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第一步

世界各国必须制约美国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必须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应以非主权国际货币例如SDR逐步替代美元等主要硬通货。

“二战”后曾发生过多次金融危机，如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债务和货币危机，90年代初的斯堪的纳维亚和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多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且处于世界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目前的金融危机则爆发于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国，并以山呼海啸之势，席卷全球，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对世界经济冲击之强烈，实为前所未有。

毫无疑问，危机的迅速扩散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密切相关。美国的房地产泡沫是这次危机的根源，泡沫破灭之时，美国房地产价格的暴跌通过资产证券化产品，经由早已连成一片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从冰岛到日本，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几乎无一幸免。

在这场风暴中，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危机通过另一传导机制——国际贸易，进入神州大地。对于一个进出口总额已超过GDP70％的国家，发达世界的萧条造成外部需求锐减，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困难。

深究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原因，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乃始作俑者。格林斯潘推行低利率政策，致使流动性泛滥，银行信用无节制地扩张，政府、公司和家庭的负债不断攀升，美国经济靠借钱买来和维持了多年的繁荣。

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人借钱只有两个渠道：一是发行债券，向自己的子孙后代借；另一个是在国际上出售美国政府债券，向中国等贸易顺差国家借，形成你辛苦工作、节俭储蓄，他享受生活的局面。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当美国深陷危机时，美联储开动印钞机，大量增加货币供应，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制造通货膨胀，通过美元贬值，迫使持有美元的世界各国分担美国人的金融救援成本和财政刺激的成本，这无异于他捅下了娄子，却要你来埋单。

美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货币当局的风险和收益严重不对称，有着增发美元的强烈冲动。印钞票既可以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发生危机后又可以减少美国人的债务负担，而增发美元的成本主要是通货膨胀，却由全世界来分担。美国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也是因为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作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的第一币种，在世界上的流通量巨大。基于同样的原因，各国政府和民间也持有大量的美元。

金融危机的事实证明，现有的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已不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形势，经济的全球化与货币政策的本地化这一矛盾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世界各国必须制约美国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必须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美国就会继续利用美元的国际通货地位，超发货币，以邻为壑，转移成本。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将继续在货币政策的层面上造成“道德风险”，为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从理论上讲，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应减少一个国家货币政策当局的风险—收益不对称，将增发货币的危害尽可能地限制在该国之内，以通胀的风险制约超发货币的冲动，从而实现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不仅如此，将增发货币的危害限制在一国之内，在发生危机时，还可以阻断危机的扩散，防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中国政府近日提出，以非主权国际货币例如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特别提款权）逐步替代美元等主要硬通货，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是重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正确的第一步。设想若中国的外汇储备都是SDR，则美元贬值造成的中国外储价值损失就会小很多。如果各国的外汇储备都是SDR，则美国人很难再向世界转嫁危机，滥发美元的后果将是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美国人只好自己承担金融救援和财政政策的大部分成本。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回应中国的建议，认为非主权货币是没有必要的，美元可以继续作为世界的主要货币。要拿走他的“免费午餐”，他怎么会赞同呢？

非主权国际货币不仅有助于改善国际公平，而且纠正了美国货币政策当局的风险—收益失衡，以国内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制约美联储的滥发货币，铲除金融资产泡沫的温床——过剩流动性。

SDR俗称“纸黄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69年设立的国际准备资产单位，用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按照各经济体的出口权重（目前分别为44％、34％、11％和11％）计算其价值。IMF根据各国摊付的基金比例分配SDR，IMF的成员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可凭SDR从IMF获得硬通货，平衡本国的国际收支。由于SDR的最重要成分是美元，仅靠SDR无法完全隔绝美国货币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但毕竟是一个显著的改进。

在重提SDR的作用时，IMF必须考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要求，本着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分配和使用SDR。中国可以考虑动用外汇储备，增加对IMF的资金支持，但同时要获得在IMF的更大代表权和发言权。因人民币还不是完全可兑换的国际通货，要求人民币进入SDR，目前是不现实的。我们应创造条件，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仅有贸易额和GDP还不够，拥有国际化的货币，拥有各国都愿接受和使用的货币，才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规则的制定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美元地位的降低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近期，为了减少美元贬值对中国造成的伤害，我们需要尽快转换增长模式，改变对外需的过度依赖，缩小贸易顺差，放慢乃至停止积累外汇储备，以国内市场为主，实现均衡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危机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也给我们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放眼世界，主动参与，建设性的批评与对话，而不是破坏性的指责与报复，才是一个理性民族所应有的，也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2010年3月30日载于《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