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民族地区经济有较快发展，社会亦有较大的进步。后者不仅表现在作为衡量人类社会进步标尺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上，而且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所发生的积极变化上。
一 民族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如上所述，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民族地区经济就有所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断。战争使苏联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东部、摩尔达维亚、波罗的海沿岸和外高加索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使那里在战前取得的经济建设成果化为乌有。战后，1946—1950年间苏联经济处于恢复阶段。各民族地区经济取得较快的发展还是发生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各加盟共和国形成了相当的工农业基础，不少共和国由农业国变成了农业工业国。苏联解体后，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基础上形成的各独立主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基本上形成于这个时期。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主要指导方针是在全苏统一计划下，根据各民族地区的资源特点，实行经济专业化的发展方针，同时，注意拉平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使各民族地区进一步接近。在产业发展方向上，强调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尽管在这两个时期召开的苏共历次代表大会都规定苏共经济建设的目的之一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可是由于苏共备战经济的发展结果，在这方面完成得并不好。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距要求相差较大。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工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但相比之下，工业发展明显快于农业。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府都加大了对加盟共和国的投资力度，重点开发那里的资源，如哈萨克的有色金属、塔吉克的水力、土库曼的天然气。1951—1960年间，基本建设投资增长最快的是哈萨克、立陶宛、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分别增长4.5倍、3.6倍、3倍和3倍。此外，尚有摩尔达维亚、拉脱维亚、吉尔吉斯和白俄罗斯超过联盟平均增长速度。 [446] 1961—1978年间，除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哈萨克三个共和国外，其他共和国投资增长速度均高于苏联平均数。 [447] 正是由于苏联政府在投资方面向民族地区倾斜，使各民族地区经济有较快的发展。民族地区的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均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详情见下列两表：
表14—1 1922—1981年加盟共和国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 （1922年＝1）
资料来源：《1922—1982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纪念刊）》，第74页。
表14—2 1922—1981年加盟共和国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 （1922年＝1）
资料来源：《1922—1982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纪念刊）》，第75页。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苏联民族地区工农业生产均有较大发展，但相比之下，工业发展明显快于农业。这与苏联长期重工轻农有关。而以农牧业见长的民族地区如乌兹别克、哈萨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等，其农业产值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苏平均水平。
第二，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工业产值远远超过农业产值。
苏联民族地区特别是中亚和高加索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十月革命前主要是农牧业地区，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很小。斯大林时期由于推行工业化方针，工业发展很快，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长。1918年哈萨克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产值的16.3%，而1937年已达到56.8%，相应时期，乌兹别克从30.2%增至61.7%，土库曼从23%增长到68.9%。 [448] 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工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1982年，在乌兹别克，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73.6%；1980年哈萨克工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比重为68.3%。到1982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工业产值均远远超过农业产值，就连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摩尔达维亚，1982年的工业产值也占到该国工农业总产值的72.4%。 [449]
工业产值的增长是苏联在加盟共和国大量修建工业设施的结果。以哈萨克为例，如果将该共和国基本建设投入1922年设定为1，那么1950年为130, 1960年达到700, 1970年为1332, 1980年即达到1967。 [450] 到1980年，各加盟共和国已形成可观的固定资产，其在当时全苏中所占的份额基本上相当于人口在全苏中的比重。
第三，各加盟共和国形成经济专业化的生产格局，这种分工有利有弊。
