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谈虎色变”

——形式和内容

老虎是可怕的猛兽，普通人一谈起老虎，精神就要有几分紧张，所以有一句成语，叫作“谈虎色变”。老虎，单单它的样子也是很可怕的，把它画在纸上，胆小的人看了，就会觉得毛骨悚然。所以又有一句“纸老虎吓人”的俗语。我们现在把美帝国主义比作“纸老虎”，因为他和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帝国主义一样，是已经一天天走向崩溃，它在经济上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在政治上遭到了世界各国广大人民的痛恨和反对，所处的地位非常孤立、脆弱，就好像纸上的老虎，看起来似乎很凶猛，实际上却是可以戳破的。它可以吓唬一下胆小的人，但对于胆大勇敢、敢于和它斗争的人，它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了。

认真说起来，不要说“纸老虎”吃不了人，就是真正的活老虎，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动物，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你说它凶猛，甚至于称之为兽王，但它在实际上也没有能够独霸了动物世界，即使它想独霸世界，也只是妄想，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它不能到空中去征服飞鸟，也不能到水中去捕捉鱼类，连土中的蚂蚁，看起来好像非常弱小，但它们生存繁殖的情况，不但不比老虎差，而且种族茂盛，老虎的生活和它们比起来，反而显得凋零冷落了。

弱小的蚂蚁，为什么竟能够与强大的老虎并存在世界上，而且甚至于比老虎生活得更繁盛呢？这有种种原因，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动物学，所以不想详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只想讲下面的一点道理：老虎和蚂蚁，不但有强弱大小的不同，而且它们的生存形式也有根本的不同，这是它们能并存在世界上的原因之一。老虎的生存形式是孤单的。它强大凶猛，在兽类中很为特出，甚至于有时被称为兽中之王。但这个兽王却是那么孤立，连它的同类也不能很好团结，因此就有“一山不能容二虎”的成语。蚂蚁的生活是集团的形式，它们经常是一大群在一起共同生活，相互间有帮助、有分工，蚂蚁虽然弱小，但靠着这集团的力量，能够维持繁盛的生活。

老虎和蚂蚁的谈话到此要停止了。我们谈了这些，目的是要引到哲学问题上来。现在已经引到了我们的目的地了，它已经使我们接触到这一次要谈的哲学范畴——形式和内容。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形式。

这又是两个互相对立而又互相联系的普遍的范畴，它反映了一切事物的两个方面。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容，也有它的一定的形式。我们前面说到了两种动物生活的形式，一种是老虎的孤单生活的形式，一种是蚂蚁的集体生活的形式。我们还可以说没有一种东西没有它自己的形式。鸡蛋是椭圆的形式，桌子有方或圆的形式，水有流动的形式，泥土焦炭不成一定的形状，而不成一定的形状，也就是泥土焦炭的形式，这叫作无定形的形式。以上讲的只是自然界的某些事物的外表形式，就人类社会的情形来说，那就有封建社会的形式，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形式。社会内部的革命斗争，有政治的形式，有文化的形式，有军事的形式。政治斗争中又有公开的斗争与秘密的斗争、合法的斗争与非法的斗争等不同的形式；军事斗争中又有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等不同的形式。思想上有新旧思想的不同形式，文学上有古旧的文言形式和现代的白话文学等等的形式。总之，任何事物，都在一定的形式之中发展变化，它的发展变化的全部过程，就是它的内容。

事物在一定形式中变化发展，变化发展的全部过程就是它的内容。

蚂蚁在集团的形式中生活，它的生活的全部过程，由产卵、孵化、成长、工作、养育后代，以至于死，就是蚂蚁这种动物的生活内容。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以游击战争的形式和敌人斗争，这些游击队伍的产生、训练、发展、战斗过程、游击队与人民及解放区政府的关系、战争的结果和影响等等，都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内容。

事物的形式，使它具有一定的外表形状。不同的形式，使事物在外表现象上有所区别。同是军事斗争，分散零星的游击战和集中的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在外表上一看就可以分辨出它们的不同。

