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活力、宜居与和谐：可否兼得？
那么，规划师为城市设定的美好愿景能够同时实现吗？
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什么是美好的城市生活是有些共识的。就以上海的“2035规划”（全称《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为例吧。在这个规划中，上海将要建成一个卓越的全球城市。同时，上海还要建设成为“创新之城”“生态之城”和“人文之城”，这三个目标，如果换一个表述，分别对应着经济发展、环境宜居与社会和谐，或者更简洁地表述为活力、宜居与和谐。
读者不妨想一下，如果这三个目标同时实现，这将意味着大城市的综合生活质量越来越好。那么，怎么能够阻止农村和小城市的居民向大城市迁移呢？尤其是当大城市自身存在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且面临劳动力短缺的时候，怎么能够把人口规模控制住呢？
这里插播一下上海人口老龄化的数据。
2017年，上海老龄化率达到14.3%。按照联合国划分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上海老龄化率在国内主要城市中是最高的，与国际其他大城市相比，也处于较高水平。
2017年上海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达到539.12万，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达到345.78万，分别比上年增加37.6万和26.99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量自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以来首次高于新出生人口。
2017年，户籍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15.06万，户籍人口老龄化率为21.8%，即平均不到五个户籍人口中就有一位65岁及以上的，而60岁以上的占比更高达33.2%，即每不到三个户籍人口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因此，上海户籍人口老龄化显著偏高。占全市常住人口40%且整体年龄偏轻的外来常住人口，大幅拉低了全市老龄化程度。
根据当前上海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机械变动和自然变动情况以及上海城市人口总量规划目标2 500万人等因素测算，2030年左右，上海常住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历史峰值，约为480万，常住人口老龄化率为19.2%。(4)
而人口“七普”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占23.3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7%），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16.28%，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5%）。
我这里只是在拿上海举例子，实际上，经济的发展带来老龄化和少子化，是全国普遍现象，大城市劳动力短缺问题更严重。
大城市的人口有多少，其实取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空间分布。在这样的格局下来看，就能够理解，对于控制城市人口的目标来说，活力、宜居、和谐这三个目标之间是存在冲突的。
如果要把城市的人口规模控制住，那么，在活力、宜居与和谐这三个城市美好目标之间，就至少要放弃一个，我称之为城市发展的“三元悖论”。
换句话来说，如果大城市放弃经济增长，人们来了也找不到工作，那么大家也就不来这里了；如果城市的拥堵和污染问题得不到治理，大家也会停止进入大城市。但是，对于城市发展来说，经济增长和环境宜居这两个目标是不会被放弃的，放弃了，民众也不会答应，大城市引领国家发展的作用也就没法实现了。
所以，如果要把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控制住，就只有去加大外来移民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制度成本，牺牲社会和谐，而这又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相矛盾。也就是说，用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做法是难以持续的，它既不利于大城市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实现大城市建设人文之城的目标。
不仅如此，我刚刚讲到，如果没有制度障碍的话，人口的自由流动可以使不同的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实现人均收入的均等化，或者生活质量的均等化。而当你去设置一个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时候，“均等化”的状态就实现不了了，它就会转化为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比如说在中国，虽然地区间差距已经有缩小的趋势，但根据2020年数据，最发达省份（或直辖市）和最欠发达省份的人均GDP差距仍然是近五倍。这种地区间差别最重要的成因，其实就是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障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人口的自由流动就可以使得一个国家内部地区间、城市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缩小，生活质量的差距也不会特别巨大。
我在《大国大城》中讲了很多“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理，进行了不少中美比较，这里不再赘述，我们来看中国的一个实际问题——
虹吸效应
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人口和经济持续向大城市集中，那么，这就会产生对中小城市的“虹吸效应”，那么，中小城市怎么发展呢？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困惑，还是因为在观念上把“发展”理解成了“经济总量”，把“平衡发展”理解成了“人口和经济的均匀分布”。既然这样，集聚效应就会导致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中小城市失去“发展”机会。
但是，我一直在努力纠正的观念是，如果把“平衡”理解为人均GDP的均等化，把“发展”理解为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增长，那么“集聚”和“平衡”就是可以兼顾的。“虹吸效应”只不过是集聚效应的另外一种表述而已，但是我从来不使用“虹吸效应”这样一个带有负面含义的词汇。
