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民族关系理论问题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族关系理论。然而，历史表明，这些民族理论不少是错误的，对尔后苏联民族关系复杂化起了负面的影响。
一 “民族问题解决”论
对本国民族关系状况的基本判断，首先是实践问题，因为这涉及政策的制定，同时也具有理论意义，这体现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关系。
对民族关系的基本评价 对于苏联民族关系的基本状况，斯大林曾经作出过具有结论性的评价。1936年11月，他在全苏苏维埃第十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断言苏联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对附属于该社会制度下的民族关系的看法是，在苏联“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经消灭”，苏联各民族“中间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经消失……建立了各族人民在统一的联盟国家体系中真正兄弟合作的关系”。他甚至说，多民族苏联的巩固“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洲的任何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都比不上的”。“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所以，谈不到民族的权利会受到损害。” [463] 1952年10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认为，“苏联各民族在实际平等的基础上以一种坚固的友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苏联“已成为全世界真正民族平等与合作的榜样和典范”。 [464]
赫鲁晓夫执政后批判了斯大林迫迁民族等做法，并先后为一些被迫迁的民族平了反。然而他对苏联民族关系的评价也与斯大林大同小异。1957年1月，他在乌兹别克为祝贺该共和国荣获列宁勋章而发表的演讲中说：“在乌兹别克共和国，也像在我们的其他所有苏维埃共和国一样，苏联许多民族的代表在友好地生活着和工作着。现在我们没有资产阶级政治家心目中的那种民族问题。” [465] 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在所作的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中明确表示，“党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关心的，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直至现在仍然是尖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即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并声称“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 [466] 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在谈到苏联民族关系的状况时这样写道：“在各苏维埃共和国里属于许多民族的人们共同生活着，和谐地劳动着。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失去原来的意义，因为所有的民族都是平等的，它们的生活都建立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各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同等的满足。” [467]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对苏联民族关系状况的评价更为乐观。1972年，苏共中央关于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的决议认为，苏共正确地解决了苏联的民族问题，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像在我们兄弟联盟中一贯体现的，在几十个大小民族关系中，利益和目标、意志和行动是那么牢不可破的一致，精神上是那样相互信任和互相关怀”，在苏联已经形成“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一致”、“意识形态一致”、“工人阶级利益和共产主义理想一致”的“各族人民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 [468] 同年1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上宣称，“过去遗留给我们的那种状况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469]
作出上述判断的原因 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尽管对国内许多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但对民族关系现状的评价却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存在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由以下几点原因所决定的：
第一，苏联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又是联邦制国家，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民族问题都是困扰该国的重要问题之一。民族问题是涉及能否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他们作为国家领导人在评价本人工作成果时不能不对民族关系状况作出乐观的评价，以显示其治理国家的成绩。同时，也有借此来鼓励各民族加强团结的意图。
第二，基于现实变化之上。如上所述，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60年间，苏联各民族确实有所发展，民族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在苏联发展变化的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变化还要大一些。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政策相对宽松，各加盟共和国民族干部和民族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形成，工农业生产形成一定规模，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有所缩小，因此，苏联领导人在看到民族地区变化和夸大已经取得的成绩的情况下得出上述看法。