形式使各种事物在外表形状上有所区别。

一篇白话文和一篇文言文，拿来一读就立刻感到不同的味道。但这种区别既然是外表的，因此形式的不同，不一定就是全部内容的区别。往往有形式不同而内容却基本上相同的事物，也有形式上好像一样，而内容却完全不同的事物。中国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主要打游击战，有时也打运动战；但不论形式是游击战或运动战，就其内容来说，都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

形式与内容常不一致。形式不同的事物往往内容相同，反之亦然。

日寇投降后解放区人民军队主要用运动战歼灭进攻的反动军队，在很多地方也坚持游击战争，以后形势改变，转为对敌人进攻时，又采取了大规模的阵地战、攻坚战的形式，但不论形式如何不同，其内容都是人民为独立民主而战，都是反对反动专制的独裁政府和反对美帝国主义者使中国殖民地化的阴谋的爱国自卫战争。白话文可以写一篇革命的宣言，用文言文也可以写出基本相同的内容。这就是形式不同而内容上却基本相同的例子。希特勒曾经举行所谓“国民投票”来选举他做“大总统”，罗斯福做美国总统也是经过人民投票选举的形式，两种投票选举的外表是相同的，但内容却不一样，希特勒的选举是法西斯独裁政府欺骗人民的手段，罗斯福的选举，却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普通的民主制程序，虽然这种“民主”对无产阶级来说，也是表面的。汪精卫开过“国民大会”，反动独裁政府也开“国民大会”，孙中山曾主张要开真正民主的国民会议，这都是形式上似乎一样，而内容却不一样的例子。

认识事物，不可单从形式上着眼，而要从内容上着眼。因为形式往往会造成假象，模糊了内容。

所以我们辨别事物，不可单从形式上着眼，而要同时从内容上着眼。事物的形式，往往造成一种外表的“假象”，模糊了内容，这就是现象与本质矛盾的因素之一。如果我们只看见形式，不注意它的内容，就往往发生迷惑，看不清它究竟是什么东西，或者认错了它的真正性质。反动派欺骗人民，就是常常在形式上耍花样，例如开“国民大会”之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把中国的一切主权出卖给美帝国主义者，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拖到穷困的绝境，做了无数卖国残民的非法罪行，但这个政府因为曾是在外交形式上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这个形式就把它的一切非法罪行伪装成合法的样子。一切反动统治者都善于把自己的非法行为伪装上合法的假象，如果有人竟会被它们欺骗，当真以为那些罪行是合法的，那就是由于只看事物的表面形式而不看它们的真实内容的缘故。

因为形式与内容有以上的矛盾，因此往往有人把它们误认为可以随便分开的东西，并且用瓶子和酒的关系来做比喻，把形式比作瓶子，把内容比作酒。

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形式就是内容本身的结构状态。

有些事物是旧内容新形式，如封建独裁者开“国民大会”，这叫作“新瓶装旧酒”；有些事物是新内容旧形式，如用文言文写革命思想的文章，这就叫作“旧瓶装新酒”。这个比喻，在谈文艺的问题时用的特别多，但是在实际上并不完全恰当，因为它把形式和内容比作两件可以随便分开的东西，而没有看见两者深刻的内部联系。没有酒，瓶子还是瓶子；没有瓶子，酒还是酒；把酒装进瓶子去，仅仅是装满了瓶子，对于瓶子本身，也没有什么影响。用哲学的术语来说，酒和瓶子的关系只是外在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却不是这样隔膜的。一切事物的形式，就是它的内容本身所具备的形式，就是内容发展中所表现的结构状态，绝不是像瓶子那样从外面装上去的东西。方形的桌子，是在制造桌子的时候就同时形成，绝不是先制成了没有一定形状的桌子，然后再把方形装上去。蚂蚁生活的集团形式，绝不能和蚂蚁的生活分开，它就是蚂蚁生活过程的组织构造状态。

