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4万亿的问题
为应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政府以近期少有的决策速度，推出了“4万亿”的投资刺激计划，分明、后两年实施，每年2万亿。对于这一凯恩斯主义的大手笔，国外的反应颇为热烈，国内却似乎疑虑重重。
首先，在这4万亿中，多少是预算中的，多少是新增的？假设2009年各级财政的总预算是6万亿，现在有了“4万亿”的计划，其中用于2009年的2万亿是否将明年的预算增加到了8万亿？或者很多2万亿中的项目已经包括在6万亿的原有预算中了？原预算中的投资无任何刺激作用，只有才能对经济产生额外的拉动，才能称为扩张性的。财政刺激的力度也必须基于新增投资的数字估算，而不能笼统地讲4万亿。
第二，4万亿的法律程序疑问。4万亿中的1万亿来自于中央财政，每年约5000亿。中央政府2007年的支出为1.1万亿，如果5000亿全部为新增，则中央财政支出将增加近50％。如此大的变化，全国人大和政协起码应召开特别会议，进行讨论和审议，毕竟都是纳税人的钱。4万亿中余下的据说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承担，相信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也不是小数，而且24个省市自己报出来的数字已达18万亿，如此大量资金的使用，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恐怕同样说不过去。
除了财政预算要走程序，根据国家的法规，大型投资项目的审批必须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在4万亿的项目中，多少已作过可行性研究？如果已有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就是原来计划中的，如上所述，原来计划中的项目不会产生任何刺激作用。如果项目是新增的，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可能这么快就完成了可行性研究，项目的立案不是违反程序，起码也是过于草率。
第三，钱从哪来？中央财政的1万亿似乎不难落实，依照2007年25万亿的GDP估算，中央政府每年多发5000亿的国债，仍有可能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这一国际警戒线附近。问题是剩下的3万亿如何筹集？靠地方政府吗？
进入2008年下半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幅滑坡。经济活动的放缓影响了税收，房地产市场的萧条更使“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先后出台政策拯救楼市，背后可以看到财政的窘迫。由地方政府承担3万亿的大部分，估计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吗？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在现有的官员考核体系下，追求短期政绩和寻租将引发强烈的投资冲动，巨大的资金需求有可能使地方债务从迅速膨胀走向失控。如果地方政府破产，中央怎么办？不救则政府信用蒙尘，救了则有“道德风险”。有中央政府兜底，更多的地方政府会更大胆地发行更多的债券。
靠银行贷款吗？在过去几年间，我们好不容易才清理了数以万亿计的坏账，通过充实银行资本金、改组上市，显著提高了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当前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海啸中，我国的金融体系和国内信心并未发生动摇，健康的银行体系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现在为了刺激投资，又要银行放贷，政策导向，而不是风险和收益平衡的市场行为，将来再出现银行坏账，谁来承担责任？如果因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而出现中国的雷曼和“两房”，进而发生信心危机，又该如何问责？
如果地方政府和银行拿不出足够的资金，就只能靠企业了。政府可以指令国有企业增加投资，但在经济下行期投资，风险高、收益低，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相冲突，况且国有企业的盈利前景并不乐观，能有多少资金用于投资，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至于民营企业，看看近期各种信心指数的急剧下滑，就知道它们的投资意愿了。指望企业出资，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倘若企业愿意投资，政府也就不必匆匆推出这4万亿的计划了，4万亿本身就隐含了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的现实。
第四，钱往哪花？从已公布的项目看，4万亿的大部分将用于投资，这将使我国经济原本已很严重的结构失衡进一步恶化。进入本世纪以来，国内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2007年已达42％，为世界之最；而居民消费对GDP的比率则从46％下降到去年的35％，仅为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增长好像已失去了目标，或者说增长本身变成了目标，为增长而增长。
增长不是目的，而仅仅是实现终极目标的手段，终极目标是民众生活水平也就是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有必要将政策重点从“保增长”调整到“保消费”或者“保就业”。就业和收入为消费之源，保住了就业也就保住了消费，而且保住了就业也就保住了社会稳定。用“保增长”来保就业和社会稳定，岂不是舍近求远吗？何必兜这样的一个圈子呢？
保就业的有效方法不是基础设施投资，也不是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型制造业投资，而是开放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促进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吸纳从制造业和农村游离出来的劳动力。我国服务业长期落后，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过度管制，从金融、电信、交通运输，到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媒体娱乐，哪个不是行政准入壁垒高耸？发展服务业的关键是解除管制，吸引民间参与，未必需要4万亿的投资。
我国的基础设施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不是最好的，也是最好的之一，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建铁路、公路虽仍有必要，但要有长远眼光，要讲究效益。“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不是增加对农村的投资，而是城镇化，将农民变成市民。你把公路修进村，他人已经搬到城里住了怎么办？有钱多在城镇里盖些低成本的房子，多办几家学校和医院，进城后的农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
政府如果追求短期刺激效果，坚持“4万亿”的计划，更好的花钱方法是给老百姓减税，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实际上，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发钱给大家消费，13亿人平均每人拿到3000元，一个三口之家就是近1万元。为了防止老百姓存钱不花，可以考虑只发购物券而不发现金，限期使用，过期作废。台湾地区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呢？
第五，会有什么作用？从1998年到2003年，我们曾执行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扭转GDP增长的下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那是在连续五六年的宏观紧缩之后，紧缩期间的投资增长为单位数，到了1998、1999年，各个行业中的投资机会已经显现，而且1998年的住房改革启动了房地产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WTO，企业又找到新的海外市场，当政府改变政策方向时，民间资金自然踊跃跟进。
今天我们的财政刺激计划是在投资连续多年高增长的情况下推出的，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率均在20％以上，各行各业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生产资料价格暴跌，房地产市场前景不明，哪里去找能赚钱的投资机会呢？赚不到钱，民间怎么会跟随政府增加投资呢？没有民间的跟进，即便落实了资金来源，“4万亿”恐怕也难以独立支撑局面。
眼下中国经济缺少的不是资金，也不是信心，而是投资机会。制造业产能过剩，基础设施接近饱和，往哪里投呢？真要像凯恩斯主义者所建议的那样，雇一些人来挖坑，再雇一些人来把坑填上吗？为了创造有效益的投资机会，先要开放投资领域，特别是服务业和政府垄断的行业。一味花钱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拖延问题的解决，在这方面，日本就是前车之鉴。
1989年日本的股市、地产泡沫破灭，经济陷入衰退。日本政府也以凯恩斯主义应对，推出多个财政振兴计划，执行了不能再松宽的货币政策——零利率，但日本经济迄今没有起色。政策的力度不可谓小，财政赤字多年超过了GDP的5％，有些年份甚至10％以上，政府负债从1990年代初约50％的GDP上升到今天的160％！透支了一年多的GDP，经济仍无起色。日本的问题也是制造业的投资潜力耗尽，国内的服务业同样处于政府的管制之下，缺乏投资机会。
在经济的周期波动中，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政策充其量只是一剂退烧药，而不是去除病灶的消炎药。不问周期波动的原因，只拿财政和货币政策应付，如同医生看病只量体温而不验血，药方必然随着诊断出错。当前的困难表面上看是由外部需求疲软所致，深层次的原因是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只有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才能带来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增长点。
4万亿的退烧药，昂贵无比，又不能消炎，值得吗？
（2009年1月14日载于《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