第三，混淆了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关系。斯大林认为在苏联“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剥削制度已被消灭”，因此，“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多民族国家的试验是完全成功了”。 [470] 这种看法实际上把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等同起来。1936年斯大林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化作出了已经“没有剥削阶级”的结论。不管此说是否成立，这并不意味着民族问题会随之消灭。因为民族问题除具有表现为阶级对抗的一面之外，大量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种问题并不能因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随之消失。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产生许多新的民族问题。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舆论多元化后披露的诸多事实本身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第四，与苏联领导人对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斯大林于1936年认为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自然，在这种制度下根本谈不到民族权利会受到损害。1961年，赫鲁晓夫认为“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我们最近的明天”，他甚至认为苏联将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并讲出“这一代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惊人之语。既然，苏联已快进入共产主义，那么民族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勃列日涅夫尽管将苏联的发展阶段从共产主义退到“发达社会主义”，但作为发达社会主义的内涵之一的民族问题也应该“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对“苏联民族问题已经解决”观点的评价 对于“苏联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的观点，苏联学者在当时是不能言“不”的，但不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看法。在戈尔巴乔夫推行舆论多元化的年代，即使过去一贯追随苏共的学者也讲出了自己的真实看法：“从30年代开始流行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完全解决的简单化说法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 [471]
至于西方学者，他们则直言不讳，明确指出苏联民族问题远未解决。1975年，西德学者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并不认为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相反他认为苏联存在分裂的可能性。他引证美国学者罗伯特·康奎斯特的话说：“在全世界出现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会在苏联日益高涨起来。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干部可能力图扩大他们的权力，也许可能引起事实上或者形式上脱离苏联，这在莫斯科中央领导遭到削减或者分裂的情况下不是不可能的”，“在观察苏联的未来时，必须估计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斯大林的旧帝国可能按这样的或类似的方式分崩离析”。 [472] 另一位西方苏联问题专家埃莱娜·卡·唐科斯在1978年也认为，苏联不是“消除了一切差别的完全统一的大家庭”，苏联“大小不同、情况各异的民族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与中央政权发生了明显的危机”。 [473]
“民族问题解决”论的消极后果 苏联在“超越阶段”理论指导下作出的“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的错误论断导致出现许多消极后果。
首先，对民族形势的上述判断直接影响到民族政策的制定，使民族政策具有“左”的性质。由于否认本国存在民族问题，苏联当局也就不会认真分析各地区实际上存在的民族问题，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和表现制定目标明确的民族政策，而是从否认存在民族问题这一前提出发，发布一系列不切合实际的指示。这导致把一些本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提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对民族的合理要求视为洪水猛兽，结果非但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反而使民族问题或激化或压制下来，形成积怨。
其次，在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思想的指导下，对民族形势作出的错误判断，导致苏联当局作出许多人为加速同化的决定。例如，以行政方式大力推广俄语，鼓励异族通婚，通过提倡“国际主义化”实际上是大俄罗斯化阻碍民族文化的发展等等。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力宣传苏联已形成了“人们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理论亦属于这一类。这类政策的实质在于忽视民族文化的差异，企图通过人为手段加速消除民族文化之间的差距，尽快达到民族统一的目标。
第三，对形势的错误判断还导致苏共领导忽视了苏联国内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世界形势变化而导致的日益增长的民族自我意识问题。民族自我意识是民族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部分之一。在某种情况下，特别是在民族政策失误时，它可能转化为民族主义，成为破坏民族团结的动力。
在上节中已简要介绍了苏联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已不同于20世纪20—30年代。各民族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城市化趋势发展很快，社会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再用老办法治理已不灵验。同时，随着民族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他们对保留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期望值也在增强。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与苏联当局长期推行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些做法发生碰撞，这是苏联民族关系日渐紧张的原因之一。
二 关于“人们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理论
如果说“民族问题解决”论在斯大林时期已出现端倪，那么，关于“人们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命题则始于赫鲁晓夫时期，经勃列日涅夫时期大肆宣扬，遂成为苏联民族关系主要理论之一。
命题的推出 该命题是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首先提出来的。他在对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他们有共同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共同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共同的社会阶级结构，共同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目标——建立共产主义，在精神面貌上，在心理上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474] 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上再次提到这一命题。勃列日涅夫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形成了人们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 [475]
