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难以克服的民族问题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在民族工作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当时并未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流，但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在社会表面平静的背后蠕动着破坏苏联稳定的潜流。
一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
与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两人纠正了斯大林的一些做法，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方面有所收敛，但受俄罗斯传统势力的影响，他们的言行中仍不乏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痕迹。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表现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主要表现为：
第一，突出俄罗斯人的作用，强调以俄罗斯为中心。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由于人口数量、发达程度不同，各民族对社会的作用可能不同，但各民族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他们都为本国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如同他们的前任一样，有意突出俄罗斯人的地位和作用。赫鲁晓夫在1957年8月的一个报告中说：“无论是在和平建设时期还是在战争考验时期，俄罗斯人民作出的伟大而高尚的事业使该民族理应受到苏联其他民族的热情的感激和尊敬”，“俄罗斯联邦有资格受到苏联各兄弟民族的应有尊重”，各民族应该视俄罗斯民族为“俄罗斯母亲”。 [479] 这一思想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仍然继续体现出来。1971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政治报告中强调，“首先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在苏联成立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俄罗斯民族的革命毅力、忘我精神、勤劳和深厚的民族友爱精神，当之无愧地博得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各族人民衷心的尊敬。” [480] 1972年5月，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波德戈尔内撰文说：“俄罗斯联邦是团结苏联各族人民的中心。强大的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为所有摆脱了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各大小民族开辟了一条通向新社会的道路。正是苏维埃俄罗斯奠定了各民族人民的兄弟友谊与合作的基础。” [481] 众所周知，在推翻沙俄统治和建立社会主义苏联的斗争过程中，苏联各大小民族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如一位乌克兰学者指出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言论表明，苏联当局把“苏联各民族创造的成果归功于俄罗斯人”， [482] 这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体现引起各民族的反感和不满。
第二，在历史问题上继续为沙俄侵略扩张辩护。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仍沿用斯大林时期关于俄罗斯与各共和国历史关系的提法，认为当年沙俄吞并了一些民族地区是“解放”这些民族。1962年12月召开的全苏历史科学会议确定将“各族人民归并俄国的进步意义”作为编写历史学著作和历史教科书的一项重要任务。 [483] 1978年3月，在为亚美尼亚并入俄国150周年而通过的党的决议中写道：“并入俄国使亚美尼亚人摆脱了从肉体上被消灭的威胁……使其接受先进的俄罗斯文化。” [484] 这种提法贯穿在为纪念其他民族地区并入俄国而作出的决议和决定中。
应该看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所以不愿意说明当年沙俄对民族地区的侵略扩张，其原因如法国苏联问题学家埃·唐斯科所说：赫鲁晓夫认为“在苏联的各民族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意识，即一种共同命运的意识，所以他拒绝全盘否定与俄罗斯的联合”，“对赫鲁晓夫来说，历史的连续性是思想言论发展的因素之一”。 [485] 勃列日涅夫也是如此。
苏联当局过分夸大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作用，非但没有得到其他民族的尊敬，相反却引起了其他民族的不满。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在各民族自我意识普遍增长的条件下，引发了较小民族的自我保护意识。
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 地方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各共和国主体民族为维护本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利益而与联盟中央以及联盟中央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抗争上。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各民族共和国为获得较大的自主权而欢呼雀跃。它们在掌握大权之后不久就从共和国的利益出发，任意侵占、挪用国家资金，想方设法向中央要钱，大上计划外项目和非生产性基建项目。在拉脱维亚甚至出现谋求经济独立的趋势。正是经济上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的发展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在1959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上强调反对“地方沙文主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当局则大幅度地削减了各加盟共和国在赫鲁晓夫时期获得的权利，重新回到大权集中在联盟中央的计划经济体制上，结果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在思想文化上，各共和国则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意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不久，1956年8月21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即作出了在该共和国只有一种官方语言——阿塞拜疆语的决定。1963年6月21日，苏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党的思想工作当前任务的决议》中承认，在苏联有“推行地方主义，鼓吹民族狭隘的民族特殊性，把陈旧的东西理想化，赞扬反动的传统和风尚”的表现，号召坚决反对这些“民族主义”。
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苏联当局采取较为宽松的民族政策，总的来看，民族关系并不十分紧张。这一时期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主要是对苏联当局推行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反应。1965年，乌克兰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写给乌克兰党中央的意见书《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1971年7—8月间，拉脱维亚17名共产党员致西方几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件，都属于反对俄罗斯化的性质。一些共和国的领导人还利用掌握的权力拉帮结派，尽量提拔本民族的人。1972年3月苏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市委在执行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方面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决议》中，批评第比利斯市委在干部工作中“没有经常考虑到党的要求，有时表现出没有原则性、自由主义，不注意集体和党组织意见”。 [486] 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十分典型。稍后1972年8月苏共中央在《关于塔什干市党组织领导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和经济教育问题的决议》中强调“要严厉地惩罚那些欺骗党和国家、滥用职权的干部，要消除把不称职的领导干部调来调去的做法”， [487] 也是针对上述情况而言的。在该决议中，苏联当局还承认，“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和创作知识分子集体都具备应有的党性和原则性，不允许民族局限性和异己现象的存在。某些科学和文化工作者在评价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犯有美化过去和脱离阶级立场的错误。对生活中的旧的残余思想和宗教陋习缺乏进攻性斗争精神”。 [488] 这里所说的“美化过去”即指一些民族共和国的科学和创作人士用盛赞本民族的“大公”、“国王”来对抗苏联当局大肆宣传的俄罗斯沙皇。
赫鲁晓夫时期，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些做法时，恰恰是与苏联各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的不断增长同步出现的。苏联著名民族学家М．德罗比热娃曾经说过，民族自我意识拥有复杂的内涵。它不仅局限在对民族认同的狭隘理解上，而且包括对民族公共关系准则和历史的认识，甚至包括感情部分——对待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宝贵遗产的态度上，以及包括激励人们活动的民族利益上。 [489] 民族自我意识增长是民族文化程度提高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是民族成熟的标志。但在某种情况下，特别是在民族政策失误时，它可能转化为民族主义。苏联当局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做法助长了少数民族的不满。美国学者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对来自统治民族压迫的一种反应。” [490] 苏联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二 经济体制与政策的负面效应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计划经济模式并未根本改变，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进一步加强了联盟中央的高度集权。与此同时，在经济政策方面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在极力推行“拉平”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计划经济体制和“拉平”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方针对民族关系有其有利的一面，但也有不利的一面。
