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斯大林时期留下的遗产
斯大林时期是民族地区经济、教育、科学、卫生事业发展较快的时期，也是出现民族问题较多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方面留下的遗产主要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 形式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单一制
1922年，在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的联合方式问题上，斯大林与列宁产生了严重分歧。列宁主张乌克兰等共和国以平等的身份与俄罗斯联邦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即建立联邦制国家，而斯大林则主张乌克兰等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成为俄罗斯联邦的成员，这实际上是让乌克兰等共和国附属于俄罗斯联邦。由于列宁的坚决反对，斯大林被迫接受了列宁的主张，各民族共和国以平等的身份结成了联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从此诞生。
1924年列宁逝世。此后，斯大林逐步铲除了异己，于20世纪20年代末牢牢控制了苏联政权。斯大林执政后表面上并没有改变联邦制的国体形式，甚至逐步将它完善。1924年，苏联对中亚地区按民族特征重新划界，在俄罗斯联邦所属的土耳其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以及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花拉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组建了乌兹别克和土库曼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以加盟共和国身份加入苏联。此外，还成立了隶属于乌兹别克的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和卡拉—吉尔吉斯州，以及分别隶属于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和塔吉克自治共和国的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和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
1929年塔吉克自治共和国脱离乌兹别克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并于1931年正式加入苏联。
1936年，在原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基础上成立了同名加盟共和国，亦成为苏联的成员。
同年，1922年成立的南高加索联盟被撤销，重新成立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三个加盟共和国，并直接加入苏联。
在1924—1930年间，成立或升格为自治共和国的还有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尔梅克、科米、马里、莫尔多万、北奥塞梯、乌德穆尔特、车臣—印古什、楚瓦什、卡拉卡尔帕克、纳希切万、摩尔达维亚等自治共和国和犹太、哈卡斯等自治州以及涅涅茨、楚克奇等10个民族专区。
1940年，苏联通过武力胁迫将波罗地海沿岸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变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同年，苏联从罗马尼亚重新夺回比萨拉比亚，将其与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合并，成立了新的加盟共和国——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也在这一年，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成立。如果将20世纪20年代初成立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等考虑进去，至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已成为拥有16个加盟共和国、17个自治共和国、6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专区的联邦制国家。从形式上看，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远较1922年苏联成立时完善和复杂。
根据1924年苏联宪法第四条规定，每个加盟共和国均保留“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第三条中则载有“共和国主权”的提法，第六条则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的疆域，非经该共和国的同意，不得变更”。1936年通过的苏联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继续保留上述规定和提法，同时还规定：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有权同外国发生外交关系、签订协定和互派外交代表和领事；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有本共和国军队的编制。1936年宪法一直沿用至1977年。此间虽然有部分修改，如取消了共和国拥有军队的规定，但关于共和国可以自由退盟和拥有主权的规定一直保留。赫鲁晓夫执政后基本上接受了斯大林时期宪法之规定。
苏联联邦制在斯大林时期从形式上完善了，但实际上执行的是单一制国家的管理方法，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干部配备到行政管理上，一切都要听命于莫斯科，并不允许民族共和国真正实行自治，更不允许它们拥有“主权”。苏联对各加盟共和国实行单一制的管理是与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形成同步进行的。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还有从思想上消除各民族谋求自治的问题，而这一点对民族地区尤其重要，否则前两项就很难推行。
20世纪30年代初，斯大林对民族地区的思想整肃是从乌克兰开始的。20世纪20—30年代，该共和国在负责教育文化工作的领导人、老布尔什维克亚历山大·舒姆斯基和密科拉·斯克雷普尼克的支持下，乌克兰文化艺术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一些文化人和学者要求乌克兰在文化和经济政策上实行“乌克兰化”，反对一切向俄罗斯靠拢。结果，上述两人被指责纵容乌克兰民族主义，舒姆斯基在大清洗运动中被处决，斯普尼克被迫自杀。
严惩乌克兰主张行使民族自主权的人，使其他民族共和国的领导人感到畏惧，他们不得不服从于斯大林大搞中央集权的做法。