此后，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以及苏共二十六大报告中都提到该命题。1977年苏联通过的新宪法正式载入这一命题，其具体提法为：“这个社会有成熟的社会关系，在所有阶级和社会阶层接近，一切民族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平等以及他们兄弟合作的基础上，产生了人们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 [476] 苏联以基本法形式肯定了这一命题，说明苏联当局相当重视这一民族理论，并认为它是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理论的基本内容 该理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政治方面强调，苏联各民族拥有共同的祖国、共同的社会阶级结构、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奋斗目标。经济方面强调，苏联经济是一个整体，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是苏联统一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拥有共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有共同的经济利益，通过综合发展和专业分工，使苏联各大小民族达到繁荣和接近，共同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文化方面强调，苏联已形成统一文化，这种文化没有民族界限。作为文化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俄语已成为各大小民族的共同交际语。民族方面强调，各民族已形成共同的传统、观点和生活经验，拥有共同的历史使命。
推出该命题的原因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一命题？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与赫鲁晓夫对当时苏联所处的历史阶段评价有关。众所周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了苏联已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甚至认为20年内基本实现共产主义。与此有关，赫鲁晓夫认为，“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建设，是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477] 这个阶段的标志即为“苏联形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 [478] 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的庸俗理解，必然带来他对民族关系现状评价的夸大，因为既然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如果民族尚不一致，尚未融合成一个整体，自然说不过去。“苏联人民”命题的提出则可认为是从民族关系角度对共产主义即将到来说法的配合。
第二，建立在夸大事实基础之上。赫鲁晓夫提出该命题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到1961年赫鲁晓夫提出该命题时苏联已经走过将近40个年头。到1972年勃列日涅夫大谈这个命题时，已度过50个年头。此间苏联各民族地区确实有接近的一面。这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得以提出和宣扬这一命题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问题在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皆夸大了苏联民族工作成绩的一面，忽视了各民族还存在很大差别的一面。这就使该命题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撑，经不起历史的考验。
第三，受一些国家实践的启示。在美国、瑞士等多民族组成的联邦制国家中，其公民皆以“美国人”、“瑞士人”称谓，而不突出其民族成分。在这样的国家中，民族问题虽然也存在，但较少发生国家分裂问题。苏联领导人也希望借鉴世界经验，用“苏联人民”的称谓来取代各民族的提法，以形成各大小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巩固苏联的统一。
对该命题的评价 对该命题苏联国内和外国学者的看法有较大的不同。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民族学界一片赞扬声。而国外一些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则不以为然，指出这一提法的牵强性。法国学者埃·唐斯科指出：“苏联并不是一个消除了一切差别的完全统一的大家庭，各民族对自己领土和文化的感情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这些危机还证明，所谓的‘苏联人民’仍然是各民族的集合体。”“集合体”与“共同体”只是一词之差，反映了国外学者与苏联领导人对民族关系状况评价上的原则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反思苏联民族政策时，苏联学者并没有笼统地反对这一提法，只是指出它有些脱离苏联实际。不过，历史已经证明，各共和国之间并没有形成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基础，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要求脱离苏联的事件发生。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即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要不要形成一个可以团结各族人民，为各族人民所认同的凝聚理论？为什么在美国、瑞士和更多的国家把生活在国内的各族人称作美国人、瑞士人或某国人，而苏联却行不通？这与苏联形成的历史和原有的民族理论有关。
苏联是在原沙俄基础上形成的，许多民族地区原为沙俄的殖民地。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各独立共和国以联邦制原则组建了苏联。而这种联邦制则是以民族为特征的。苏联政府长期关注民族问题，使“民族”的概念深入人心。因此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几乎无处不突出“民族”特征，甚至连日常生活也离不开。正是长期强调和突出“民族”，导致民族意识的滋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宣传已形成了统一的“人们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似有取消“民族”之意，产生了“人为加速同化”之嫌。因此，这个命题也是苏联当局急于求成思想的产物。一般来说，在人类发展史上多民族国家需要有一个能够凝聚各族人民的理论。如果该理论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国情，则会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相反，如果它脱离实际，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其结果也会欲速则不达。“苏联人民”论基本上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