在斯大林时期即已确定了在统一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分工的发展方针。赫鲁晓夫时期在扩大加盟共和国自主权的情况下，这一方针虽然有所变化，但总的来看，变化不很大，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强调经济发展的综合性，可是事实上各加盟共和国基本上沿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各地区形成了建立在本地资源基础上的优势产业。总的来看，位于苏联西部地区的共和国以加工工业为主，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东部地区以原材料和能源生产为主。俄罗斯、乌克兰以综合发展尤其是总装工业为主，其他加盟共和国则以专业生产和零部件生产为主。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各加盟共和国形成了明显的特点。哈萨克主要以能源、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化工工业为特色。土库曼则集中发展天然气、石油工业和棉花种植业。乌兹别克则以棉花种植和与植棉业有关的机器制造业为主。塔吉克则主要是利用其丰富的水力资源发展电力工业。阿塞拜疆以石油机械制造为主。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则重点发展电子工业和精密机器制造业。摩尔达维亚则重点发展食品工业。这种以俄、乌两个共和国为中心铺开的经济建设格局，使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因为缺少谁都会给整个经济带来影响，甚至严重的危害。这种经济管理模式可以在专业化的发展方向下提高其专业生产能力，避免重复建设，充分利用其自然资源，其不利之处在于以原材料生产和农业生产为主的加盟共和国，在收入上形成不平衡。因为苏联长期形成的工农业剪刀差造成原材料和农产品的价格较低，加工产品价格较高，一些生产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共和国处于经济收入不利的地位。另外，粗放发展的原材料生产易带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特别是在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苏联东部地区，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
二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进步
教育事业的发展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各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较快的时期。这表现在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各类学校的建设，特别是与培养高级专家有关的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上。
早在斯大林时期即已基本上完成了扫除文盲的工作，教育事业有较快发展，但全民整体教育水平还不高。1939年全苏联每千名10岁以上居民中拥有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完全与不完全）教育的只有108人，到1959年增至361人，而1982年则达到670人。在每千名在国民经济就业的人中，受过高等和中等（完全和不完全）教育的人，1939年为123人，1959年为433人，1982年达到846人。这就是说，1982年与1939相比，全民教育水平有相当大的提高。这种变化在民族地区也得到同样的反映。例如，在格鲁吉亚，1982年和1939年每千名10岁以上居民中拥有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完全与不完全）教育的相应为730人和165人，哈萨克相应为665人和83人，在每千名在国民经济就业的人中，受过高等和中等（完全和不完全）教育的人，相应为：格鲁吉亚867人和63人，哈萨克为848人和99人。 [451] 如果说1939年一些民族地区全民教育水平与全苏联平均水平差距较大，如塔吉克、土库曼、吉尔吉斯等，那么到1982年，其所受教育的普遍水平已基本上接近苏联平均水平。
科学工作者队伍的壮大 如果说在斯大林时期奠定了民族地区科学事业的基础，那么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民族地区科学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各加盟共和国均有科学院。在巴什基尔、卡累利阿、科米、达吉斯坦等自治共和国也建立了苏联科学院分院。科研机构数量和科学工作者人数迅速增加，在一些科研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哈萨克在宇航、煤化工研究领域，乌兹别克在植棉技术方面，土库曼在沙漠治理和太阳能利用方面，亚美尼亚在天文学方面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与1950年相比，1981年各加盟共和国的专业科学工作者人数分别增加5—12倍。 [452]
更为重要的是，科研人员的素养有明显的提高，拥有副博士和博士学位的人占科研人员的比重迅速增加。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各加盟共和国中从事科研工作的以俄罗斯人居多数，那么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民族科研队伍也已基本形成。不过应该指出，在各加盟共和国中民族科学工作者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占多数，而在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科学中，斯拉夫族学者较多。
文化设施的增多 由于历史原因，苏联各民族在文化发展上存在差别。这既表现在文化功能的物质基础上，也表现在居民文化发展水平上，在斯大林时期这种差距还比较明显。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在上述两方面都出现了逐渐拉平的趋势。可以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1940年，俄联邦每万名居民拥有7个俱乐部，当时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分别只有0.2个和0.5个，可是到了60年代初，立陶宛每万人拥有8个俱乐部。如果说1940年共和国之间相差系数为53.5%，那么到60年代初已缩小到18%。 [453] 70年代中期，在立陶宛、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每万名居民拥有6—9个图书馆，在其他共和国约有4—5个。而且在这个项目上城乡服务条件相差不大。
电影院的数量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多数共和国每万名居民拥有2座电影院，那么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达到4—7座不等。