形式与内容的内在的关系。

独裁者伪装民主，这伪装民主的内容本身就一定要具备“国民大会”伪造宪法一类的假民主形式。形式和内容是不能随便分开的，这种关系在哲学上叫作内在的关系，与瓶子和酒的外在关系是不同的。

形式和内容的内在关系，首先表现在内容的优越地位，或内容的决定作用上。形式既然是内容的结构，因此一定的内容，要求一定的形式，并且在它的发展中，必然要形成它所要求的形式。

内容的优越地位或决定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与新四军坚持敌后战争，由于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这种战争要求我们采取游击战为主的形式。在战争发展的过程中，在正确的领导下，必然地形成了普遍广泛的游击战形式。日寇投降以后，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日渐壮大起来了，在反对反动派的战争中，力量对比比以前不同了，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战争内容就要求形式也跟着转变，由游击战为主的形式转为以运动战为主的形式，又由运动战为主的形式发展到在某些条件下进行阵地战、攻坚战的形式。

不适合内容要求的形式，在发展过程中会被淘汰、消灭。

形式一定要适合内容的性质，不适合内容要求的形式，在发展过程中迟早总要被另外的形式所代替。例如，在抗日战争中，如果采取大规模运动战甚至于阵地战的形式，就要遭受严重的损失，甚至于遭受失败。在反动势力统治较巩固的地区，革命工作要求采取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和秘密斗争与公开斗争相结合的形式，如果不采取这样的形式，也要遭受严重损失和挫败。内容对形式的这种决定作用，与瓶子和酒的关系显然是不同的。酒绝不会要求一定的瓶子，更不会形成它所要求的瓶子，只要是瓶子，不论新的、旧的、方的、圆的、玻璃的、瓷制的，以至于葫芦之类，都可以把酒装进去，而不发生什么问题。

内容既然要求一定的形式，为什么有时新内容竟可以采取旧形式，有时旧内容又会采取新形式呢？这是因为内容所要求的形式，是依照它本身的发展情况和它所处的条件来决定的。

内容所要求的形式，是依其本身发展情况及周围条件来决定。

在一定的情况和条件之下它要求这样的形式，在另外的情况和条件之下它又要求另一种形式，绝不是固定不变的，这正是辩证法的关系。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专制统治都是在“真命天子”的名义下采取公开独裁的形式；但在人民的民主要求一天天高涨的条件之下，反动派要想实行专制独裁，绝不敢像清朝以前一样，一旦掌握了政府的大权，就立即把专制皇帝的形式公开摆布出来。它不能不采取一些伪装的民主形式，如像袁世凯一样，要经过一连串伪造民意的办法，才敢宣布帝制，或者连皇帝的招牌也根本拿不出来，就在“执政”“主席”“总统”的名义之下实行专制独裁。新的事物在发展的初期，常常要采取旧的形式出现。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内容上说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战争的先驱，但采取了旧农民战争的形式，其结果也好像和过去的农民战争一样，只以一个皇朝的争夺的胜败为结局。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是采取了宗教改革的形式。不论旧形式新内容，或新形式旧内容，都是在一定发展情况和一定条件之下，由内容决定它所需要的形式，而且在这种情形之下，内容对于形式也并不是毫无影响。旧酒装进新瓶，瓶的“新”不受影响；旧内容取新形式出现，这新形式就要受到影响。就像孙悟空变成庙宇时，因为他自己有一根尾巴，就使他变成的庙宇后面也不能不留一根特异的旗杆一样，旧内容藏在“新形式”里，也免不了要终归露出它的伪装的尾巴。蒋介石的“国民大会”伪装民主，假扮了顽固派和“民主”派的激烈斗争，吵闹得个天翻地覆，最后是“领袖”出来大喝几声，全场就此“鸦雀无声”，这就是独裁的尾巴在伪装民主的形式中暴露的一例。再说新内容采取旧形式而出现时，那旧形式也不会完全保持旧的原样。新内容的秧歌剧或京剧，在形式上也不会完全保持旧秧歌剧或旧京剧的原样，这是一切观众都了然的事。旧瓶装了新酒，瓶仍然是旧瓶；旧形式有了新内容，那旧形式就会开始蜕化，并由此成为新形式形成的起点。这也正是内容的决定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形式对内容也有它的反作用，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东西。