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加盟共和国都向中央尽量争资金、争项目。因为联盟中央通过计划下达项目后就会给各加盟共和国拨来资金。苏联第二大共和国乌克兰的工作人员总是对苏联国家计委人员要求增加基本建设拨款，并且以乌克兰提交给全苏的那些产品的数字作为自己要求的依据。曾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谢列斯特，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声疾呼应继续开发顿巴斯的煤田，反对将资金用于开发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尽管从科学来讲继续开发煤田已经落伍。据称“此人在私下还对人大讲乌克兰受其他共和国的剥削”。 [491] 在苏共党代表大会上，来自各共和国的代表皆大声疾呼要求中央向他们那里投资，不管这些工程项目在当地是否合适。苏联中央计划部门在安排工程项目上也存在民族和地域偏见，或者受到联盟中央政治方针的制约。这就出现了在劳动力过剩的中亚各共和国缺少大型工业项目，即使盛产棉花也很少建设大型棉纺企业。而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或在俄罗斯地区，即使劳动力已经不足，还在那里建设大型工业项目，以至于不得不从其他共和国引进大量劳动力，并因此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即使在一些共和国修建了一些大型企业，也没有给该共和国居民带来明显的好处。例如，土库曼斯坦在80年代已达到年产几百亿立方米天然气和近百万吨石油的生产能力，但在该共和国却没有炼油设备，80%以上居民没有用上天然气。该共和国长期落后的事实，引起该共和国上下的不满。同样情况也可在塔吉克见到。尽管该共和国1980年已拥有136亿千瓦/小时的发电能力，包括著名的努列克水电站，但该共和国山区居民却因缺少送变电设备而用不上电。
计划经济和拉平经济政策带来另一个负面效应是，尽管苏共大讲“拉平”，但实际上做不到真正拉平。这与各加盟共和国原有经济基础、地理位置、人口自然增长率等有直接的关系。仅从各加盟共和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存在差异这一点就足以看出苏共提出的“拉平”目标多么不现实。中亚各共和国当地民族居民长期存在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特点。1970年，塔吉克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28.4%，吉尔吉斯为23.1%，乌兹别克为28.1%，土库曼为28.6%，哈萨克为17.4%。而同期立陶宛为8.7%，拉脱维亚为3.3%，爱沙尼亚为4.7%。到1981年，中亚五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不大，而立陶宛则降至4.8%，拉脱维亚为1.4%，爱沙尼亚为3.1%，这就是说，中亚各共和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高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6—10倍。这明显要影响到各加盟共和国居民的收入。例如，塔吉克的农村人均收入还不及爱沙尼亚的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苏共提出“拉平”各共和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政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必然导致联盟中央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投入；而富裕的共和国则因为人口增长慢，使其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正如我国有的学者指出的，“勃列日涅夫把拉平各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短期内必须实现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忽视各共和国的自身特殊利益，人为地采取‘一平二调’的政策，既助长了一些落后地区的依赖心理，也引起一些发达地区的不满”。 [492]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感到拉平经济政策使它们远远落后于北欧国家（1976年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760美元，而同期芬兰为5620美元，丹麦为7450美元，瑞典为8670美元，挪威为7420美元）。因此，感到加入苏联吃了亏，一直想脱离苏联。就连俄罗斯人也感到由于长期支援落后地区，使自己充当“奶牛”角色，对自身处境和对苏共拉平政策产生不满。而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如果与国外邻居横向比较，对其处境尚满意（同期伊朗为1930美元，阿富汗为160美元，巴基斯坦为170美元，印度为150美元，中国为410美元）， [493] 而与国内其他共和国比较又感到因为没有“拉平”而感到委屈。这些就为尔后从各自立场出发而导致的民族主义爆发埋下了隐患，也为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
三 政治、社会政策失误产生的消极后果
这里所说的政策并非指一般政策，而是指对民族关系可带来重大影响和损害的政策。
将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改为自治共和国 1956年7月16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以及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了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部长会议和卡累利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将卡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改为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并加入俄罗斯联邦的申请，其理由是该共和国民族成分发生重大变化，其主体民族——卡累利阿族、芬兰族和维普斯族只占共和国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其他民族已占到四分之三。于是，1940年3月31日成立的这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即被降格。这一涉及共和国全体居民利益的重大举措是在没有经过全民认真讨论，甚至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的情况下采取的。此举在其他一些共和国引起震动。在一些主体民族人口比例不断下降的共和国，尤其是拉脱维亚、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共和国更加感到恐惧。它们担心在俄罗斯人大批迁入共和国的情况下，一旦主体民族比例下降到四分之一时，也不免会遭到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厄运。
为迫迁民族平反的不彻底性 1936—1944年间苏联将十几个民族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赫鲁晓夫时期为其中的五个民族平了反。勃列日涅夫时期又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平了反。然而，对后两个民族的平反并不彻底。苏联当局只承认对它们的“不加区别地惩罚”是错误的，废除其有关决定，但却不准许它们返回原居住地和恢复原有的民族自治实体。1967年9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的《关于在克里米亚居住过的鞑靼族公民的法令》认为，过去居住在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现在已定居在乌兹别克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已享有苏联公民的一切权利”，因此，只要求各加盟共和国给它们以支援和帮助，而没有同意这些民族重返故里的要求。1965年6月7日，当时在苏共中央担任要职的米高扬在会见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代表时表示，“你们提出了要求恢复共和国的问题，我们完全理解，这是问题的最圆满的解决。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要牵动五十多万人并使他们迁居……这会带来巨大困难，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不可能全部纠正过来”。 [494] 正是由于苏共对涉及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民族的平反不彻底，导致这些民族在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及后来戈尔巴乔夫时期不断闹事，并由这些民族事件而逐渐扩张到其他民族。
无序移民产生的后果 古往今来，世界上移民进程从未停止过。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出现移民问题一般来说也属正常。特别是出于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在个人自愿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向某些人口稀少或者经济落后的地区移民应该说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出现大量无序人口移动，则属不正常。因为这种人口流动表现为俄罗斯人特别是非黑土带农民向民族地区城市流动，这一方面给各共和国增加大量安置的负担，在中亚地区甚至出现影响当地居民就业的情况；另一方面，俄罗斯自身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劳动力不足，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损失。大量俄罗斯人流向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使那里的民族人口结构和语言环境皆发生变化。在拉脱维亚、摩尔达维亚等共和国皆存在几乎完全由俄罗斯人等移民组成的城镇，这些城镇并没有与当地民族融为一体，事实上在民族之间形成了隔阂。这一点在后来苏联剧变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对立就足以证明。
四 存在民族纷争潜流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是联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所有的民族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友谊形成的历史”，1972年12月21日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报告中如是说。 [495] “在所有的社会主义民族之间，已经形成真正平等、兄弟互助与合作、尊重与相互信任的关系” [496] ，苏共中央《关于庆祝苏联成立60周年的决议》对苏联民族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评价。
然而，无论是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对本国民族关系作出的美好评价后面都存在民族纷争的潜流。这些纠纷既发生在各民族普通成员中间，也出现在苏共领导层中，有的是对苏共领导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抗争，有的表现为谋求本民族的利益，有的甚至追求国家的独立。但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民族形势来看，前两者为主要表现形式，谋求分立仍属个别现象。当时，苏联尚不存在国家分裂的明显迹象。
