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族危机的全面爆发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苏联共有大小100多个民族，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几十年来，苏联党和政府领导苏联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苏联在民族理论和实践中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但是，毋庸置疑，苏联在民族理论和实践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特别是高度集权体制下联邦制的严重扭曲、变形，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泛滥，非俄罗斯少数民族权利遭到破坏，使得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积累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
总的来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平和的，联邦制国家基本上是稳定的。假如苏联领导人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些矛盾同其他领域的矛盾一样是可以被克服的。但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改革“新思维”之后，苏联民族矛盾迅速公开化，民族冲突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民族主义势力恶性膨胀。来势汹涌的苏联国内民族危机和经济、政治、社会及国际环境恶化等因素互为影响，推波助澜，形成冲天巨浪，最终导致统一的联盟国家土崩瓦解。民族危机成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下面将具体展示民族矛盾发展的过程。
一 一系列民族冲突事件的爆发及其影响
1．阿拉木图事件
起因于哈萨克共和国第一领导人的人事变动。哈萨克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自勃列日涅夫时代起长期担任哈萨克共和国最高领导职务，是勃列日涅夫的心腹。出于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戈尔巴乔夫决定撤掉库纳耶夫的职务。1986年12月1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但并未通知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库纳耶夫。在事先没有和哈萨克加盟共和国中央通气的情况下，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由俄罗斯族人根纳基·科尔宾接替库纳耶夫就任哈共党中央第一书记。在此之前，科尔宾与哈萨克加盟共和国没有任何联系。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市的群众知道此事后，开始出现不稳定迹象。上午，几百人（主要是青年学生）聚集在共和国党中央总部大楼前的广场上进行示威，人群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手势语言，要求和共和国领导人对话。科尔宾要求库纳耶夫向学生和群众讲话，但被拒绝。后来，共和国党中央其他几位书记，包括纳扎尔巴耶夫被派去与群众对话，但并未平息事态。12月17日和18日，事态进一步扩大，几千人上街示威游行，反对派俄罗斯人来领导哈萨克人。部分人焚烧汽车，捣毁商店，破坏建筑物。最后，政府下令采取强制措施平息骚乱，逮捕大批示威群众，并造成人员伤亡，1000多名学生被开除。由于阿拉木图市的监狱根本无法容纳这么多被捕群众，许多人被遣送到四五十公里以外的荒芜大草原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阿拉木图事件。
2．克里米亚鞑靼人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大林曾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将十几个小民族从原居住地强行迁移至苏联西伯利亚、远东和中亚地区。鞑靼人就是其中一支。卫国战争之前，靼鞑人一直居住在克里米亚半岛，并有自己的自治实体——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克里米亚鞑靼自治共和国。德国入侵苏联并占领克里米亚后，部分克里米亚鞑靼人（约2万人，占克里米亚鞑靼人口的10%）曾在当地驻扎的德军部队中供职。1944年5月11日，克里米亚解放之后，苏联国防委员会在惩治战犯的同时，于5月18日作出了把全体鞑靼人迁出克里米亚半岛并撤销克里米亚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决定。当时，共有191088名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运往中亚和西伯利亚，其中迁入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最多，总共约为15.4万余人。 [282] 1987年七八月间，克里米亚鞑靼人多次在中亚地区举行集会、静坐。数百人甚至来到莫斯科红场请愿，要求苏联当局允许他们返回克里米亚，重建自治共和国。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克里米亚鞑靼人问题。
3．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活动
