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 中国的收入分配变化及成因

12.4.1收入差距及其变化趋势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是被人为地控制的，其中的重要原因在 于工资收入的均等化压低了人力资本的回报，同时，强大的中央财政力量又通过地 区间资源转移支持了中西部的发展，控制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当时的收入差距 主要是由较为严重的城乡分割和城乡间收入差距造成的，而这又是因为中国在改 革之前采取了压低农产品价格以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

改革开始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而且 与其他国家相比，水平也较高（参见图12.7和图12.8）。值得欣慰的是，在2008年 之后，中国全国的基尼系数进入了下降阶段。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如果将 中国看作城市和农村两个部分（见图12.7）,其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均大大低于总 体的收入差距。由此也可以推断，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中国整体的收入差距中 “贡献”很大。

当然，由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单纯以基尼系数来反映 收入差距的严重程度也有些片面，即使是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实际 上也是不同地区的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有研究指岀，如果计 算一下根据生活成本调整后的基尼系数，截止到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没有

、劳动和人力资源经济学

0.6

基尼系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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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城市-农村

资料来源：由万广华估计并提供。

图12.7中国的基尼系数(1978—2010年)

0. 50

1. 49

2. 49

3. 48

4. 48

5. 47

6. 47

7. 46

8. 46

9. 45

10. 45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年)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直接来源为中国经济数据库(CEIC)。

图12.8中国的基尼系数(2004—2015年)

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到美国收入差距问题时所说的那样，如果社会上的收入 流动性大，那么，收入差距本身的危害就可能被缓解。如果总结有关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 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收入流动性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较近 的研究中，均发现中国的收入流动性有下降趋势。

12-4.2收入差距的成因及分解

利用之前介绍的泰尔指数的分解，可以将中国收入差距的成因分解为城乡间、 地区间、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几个方面，不难看出.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巨大 的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造成的。同时,正如图12.9所示，中国的农村内部和城 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上升。

(1)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呈缩 小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农村改革带来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之后这一比率又 呈现出上升趋势，到1994年之后又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农产品的收购价 格有所上升，但1997年之后，城乡差距再次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尽管近年来政府 下大力气对待“三农”问题，免征农业税，并对种粮户进行补贴，城乡差距扩大的趋 势受到了控制，自2009年之后.城乡差距有所缩小。正如我们在劳动力流动那章 所指出的那样，要最终消除城乡间收入差距，根本上不能依赖补贴，而是要去除制 度障碍，促进劳动力流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

图12.9中国城乡人均年收入之比(1978—2014年)

(2)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地区差距总体上也呈现出 扩大趋势，直到大约2004年之后，以人均GDP的省间差距为度量指标的地区间差 距才有所下降。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虽然有政府贸易和 投资政策倾斜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因素,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不同地区间的 比较优势在改革前受到了抑制，改革后国家对沿海地区实行的优惠政策是为了发 挥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因而也有合理的成分。①

讨论：经济在少数地区集聚是否必然带来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 人口能够自由流动，使得经济的集聚与人口的集聚同步出现，地区间人均收入 差距会如何变动？中国在2004年后出现的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真的是地区 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收敛”吗？

① 参见 World Bank, 199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 From Plan to Market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0o

【背景】

工业集聚与地区差距

劳动和人力资源经济学

在改革开放以来，向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 区）的工业集聚伴随着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图12.10绘制了 2001年之后中国 各地区的工业GDP份额，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东部沿海省份在全国工 业GDP中所占的份额仍然很高。

北京

河北

山西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湖北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南

新疆

广东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0

2 4

16

6 8 10 12 14

图12.10 1987—2014年各省的工业比重份额（％）

外部性和收益递增这两个经济学概念对于我们理解产业集聚现象具有重要的 意义。如果一种活动使得其他主体获益（或受损），而这种活动的实施者却没有相 应得到补偿（或受到惩罚），那么，正（负）外部性就产生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正 外部性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企业之间相互产生的正外部性。例 如，一家企业的生产活动能够为当地的相关企业培养一支技术劳动力队伍，一家企 业的创新活动能够为相关企业提供创新的经验和创新的人才，其创新成果也往往 能够被其他企业分享。此外，一家企业在生产所需的公共设施方面所采取的投资 （或者政府的公共投资）也往往能够给当地的其他企业带来获益。于是，一旦有一 家企业在一个地方落了户，它就可能在劳动力、技术和公共设施等方面对当地其他 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性，这种正外部性既可以发生在同类企业之间，也可能通过前向 后向的联系发生在上下游企业之间。于是，正外部性成了企业集聚在一起，相互产 生积极影响的动力来源。

