感性认识。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感性认识，那也不可能有理性认识。我们知道，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的人，乍然看见了卓别麟的照片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这是一个滑稽大王，即使你告诉他这是一个滑稽大王，他也不会真正了解你所说的是什么一回事。什么人能够了解滑稽大王呢？一定是常常看电影的人，电影看得愈多的人，愈能够深刻了解卓别麟这个滑稽大王。我们以前说，看见卓别麟的小胡子的人，往往误认为这是希特勒。这也只是指那些从来没有看见过卓别麟电影的人说的，例如中国解放区乡下的小孩子，对希特勒是很知道的，如果把卓别麟的相片给他看，他一定告诉他妈妈说：“看呀，希特勒变叫花子了！”这就因为他没有看过卓别麟的影片。凡是看过卓别麟电影的人，他一定一眼就能认出这是滑稽大王，而不是那欧洲的法西斯魔王。因为当他一看见照片的时候，他就会联想起以前看过的许多卓别麟的影片，每部影片都是讽刺旧社会，使人发笑的。他脑子里的卓别麟，不仅仅是眼前的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且是一连串的滑稽电影故事，这些故事的总体，在他脑子里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滑稽大王的认识，和他对希特勒的许多疯狂侵略行为的认识完全不同，因此他决不会把卓别麟的相片和希特勒混淆起来。
要先把很多感性认识积累起来，才有可能达到理性认识。
现在我们懂得理性认识是怎样发生的了。原来理性认识的产生先要有许许多多感性认识积累起来。对于一件事物如果没有感性认识或者感性认识很少，就不可能有理性认识，或不可能有正确的理性认识。但如果感性认识多了，那你就有可能经过它而达到正确的理性认识了。只看见一张照片，决不能想到这是滑稽大王，看了许多电影，你那滑稽大王的认识就牢固起来了。只看见美国政府人员或军队的一两件事情，你决想不到他们是帝国主义，甚至于相反，以为他们是好朋友、公正人士。等你经过很长的时间，反复地看了他们许许多多行为事实之后，你的脑子里对于他们这帝国主义的认识就愈益明确了。又譬如对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人，你倘若只听见他们的某些漂亮的言论，或者只看见他们所做的一两件表面上似乎不坏的事——例如你只看见他们参加抗战，参加1946年的旧政协会议，和各党各派共同签订政协决议，以及蒋介石提出允许言论自由等四项诺言，你或者会以为他们是真正爱国家、赞成民主的人，但是等你长时间地观察了他们的一切反对民主压迫人民的行为之后，你才深刻的了解，他们原是非常顽固的专制独裁主义者，他们的一切漂亮的说话都只是假装门面骗人的手段。所以，没有很多感性认识做基础，是不能有正确的理性认识的。为什么把许多感性认识积累起来，就有可能达到正确的理性认识呢？因为有了许许多多的感性认识，我们就能够反反复复的观察到各种现象的互相关系，就有可能把它们加以比较、分析，就能够看出有些关系是一定不移的，是反复出现的，是真实的关系，有些关系却不是经常的确定的，而只是偶一出现的，表面的，甚至于是不真实的、伪装的关系。这就是说，我们由此可以找到一些深刻地支配着事物的全部发展过程的某些确定不移的秩序，也就是认识到事物的规律。卓别麟这小胡子的流浪人，经常出现在电影银幕上，每一出现，必要引得观众发笑，这是卓别麟与观众中间的确定的关系。美帝国主义的许多行动，都是要扩张它的势力，侵略别的国家，它帮助中国抗战，对中国来说，实质上也只是为着在中国扩大它的势力；它一面表面上“调停”中国内战，另一面却拼命帮助独裁政府建立军队，准备内战。把这些现象中反复出现的各种关系加以全面的综合研究，就可以得到一条规律，就是美帝国主义当局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为着把中国降为殖民地。
从许许多多感性认识中，可以看出事物间的确定的关系和规律。
就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来说，也是一样。我们从它的许许多多可以直接看到的事实里，能够归结出一些固定的规律，就是它一定要反对民主、压迫人民，而为了反对人民，又一定要依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总之，许许多多的感性认识，使我们能够看见客观事物里的许许多多现象，从这许多反复出现的、内容丰富而且复杂的现象中，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深刻地支配着事物全部发展过程的许多确定的关系，认识到它们的规律，这样也就能够认识了事物的根本性质，因为所谓事物的根本性质，不外就是事物的各种关系、各种规律的总称。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性质，是因为它们有不同的规律，是因为它们与其他事物发生不同的关系。如卓别麟的演技使人民愉快，希特勒的行为使人民遭殃，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使中国人民痛苦、愤怒和反抗等等；而卓别麟和希特勒之所以有根本性质的不同，就由于他们和人民的关系不同，就由于在这种关系中的规律不同。
单单感性认识的积累，并不就是理性认识。而要加上分析比较的思考工夫。