1922年独立的民族共和国以联邦制形式组建了苏联，但这种“独立”应该说也是相对的，因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是统一的，即皆归属于俄共（布），即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各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只相当于州一级党组织。这些民族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是中央指派的。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党组织逐渐凌驾于行政机构之上，特别是干部委任大权牢牢控制在党中央的手中。从1934年召开的苏共十七大起党的机构中开始设立与政府相应的生产部，开始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这种由莫斯科决定共和国领导人的组织制度，使民族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工作上不得不听命于中央，使联邦制失去其原有的含义，而徒具虚名。
从经济管理来看，1922年苏联成立时，对经济实行分级管理制度，重工业由联盟中央负责，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由共和国负责。可是到了1932年，苏联在改变经济管理体制的过程中，不仅重工业归联盟中央管理，轻工业和林业也统统划归中央管理，共和国基本上失去了管理本共和国主要经济部门的职能。1934年才在共和国中设立地方工业部，但分管的只是一些属于地方性质的小企业。1936年联盟中央企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89%，共和国工业产值只占11%。后来又下放一些权力给共和国，但直到1950年联盟中央企业的产值仍占工业总产值的67%。 [400] 这种管理体制严重地损害了共和国的利益，也不利于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赫鲁晓夫从斯大林那里接受的即是这种政治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表面上看，这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而从苏联的具体情况出发，这实际上是涉及民族关系的重大问题。
二 在经济和教育方面有较快发展
斯大林时期民族地区经济有较快发展，但已显现畸形，全民教育普遍提高。
苏联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中亚、高加索、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初还十分落后。针对这种情况，1921年召开的俄共（布）十大和1923年召开的联共（布）十二大提出了消除各民族间经济和文化不平等的任务。鉴于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较少开发，因此，当时在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重点主要放在发展工业上，特别是放在矿业和能源的开发上。其具体做法是从工业较为发达的俄罗斯联邦向少数民族地区派遣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将一些工厂设备迁往少数民族地区，并从资金方面给予扶持。例如，在工业基础极差的中亚地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2年），有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从俄罗斯联邦前往这里工作，仅到土库曼斯坦工作的各类人员即达25万人。同一时期，塔吉克斯坦建设资金78%来自中央拨款。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建设资金也主要来自中央预算，塔吉克斯坦则高达80%。 [401]
在中央的扶持和俄罗斯联邦的帮助下，民族共和国经济特别是大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二战前夕，除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发达的工农业地区之外，在其他共和国已拥有电力工业、煤炭和石油开采、化工、有色金属采炼、机器制造、轻工和食品等工业部门。1927—1939年间南高加索各共和国大工业的固定生产基金增长56.7倍，中亚各国为18.5倍，哈萨克斯坦为21.9倍。 [402] 二战期间，随着一批大型工业企业从东部地区迁往中亚和哈萨克斯坦，使这些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增强，特别是在原材料和能源的生产方面。例如，哈萨克已具有生产13.1万吨钢、10.7万吨钢材、1740万吨煤、106.9万吨水泥、2.2万吨化肥的能力，而在十月革命前它除年产9万吨煤外，其他产品皆不能生产。1950年乌兹别克也能生产11.9万吨钢、7.6万吨钢材、150万吨煤、134.2万吨石油、35.6万吨水泥、52.2万吨化肥，而在1913年，它只能生产1.3万吨石油，其余产品皆不能生产。 [403]
不过应该指出，当时民族共和国兴建的主要是具有全苏意义的大型企业。工业规模虽然扩大了，但共和国自身拥有的工业却发展有限。另外，所谓经济发展主要还是指大工业的发展，农业机械虽然有所增加，但农业生产却长期徘徊不前，发展极为缓慢。如上所述，1929—1939年工业生产成数倍增长，而农业总产值甚至没有达到1928年的水平。因此，解决共和国的农牧业发展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对民族关系也有重大影响。斯大林时期，各民族共和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十月革命前，少数民族文盲充斥。吉尔吉斯人识字的仅占0.6%，塔吉克人为0.5%，土库曼人为0.7%，乌兹别克人为1.6%。 [404] 列宁在世时，曾率领全国开展扫盲工作，成绩斐然。斯大林掌权后仍继续这项工作。1934年召开的联共（布）十六大强调扫盲工作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是当时联共（布）的战斗任务。 [405] 1936年1月16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文盲和半文盲的教育工作》的决议，要求在1936—1937年要扫除所有年龄在50岁以下的文盲的任务。经过各级组织的努力，至1939年，年龄在9—49岁的居民中识字者已达到89.1%。 [406] 1952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逐步实行普及中等义务教育的任务。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各类学校，包括培养专门人才的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数量剧增，这也包括民族共和国在内。例如，十月革命前不曾有过高等学校的一些民族共和国，到1940年都有了不止一所，例如，乌兹别克有30所，学生1.91万人；哈萨克有20所，学生1.04万人；阿塞拜疆有16所，学生1.46万人；吉尔吉斯有6所，学生0.31万人；塔吉克有6所，学生0.23万人；土库曼有5所，学生0.3万人。 [407] 中等专业学校的数量还要多些。1950年，每1000名居民中拥有的大学生数，格鲁吉亚达到10人，亚美尼亚11人，阿塞拜疆10人，乌兹别克7人，同期全苏平均7人，俄罗斯联邦8人。