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的独立活动是以恢复历史真相、宣布把三国并入苏联是“非法的”为突破口的。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年9月28日又签订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并分别附有关于双方在东欧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补充协议书。据此，1940年6月，苏联派军队进入波罗的海三国。同年8月3日、5日和6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先后加入苏联。这段历史给波罗的海人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加之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种种失误，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末在三国农业集体化中种种过激的做法，严重伤害了三国人民的感情，从而使得这三个国家民族意识一直很强，民族主义分子及其组织的活动从未停止过。据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仅在立陶宛就有民族主义性质的地下刊物14—15种。 [283]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随着“民主化”、“公开性”的推行，政治控制的放松，三国的民族独立意识迅速被调动了起来。各种民族主义组织要求恢复历史真相的呼声日趋高涨，不断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和群众集会，要求脱离苏联，恢复独立。1987年8月23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48周年纪念日，三国组织了由1000多人参加的抗议示威活动。苏联当局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之制止。之后，三国分别于1988年6月和10月成立了正式组织人民阵线（立陶宛叫“争取改革运动”），开始有计划地组织领导活动，使得三国的抗议活动规模迅速扩大，要求独立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比如，爱沙尼亚一个民族独立小组曾制定了一个今后三年的活动计划和目标。其中包括恢复爱沙尼亚被苏联吞并的“历史真相”、公布镇压爱沙尼亚人的种种行径、恢复爱沙尼亚民族语言以及爱沙尼亚民族在共和国中的“主导地位”、保护环境、以自由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保证人权、只在爱沙尼亚境内服兵役、多名候选人竞选、重新在海外设立爱沙尼亚外交机构、把爱沙尼亚原来的独立日定为国庆日等等。尽管计划的起草者堂而皇之地声称，其目的是“在现行体制下维护爱沙尼亚人的利益，其活动所起的作用相当于爱沙尼亚共产党的一个民族反对党”，但其最终的政治目标已不言自明。小杰克·F.马特洛克这样写道：“这项声明清楚地表明，其最终目的是恢复爱沙尼亚的独立。” [284] 1988年波罗的海三国的游行示威的规模不断扩大，人数达几万人。迅速蔓延的独立浪潮在1989年达到了顶峰。拉脱维亚首先发难，于1989年7月29日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紧接着，8月22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1939年苏德秘密协议无效。8月23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之际，波罗的海三国居民联合举行了“波罗的海之路”抗议活动。200多万人手拉手组成600多公里的人链，把三个共和国的主要城市连在一起，抗议苏联当年吞并三国。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宣布该党脱离苏共而独立。1990年3月11日和30日，立陶宛、爱沙尼亚分别宣布独立。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浪潮犹如决堤之洪水，来势凶猛，势不可挡。
4．纳卡冲突
从1988年初开始，苏联外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为争夺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归属权爆发冲突（简称“纳卡冲突”）。纳卡冲突标志着苏联境内大规模民族冲突的开始，苏联民族问题进一步趋于复杂化。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位于苏联西南部的外高加索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面积4400平方公里，人口18万，其中77.5%的居民为亚美尼亚族，但不与亚美尼亚接壤。1920年11月30日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之后，该地区属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但不久阿塞拜疆领导人即要求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重新研究纳卡地区的归属问题。1921年7月4日，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作出决定，该地区仍归属亚美尼亚共和国。但第二天，俄共（布）高加索局在斯大林的建议下又改变了这一决定，正式把纳卡地区划归阿塞拜疆，理由是为了更快地发展社会经济，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于1923年7月7日成立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然而，纳卡地区在划归阿塞拜疆的几十年里，不仅经济发展缓慢，而且亚美尼亚族的各种权利也得不到保障，甚至遭到侵害。如纳卡自治州人均基本建设投资额在阿塞拜疆各地区最少。亚美尼亚人不能学习本民族的历史，亚美尼亚的图书出版受到限制。甚至纳卡自治州同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文化联系也要受到阿塞拜疆主管部门的审查。