但是，内容的决定作用，只是形式和内容的内在关系之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形式并不是单纯被动的东西，它之所以为一定内容所需要，它之所以作为一定内容的发展形式，就是因为它对内容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简单来说，是在两种情形之下，表现为两种相反的作用。第一种情形：如果形式是适合内容的发展情况的，换一句话说，如果它是内容所需要的恰当的形式，那么，它就有促进内容发展的作用；第二种相反的情形：如果形式是不适合内容的发展情况的，换一句话说，如果它是内容所不需要的形式，那么这种形式对于内容的发展就会发生阻碍的作用。

形式如果适合内容的发展要求，它就有促进内容发展的作用。

专制独裁政治为广大人民所反对，因此反动派需要采取各种伪装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就对于它们的欺骗阴谋的施展能起某些帮助的作用。在这种情形下，对反动派的斗争，首先就要揭露它们的伪装形式，使它的反动内容暴露出来，这样反动派的欺骗就会破产，专制独裁的阴谋就有可能在广大人民的反对前面被粉碎。

形式如果不适合内容发展的要求，它就有阻碍内容发展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采取游击战为主的军事斗争形式，就能有力地打击敌人，增长抗日人民的力量，这是由于形式适合内容发展条件；如果采取运动战为主以至阵地战的形式，就会使抗日人民受到损失，这就是由于形式不适合于内容发展的情况。日寇投降后人民军队的力量壮大了，这时如果对反动派仍采取游击战为主的形式，那就反而束缚了自己的力量，不能有力地粉碎敌人。对老百姓宣传革命思想，要用老百姓自己的语言形式，才能发挥宣传力量，因为这样的形式才适合于内容的需要；用文言文写新内容的文艺作品无论如何没有白话文好，就因为形式不适合内容的需要。

内容是变化不停的，形式则是比较固定的。

形式和内容比较起来，内容是不停变化的，而形式则是一种比较固定的东西。譬如中国的旧戏，戏的内容可以有千万种，但曲调却是翻来覆去只用有限的几十个。旧的京戏和改良的京剧以至于编入革命内容的京剧，所用的调门基本上总是一样的。中国人民中间民主思想的传播很早，但传播这种新思想所用的文字形式，在“五四”以前很长久的时期都是旧的文言文。鸡蛋在孵化的过程中，蛋的内容时时刻刻都在变化，而蛋的形式，则一直到小鸡破壳以前，始终保持原状。抗日游击战发展的过程中，人民武装力量一天天在壮大，但在转变为运动战以前，游击战为主的形式不变。这些例子，证明形式对于内容，也有它相对的独立性，它并不一定时时刻刻随着内容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适合内容的形式，当内容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变为不适合的。

内容发展了，而形式却在一定的时期始终保持原状。这是形式和内容的矛盾。由于这个矛盾，就产生这样的规律：即形式落后于内容。某种形式在一定的情形下，本来是与它的内容适合的，是能促进或帮助内容发展的，但这内容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同一形式就变成不适合的了，就成为内容发展的阻碍物了。椭圆的蛋壳，本来是保护蛋黄蛋白孵化的，但等小鸡孵化完成时，它就成为内容继续成长的障碍了，就成为内容所不需要的了。

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由互相依赖变为互相排斥，内在的变为外在的，就发生内容和形式的冲突和斗争。