在现实生活中，“虹吸效应”真的那么可怕吗？我们来看看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在那里，广州和深圳GDP总量增长非常快，其他城市的GDP总量增长相对较慢。但与此同时，人口也在向广州和深圳这两个城市集中，城市之间人均GDP差距在缩小。
我们还做过广东全省范围的类似分析，同样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结果（参见图2.5），广东不同城市间的GDP规模差距略有上升，而人口规模差距明显上升，同时，人均GDP的差距明显缩小。我们分析的其他省份（包括安徽、河南、四川）也都分别出现了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但人均GDP差距有所缩小的趋势。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如果考虑到广州和深圳等中心城市更高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它们与其他城市之间的生活质量差距要小于人均GDP差距。这样一看，“虹吸效应”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数据来源：历年《广东统计年鉴》。(5)
图2.5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广东省
经常还有人问我，中国的城市化会见顶吗？
答案是，中国城镇化率会向发达国家所达到的80%，甚至90%的水平逐渐靠近。
如果你相信中国的经济可以持续增长，“中国梦”可以实现的话，那么，中国城市部门的人均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这时候，只有不断减少农民的数量，才能实现留在农村的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
在世界历史上，日本曾经是发达国家中城市化率相对较低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长期采取补贴农业发展的政策，即便如此，日本的年轻人仍然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去找工作。当战后一代的农民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去世，日本城市化比率加速提高。在最近十多年，日本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90%以上。
那么，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最终的城市化率会低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吗？也不会。恰恰相反，如果要让中国的农民富起来，要让他们拥有足够大的农场，因为中国人口总数大，反而需要更高比率的人居住在城市。
换句话说，恰恰是因为中国人多，如果要让几十年后的中国农民依靠农业致富，那么，中国农民的人均农场面积与发达国家的水平接近的时候，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比（城镇化率）只会更高，除非政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补贴。事实上，由于近20年，中国走的就是加大补贴农业的道路，结果出现的是农产品高产出、高库存、高进口的“三高”现象，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后文再说。
当然，放眼世界，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场面积在不同国家间也有很大差异，说中国会逐步走向大农场，并不是说中国的农场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而且，在农村仍然有大量人口的情况下，的确不能过于激进地推进大农场。但是，总不能说，一方面存在着制度障碍，农民未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另一方面，又因此说中国无法让农场大型化。至少，当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逐步消除，城市化率逐步提高，人均农场面积客观上就会逐步扩大，不是吗？而且，当前中国已经出现农场规模扩大的趋势，只是推进速度不快而已。
市场力量会引导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那么政府该干什么？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都在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思不是政府要跟市场经济规律对着干，而是做纯粹的市场机制做不到的事情，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互补作用。
在人口流入地，人口的增长会带来对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面对这样的需求，城市管理者只能从供给方来努力，提供总量更多、质量更好、结构和空间布局更优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就叫“增强优势地区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
那么具体怎么做呢？政府增加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之后，是不是大城市人口的规模就会无限扩张呢？这些问题，我们慢慢道来。
接下来，我们就分活力、宜居与和谐三个方面来谈未来的城市如何发展。
(1)参见Pengfei Li, Ming Lu and Yilin Zheng, “A Note on the Role of Cultural, Institutional, and Urbanization Feature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Asian Economic Papers, 2021, Vol.20(1), 64-74。
(2)参见饶富杰、胡雨鸥：《城市密度与韧性：结合美国新冠疫情的反思》，澎湃新闻，2020年5月15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411906。
(3)参见李文涛、邹云美：《长江航运发展分析》，《科技资讯》，2019年第24期，第192—194页。
(4)《2030年上海人口老龄化率将超19% 健康养老机构发展迫在眉睫》，中商情报网，2019年1月8日，https://www.askci.com/news/chanye/20190108/1802391139896_3.shtml。
(5)感谢刘愿提供数据及计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