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遍布全苏，在乌克兰等共和国更为激烈反对俄罗斯化在苏联各共和国都很普遍。上面提到，1956年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将阿塞拜疆语定为该共和国惟一国语。20世纪50年代中期，格鲁吉亚人激烈反对对斯大林的批判。1956年3月5日，在斯大林去世3周年之际，第比利斯的知识界人士在斯大林纪念碑下举行隆重集会，会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一些人甚至企图占领中央电报大楼和格共中央大楼，第比利斯市曾一度失控，苏联当局派军队镇压，造成数百人死伤。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当局想拆除斯大林故居哥里的斯大林塑像，遭到当地民众的坚决反对。格鲁吉亚人反对苏联当局批判斯大林与其说是赞同斯大林的政策，不如说是因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20世纪70年代，苏联大肆推行俄语之际，在格鲁吉亚受到强烈批评和抵制。一份称作国立第比利斯大学1970年社会主义公约的文件中写道：“许多门课将改为用俄语教学，为此规定聘请有权威的俄罗斯专家，这是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跟世界上其他高度发达的语言具有同等水平的古老的格鲁吉亚语不再使用了。” [497] 拉脱维亚是俄罗斯人移民较多的共和国，也是俄罗斯化较为严重的共和国。1971年7—8月间，该共和国17名共产党员发表了致西方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信，激烈地批评了苏联当局在拉脱维亚推行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包括干部任用、语言同化和移民后果。 [498]
在对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中，乌克兰的表现引人注目。乌克兰历来被看作是俄罗斯的“亲兄弟”，但乌克兰谋求民族发展的情绪却十分强烈。这种情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当时曾涌现出“六十年代集团”、“乌克兰工农同盟”、“乌克兰民族委员会”等民族主义组织。1961年苏联当局曾在利沃夫审讯了“乌克兰民族委员会”成员，并将其中一些人判以重刑。1965年乌克兰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向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和乌部长会议主席谢尔比茨基提交了名为《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的长篇报告，揭露了苏联当局违背列宁遗训，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做法。此人受到当时乌共第一书记谢列斯特的保护。谢列斯特被撤换后，此人于1972年被逮捕。乌克兰人的民族情绪在该共和国最高层也得到反映。1972年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被苏共中央免职，其重要原因正如外国苏联问题专家所说，是“由于他企图使他的祖国的政治机构‘重新乌克兰化’”，“他利用他的权力来发展他的党和党的乌克兰色彩”。他出版了《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从而在乌克兰民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无可置疑地站在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一边”。 [499]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有一个现象引人注目，这就是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亚美尼亚、摩尔达维亚等，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大力宣扬本民族的帝王、大公和将军，有意加以理想化，这实际上是对俄罗斯化的一种反抗形式。由此导致1972年11月召开的全苏文学、电影、音乐等创作团体理事会的联席会议强调要“加强民族团结”和“国际主义”，反对在文艺中“把民族的东西和民族友爱对立起来”，强调“伟大的俄罗斯文化”是“进一步完善各民族文化所必需的绝对因素”。 [500]
为恢复历史公正、民族平等进行的斗争 这主要涉及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民族。这些民族对于苏联政府未能全面为它们平反，特别是对不允许恢复民族自治不满，不断进行抗议活动。1968年4月，乌兹别克共和国奇尔奇克市克里米亚鞑靼人集会和示威，要求返回家园和重建自治共和国，遭到镇压，300多人被捕入狱。1971年4月一份给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领导的请愿书上有6万名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重返故乡的签名。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要求重返伏尔加河流域，恢复自治共和国也遭到拒绝。许多德意志人要求移居。1962年一年联邦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就收到近9万份要求移居的申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感到他们在苏联“民族平等中占末位”，而俄罗斯人则占首位。
要求共和国真正自决或者脱离苏联独立 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表现并不是民族问题的主流，但确实存在，并可看作是尔后苏联解体的社会基础。这种表现在许多共和国都存在，但以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格鲁吉亚、乌克兰较为突出。
在格鲁吉亚，1972年该共和国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西达莫尼亚发表了《格鲁吉亚1917—1921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史》一书，公开为格鲁吉亚脱离苏联独立辩护，认为这是“进步行动”。苏共指责他为“民族主义分子恢复名誉”。为此，第比利斯市委开会强调格鲁吉亚党组织要与“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作斗争”。在格鲁吉亚独立后成为该国首任总统的加姆萨胡尔季阿，曾创办杂志《金羊》和《格鲁吉亚信使》宣传民族复兴，保卫民族文化思想。为此，导致发生1978年4月骚乱，加姆萨胡尔季阿于同年5月被捕，被判处3年监禁。
在立陶宛，1972年5月14日，立陶宛族青年罗曼·卡兰塔为抗议苏军占领在考纳斯自焚，并由此引发18、19两日成千上万青年上街为卡兰塔举行葬礼，并高呼“给立陶宛以自由”的口号。此前3月份在举行国际手球赛时，立陶宛维尔纽斯的学生拒绝在立陶宛演奏苏联国歌时起立，并散发传单，在街上挂起了立陶宛国旗。5月，八名立陶宛人示威并高呼“解放立陶宛”的口号。1972年9月，立陶宛《共产党人》杂志透露，在该共和国流行“合流论”。“合流论”主张民族一体思想，号召“全体同胞在统一的民族基础上联合起来”，“与俄罗斯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一理论在文化界、青年和部分干部中有不小影响，在中学课本和教学中也有所表现。1974年，在维尔纽斯成立了“立陶宛民族人民阵线”，在它的最低纲领中包括消灭殖民主义的内容，在最高纲领中包括使立陶宛独立的要求。
在爱沙尼亚，1972年7月7日，爱沙尼亚塔林理工学院学生举行反俄示威。1971年一个名叫“爱沙尼亚民族阵线”的组织主张就爱沙尼亚自决问题进行公民投票。1976年，在塔尔图国立大学和农学院举办文艺晚会，因演出具有民族色彩的节目，遭到军警干涉，从而引发学生示威活动。1980年在塔林和塔尔土再次发生学生反对俄罗斯的游行。
在乌克兰，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乌克兰游击武装才停止活动。1963年，敖德萨发生大规模罢工并波及其他地区，乌克兰军区官兵拒绝执行镇压任务。1972年6月，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由于几名青年人谴责苏军对乌克兰占领而被捕，引发1.2万名乌克兰人示威，并捣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撕毁了勃列日涅夫画像和文件。苏联当局派兵镇压，造成死10人、伤者数千、多人被捕的惨案。9月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还发生过数千名工人包围州委大楼，要求改善生活和给予民族自由。
在吉尔吉斯，历史学家努尔别科夫和图尔贡别科夫教授对苏联当局宣传的“民族自决权”持有异议，认为苏联当局肆意改变共和国边界是“侵略行径”，是对民族自决原则的“践踏”。一个称作“吉尔吉斯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地区组织散发号召书，提出民族独立的要求。在乌兹别克，1969年4月，因塔什干一场足球赛引发乌兹别克人和俄罗斯人的冲突，军警出面平息。5月，上万名居民举行抗议集会，有人喊出“俄罗斯人滚出乌兹别克”的口号。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也参与民族主义的活动。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格在其所著的《1917—1991年苏联史》中提到的有乌克兰的谢列斯特、阿塞拜疆的阿洪多夫、格鲁吉亚的姆日阿瓦纳泽。他还指出：姆日阿瓦纳泽为捍卫格鲁吉亚语言和文化做了大量工作。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凯宾，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斯涅奇库斯为巩固自己的权力，更多地赢得本国名流的支持，而不去求助于安全部门的帮助。谢列斯特、凯宾、斯涅奇库斯还在本国主体民族中大量发展党员。例如，在乌克兰，乌克兰人共产党员从1961年的160万人增加到1971年的750万人，超过任何共和国当地民族的党员比例。霍斯金格认为，“这意味着，可使乌克兰人无论是在本共和国还是在全苏的其他地方都存在优先晋升的机会”。 [501] 美国“兰德公司”研究人员阿兹雷尔也指出，苏联一些官员实际上纵容了下列一些现象：把地方资源留作地方使用；减少“异族”的迁入；优待本地干部；出版“民族自负”的书籍和刊物；有倾向性地选择历史古迹；保留古代的传统和落后的风俗；甚至宽大处理持不同政见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 [502]
勃列日涅夫时期存在着相当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个运动由各种人组成，包括自由主义者、共产党内反对派、宗教界人士，也包括大量的民族主义者。据报道，在苏联的“国事犯”中，约四分之三是因“民族主义”而被捕入狱的。 [503] 由此可见，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表面虽然平静，但潜伏的问题不少，它们在等待爆发的时机和条件。
[1] [美]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3年英文版，第182页。
[2] 同上。
[3]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66—467页。
[4] [苏]罗·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75页。
[5] 同上书，第74页。
[6] 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第184页。
[7] 贝利亚关于将苏联内务部所属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移交其他部给马林科夫的请示报告，1953年3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草案，1953年3月18日；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见《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107页。
[8] [美]科恩：《重新思考苏联经验》，纽约和牛津1985年版，第103页。
[9] 参见[俄]《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贝利亚关于必须实行大赦提交中央主席团的报告。
[10] [苏]罗·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11] 参见《莫斯科新闻》1988年2月第6期。
[12] 苏联《真理报》1953年3月21日。