收益递增是经济学里非常有用的概念。要理解收益递增机制并不难，只要 想象一个小球在马鞍上滚动就行了，这个小球如果要从马鞍的一头滚动到另一 头，就必须沿着马鞍的中轴线滚动，而任何一个偶然性因素的出现都可能使小球 的运动偏离中轴线，越滚越快，最后滑到地面。收益递增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 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现象，特别是由偶然因素导致的结果。在工业集聚这一问 题上，外部性和收益递增是共同发生作用的机制。只要有一个初始的动力使得 工业发展的不均衡出现，在工业发展好的地区就将产生很强的企业之间的正外 部性，而收益递增机制则会加强这种企业之间的外部性和对新进入企业的吸 引力。

在上述机制的作用下，产业集聚成为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如果产业集 聚过程中，生产要素在集聚地的价格上升超过了集聚带来的好处，那么，集聚就可 能走向扩散。

但是，中国在2003年之后出现一些中西部省份工业GDP在全国占比上升的 现象却不仅仅是通常市场经济下的产业扩散，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行政干预手 段来实现的，包括大量的资金支持和建设用地指标倾斜政策。如果在中西部省份 发展的工业不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没有规模经济效应，缺乏市场竞争力，这样的 工业发展未必可持续，相反，却有可能带来全国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以及 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和债务负担。①

总之，产业扩散是不是“好”的，要看它是不是在市场经济下实现的，是不是符 合各个地区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地区之间相互分工的原则。遗憾的是，有研究发现, 大约在2005年之后，中国省之间的专业化程度是下降的。②

① 请参见：陆铭.2016,«大国大城》，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 请参见：吴意云、朱希伟,20154中国为何过早进入再分散：产业政策与经济地理》,《世界经济》第2 期，第140—166页。

劳动和人力资源经济学

（3） 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图12.7显示,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总体 上呈现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及其变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 农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非农产业发展的差距（及其变化），具体表现为农业户和非 农户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民缺乏在 当地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要提高他们的收入，还是要通过促进农民跨地区寻求更 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来实现。

（4） 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图12.7同样显示，城镇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 总体上也呈现上升趋势，到近年来才有所缩小。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 农村收入差距，在全国收入差距中的相对重要性也随之提高。在城镇内部,女职工 的收入相对于男职工的收入更低了。由于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提高，受教育程度高 的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相对变得更高了。不同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之间职工 工资差距也有所扩大，这也反映出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在相互分割的状态。 城镇常住人口内部，由于户籍身份造成的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也 会反映在城镇收人差距上。当然，同样道理，城镇之间的人口流动仍然不够充分, 也是城镇人口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

讨论：随着城镇人口比重逐步提高，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将越来越能够反 映全国层面的收入差距。想想，在思考城镇收入差距的问题时，我们还遗漏了 什么方面？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对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一些总结性的评价。

首先，改革以来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其合理的一面，其中，资源更有效率的 配置、价格体系更加合理、教育的回报更高、体制安排更加合理等市场化因素都在 不同程度上成为扩大收入差距的力量。但是，不能否认，一些不公正的因素（如行 业垄断、权力寻租、户籍身份歧视等）也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其次，尽管全国的收入差距已经非常大，但这主要是由中国巨大的地区间和城 乡间收入差距造成的。从趋势上来看，一些市场的力量（比如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的提高）仍然可能导致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

第三，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虽然也在扩大,但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相比，中国 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却相对较慢，同时，由于在改革以来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保持 了持续的快速增长，这就可能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在 短期内被掩盖起来。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通过经济的平衡发展缩小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 是缩小全国收入差距的关键，但平衡发展的关键不是通过行政力量在欠发达地区 发展他们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而是应该促进市场建设，让每个地区、每个城市发 挥比较优势，找到当地产业的竞争力。一个地区如果经济总量有限，那么，就通过 人口流出来提高当地的人均收入，最终实现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的趋同。

其次，改进一些微观政策，如个人所得税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劳动力流动政 策、教育政策（特别是增加基础教育的投入），将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收入流 动性。对于在改革过程之中遗留的一些不公正因素而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只有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完善市场体制来加以消除。

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没有收入差距。在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中国通过市场 的竞争提高了经济的效率，也使得中国成功地利用了自己的劳动力低价优质的比 较优势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当收入分配不均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显著，尤其 是当不公正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越来越被人们所厌恶的时候，和谐社会的构建被 提出，收入分配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建设公正的市场经济，将收入差距调整 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应该被政府作为施政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与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