上述做法严重地伤害了亚美尼亚人的民族权利和尊严。日积月累的民族矛盾终于在“民主化”、“公开性”的适当时机得到了倾泻并迅速爆发了出来。1988年2月11日，纳卡自治州首府斯捷潘纳克特市出现传单、呼吁书和公开信，要求把纳卡自治州划归亚美尼亚共和国。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纳卡州的各大、中学开始停课，群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2月20日，纳卡州苏维埃通过决议，要求将纳卡自治州并入亚美尼亚。但这一决议被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所否定。于是，纳卡州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一冲突很快发展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之间的冲突。特别是1989年底到1991年初，纳卡冲突达到白热化，双方甚至动用了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在纳卡州、巴库和两个共和国交界的地方战斗尤为激烈。纳卡冲突实际上演变成为一场局部性的战争。这场冲突成为阿亚两个共和国、苏联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小杰克·F.马特洛克这样写道：“1989年11月，我访问了埃里温和巴库。很明显，两个城市的局势非常紧张。亚美尼亚虽然仍处在一年前的毁灭性大地震所造成的混乱之中，但公众似乎更加关注生活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亚美尼亚人的命运。” [285] 至苏联解体前夕，已有800多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几千人受伤，纳卡州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毁，田园荒芜，阿亚两国几十万人沦为难民，流落他乡，这场冲突仍在继续。
5．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事件和南奥塞梯冲突
（1）第比利斯事件
1989年3月中旬，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村镇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本共和国脱离格鲁吉亚而成为单独的加盟共和国。消息传出，在格鲁吉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遭到格鲁吉亚人和共和国领导的坚决反对。从4月初开始，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不断发生群众集会和示威，反对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独立。游行示威不断，规模逐渐扩大并出现了骚乱。共和国派军队和警察维持秩序，但这不仅未能有效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反而使事态变得更加复杂化。部分示威群众开始表示对共和国政府和领导人的不满，民族主义分子和激进分子则号召群众起来罢工罢课，并提出要共和国领导人辞职、格鲁吉亚退出苏联成为独立国家的主张。这表明，事态已经由初期的格鲁吉亚人和阿布哈兹人的矛盾演变成为格鲁吉亚人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的民族骚乱。4月8日夜至9日凌晨，示威群众和军警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造成1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第比利斯事件。
（2）南奥塞梯冲突
南奥塞梯冲突始于1990年。1990年10月，以加姆萨胡尔季阿为首的推行反共政策和大格鲁吉亚民族沙文主义的政治联盟“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简称“圆桌会议”）在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击败格鲁吉亚共产党而当政。“圆桌会议”领导人一上台就大肆推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策，煽动民族对立和仇视情绪。格鲁吉亚的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大造舆论，鼓吹取消南奥塞梯自治州。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甚至组织数万人开着大卡车前往南奥塞梯自治州首府茨欣瓦利市集会，要求取消该自治州。
在这种形势下，南奥塞梯和格鲁吉亚的矛盾迅速激化。1990年9月20日，南奥塞梯自治州苏维埃宣布脱离格鲁吉亚，成立南奥塞梯苏维埃民主共和国，并要求与俄罗斯合并。第二天，即9月21日，格鲁吉亚当局宣布这一决定无效。于是，南奥塞梯和格鲁吉亚当局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之中。12月9日，南奥塞梯自治州71%的选民（主要是奥塞梯人）参加了选举“南奥塞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投票。格鲁吉亚当局当天即作出强烈反应，宣布此次选举违反格鲁吉亚宪法，被视为无效，并派部队进驻南奥塞梯自治州的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12月11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作出撤销南奥塞梯自治州行政建制的决定，13日又宣布在该自治州首府茨欣瓦利市实行紧急状态和宵禁。南奥塞梯自治州与格鲁吉亚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由此拉开了序幕。自1991年1月5日双方爆发武装冲突到10月初，南奥塞梯方面有200多人丧生，400多人受伤，格鲁吉亚方面也有大量伤亡。此外，还有8.5万南奥塞梯人和居住在南奥塞梯自治州的格鲁吉亚人被迫逃离家园，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