[13]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见《新华月报》1953年第4期，第89页。
[14]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96页。
[15] [苏]《格鲁吉亚共产党历史片断》，梯比利斯1963年版，第258页。
[16]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1期，第151页。
[17] 《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326页。
[18] 《莫洛托夫秘谈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页。
[19] 同上。
[20] 同上书，第353页。
[21] 同上。
[22] 同上书，第352页。
[23] 《莫洛托夫秘谈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
[24] 塔斯社莫斯科1953年7月10日电，见《新华月报》1953年8月号，第83页。
[25] 《真理报》1953年7月10日。
[26] 参见《新华月报》1954年第1期，第99—100页。
[27] 《真理报》1953年3月10日。
[28]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见《新华月报》1953年第4期，第89页。
[29]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演说，见《新华月报》1953年第9期，第72页。
[30] 同上文，第73页。
[31] 同上。
[32]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演说，见《新华日报》1953年第9期，第73页。
[33] 同上。
[34] 同上。
[35]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演说，见《新华日报》1953年第9期，第73页。
[36] 同上。
[37] 塔斯社1954年1月2日电，见《人民日报》1954年1月23日。
[38]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演说，见《人民日报》1953年第9期，第79—80页。
[39]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2、565、566页。
[40] [苏]谢瓦尔德纳泽等：《苏联外交反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8页。
[41] 马林科夫在莫斯科的列宁格勒选举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见《真理报》1953年3月13日。
[42]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演说，见《新华月报》1953年第9期，第79—81页。
[43] 同上。
[44] 同上。
[45] 同上。
[46] 同上文，第81页。
[47] 《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页。
[48] 罗·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周围的人》，载[苏]《青春》1989年第9期，第76页。
[49] 《赫鲁晓夫言论》第2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324页。
[50]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文件汇编》第5分册，第338页。
[51] 《真理报》1953年10月1日。
[52] 《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页。
[53] 《赫鲁晓夫言论》第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57页。
[54] 塔斯社1954年1月21日电，见《人民日报》1954年1月23日。
[55] 塔斯社1954年3月11日电，见《人民日报》1954年3月12日。
[56] 塔斯社1954年3月11日电，见《人民日报》1954年3月13日。
[57] 塔斯社1954年3月11日电。伏罗希洛夫在新年祝词中曾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和中央九月全会通过的决议相提并论，说它们的精神是“关心人民的福利和幸福”（参见《真理报》1954年1月1日）。
[58] 《真理报》1954年3月7日。
[59] 《真理报》1954年12月24日。
[60] В.А.库图佐夫：《列宁格勒案件始末》（载[苏]《苏共党史问题》1989年第3期），译文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6期。
[61] 同上。
[62] [苏]参见В.Н.巴佐夫斯基、Н.D.舒米洛夫：《最可宝贵的——关于库兹涅佐夫的文献性叙述》，1985年莫斯科第二版，第222—223页。
[63] 参见1988年1月15日[苏]《共青团真理报》。根据赫鲁晓夫在1954年5月在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和一些当时人的回忆，斯大林只是提出沃兹涅先斯基一个人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而库兹涅佐夫是准备接替马林科夫的。
[64] 参见1988年1月15日[苏]《共青团真理报》。
[65] 参见[苏]В．А．库图佐夫《“列宁格勒案件”始末》，载于《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6期，第48页。
[66] 同上文，第47页。
[67] 同上。
[68] 参见[苏]《消息报》1954年12月21日。
[69] 同上。
[70] 《真理报》1955年1月24日。
[71] 《真理报》1955年2月3日。
[72]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发展农业》第1卷，1962年莫斯科版，第423页。
[73]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4页。
[74] 同上书，第426、453页。
[75] [苏]罗·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76] 《赫鲁晓夫言论》第6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3页。
[77] 巴尔苏科夫：《1953年3月》，《真理报》1989年10月27日。
[78]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第149页。
[79] [苏]《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2期，第195页。
[80] 《赫鲁晓夫言论》第4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90页。
[81]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总结发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3页。
[82]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第606页。
[83]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第130页。
[84] [俄]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22页。
[85] [苏]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93页。
[86] [苏]罗·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88] 据俄塔社莫斯科1990年2月13日电；参见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1879—195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545页。
[89] 据俄塔社莫斯科1991年6月14日电。
[90] 《赫鲁晓夫言论》第1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9页。
[91] 同上书，第22页。
[92] 同上书，第114、117页。
[93] 《赫鲁晓夫言论》第1集，第129页。
[94] 同上书，第238页。
[95] 同上书，第274、275页。
[96] 《赫鲁晓夫言论》，第2集，第67页。
[97]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6页。
[98] 同上书，第334页。
[99] 《赫鲁晓夫言论》，第1集，第155—156页。
[100] 《赫鲁晓夫言论》第1集，第189页。
[101] [俄]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35页。
[102]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上册），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103] 罗·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104] 见《东方曙光报》1961年发表的文章：《为人民而生活》。其中说：“苏维埃政权发出保卫革命的号召……志愿兵尼基塔·赫鲁晓夫前去同白卫军作战去了。经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经过了许多次激烈的战斗，红军的积极缔造者之一、政治委员尼·谢·赫鲁晓夫在黑海沿岸结束了他的战斗生涯。”
[105] 见崔可夫元帅1961年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其中说：“保卫住斯大林格勒的是光荣的全体斯大林格勒的人，而在建立这个友爱的、团结成一家的集体中，军事委员会委员、忠实的列宁主义者尼·谢·赫鲁晓夫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当时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
[106] 见季托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发言。其中说：“我应当秘密地讲，我们在宇宙航行员中间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称为我们的‘宇宙之父’。”
[107]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下册），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4—1025页。
[108] 《赫鲁晓夫言论》第7集，第140页。
[109]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第35页。
[110] 同上书，第40—42页。
[111] 同上书，第439、444页。
[112]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第35—37页。
[113] 《赫鲁晓夫言论》第3集，第1页。
[114] 《赫鲁晓夫言论》第4集，第84、88页。
[115] 同上书，第337、364页。
[116] 《赫鲁晓夫言论》第1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167页。
[117] 同上书，第591页。
[118] 《消息报》1962年12月14日。
[119]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94页。
[120]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上册），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91—92页。
[121] 赫鲁晓夫1961年7月5日在朝鲜驻苏使馆的招待会上的讲话。
[122] [苏]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2年第12期。
[123] [苏]《共产党入》杂志，1962年第2期，第89页。