也应看到，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尽管苏共设想在各加盟共和国中努力创造相同的文化服务环境，然而，总体上讲，还是城市比农村好，城市人口比重大的共和国比农村人口比重大的共和国好。文化设施的普及对于形成苏联各族人民的较高素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医疗卫生方面的改善 医疗卫生环境的完善程度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之一。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民族地区这方面情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这表现为医疗设施的数量和医务人员的人数均明显增加，医疗条件有所改善。以万名居民拥有医生数为例，1981年与1940年相比，哈萨克为32.7人和4.3人，塔吉克为24人和4.1人。 [454]
三 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社会阶级结构变化较快的时期。这里所说的社会阶级结构，系指阶级结构、城乡人口结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人员结构。从苏联作为多民族国家这一角度出发，社会阶级结构也包括民族方面的内容。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千方百计改变社会阶级结构，苏共在这方面的基本方针可用“消除”、“克服”、“拉平”六个字来概括。
所谓“消除”，系指消灭阶级差别。赫鲁晓夫提出的建立“全民国家”，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建立“不分阶级的社会”和“无阶级的社会结构”， [455] 其实质就是这一点。当然，苏联并非没有阶级，苏共领导人希望消灭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差别。苏联学者指出，苏共社会政策的实质是建立单一阶级的社会，“经验表明，建立无阶级社会的社会结构从本质上说就是使苏联的社会逐渐地进化为一种新型的工人社会”。 [456]
所谓“克服”，系指克服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苏共认为，这是“建设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部分之一”。 [457]
所谓“拉平”，系指拉平地区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就苏联而言，也包括拉平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差距。
为达到上述目标，苏共和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为扩大工人阶级队伍，将集体农庄改为国有农场，从而使农民变成农业工人，或者通过农工一体化，使农民成为工人；通过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和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与文化环境来克服城乡之间、脑体之间的差别；通过加大对加盟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投入，拉平地区以及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差别。应该说，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方针和努力取得了成果，在民族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从阶级结构来看，1939年工人和职员占苏联人口总数的50.2%，集体农民和合作化手工业者占47.2%，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占2.6%，到1982年工人和职员已占到86.7%，农民和手工业者降到13.3%。 [458] 城乡人口比例也发生很大变化。1940年苏联城市人口占33%，农村人口占67%，1982年城市人口占64%，农村人口占36%。 [459] 从脑、体劳动差别来看，1939年每千名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的居民从事脑力劳动的为45人，从事体力劳动的为515人，到1982年则相应为785人和984人。 [460] 各加盟共和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这是苏联民族发展的标志，尽管这中间也存在很多问题。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在阶级结构、城乡结构，千人拥有的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数等方面，出现了总体差距缩小，个别项目距离拉大的情况。各加盟共和国阶级结构变化很大。在整个苏联工人和职员所占比重普遍增长，农民数量所占比重普遍下降的前提下，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人和职员所占的比例有所接近，而农民的比例却有所扩大。1939年，只有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加盟共和国职工人数超过50%，而塔吉克只有23.1%，乌兹别克和亚美尼亚也只有32.2%。到1979年，除土库曼占66.4%外，其余14个加盟共和国皆超过了70%。
数量上的变化可以说明各加盟共和国的接近。但从质量上看差别仍然很大。例如，俄罗斯联邦6230万工人中只有2410万人住在农村，而同期乌兹别克、摩尔达维亚、吉尔吉斯和塔吉克大多数工人住在农村，哈萨克农业工人甚至与城市人口数接近。 [461]
1940—1982年间各加盟共和国城乡人口结构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总体上看，城市人口在增加，农村人口在减少。例如，1940年与1982年相比，哈萨克农村人口由70%减少到44%，城市人口由30%增长到56%，立陶宛农村人口由77%减少到36%，城市人口由33%增长到64%等。 [462]
由于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同，城乡人口民族构成不同，各加盟共和国工业发达程度不同，各加盟共和国城乡人口增长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例如，俄罗斯联邦1970—1982年间城市人口增长了9个百分点，白俄罗斯增长了16个百分点，立陶宛增长了14个百分点，而土库曼没有增长，塔吉克减少了2个百分点，吉尔吉斯增长2个百分点。这表明，各加盟共和国城乡人口结构之间的差距并未缩小，有的甚至拉大。
无论是从10岁以上千人中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的人数，还是从国民经济从业人员千人中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的人数来看，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较大的增长，而且增长的幅度大体上相近，只是原有的基数存在一定的差异。相比之下，外高加索三个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居民受教育的程度高些。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地促进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