6．中亚地区的民族冲突
1989年以来苏联中亚地区连续爆发多起民族冲突事件，既有中亚地区当地民族居民之间的械斗，也有中亚地区当地居民同外来民族居民之间的冲突，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损失。其中影响较大的冲突有：（1）乌兹别克境内乌兹别克人同梅斯赫特土耳其族人的大规模冲突。1989年6月3日至5日，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地区的乌兹别克人和梅斯赫特土耳其人（卫国战争期间由格鲁吉亚南部迁移到中亚）因草莓价格而导致两族居民相互殴斗，造成50多人死亡。苏联内务部队虽然采取了紧急措施，维持秩序并实行宵禁，但并未有效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在随后的日子里，冲突仍然不断，最后，费尔干纳州的1万多名梅斯赫特土耳其族人被迫紧急迁往俄罗斯中部地区。（2）1989年6月中旬，哈萨克的新乌津市数千名哈萨克族人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要求从高加索地区迁移来的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列兹根人等离开该市。（3）1989年7月中旬，在塔吉克和吉尔吉斯边境地区发生了两族农民的械斗、冲突。（4）1990年6月，吉尔吉斯奥什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因建房用地发生大规模械斗，造成数百人伤亡。
7．摩尔多瓦各民族的语言之争
摩尔多瓦因历史等原因，民族成分复杂，语言主要分为三大语系：罗曼语系（摩尔多瓦人）、斯拉夫语系（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保加利亚人）、突厥语系（加告兹人）。从1989年开始，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围绕“确认摩尔多瓦语为国语地位问题”，摩族和其他民族的矛盾、冲突日益激烈。1989年8月，摩尔多瓦共和国100多家企业的非摩族工人举行了为期三周的大罢工，抗议正在制定的关于恢复摩尔多瓦语为国语的法律草案，认为这一法律草案只是向当地摩族居民提供了特权而忽视了操俄语的多数居民的权益。与此同时，8月27日，摩尔多瓦人民阵线召集30万人的大游行，要求通过语言法，并喊出“不要俄语”，“俄罗斯人滚出去”等口号。最后，当局被迫采取折中手法，8月31日，摩最高苏维埃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把摩尔多瓦语定为国语，指定俄语为“族际交流语言”。在议会里，代表们交叉使用摩尔多瓦语和俄语，并为那些双语不熟练的议员准备同声翻译耳机。然而，这一宪法修正案并未平息国内的民族冲突。摩尔多瓦的非摩族居民依然举行罢工、游行，抗议降低俄语的地位和作用。9月4日，摩尔多瓦近200家企业和组织通过了继续罢工的决定。同时，摩族居民也把矛盾由语言问题扩展到了历史问题。他们要求重新评价德涅斯特河左岸并入俄国、比萨拉比亚被苏联夺回等历史事件，要求谴责1941年和1949年对摩族居民的强行迁徙，要求恢复使用并入苏联以前的国旗。甚至有人提出摩尔多瓦应脱离苏联，并入罗马尼亚。面对不断加剧的政治冲突，1989年11月11日，摩当局被迫决定在首都基什尼奥夫实行紧急措施，未经特许，禁止举行群众集会、示威和游行等活动。但是，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却对此置之不理，民族冲突、示威、游行不断。摩尔多瓦人民阵线的一些成员在游行示威中还要求苏军撤走并将摩尔多瓦同罗马尼亚合并。面对这种局面，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被迫于1990年1月31日决定：半年内在摩境内禁止任何会引起族际纠纷的政治行动。然而，这一决定并未奏效，民族矛盾继续激化。1990年8月，加告兹人宣布成立“加告兹共和国”。这一行动立即遭到摩尔多瓦当局和摩尔多瓦族人的坚决反对。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当即宣布这是明显的违宪行为。然而，加告兹人却自行其是，宣布于10月26日选举加告兹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随即组织数千人的志愿部队并出动警察开赴加告兹地区，企图封锁投票站，阻止选举活动。摩共和国总统斯涅古尔也亲临现场做说服工作。但加告兹人却寸步不让，发誓要顶住任何阻止选举的企图。摩尔多瓦政府不得不于10月26日宣布在南部主要为加告兹人居住的伍尔卡涅特希、科姆拉特、恰德尔—卢恩格三州实施紧急状态。随后，苏联政府又于10月28日派出内务部队前去维持秩序。
就在加告兹宣布成立共和国不久，居住在德涅斯特河左岸的讲俄语的居民（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因对将摩尔多瓦语定为国语并对摩人民阵线提出将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合并等主张不满，于9月2日宣布成立“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摩尔多瓦议会立即宣布此举违宪并宣布在该地区实行紧急状态。但是，随后，联盟中央和摩尔多瓦共和国对这一问题的调解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主张同摩尔多瓦结成联邦，但摩尔多瓦当局则根本拒绝承认“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只同意在这里设立“自由经济区”，并取消了“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总统斯米尔诺夫及其他一些领导人的人民代表资格。双方立场观点相距甚远，僵持不下，只得兵戎相见，流血冲突时断时续。冲突的一方为摩尔多瓦政府武装，另一方为“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国民卫队。驻防德涅斯特河沿岸的苏联第14集团军，在这场冲突初期保持中立，但随着摩尔多瓦民族矛盾的不断尖锐化，逐步转向支持“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多次与摩尔多瓦政府军交火，并向“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提供武装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设备。苏联解体、独联体成立之后，第14集团军归属俄罗斯，于是，摩尔多瓦政府与“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矛盾逐渐转变为摩尔多瓦和俄罗斯围绕第14集团军回撤问题的较量与矛盾。