[124] 赫鲁晓夫1963年12月31日在新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125]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5、353、388—389、120页。
[126] 同上书，第275、449页。
[127] 《赫鲁晓夫言论》第7集，第223—224页。
[128] 《赫鲁晓夫言论》第11集，第128页。
[129]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33、38页。
[130] 《赫鲁晓夫言论》，第11集，第124—125页。
[13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352、246、252页。
[132] 同上书，第69、216—217、272页。
[133] 《赫鲁晓夫言论》第11集，第129页。
[13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298页。
[135]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389页。
[136]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353页。
[1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138]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388—389页。
[139]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页。
[140] 北京大学俄语系编译：《关于〈解冻〉及其思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14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1960年中文版，第132页。
[142] 北京大学俄语系编译：《关于〈解冻〉及其思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143] 北京大学俄语系编译：《关于〈解冻〉及其思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页。
[144] 《赫鲁晓夫言论》第7集，第126—154页。
[145] 《赫鲁晓夫言论》第8集，第118—121页。
[146]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页。
[147] 《赫鲁晓夫言论》第7集，第247页。
[148]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134—135页。
[149] 费·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莫斯科1991年，第363页。
[150] 当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556, оп．2, д．644, л．145。
[151] 费·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354页。
[152] 同上。
[153]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上册），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154]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上册），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8页。
[155] 同上书，第79页。
[156]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下册），第633页。
[157] 同上书，第729—730页。
[158] 同上书，第736页。
[159]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下册），第738页。
[160] 同上书，第747页。
[161] 同上。
[162] 同上书，第746页。
[163] 同上书，第736页。
[164] 同上书，第786页。
[165] 同上书，第785页。
[166]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下册），第831页。
[167] 同上。
[168] 同上。
[169] 同上书，第952—953页。
[170]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下册），第958—959页。
[171] 同上书，第976页。
[172]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上册），第170页。
[173] 同上书，第120页。
[174] 《俄罗斯军事档案》第一册，莫斯科1993年，第226页。
[175] 《苏共中央全会（1957年7月）：速记记录》，第5页，转引自P.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莫斯科1998年，第183页。
[176] 《真理报》1957年11月3日。
[177] 尼·谢·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1卷，莫斯科1962年，第10—11页。
[178] 尼·谢·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1卷，莫斯科1962年，第10—11页。
[179]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8月8日）》，第20页。
[180]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1卷，第27页。
[181]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下册），第864、871页。
[182] 《苏联的农业（统计资料集）》，莫斯科1960年，第387页。
[183] 《苏联国民经济（1965年）》，莫斯科1966年，第288页。
[184] 《真理报》1958年3月1日。
[185] 同上。
[186] 《党和政府有关经济问题的决议》第4卷，莫斯科1963年，第146页。
[187] 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8月8日）》，第34页。
[188]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速记稿）》第1卷，莫斯科1956年，第23、37页。
[189] 尼·西蒙诺夫：《20—50年代苏联的军事工业综合体》，莫斯科1996年，第240页。
[190]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ф．4372, оп．76, д．320, л．5。
[191]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下册），第859页。
[192] 同上。
[193]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下册），第859页。
[194] 同上书，第849页。
[195]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下册），第853页。
[196] 同上书，第858页。
[197] 总统档案馆，ф．3, оп．55, д．23, л．13。
[198] 总统档案馆，ф．3, оп．55, д．23, л．14。
[199] 总统档案馆，ф．3, оп．55, д．23, л．17。
[200] 总统档案馆，ф．3, оп．55, д．24, л．48。
[201]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文件汇编》，北京1979年，第546页。
[202] 同上书，第550页。
[203] 总统档案馆，ф．3, оп．55, д．24, л．151。
[204] 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二节。
[205] А．М．斯莱辛格：《世界强国的动态，美国外交史文献》第2卷，纽约1973年版，第517页。
[206] [苏]《真理报》1958年11月28日。
[207] Н．М．哈里森：《关于1958年赫鲁晓夫柏林最后通牒的新材料》，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公告》，华盛顿，1994年秋季号，第36页。
[208] 《苏联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文件汇编（1961年）》，莫斯科1962年，第140页。
[209] [美]《华盛顿邮报》，1979年10月1日；又见阿·多勃雷宁回忆录：《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210] [美]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5页。
[211] [美]罗·唐纳森：《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
[212] [俄]阿·多勃雷宁：《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213] [美]М．克来莫：《1959年9月破裂前夕苏联外交部对中苏关系的评价》，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公告》，1995和1996年冬季号，第170页。
[214] 以上引文见：柯西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关于改进工业管理 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报告》，载《真理报》1965年9月28日；全会通过的同名决议，载《党和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第5卷，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1968年版。
[215]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作用”的决议，[苏]《经济报》1979年第32期。
[216] 苏共中央“关于完善经济机制及党和国家机关任务”的决议，[苏]《共产党人》1979年第12期。
[217] 《真理报》1991年3月31日。
[218] 《1988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俄文版，第91页。
[219]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2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220] 《苏联党和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第7卷，人民出版社，第176页。
[221] [苏]《1979年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俄文版，第371页。
[222] [苏]《国民经济1977年年鉴》，俄文版，第204、240、241页。
[223] [苏]《国民经济1985年统计年鉴》，俄文版，第186、209页。
[224] [苏]А．叶梅里扬诺夫等：《发展农业的综合纲要在实施中》，俄文1980年版，第79—80页。
[225] [苏]《农业干部》1983年第2期。
[226] 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309页。
[227] [苏]《苏联财政》1977年第11期。
[228] [苏]《经济问题》1982年第1期。
[229] 《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俄文1988年版，第32页。
[230]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67—68页。
[231] [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五十年》，俄文1973年版，第78页。
[232] [苏]《苏共二十四大文献》，俄文1971年版，第138页。
[233] [苏]《苏共二十五大文献》，俄文1976年版，第181页。
[234] [苏]《计划经济》1981年第6期。
[235] [苏]《计划经济》1978年第5期。