内容和形式的这种关系的变化，用哲学的专门术语来说，叫作由内在的关系变为外在的关系。也就是由互相依赖为主的关系变为互相排斥为主的关系。到了这种时候，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就尖锐化起来，就要发生冲突、破裂。这种冲突和破裂的原因，是由于内容必须要冲破原来的形式，取得另外的新形式，才能够继续向前发展。因此其结果就是：或者是原来的形式被冲破，或者是内容的发展被停止、被窒息。以鸡蛋为例，或者是小鸡破壳而出，取得独立活动的形式以继续繁殖，或者是蛋壳坚固不破，蛋的内容终于腐坏、死亡而壳也自然同归于尽。又如，用文言文宣传民主思想，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引起文学革命，抛弃文言形式，采取白话形式。旧戏的改造工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逐渐打破旧的调门限制以及其他凝固形式的限制。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由内在的转变为外在的之时，就必须依照内容的发展要求，向旧形式做斗争，以取得新形式。

人类社会的变化，也同样表现着这种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的关系。一种社会形式或社会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的情形之下，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成为后者的阻碍物了。

一种社会形式只在一定时期适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另外的时期就变为不适合，就要发生革命，打破旧社会形式。

封建社会形式比较奴隶社会，是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但在封建社会中间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须冲破封建社会，才能继续发展，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原因。资本主义在它的初期，是能刺激生产力迅速向前发展的形式，但在末期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就成为生产力的严重的阻碍力量。为着冲破这一个阻碍，就有社会主义的革命。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式，在那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统治是生产力发展的致命的障碍，是经济破产、民不聊生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就是要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式，建立新的、能使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但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种社会形式，即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革命工作首先要看有没有具体内容，而不要看形式上像不像革命工作。

按照形式与内容的这种辩证法关系，在我们进行革命工作的时候，首先就要使工作有具体的内容。所谓革命工作的具体内容，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必须能够解决实际斗争中的一定的具体的问题，例如说要对于反动派的某一方面的具体行动给以打击：或者是粉碎它的一个进攻的队伍，或者是揭露它在宣传上的某种欺骗，或者是打击它在政治上的某一个阴谋，或者是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或者是替老百姓解决一个其他困难问题（如生产问题）。由于内容的优越地位，所以对于工作首先要看有没有内容，而不要看形式上像不像革命工作。

形式主义、洋八股、党八股的错误都是由于没有内容或不看重内容。

我们反对形式主义（其中包括党八股、洋八股），就是因为它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下笔万言，满纸革命名词，而对于当前的革命问题毫无关系，这是写文章的党八股、洋八股。在房子里做报告、填表格、开会，空喊激烈的口号，而不去接触群众、了解和解决群众中真正存在着的问题，这是工作上的形式主义。此外还有种种的形式主义，都是要不得的。

革命工作首先要有内容，其次就要按照具体情况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

我们首先要使工作有切实的内容，其次就要善于按照工作的具体情况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或工作形式。革命斗争有文化斗争、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等等形式，有利用旧的形式的斗争，有采取新的形式的斗争，有和平斗争、有武装斗争。革命工作者应该依据情况，善于选择和掌握最能发挥工作力量的形式，而不应拘泥于某一种形式。特别在情况变化的时候，要善于抛弃不适合的形式，随时调换另外适合情况的形式。

在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中掌握主要的形式。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可以同时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但又要能掌握主要的形式。中国的革命，有“五四”以来城市学生运动的形式，有新文化运动的形式，也有经济斗争的形式（农民抗租、抗捐、分土地、清算诉苦、工人罢工、请愿、反对苛捐杂税等等），但就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来说，其中最主要的革命斗争形式，则是武装斗争，是人民军队对反革命军队（包括帝国主义侵略军队）的战争形式。自然，这并不是说，任何地方、任何时期都要采取以武装为主的斗争形式。相反的，如果不是就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过程来说，而是就某些时期和某些地方来说，仍然可以以军事以外的其他形式为主，例如“五四”时期中国人民主要是进行了文化斗争，在一定的时期又主要是和反动派在城市里进行政治斗争等等。在适当时期斗争形式的变化，以及主要斗争形式的掌握，是为了推进革命工作不可忽视的重要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