二 民族矛盾激化的原因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短短的几年里，在“民主化”、“公开性”等“新思维”思想的引导下，苏联积累了几十年的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被迅速诱发了出来。苏联境内大大小小的民族冲突此起彼伏、接连不断（15个加盟共和国都有发生）。这些民族冲突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数以万计的人在冲突中伤亡，几十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
造成上述民族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历史原因
（1）离心力和向心力的斗争。俄罗斯学者布洛夫指出：在俄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导向国家统一的向心力和导向分裂、独立的离心力两种趋势的斗争。许多民族，如波兰、高加索、中亚等地用武力反对俄国的占领是离心力的一种表现，而一些民族，从格鲁吉亚到巴什基尔人自愿加入俄国又是向心力的直接表现。在苏联时期，由于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控制，各民族团结的向心力强于离心力，或者说离心趋势被暂时压制下去。但一有适当的气候离心趋势是会发展起来的。这就取决于中央的领导艺术。
（2）民族区划原则和政治经济区域原则。早在19世纪，俄国十二月党人就提出俄罗斯不能以民族为基础作为国家区划的原则，必须在社会经济、民族宗教、政治行政长期形成的管理体制基础上以区域作为国家区划原则。他们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如果按照民族原则作行政政治区划，将会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随着20世纪初革命运动的发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俄国中央政权受到削弱，分立主义情绪增长，民族区划原则开始优于地域制的原则。十月革命后，列宁一方面提出了民族独立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同时又强调俄罗斯各民族自愿联合，建立统一的联邦制国家，比较好地解决了民族问题。但俄罗斯仍有学者认为由于对“民族独立乃至分立”的原则理解的不同为后来国家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3）大俄罗斯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的斗争。旧沙皇俄国“曾经是俄罗斯各民族的监狱”，大俄罗斯主义指导下的沙俄民族政策极其严重地压制了各少数民族。所以列宁在苏联成立之初即发表《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强调俄国各民族人民的完全平等，坚决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甚至认为“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 [286] 但同时列宁也反对主张民族分立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尽管苏联70年总的来看民族问题解决较好，但这两种思潮的斗争并未停息，尤其是大俄罗斯主义的表现。土库曼斯坦共和国总统尼亚佐夫对此深有体会，他说，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各民族、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不平等。“自1985年起我作为苏联最高领导成员之一，得以从领导层内部观察到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我的结论是，苏共奉行的是‘不平等，不公正，一些人损害另一些人利益’的民族政策。章程和口号虽然很漂亮，但实际执行却是另一回事。苏共政治局曾有专门决定，不得在苏联边界500公里范围内建设工业项目，所以苏联70年间没有在土库曼建设任何像样的工厂。1927年建设了惟一一座纺纱厂，但设备简陋，且只生产纱绽。卫国战争期间从内地搬来两家设备陈旧的工厂——一家石油加工厂和一家水泥厂，还有几家50—70人的服装作坊，称不上工厂。战后谁都不愿意在本共和国建设生产尿素的化肥厂，于是建在土库曼。这就是土库曼全部的工业。”“所有（俄罗斯以外的）加盟共和国都被排除在权力和管理机构之外，被排除在利润分配之外”，“难道不应从这里着手研究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吗？”
同时还存在分立主义的表现。俄罗斯学者认为这最集中体现在各地的民族官僚阶层身上。这批官僚约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其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显得特别明显。他们已变成一个由共同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在民族基础上行动的稳定的政治集团。正是他们成为贪赃枉法和为谋求私利而滥用权力的温床。他们在自己的自治区无视其他民族的权利，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按民族特征提供特权等畸形现象十分猖獗。如在哈萨克斯坦，在党和国家的机构中，哈萨克族占70%以上，尽管俄罗斯人占当地人口的大多数。