[236] 《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俄文1985年版，第65、505、612页。
[237] 同上书，第68、69、78页。
[238] 《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俄文1985年版，第55页。
[239]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俄文版第10卷，第195、187页。
[240] [苏]别洛乌索夫：《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方法与形式》，俄文1981年版，第18页。
[241] 《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俄文1985年版，第579页。
[242] 同上书，第581页。
[243] 《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451页。
[244] 同上书，第564、465页。
[245] 同上书，第498页。
[246] [西德]《自由电台研究资料》，英文版1979年7月30日。
[247] 《苏联经济概论》，中国财经出版社1985年版，第380页。
[248] [俄]《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第5页。
[249] [俄]В．舍卢季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回忆、思考与评论》，顿河罗斯托夫俄文1998年版，第189页。
[250] 参见[俄]《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第7—17页。
[251]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64年11月—1976年2月）》，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12页。
[252] [苏]《真理报》1964年11月18日。
[253] [苏]《共产党人》1964年第16期。
[254] 《苏共中央1965年3月全会速记记录》，莫斯科俄文版，第225页。
[255] 同上书，第94页。
[256] 同上书，第4—5页。
[257]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3—64页。
[258]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4页。
[259] 同上书，第80页。
[260]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29页。
[261] 参见[俄]费·布尔拉兹基：《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329—330页。
[262] 参见沈志华、于沛等：《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年至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页。
[263] 参见[苏]罗·麦德维杰夫：《个人与时代：勃列日涅夫政治肖像》（第1卷），第169页。
[264] 同上书，第168页。
[265] [俄]《通报》1996年第4期，第151页。
[266] 关于斯大林的出生日期一般都作1879年12月21日（新历），其实他的确切出生日期应当是1878年12月6日（俄历，新历为12月18日）。有关证明这一点的档案材料，发表在《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1期。
[267] 在1929年、1939年、1949年斯大林的生日时，《真理报》都出版专号，发表大量文章以示庆祝。1939年生日时，斯大林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9年生日时又获得了列宁勋章，当时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还建议为庆祝这一日子而设立并颁发“斯大林勋章”，勋章的图案也已由两位艺术家设计好了，但最后未付诸实行。
[268]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 оп．1, д．1414а, л．2。转引自[俄]《通报》1996年第4期，第145页。
[269] 以上材料均见《1969年12月1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载[俄]《通报》1996年第4期，第146—150页。
[270] 斯大林逝世后，他的遗体曾与列宁的遗体并列安放在红场上的列宁—斯大林陵墓中。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遗体从陵墓中移出火化，骨灰埋在克里姆林宫墙下。
[271] 参见[俄]М．格尔勒、А．涅克里奇：《俄国历史（1917—1995）》第2卷，莫斯科俄文1996年版，第270—271页。苏联国歌是1944年制定的，由А．亚历山大罗夫作曲，С．米哈尔科夫作词。1956年起，由于歌词中有斯大林的名字，国歌只奏不唱。
[272] [苏]罗·麦德维杰夫：《个人与时代：勃列日涅夫政治肖像》第1卷，莫斯科俄文1991年版，第236页。
[273] 尼·谢·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总结报告》，载《苏联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52、245页。
[274] 同上书，第245页。
[275]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页。
[276] 《全民国家与民主》，[苏]《真理报》1970年6月7日。
[277] 米·安·苏斯洛夫：《工人阶级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苏]《工人阶级和当代世界》1971年第4期。
[278] 列·伊·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当前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任务》，《苏联共产党第25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86页。
[279]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0、198页。
[280] 《苏斯洛夫言论选》下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780、782页。
[28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59页。
[282] 《苏斯洛夫言论选》下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51—952页。
[283]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2页。
[284] 同上书，第86页。
[285] 维·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286] [苏]罗·麦德维杰夫：《个人与时代：勃列日涅夫政治肖像》第1卷，第182页。
[287] 同上书，第183页。
[288] 参见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
[289] 参见王正泉主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政治体制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169页。
[290] 参见[苏]В．В．茹拉夫廖夫主编：《濒临危机：党和社会中停滞现象的增长》，莫斯科俄文1990年版，第162页。
[291] [印]Т．Н．卡乌利：《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等》，莫斯科俄文1991年版，第78页。
[292] 参见[英]杰·霍斯金：《苏联历史：1917—191》，莫斯科俄文1994年版，第380页。
[293] 参见[俄]А．Н．博哈诺夫等：《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俄文1996年版，第581页。
[294] 参见[俄]德·沃尔科戈诺夫：《七个领袖》第2卷，莫斯科俄文1995年版，第35—36页。
[295] 以上反映社会结构变化的数字转引自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5、96、98页。
[296] 《真理报》编辑部1977年存档，读者来信第73015号。
[297] 《消息报》编辑部1977年存档，综合报告第10期。
[298] 《劳动报》编辑部存档，读者来信第209580号。
[299] 《劳动报》编辑部存档，读者来信第184910号。
[300] 《消息报》编辑部1977年存档，综合报告第4期。
[301] 根据1952年的苏共党章规定，党代会每隔四年举行一次。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作出决定，每隔五年召开一次党代会，以便同制订五年计划的时间同步。
[302]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08页。
[303] 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63页。
[304] 参见《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历史概要》，阿拉木图俄文1984年版，第585页。
[305] 参见[苏]《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6期，第151页。
[306] 参见[苏]《真理报》1989年5月19日。
[307]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99—100页。
[308] 如1968年的《关于村镇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基本权利和义务》，1971年的《关于市和市辖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和《关于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1980年的《关于边疆区、州和自治专区人民代表苏维埃权限的规定》等。
[309] 《契尔年科言论选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56—257页。
[310] 参见勃列日涅夫在1977年10月关于宪法的报告。
[311] 参见[苏]茹拉夫廖夫主编：《濒临危机：党和社会中停滞现象的增长》，第158页。
[312] 《真理报》编辑部1997年存档，读者来信第173809号。
[313]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64年11月至1976年2月）》，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6页。
[314]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64年11月至1976年2月）》，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8、119页。
[315]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73页。
[316] 参见[俄]米·戈尔巴乔夫：《生活与改革》第1卷，莫斯科俄文1995年版，第181页。
[317] 参见[苏]茹拉夫廖夫主编：《濒临危机：党和社会中停滞现象的滋长》，第99页。
[318] 参见[苏]《文学报》1988年9月21日，第13版，转引自[苏]茹拉夫廖夫主编：《濒临危机：党和社会中停滞现象的滋长》，第99页。
[319] 参见[苏]《消息报》1989年12月23日，第3版，转引自[苏]茹拉夫廖夫主编：《濒临危机：党和社会中停滞现象的滋长》，第168页。
[320] 参见[俄]尤里·博卡列夫：《俄国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60—70年代改革时期的政权和犯罪活动》，载[俄]《21世纪俄罗斯》1994年4—5期合刊，第144页。
[321] 参见[美]赫·史密斯等：《苏联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香港朝阳出版社1976年版，第8页。