教育的提高使民族共和国科学、文化、医疗事业得到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一些共和国相继建立起本国的科学院或苏联科学院分院。专业研究机构也建立不少。
工业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城市人口增加，知识分子数量显著增长，社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就全苏来看，1917年城市人口只占18%，到1951年已变成40%。民族共和国亦是如此。例如，哈萨克斯坦1913年城市人口占10%，1940年达到30%，同期亚美尼亚由10%增长到28%，土库曼由11%增长到35%。 [408] 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变化，给赫鲁晓夫执政后修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三 在民族关系上留下许多棘手问题
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在清除了一系列对手之后，成为苏共党内说一不二的人物，开始形成“斯大林体制”。
斯大林体制对民族关系的发展存在有利的一面，一些落后民族曾一度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获益。但这种体制也有有害的一面，它对苏联各方面工作都造成了损害，其中也包括民族关系。斯大林体制的典型表现之一是个人专权，缺乏民主。由于缺乏权力制衡，苏联领导人曾作出了许多错误的决定，有些是直接针对少数民族的，有的虽然不是完全针对少数民族，但也波及到少数民族，对民族关系产生恶劣的影响。这些错误决定有：
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 该事件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苏联政府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对反对者以种种罪名加以镇压或放逐。农业集体化运动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致使农牧业严重减产，在国内许多地区出现饥荒。少数民族地区也未能幸免。例如，在哈萨克斯坦，1928—1932年间，畜牧业遭受严重破坏，牛从650万头锐减至96.5万头，羊从1860万只减至130万只，马从350万匹减至30万匹，骆驼从100万峰减至60万峰。 [409] 农业也严重减产，在波及哈萨克斯坦的大饥荒中，230万哈萨克居民死亡。还有90多万主要是哈萨克族牧民，由于不堪忍受饥荒和被硬性改变生活方式，迁徙到中国、蒙古、阿富汗、伊朗等国。在30年代初的大饥荒中乌克兰人死亡近300万。
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引起少数民族的不满和反抗。在哈萨克斯坦发生400多次农民武装反抗，有的参加者达5000人之众。苏联当局曾动用飞机、大炮镇压反抗者。
大清洗使大批少数民族人士无端受到迫害 20世纪30年代，苏联曾发生骇人听闻的大清洗运动，许多人遭受迫害，少数民族也无法幸免。少数民族人士遭受迫害的“罪名”除俄罗斯人拥有的外，往往还有一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凡对苏联民族政策或民族工作实践有不同意见者，包括历史上不同意斯大林看法的人，皆成为大清洗运动的受害者。大批共和国领导人和民族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其家属受到株连。例如，乌克兰共和国和首都基辅领导人多数被迫害致死，包括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斯克雷普尼克、邱巴尔、波斯蒂舍夫、柯秀尔等人。由于大批干部被捕，白俄罗斯许多州竟无法开展工作。1937年5月格鲁吉亚召开第十届党代表大会，出席代表644人，会后不久竟有425人被捕，其中包括1922年在苏联成立问题上反对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的穆迪瓦尼，此人被迫害致死。亚美尼亚许多领导人因“达什纳克民族主义”问题被捕。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伊克拉科夫被指控为“民族主义者并与人民的敌人布哈林勾结”，遭到镇压。此案还株连到共和国其他领导人。土库曼、哈萨克、塔吉克以及俄罗斯联邦内的少数民族地区领导人，皆难逃此厄运。除广大干部外，民族知识分子也受到严重迫害。大批艺术家、科学家、作家、教师被扣上“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或被关押或被处死。大清洗运动不仅使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含冤致死，也涉及工农群众。1937—1938年间，土库曼斯坦有15660名普通居民受到审判，其中有5500人是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 [410]
强制搬迁和流放十几个小民族 斯大林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从1936年起陆续将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地区的10万多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100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居住地迁往哈萨克和中亚地区。二战后期，1943—1944年间，斯大林又以“与德军勾结反对苏维埃政权”为名，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卡拉恰耶夫、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民族集体放逐到中亚地区。苏联学者布加伊估计被迫搬迁民族的人数约320多万人。另一位学者麦德维杰夫估计为500多万人。 [411] 我国学者、黑龙江社会科学院西伯利亚研究所研究人员根据苏联档案资料确定为440万人。被迫搬迁者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几天之内被运往人烟稀少的地区，由于饥寒交迫，许多人生病或死亡。新居住地点实际上是变相劳改营，人员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斯大林对整个民族的惩罚不仅在受迫害的民族中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也在苏联民族关系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迫迁事件”也为后来的苏联执政者留下了棘手的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20世纪20年代初，苏维埃政权承认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为独立主权国家。