（4）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之下的“拉平”、“区域分工”的经济政策损害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民族的利益。一方面，在联盟中央区域分工协作、经济一体化政策指引下，许多经济落后的加盟共和国经济结构单一、畸形，成为俄罗斯等发达地区的原料供应地或初级产品的加工地，致使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低下，加深了它们对联盟国家的结构性依赖，同时也造成了它们的不满。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89年抱怨道：从哈萨克调出的物资70%以上是原料和半成品，由于价格过低，哈一直在吃亏。 [287] 乌兹别克棉花产量一直占全苏60%以上，但棉纺织品产量却不足3%。对此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1991年曾经这样埋怨道：“中央推行的政策一直在损害我们共和国的发展，首先受损害的就是共和国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这种政策使共和国沦为单纯的原料基地。联盟所有管理部门，只关心让共和国提供棉花等原料，把这个义务总是放在首位，而把困难统统留给这里贫穷的人民自己解决。为了解决联盟的棉花自给问题，我们共和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联盟许愿给我们的东西，最后都落空。结果在这里造成肉、奶等人民生活必需品靠外地供应的局面。” [288] 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中的种种“拉平”做法，即用行政命令手段强制性地“削平”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做法，使得联盟中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把其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给了其他加盟共和国，结果造成经济实力最强的俄罗斯的发展速度反而低于其他许多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低于波罗的海三国和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据统计，俄罗斯每年运往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产品价值要比输入的多300亿卢布。1988年，俄把全部利润的61%上缴中央，用于全苏及其他加盟共和国。另据统计，如果按照世界价值同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交换，俄每年至少可多收入250亿卢布。 [289] 1990年8月，当时身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公开叫嚷，俄罗斯“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700亿卢布从俄罗斯流失了。流到哪里去了呢？” [290] 俄罗斯民众中长期以来积累的“吃亏”、充当“奶牛”、“输血者”的意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终于爆发了出来，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经济上实行民族自立”为主要内容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俄罗斯的这一做法引起了连锁反应，各加盟共和国都不甘示弱，都认为自己是“吃亏者”、“牺牲者”。联盟中央成为罪魁祸首，众矢之的，大家把怨气都撒在联盟中央头上。
当然，必须承认，尽管存在以上种种矛盾，总的来说，由于共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纽带的联系，以及在对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上的共同利益，在苏联70年间民族矛盾并未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各民族仍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联系和交往仍是正常的。但如果不及时注意和消除这些矛盾，必然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和影响政治稳定，所以调整民族政策势在必行。
2．现实原因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民族政策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85年3月至1988年6月。其特点为忽视民族问题，看不到苏联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深刻的民族矛盾和正在孕育着的全面的民族危机。