[322] 参见[俄]А．Н．博哈诺夫等：《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俄文1996年版，第571页。
[323] [苏]罗·麦德维杰夫：《论联在持不同政见者》，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324] [俄]中央现代文献档案馆：ф．4, оп．21, т．2, л．18，转引自[俄]В．В．茹拉夫廖夫等主编：《政权与反对派：20世纪俄国的政治过程》，莫斯科俄文1995年版，第239页。
[325] 该信全文见[俄]科罗特科夫等编：《克里姆林宫的私刑：政治局关于作家亚·索尔仁尼琴的秘密文件》，莫斯科俄文1994年版，第43—48页。
[326] 参见[俄]В．Н．别列佐夫斯基：《60年代至80年代前半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载《20世纪俄国历史：世界历史学家在争论》，莫斯科俄文1994年版，第618页。
[327] “萨姆”在俄语中是“自己”的意思。
[328] [苏]安·萨哈罗夫：《忧虑与希望》，莫斯科俄文1991年版，第13页。
[329] 同上书，第13—14页。
[330] [苏]罗·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第84页。
[331] 一般都称作《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但在最近公布的该信原件上看到的收信人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即勃列日涅夫）。
[332] [俄]科罗特科夫等编：《克里姆林宫的私刑：政治局关于作家亚·索尔仁尼琴的秘密文件等》，莫斯科俄文1994年版，第280页。
[333] 同上书，第279页。
[334] 安·萨哈罗夫：《忧虑与希望》，第71—72页。
[335] 即索尔仁尼琴1973年9月给勃列日涅夫的信。
[336] [苏]罗·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意见者》，第75—76页。
[337] [俄]В．В．茹拉夫廖夫等主编：《政权与反对派：20世纪俄国的政治进程》，第267页。
[338] “塔姆”在俄语中是“那边”的意思。
[339] [苏]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
[340] 同上书，第32页。
[341] 参见[俄]В．В．茹拉夫廖夫等主编：《政权与反对派：20世纪俄国的政治进程》，第258页。
[342] 参见[美]罗·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343] 《时事纪要》，第22期（1971年），第17—20页，转引自[俄]В．В．茹拉夫廖夫等主编：《政权与反对派：20世纪俄国的政治进程》，第259页。
[344] 参见[苏]Е．瓦金：《持不同政见者的都灵聚会》，载[苏]《国外》1978年第3—4期，第27页。
[345] [苏]安·西尼亚夫斯基：《个人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体会》，载[苏]《青春》1989年第5期，第90页。
[346] 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89页。
[347] 沈志华、于沛等：《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至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第645页。
[348] 转引自《政权与反对派》，第238页。
[349] 参见[俄]Р．Г．皮霍亚：《1945—1991年苏联政权史》，莫斯科俄文1998年版，第351页。
[350] [苏]《苏维埃俄罗斯报》1970年2月28日。
[351] 米·阿·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卫军》发表于1925年，由于书中对白卫军官表示同情而受到官方的批评。次年该书被改编为剧本（名为《土尔宾一家的命运》）上演，但不久被禁演。此后写的作品大都以反映苏联社会的阴暗面为特色，因而被禁止发表或演出。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的一些作品才开始得以出版。
[352] 参见夏忠宪：《原苏联“宗教热”动因探析》，载《世界宗教资料》1993年第2期。
[353] 参见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第123页。
[354]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
[355]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180页。
[356] [俄]瓦连达：《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俄]《近现代史》1993年第3期，第169页。
[357] [俄]Р．比霍亚：《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事件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材料》，[俄]《近现代史》1995年第1期，第36页。
[358] [美]马克·佳瑞松、阿波特·吉尼松：《共同的缓和·苏美关系50年》，波士顿，1985年，第99页。
[359] 《冷战时期苏联外交政策1945—1985》，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339、341页。
[360] 《苏联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史》，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361] [美]马克·佳瑞松、阿波特·吉里松：《共同的缓和》，波士顿1985年，第102—103页。
[362] 罗马尼亚《火花报》1964年4月26日。
[363] 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页。
[364]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与华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365] [美]托马斯·沃尔夫：《苏联霸权与欧洲1945—1970》，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34、479页。
[366] [苏]《真理报》1968年7月11日。
[367] [俄]Р．比霍亚：《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材料》，《近现代史》1995年第1期，第42页。
[368] 《离开真理哪里也不去：关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新材料》，[俄]《肯塔弗尔》1993年第4期，第86页。
[369] 《杜布切克回忆1968—1969年》，《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63页。
[370] 张文武、赵乃斌、孙祖荫主编：《东欧概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页。
[371] 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
[372]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0页。
[373] 周懋庸编著：《从红色“帝后”到天涯孤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374] 同上。
[375] А．А．巴达波夫：《80年代民德的危机和德国的统一》，[俄]《近现代史》1991年第5期，第135页。
[376] 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1972—1979年世界军事开支与武器转让》，美国政府印刷局1982年版。
[377]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2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378] [波]雅努什·罗利茨基：《中断的十年——盖莱克答记者问》，第220页。
[379] [日]不破哲三：《斯大林与大国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107页。
[380] [苏]《真理报》1980年12月11日。
[381] 《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与华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
[382] [日]不破哲三：《斯大林与大国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383] [苏]《真理报》1968年9月26日。
[384] 《勃列日涅夫言论集·第四集·1968》，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6页。
[385]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7页。
[386] [俄]阿纳托·多勃雷宁：《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387] [美]罗伯特·唐纳森：《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286页。
[388] 《苏联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1945—1985》，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
[389] 《苏联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1945—1985》，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页。
[390] [美]詹姆斯·姆·戈德格尔：《领袖风格与苏联政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
[391] 《苏联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1945—1985》，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427页。
[392] [美]罗伯特·唐纳森：《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4—45、393页。
[393] V.G.斯皮林：《美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现实》，《美国：政治、经济、思想意识》1971年8月（第八期），第33页。
[394] [美]罗伯特·唐纳森：《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395] 《俄罗斯总统档案馆：1979—1980年苏联领导层关于阿富汗局势的文件》，[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3期。
[396] [俄]阿·阿·罗井洛夫：《苏联驻巴基斯坦大使笔记 1971—1974年》，[俄]《近现代史》1997年第1期。
[397] 《苏联外交部长爱·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共二十八大上的工作报告》，《真理报》1990年7月5日（当时1卢布兑换1.6美元）。
[398] 《离开真理哪里也不去·关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新材料》，[俄]《肯塔弗尔》1993年第4期，第89页。
[399] 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400] 果洪升主编：《中国和前苏联民族问题对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401] 赵常庆等著：《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7页。
[402]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35页。