这样，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感性认识的积累，是理性认识的桥梁了。但为什么只是桥梁呢？为什么不能说许多感性认识积累起来就成为理性认识呢？因为，单单把感性认识积累起来，仍然只是感性认识，仍然只能认识一些片面的、零碎的，甚至于似乎是混乱的、自相矛盾的外表现象。单单靠感性认识，就不能超出这些片面零碎混乱矛盾的现象，找出其中一定的秩序、一定的规律来。要找出这规律来，就不能只依靠感觉，而要再用一番思考的工夫。就是要把这许多现象加以比较、加以分析，要研究那许多现象相互间如何发生关系，哪些现象中间的关系是经常的、一定不移的，哪些只是偶然的、不重要的，甚至于是表面的、虚假的，然后把这些确定的重要的关系抽出来，把那些偶然的、不真实、不确定的撇开，这样就可能把握到事物的规律。中国一般人民能够认识到美帝国主义要想把中国降为殖民地，并且能看出马歇尔的调停内战的“公正”面目乃是虚假的表面现象，这并不仅只是长期感性认识的结果，而且是根据许多对帝国主义的感性认识而加上了一番比较分析的思考工夫的结果。
分析比较，就是应用理解力，就是思想的概括作用，就是经验的总结。
特别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党人对帝国主义的各种规律早已研究清楚，并在一般人民中间宣传这些知识，就帮助人民较为迅速地完成这种思考工夫。这种思考工夫就是理解力的应用，在哲学上也叫作思想的“概括”作用。在革命工作中，我们常在一定的时期总结经验，而总结经验的目的，也就是为要把这时期中的感性认识（经验）加以分析概括，找出工作中的规律，使我们的零碎片面和表面的感性经验知识变为全面的、有系统有条理的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有如父子。
这样，我们可以知道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有着怎样一种亲密的关系了。原来它们是在分工合作，共同来帮助我们一步步深入地反映世界上的事物。感性认识第一步反映事物的外表现象和外部关系，理性认识再进一步反映事物中间的各种内部关系、各种确定的规律。现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好像又不是公婆或兄弟的关系，而是父子关系了。我们首先要有感性的认识，感性的认识要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好像人要长大到成年的时候，才有可能和理解力结婚，产生出一个儿子——理性认识来。由此可以知道，那些偏袒理性先生的理性论者，是大大错误了。他们把理性认识讲得很神秘，以为是人们天生的一种能力，可以不依靠感性认识做基础，就可以认识到事物的根本性质。这种说法，就等于说没有父母也可以生儿子一样的好笑。没有感性认识，要想获得深刻的理性认识是不可能的。你连事物的表面现象都还没有看见过，又怎能够希望了解事物现象中间的内部关系和确定的规律呢？一个从来没有打过仗或看见过战争的人，要他谈战略战术的规律，是不是可能呢？一个从来没有下水游泳过的人，要他讲游泳的规律，讲怎样才不会淹死，是不是可能呢？当然，也许有一种爱吹牛皮的人，明明自己一点打仗经验没有，偏要大谈战争规律，明明一次也没有下过水，偏要当游泳教员，但这种人讲的战略战术和游泳术，一定空洞而无内容，一定是一套骗人的空话。
理性派和教条主义以为不依靠感性认识就可以有理性认识，这等于说没有父母就能生儿子。
如果有哪一个傻瓜真照他所讲的去做了，一定要打败仗，或一定要在水里淹死！有人要问：毫无打仗经验或打仗的感性知识的人，如果看几本战略战术的理论书，不是也就可能了解一些战争规律吗？我们的答复是：不能。自然他也可能照书背诵词句，但他绝不可能了解这些词句的真实意思在哪里。三岁的小孩，不是也可以背诵帝国主义、法西斯蒂之类的词句吗？但这些词句的真实意思是什么？三岁小孩能否了解？当然不能，原因就是没有帝国主义或法西斯蒂的感性知识。所以，小孩即使能背诵这些词句，也只是说出一些没有理解到真实内容的空名词。前节我们讲到的那种教条主义者，他们轻视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和实际知识，或者完全缺乏这些实际知识，而专门搬弄外国书本上的革命理论，在实际上也和三岁小孩谈帝国主义或法西斯的罪恶一样，不能真正的了解那些理论。仅仅有书本理论知识的人，说他是半知识分子，已经是很够了，事实上连这一半他们也不一定能获得真正的了解。
我们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比作父子的关系，这一点也没有要轻视理性认识的意思。相反的，我们还要说清楚，按照通常的发展规律来说，儿子的一代，总应该比老子进步一些（不是指个别的儿子来讲，个别的儿子当然有比父亲更退步的），理性认识也是比感性认识更高一步的认识。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只有感性认识，我们就难免为零碎片面的事物外表现象所迷惑，我们就难分别卓别麟与希特勒，难确定美帝国主义究竟是好朋友还是豺狼，难确定当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要民主还是要独裁，而在希特勒军队向莫斯科一直前进的时候，就难有把握说希特勒一定失败，在1947年初解放区军队退出了某些城市的时候，就难得建立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必胜的信心。总之，如果只有感性认识，我们就容易为当前的局部、片面、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不能预先看见事物变化发展的较远的前途，不能对事物做全面的了解，不能通晓事物中间的较普遍的确定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各方面的感性认识及实际经验加以概括总结，达到理性的认识，看清楚了这些事情的一定的规律，那么以上的疑难，都可以完全解决了，而我们对每一件事情发展变化的前途都可以有先见之明，对事物的整体就可以有一个全局的了解，对于事物中间的较普遍的确定的关系就可以斩钉截铁地做明确判断了。