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继续重复在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的论调。他说：“民族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在苏联已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291] 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对国内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必要的重视，只看到成绩的一面，陶醉于各民族“大家庭”、“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等粉饰太平的表象，看不到在民族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因此，很多问题都被掩盖或拖延了下来。阿拉木图事件反映出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特别是在俄罗斯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危机和矛盾。纳扎尔巴耶夫后来这样说道：“很遗憾，尽管有各种声明、纲领和计划，但是在苏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未曾严肃地分析过民族间的关系及其解决途径。当民族间的矛盾演变成冲突，冲突激化为流血对抗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没有理论基础，而且实际上不了解形势，在20世纪80年代末选择用强硬手段解决民族问题，最终将国家推向了死胡同。那时在巴库、维尔纽斯和第比利斯相继发生了悲剧事件。不要忘记，这些强制办法早在1986年12月就在阿拉木图采用过，那时压制了青年们反抗联盟中央专制的民主要求。那时全苏联认识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声明的欺骗性，声明说他们不了解形势，未参与采取强行手段的决定。后来，种种矛盾加剧，成了苏联解体的因素之一。” [292]
第二阶段 1988年6月至1991年。其主要特点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对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一味地妥协退让。
1989年底当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之时，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初亲赴立陶宛与立共领导人谈判，在让立共领导人“三思”的同时，明确表示：不会用武力来解决问题。1990年2月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在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获胜后，宣布立陶宛独立。苏联当局在旷日持久的“劝说”、“对话”失败后，被迫动用内务部队维持“宪法秩序”，但在民族分立势力和西方双重压力下，戈尔巴乔夫从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撤出内务部队，从而使波罗的海三国在同联盟中央的争端中占了上风。 [293]
戈尔巴乔夫在反对派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步步进逼下，不惜在“反思历史”、“民主”、“多党制”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妥协让步。在“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口号之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提出了退出阿塞拜疆加入亚美尼亚的问题，从而引发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个共和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总之，在“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联舆论失控，当时曾流行这样一句俏皮话：“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开始反苏共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294] 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及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全盘否定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包括苏联党和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成绩。人们开始“越来越大胆”地对执政的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存制度的“黑暗角落”进行“曝光”。结果，原来潜伏着的民族矛盾被迅速公开化，各种民族主义情绪也被迅速地煽动起来。
造成苏联民族危机的现实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等一套错误的改革指导思想和路线是引发民族矛盾的直接原因。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即以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力图对早已僵化的苏联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然而，改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对基本国情的透彻、深入的了解。在苏联这样一个民族关系极其复杂的国度里，“在以某种方式决定苏联未来的诸种力量中，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民族力量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295] 这一连资产阶级学者都早已认识到的重要问题，却被戈尔巴乔夫完全忽略了。“民主化”、“公开性”为民族分立主义势力提供了借口和机会，他们打着上述旗号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联盟，使得苏共陷入极被动的地步。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民族冲突和骚乱中，许多人就举着“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纳—卡问题是对改革和民主化的检验”的标语牌，进行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相反，戈尔巴乔夫却自绑手脚，为维护“改革”、“民主化”的空洞口号，在民族分立主义势力的进攻面前步步退让，客观上助长了民族分立主义分子的活动，进一步激化和加剧了民族矛盾。