此后，苏联于1926年、1936年两次与它们确定了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到了1939年，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两国友好边境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竟然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借口维护国家安全强行派兵进驻波罗地海沿岸三国。1940年8月，三国在军事威胁和政治压力之下，由资产阶级共和国改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加入苏联，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三国并入苏联后，苏联当局对大批反对者横加迫害，将数以十万计的当地人或放逐到苏联内地或驱赶到国外。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始终存在着要求独立的势力，无论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当地的反抗斗争一直不断。这为尔后的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
战后反犹事件 1948年，苏联当局借口犹太人参与国际犹太人组织的反苏活动，将大批犹太人逮捕，并将犹太人从外交机关、司法机关驱赶出去，同时限制犹太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后来，1952年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医生案件，致使上万名犹太人被从医疗机构、机关、学校清洗出去。上述事件纯属子虚乌有，因此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就为受害人平了反。
四 俄罗斯中心论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苏联是由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十几个民族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其中俄罗斯联邦面积占76.2%，俄罗斯人口在1922年苏联成立时占总人口的65%。从历史上看，沙俄帝国是以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俄罗斯人占据统治地位，享有比其他民族高出一等的地位，多年来形成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传统和偏见。沙皇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保持俄罗斯人的特殊地位，采取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其中包括遏制少数民族独立的欲望，摧毁它们的传统文化，限制其语言的发展，竭力使它们俄罗斯化。列宁曾明确指出，沙皇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殖民统治在俄罗斯民族中造成根深蒂固的影响。 [412]
斯大林执政后，尽管在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并没有彻底铲除，在许多方面继续保留下来，甚至有所发展，这对苏联民族关系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斯大林时期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集中表现之一是俄罗斯中心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俄罗斯为中心阐述苏联的历史，为沙皇俄国的侵略与扩张张目 1922年成立的苏联是多民族的国家联盟，加入苏联的民族国家都有自己长期发展的历史。从国家形成来看，有的民族国家如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其悠久历史甚至超过俄罗斯。苏联成立初期，各民族共和国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当时各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有较快的发展，各民族社会科学工作者着手编写本国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如何叙述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的历史关系问题。由于列宁严厉地批判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指出了它对少数民族的殖民统治。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的史学出版物和史书中普遍承认沙俄当年对少数民族地区存在侵略的事实。例如，20年代出版的第一版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在论述沙俄与外高加索和中亚的关系时，就认为是沙俄侵略了后者。然而到了30年代，在斯大林逐渐将形式上的联邦制改为事实上的单一制后，就遇到了如何使少数民族对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做法的认同问题。20年代后期，在乌克兰出现了要求乌克兰文化脱离俄罗斯而独立发展的倾向，并提出了“使无产阶级非俄罗斯化”的口号。这种要求发展乌克兰文化的呼声得到了乌克兰党内高级干部尼·斯克雷普尼克的支持。在白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中也存在类似现象。1929年苏联出版了阿·托尔斯泰写作的《彼得大帝》一书。该书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立场出发颂扬了开疆有功的沙皇。此书出版后受到一些共和国文艺界人士的攻击。当时苏联史学界权威、科学院院士米·波克罗夫斯基对彼得大帝的历史作用持批判态度。然而，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很快受到批判，由格列科夫取代了波克罗夫斯基的地位。格列科夫是以秉承斯大林的旨意、以颂扬彼得大帝而著称的。在波克罗夫斯基学派被批判之后，苏联史学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尤其是关于俄罗斯与各少数民族共和国关系的提法开始发生变化。从30年代中期开始，沙皇俄国对少数民族的侵略扩张改为“解放”，并被说成具有“历史进步意义”。1934年，斯大林禁止《布尔什维克》杂志刊载恩格斯声讨沙俄侵略行径的檄文《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认为“恩格斯片面地夸大了沙皇政府对外政策的扩张性”、“忘记了最基本的……事实”。这可视为斯大林公开为沙皇俄国的侵略辩解。
