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〇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一］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二］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三］、“思不出其位”［四］。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五］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六］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七］。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注释】
［一］“师云”云云，语见阳明《答周道通书》。
［二］“持志”、“帅气”、“暴其气”云云，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三］“素其位而行”，语出《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四］“思不出其位”，语出《论语·宪问》。
［五］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语本欧阳修《秋声赋》。
［六］“劳其筋骨”云云，语见《孟子·告子下》。
［七］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自慊”，原作“自谦”，据施邦曜本、张问达本、四库全书本等版本改。
【翻译】
来信又说：“老师您说：‘为学，终身只是做这一件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一件事。如果像你所说“宁可不能了事，本心也不可不加培养”，却是还分为两件事。’我认为能发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的，就是良知；宁可不能了事，姑且加以休养，就是致知。为什么却是分为两件事？如果事变到来，有迫于事势不容不了的事情，而精力虽然衰退，稍为鼓舞也能够支持，则保持其志以统帅其气是可以的。然而言语动作终究没有气力，完事之后则困倦疲惫已甚，这不是几乎接近于孟子所说的‘暴其气’了吗？这其中的轻重缓急，良知固然未尝不知道，然而或迫于事势，怎么能顾及精力？或困于精力，又怎么能顾及事势？这该怎么办才好呢？”
所谓“宁可不能了事，本心也不可不加培养”的意思，姑且与初学的人这样说，也不是没有益处的。只是当作两件事看了，便会有病痛。孟子说“必有事焉”，则君子的学问终身只是“集义”一件事。所谓义，就是宜的意思，心得其宜就称之为义。能够致良知，则心得其宜，所以“集义”也只是致良知。君子的酬酢应对千变万化，应当行则行，应当止则止，应当生则生，应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得快然自足而已。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谋求其力之所不能及而勉强其智之所不能为的，都不能称为致良知；而凡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的，都是用来致其良知的。至于说“宁可不能了事，本心也不可不加培养”，也是先有功利的心，计较成败、利钝，而后在其中有所爱憎、有所取舍，所以会将“了事”本身当作一件事，而将“培养”又当作另外一件事，这便有了肯定内而否定外的意思，这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会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便不是致其良知以求得快然自足的功夫了。你说“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说“迫于事势，困于精力”，都是当作两件事做了，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凡是学问的功夫，一则诚，二则伪。凡是有这样的疑问，都是由于你致良知的心意还不够诚笃、专一、真切的缘故。《大学》说“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你曾见过有讨厌腐臭、喜好美色而须鼓舞支持的人吗？你曾见过当中有完事之后就困倦疲惫已甚的人吗？你曾见过当中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的人吗？由此就可以知道你得病的来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