（2）“多党制”割断了维系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纽带，作为联盟国家苏联的分裂也就成为这一做法的逻辑结果。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纷纷登上苏联的政治舞台后，就进一步提出多党制，企图从苏共手中夺权。在反对派势力强大的攻势下，苏共中央终于在1990年二月全会上同意实行多党制，取消苏联宪法中赋予苏共的领导地位。苏联的权力集中于苏共，苏共是苏联体制的核心。党政合一的体制使得苏共实际上也是政权组织，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于一身。苏共的各级组织垂直辐射到全国各地，行使自己相应的权力。苏联的命运取决于苏共的命运，苏联的存亡有赖于苏共的存亡，这就是苏联的历史和现实。当年苏联的存在有赖于三个条件：在敌对势力压力下求生存的需要；谋求共渡经济难关的需要；有统一的共产党的存在。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前两个条件已不复存在。然而，在“人道、民主、多元化”的改革路线指引下，在一个民族关系异常复杂的联邦制国家里，轻易地就剪断了共产党这根维系多民族国家稳定和存在的纽带，最终导致“诸侯”四起，国家权力失控。苏联实行多党制后，各类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到1991年7月新成立的全苏性政党20多个，各共和国中成立的各类政党数量更多，达500多个。这些政党大多由民族主义组织演变而来。在自由选举中，它们大都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鼓吹民族独立和分裂，以各种蛊惑人心的宣传和许诺争取当地选民的支持。在苏共思想、组织混乱，党内派别斗争加剧，苏共的形象和威信严重受损的情况下，许多鼓吹民族分立主义的政党在大选中获得了胜利。1990年3月，在波罗的海三国大选中，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反对派击败共产党，上台执政。到1991年“8·19”事件前夕，苏联共产党已经在七个共和国丢失了政权。
（3）现实经济利益加剧了民族矛盾。到剧变前夕，苏联许多地区长期积累的民族矛盾因经济利益争端而暴露了出来。1989年6月中旬，哈萨克新乌津市爆发的当地哈萨克族人和外来的高加索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列兹根人等的大规模械斗，起因是因为所谓外来民族在当地开采石油、天然气，与当地居民冲突。1989年7月13日，在塔吉克的伊斯法拉地区发生的当地塔吉克族人和吉尔吉斯族人大规模的武装械斗则起因于争夺土地和灌溉用水。1990年2月，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别连续好几天爆发了“骚乱、暴乱、纵火和抢劫”事件，引发这起事件的原因是当地居民听说政府将把来自巴库的亚美尼亚人安置在首都定居，分给好房子并安排工作。此时由于苏共权力和影响的削弱已经无力控制和解决这些矛盾。
（4）外部势力的插手对苏联民族矛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国家采用各种手段和方式介入苏联民族问题。1989年11月，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专门通过一项关于纳—卡问题的决议，公开干涉苏联内政。美国从来不承认波罗的海三国是苏联的一部分，千方百计地给那里的民族分立主义分子以道义和物资等方面的支持。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恢复独立的文件之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于4月3日通过了《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并警告立陶宛当局，表示将对其实行经济制裁。美国总统布什立即表示，美将对苏联政府的上述举动作出“适当反应”。1991年1月，苏联当局试图以武力在立陶宛恢复秩序，美英等国首脑和政府要人及北约、欧共体领导人立即发表谈话，谴责苏联当局的暴力行径，称此举严重损害了与西方的关系，并威胁要对苏采取制裁措施。此外，国际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突厥主义势力对外高加索、中亚地区的民族冲突的爆发和激化起了一定的作用。至于东欧局势的突变，更对苏联民族问题产生较大的影响。
民族危机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1989—1990年，在全苏境内发生的规模较大的民族冲突流血事件达几十次之多，有的甚至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内战”，如纳—卡冲突。民族冲突和动乱导致数千人死亡，近万人受伤，另有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至于民族冲突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惊人，仅1990年因民族冲突和罢工造成的各种损失就达2380亿美元。
民族危机、动乱破坏了苏联社会的政治稳定，加剧了苏联的政治危机。积蓄已久的民族矛盾、愈演愈烈的民族冲突使得政治经济改革流于形式。苏联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化，发展成民族主义势力的恶性膨胀，最终导致联盟大厦的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