[403] 苏联中央统计局编：《苏联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统计出版社1956年版，第60—78页。
[404]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苏共领导下的苏联文化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4页。
[405]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卷，俄文版，第415页。
[406] 《苏共领导下的苏联文化革命》，第71页。
[407] 《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66页。
[408] 同上书，第4、36页。
[409] 《哈萨克斯坦古代史和近代史教科书》，阿拉木图1992年版，第120页。
[410] 参见《土库曼斯坦科学院通报》1962年第3期，第17页。
[411] 参见赵常庆等著：《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412]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第352页。
[41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下册），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865页。
[414] 参见《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28—429页。
[415] 参见《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38页。
[416] 参见《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417]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787页。
[418]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
[419] [苏]《真理报》1957年2月12日。
[420] [苏]《东方真理报》1967年9月8日，转引自《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87页。
[421]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页。
[422] 《赫鲁晓夫言论》第5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95页。
[423]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197页。
[424] 果洪升主编：《中国与前苏联民族问题对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97页。
[425] 赫鲁晓夫1959年6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426] 《中国与前苏联民族问题对比研究》，第98—99页。
[427]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61—162页。
[428] 苏联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编：《苏联人口流动的社会因素与特点》，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俄文版，第78页。
[429] [美]迈克尔·刘：《俄国在中亚》，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59页。
[430] 《苏联人口流动的生活因素与特点》，第94页。
[431] 见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苏联当代民族进程》，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俄文版，第98页；《1922—1982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纪念刊）》，第36—37页。
[432] 《苏联当代民族进程》，第99—100页。
[433] [苏]《苏共历史问题》1990年第3期，第96页。
[434] [苏]哈纳扎罗夫：《苏联民族语言问题的解决》，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82年俄文版，第160页。
[435] 《苏维埃各民族的社会文化面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0年俄文版，第305页。
[436] 《苏联民族语言的解决》，第196页。
[437] [苏]《苏共历史问题》1990年第3期，第97页。
[438] 《苏联民族语言问题的解决》，第176页。
[439] [苏]《苏联历史问题》1990年第3期，第97页。
[440] 《苏联当代民族进程》，第310页。
[441] [苏]《苏联社会科学文摘》（科学共产主义类）1988年第5期，第113—114页。
[442] [苏]《政治教育》1989年第5期，第18页。
[443] 参见[苏]《苏俄报》1989年8月22日。
[444] 《苏联迫切的民族问题》，原载美“兰德公司”1977年9月编号为R-2172-AF的研究报告，译文见《苏联问题译丛》第7辑（1981年出版），第23页。
[445] 《苏联迫切的民族问题》，原载美“兰德公司”1977年9月编号为R-2172-AF的研究报告，译文见《苏联问题译丛》第7辑（1981年出版），第42页。
[446]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539页。
[447] 同上书，第7卷，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585页。
[448] 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328页；第4卷，第364页。
[449] 《1982年苏联与加盟共和国》，第80、185页；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委员会编：《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70年》，阿拉木图，1990年，第9页。
[450] 《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70年》，第4页。
[451] 《1922—1982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纪念刊）》，第44页。
[452] 《1922—1982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纪念刊）》，第126页。
[453] 《苏联当代民族进程》，第346页。
[454] 《1922—1982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纪念刊）》，第80页。
[455]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69—72页。
[456] 索洛图金：《在通向无阶级社会的道路上》，载《苏联周报》1981年10月10日。
[457]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00页。
[458] 《1922—1982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纪念刊）》，第30页。
[459] 同上书，第9页。
[460] 同上书，第45页。
[461] 参见阿伊托夫等著：《苏联社会结构发展的管理》，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8年俄文版，第155页。
[462] 《1922—1982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纪念刊）》，第12—13页。
[463]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8—89、103页。
[464]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
[465] 同上书，第203页。
[466]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页。
[467] 同上书，第254页。
[468] 同上书，第299、303页。
[469] 同上书，第343页。
[470] 《斯大林文选》，第88页。
[471] [苏]《哲学问题》1988年第9期关于“苏联民族问题”圆桌会议发言，译文见《苏联学术界讨论国内民族问题》一文，载《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10期，第76页。
[472] [西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21页。
[473] [法]埃莱娜·卡·唐科斯：《分崩离析的帝国》，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474]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250页。
[475] 同上书，第295页。
[476] 同上书，376页。
[477] 同上书，第251页。
[478]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250页。
[479] 《真理报》1957年8月28日。
[480] 《真理报》1971年3月21日。
[481] [苏]《共产党人》1972年第8期。
[482] 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70页。
[483]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4页。
[484]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384页。
[485] 《分崩离析的帝国》，第29页。
[486]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317页。
[487] 同上书，第384页。
[488] 同上书，第331页。
[489]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
[490] [美]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491] 杰弗里·霍斯金格：《1917-1991年苏联史》，第439页。
[492] 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493] 《世界概况》，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3页。
[494] 罗·麦德维杰夫主编：《政治日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495]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336页。
[496] 同上书，第436页。
[497] 伊凡·麦斯特连柯：《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页。
[498] 同上书，第202页。
[499] 《分崩离析的帝国》，第21页。
[500] 柯雄编：《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记事》（1953—197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578页。
[501] 参见杰弗里·霍斯金格：《1917—1991年苏联史》，莫斯科，瓦格里乌斯出版社1994年版，第438—439页。
[502] 《苏联问题译丛》第7辑，第40页。
[503] К．柳巴尔斯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社会基础和规模》，载《苏联问题译丛》第6辑，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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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