语言工作方面的俄罗斯化 十月革命前，苏联各民族文字发展参差不齐，有些文字复杂难学。为方便某些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苏联政府从1922年起开始改造一些文字，首先从突厥文字开始，1926年为此成立了中央新突厥字母委员会，负责突厥文字的拉丁字母化改造工作。1929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突厥语和鞑靼语必须改用新拉丁字母，这使中亚、阿塞拜疆、北高加索和鞑靼一些民族文字皆实行了拉丁字母化。这些工作虽然也受到一些民族人士的反对，但改革进行尚顺利，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然而，此项措施刚实行不久，苏联中央政府又决定将刚刚拉丁字母化的突厥语和鞑靼语统统改用吉里尔字母，即俄文字母。这项工作是在大清洗时期进行的，容不得各民族的讨论。它表面上以易学为借口，实际上是向俄语靠拢，这是俄罗斯中心论的又一具体体现。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这短短十几年时间，相当多的民族的文字几经改变，对这些民族的人掌握文字无疑会造成影响。30年代，还有一件事必须提及，这就是1938年3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联合发布了《关于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必须学习俄语》的决议，其中提到：“非完全中学（七年制）毕业的学生无论是口语方面还是书写方面，应该能够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掌握和独立运用与他们的年龄相应书籍的技能，以及掌握俄语语法，通过某些作品熟悉俄罗斯文学的技能。”这项决议是在大清洗肆虐年代作出的，无疑带有强制的性质，因为民族地区的干部和群众不可能冒被镇压的危险去反对这一决定。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人们学习俄语，在苏维埃时期从此开了先河。
抽象地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具体地反对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 1922年，列宁曾批评斯大林是“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 [413] 斯大林执政后并没有改变他的毛病，甚至表现得更加突出。他逐渐放弃了列宁认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俄国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的传统提法，往往抽象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却把斗争矛头具体指向少数民族。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上作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时，声称在苏联不存在“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还是地方主义倾向”哪种更危险的问题。这实际上否定了列宁所一再强调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俄国民族关系中最危险的提法。事实上，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将矛头指向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即指向了那些不满斯大林背离联邦制的规定，而要求乌克兰享有自主权的人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苏联胜利、德国失败而告终。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各族人民都为保卫苏联而进行浴血奋战，以不同方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乌克兰民族牺牲的人数甚至超过了俄罗斯人。然而，斯大林却不顾这个基本事实，在1945年5月24日，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红军将领的讲话中却只祝贺和感谢俄罗斯人，声称俄罗斯族“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414] 与此相对照的是，斯大林却以某些少数民族中出现了反苏维埃政权而与德国法西斯合作的人为借口，而对若干少数民族进行集体惩罚。事实上，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投靠德国法西斯的不仅有少数民族人士，也有俄罗斯人。当时，以俄罗斯将领弗拉索夫率领的所谓“俄罗斯解放军”中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而斯大林在惩罚少数民族时对此却缄口不言。这反映了斯大林对待不同民族的倾向性。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帝国思维 所谓“帝国思维”，系指十月革命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某些苏联领导人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立场出发，自觉不自觉地把苏联看作是沙俄的继续。在他们看来，国土是原有的，民族分布依旧；俄罗斯人是“老大哥”，少数民族是“小兄弟”。在对待国土问题上，往往以当年沙俄帝国是否管辖过为依据来判断领土的归属，从而想方设法把当年沙俄失去的土地重新夺回来。占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日本北方四岛等皆属于这一类。1945年9月22日，斯大林就日本宣布投降而发表的《告人民书》中，竟把苏军战胜日本法西斯与1904年俄日两个帝国主义的战争联系起来，甚至认为苏联在二战的胜利洗去了当年沙皇俄国的“污点”。 [415] 1952年10月，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认为苏联收复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胁迫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摩尔达维亚归并苏联，收复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是正当的，因为这样的边界才符合苏联历史发展的实际。 [416] 这种帝国思维实际上就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表现，是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谋求霸权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