只相信感性认识而不注意理性认识，就会陷于眼光短浅，遇事没有先见之明。
所以那些偏袒感性认识的经验论者，轻视理性认识，轻视理论，只相信自己直接感到和经验得到的东西，这也是不对的。如果坚持这种观点，那一定会把自己束缚在局部的狭隘经验的圈子里，或弄得眼光短浅，固执褊狭的成见，或者弄得动摇不定，思想为现象的变幻所左右，不能对事变的发展前途有先见之明，不能掌握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知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不能满怀信心地向前战斗。所以，我们一定不能以感性认识为满足，一定要更进一步，求得更深刻的理性认识，就是要求得到事物的规律知识。
要从中国的革命实际中找出中国革命的理论。
但理性认识究竟是感性认识的儿子。要想获得真正的理性认识，必须在感性认识方面先有充分的准备。要对中国革命运动获得正确的理性知识，要掌握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必须着重学习中国革命历史的实际经验，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把这些实际的材料加以研究，加以分析、概括和总结，找到中国革命各方面的规律。总之，要从十分丰富的感性的事实材料中去分析研究和找出事物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仅凭个人主观的感想或简单地从书本上引来的片言只字来下结论，这就是正确对待问题的科学态度，就是唯物论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当然，我们并不是轻视学习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相反的，我们是非常重视一切科学著作的理论知识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就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同样也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因为这些著作里包含着丰富无比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的知识，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正确的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的知识。但是第一应该了解，这些伟大的科学著作中的理论知识，也是从极丰富的感性知识基础上辛苦研究出来的，我们自己如果不多少有一些同类的感性知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些著作。例如我们要了解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要了解其中的许多深刻的理论，我们就必须同时学习一下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有这些历史的感性知识做基础，才有可能了解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论著作。第二，我们从这些著作中学到了一些理论知识之后，就可以用它来指导我们解决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但必须注意，我们的具体工作中的问题，可能又有一些新的特殊情况，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不可能把我们所遇到的每一种特殊情况都完全现成地涉及了。所以，当我们用科学著作上的理论知识来解决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把这些已经确定的规律知识作为一般的指导，而我们自己还必须在这一般的指导之下，对那些特殊情况下一番独立研究的工夫，把那些新的特殊的感性材料加以分析，找出一些特殊的规律，才能正确了解我们具体的工作的性质，才能正确解决问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来帮助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具体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有的放矢”的态度，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确的态度。教条主义者想单纯依靠书本上的理论，而对具体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不肯搜集材料，不肯认真地做独立的调查研究，这是“无的放矢”的态度，是错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