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与重振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与重振”。
现在社会上有两股浪潮，各种媒体上都有过广泛的报道，一个是大学生报考公务员，另一个是海外移民。在移民的人群之中，有官员子女，有成功企业家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两股浪潮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企业家精神正在衰落之中。
我想先做一个定义上的说明，这里讲的“企业家”是指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虽有大量的优秀管理者，但那里没有企业家。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具有敏锐眼光，能够及时发现社会需求，甚至创造社会需求；他们具有承担风险的勇气和能力，能够组织资源，在市场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开发和制造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他们以个人的声誉和资产承担失败的后果，也以个人的名誉和资产赢取成功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仅有管理者而没有企业家。
当我们看到企业家精神在中国衰落时，必然要问原因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强势政府的兴起是当前企业家精神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市场经济的主角原本是企业和民众，而企业的灵魂又是企业家。近年来改革停滞不前，在巨大利益的吸引之下，政府从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变为游戏的参与者。不仅国有企业挟政策、法律、资金、资源、意识形态的优势，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政府各部门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也越来越频繁。政府干预的突出案例就是房地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所有已知的行政干预手段都用上了。
政府对经济、市场活动的干预增加了企业负担，搅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预期的稳定，提高了未来不确定性。在经营环境恶化，盈利机会减少之际，相当数量的企业家放弃了实业，逐步转向了投资，在企业界形成了移民之外的第二个趋势。在我的学生群体中，我发现当前有两大趋势，第一是办海外护照，第二是做投资，不做实业了，经营实业越来越困难。
社会地位的悄然变化也导致了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企业家从令人羡慕的市场经济弄潮儿变成了天下不均的抱怨对象。近年来，收入分配不断恶化，在一个有着均平传统的社会中，人们习惯性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结果而不是原因上，更多关注收入分配不均的结果，而不去探查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
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钱权交易、公共投资中的腐败、土地的垄断供应以及垄断行业的收益。然而寻租者总是把舆论压力导向生产者和经营者，例如买不起房是因为开发商牟取暴利，看病贵是因为医生收取红包，菜价涨是因为商贩“囤积居奇”。当仇富心理取代了对财富的尊重，企业家不仅丧失了创新进取的精神动力，并且回馈社会变成了压力下的责任，而非发自内心的感激，结果是社会上的“裸捐者”寥寥无几，日益流行的是“裸官”。
企业家精神和权势文化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这样此消彼涨对我们民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创新能力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当社会不再激励和奖励创造价值的企业和民众，而将人们的聪明才智、时间精力引向再分配而不是价值的创造时，这样的社会激励机制的长期后果是什么，那就是价值创造部门的萎缩，以及价值创造速度的下降。这里需要说明什么是价值创造，价值创造就是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从这个定义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部门实际上并不创造价值，政府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民间，国有资产也是由纳税人的投资形成的。当我们看到大学毕业生纷纷涌向政府部门，社会精英回避价值创造部门，而向往财富的再分配部门，从财富的重新分配中获取自己的利益，我们知道，社会将趋向寄生和停滞，经济将失去活力。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社会中的青年才俊不仅向往价值再分配部门，也就是政府机关，而且已经准备好了，准备用腐败等违法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请看以下数据：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招收公务员，在通过资格审查的135万人中，报考国税系统的40多万，报考海关的30多万，两大系统占报考总人数70％，而铁路、公安、气象系统是人气惨淡。我们不禁要问，同样是安全、稳定和受人尊重的公务员位置，为什么会出现报考的冷热不均？很显然，人们对这些部门的偏好是由寻租权力大小所决定的。当然，这里有一点信息不对称，铁路、公安、气象系统报考的人少，可能是因为还不大清楚那里的寻租潜力有多大。这么多人涌向了国税和海关部门，表明我们的青年才俊们不仅希望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且可能准备以违法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以违法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令民众质疑政府立法和执法的公正性，动摇他们对于社会公平的信心。不平则鸣，等到民怨沸腾，再来谈稳定与和谐，恐怕为时已晚。
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时期，鼓励和促进创新是转变增长模式的根本性措施。而企业家的使命和工作就是创新，在这个时候重提和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显得格外重要。
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企业和民众回到舞台的中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句话不是我讲的，党的文件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确了这一点。
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政府放松和解除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能力。尽管一些企业家也参与了寻租活动，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民众的谴责。大致的观察表明，主动与官员联手的是少数，多数企业家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实际上也希望在透明、规范、法治、公平的商业环境中运作，不愿意冒法律和政治上的风险。寻租的根源在于制度，在于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和过度管制。
重振企业家精神要求民众理解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由于企业家承担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工作强度、压力和风险，由于企业家的创新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市场和社会给予企业家丰厚的回报，这是一个合理与公平的安排，起码比通过贪污腐败来积累财富更为合理，更为公平，因为企业家满足了社会需求，为社会创造了价值，而腐败寻租只是合法或者非法地掠夺他人财富。
我们感到幸运的是，中国的企业家资源非常丰富，从小岗村的农民、经营“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到今天在座各位，都是企业家的杰出代表。小岗村的农民和年广久都是小平同志关注过的企业家。不幸的是我们有几千年的官僚集权传统，压抑和摧残着民间创新精神。
如果政府官员能够像小平同志那样，意识到民间的智慧远在自己之上，尊重并鼓励民间的创造，将政府工作的重点从参与和管制市场经济的活动，转向制度的建设与维护，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指日可待，我们将书写中国经济奇迹的另一辉煌篇章。
谢谢大家！
（2010年12月5日在《中国企业家》年会上的讲话）
注释
① 笔者在这里不想用“人民”一词。这词有时像皇帝诏书的题头——“奉天承运”，神圣得失去了任何世俗的意义；有时又像一块旧抹布，被滥用，被玷污，被揉搓，被裁割，千疮百孔，残破不堪。
② 中国古代根本就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宗法社会”，详见冯天瑜所著《封建考论》，亦可参考拙作《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封建”说以讹传讹，竟至约定俗成，今天改起来，反倒困难了。
③ 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西周的分封建树，终于秦统一中国。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明确无误地结束了封建社会。以后除了西汉初期、西晋的同性王以及唐末的藩镇，历朝虽有皇族的分封，与学术上所讲的封建社会没有共同之处。与西欧封建领主的根本不同在于，中国皇帝所封的绝大多数王、侯在领地上没有司法权、财政权和军权，因此不是一个独立政治单位的首脑。在东方，与西欧封建制形式上和实质上都非常相似的是日本的幕府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