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苏共基层组织的瘫痪

在1987年，苏共共有党员1900万人，基层党组织44万多个，党小组近73万个。 [296] 如此众多的人数和组织，为何在苏联解体之时竟无所作为，甚至无人“振臂一呼，响者云集”？这些基层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本节尝试揭示这个问题。

一 改革初期苏共基层组织的活动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为了贯彻“加速战略”总路线，要求苏共把完善基层党组织的结构作为增强其在生产领域、社会生活领域发挥作用的重要措施。大力发展企业党组织和党小组，从而形成覆盖各个生产领域的基层党组织网络。到1986年车间党组织发展到51.5万多个，比1981年增加了11.3%，党小组达到72.1万多个，比1981年增加了14.3%。一度加强了党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对劳动集体的影响力。

但在苏共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基层党组织仍处于被动的地位，过去党组织工作中长期形成的弊端未能得到克服：基层党组织不善于抓住广大党员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工作呈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在干部体制上仍是任命制，不按政绩，而按资历、亲疏选拔干部；由此造成党员对党的工作漠不关心，不积极参加党的活动等等。

这些缺点的确应当通过改革加以克服。但戈尔巴乔夫在从经济改革转入政治体制改革后，一股全盘否定苏共历史的思潮在社会上泛滥起来，使苏共威信地位受到极大动摇。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前夕莫斯科党组织中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人认为，一年多来党组织在劳动集体中的影响并没有提高；有60%的人认为党的严重缺点一如过去没有改变。而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超过57%的党员和近67%的无党派人士评价不高。 [297] 这预示着已经出现了广大党员和党组织对苏共中央不满的情况。

二 苏联解体前夕的苏共基层组织

1989年以后，随着苏共指导思想的转变，党内公开出现派别活动，广大党员更加对党的前途、命运感到茫然和缺乏信心，苏共基层组织出现几十年从未有过的混乱和失控。

1．党员数量急剧流失，基层组织锐减

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党员由19487822人降至16516100人，足足减少了290万人。 [298] 全国范围的退党浪潮席卷着苏共每一个基层组织。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卡登尔金说道：“我们厂1989年有党员9072人，到1991年初只剩下1646人，其中还有300人不交党费。” [299] 基层党组织书记及党的干部退党情况也很严重。1990年仅在下聂瓦尔多夫斯克的企业党委第一书记交出党证的就有37人，而在1989年只有两人。 [300]

与此同时，基层党组织的数量也急剧减少。科姆地区党委书记科尔希科夫谈到共和国党组织的情况时说道：“共和国党组织丢掉了28个基层组织、870个车间党组织和1014个党小组。党组织的数量在此期间减少了27.5%。” [301] 国防企业的基层组织1989—1990年数量减少了23%。在外贝加尔军区里，46%的营、连队没有了党的组织。 [302]

至于发展新党员的情况就更显糟糕。全国每年吸收的新党员人数都呈下降趋势。在切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6000人入党，1989年为750人，1990年为81人，1991年仅有4人。该地区一个党委书记感慨道：“我们失去了一代青年。1990年和1991年我们没有吸收一个青年人入党。我们对于青年人没有吸引力。”

2．基层党组织的瘫痪

到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20%车间党组织和50%的党小组解散或停止了活动。在彼而姆斯地区，一些基层和车间党组织实际上已不再活动。企业中问题堆积如山，但党组织却无所适从。由于戈尔巴乔夫弱化党的领导的政策，到1990年夏，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党委会拱手交出领导权，仅在科梅尔地区被逐出工厂的党委会就有32个之多。 [303] “乌拉尔机器制造厂”是享誉全苏的大企业，1991年2月，该厂就“将厂党委及其职能机构逐出工厂”议案交全厂职工表决。结果支持这一议案的占投票人数的86.3%，反对者仅有10.8%。这件事在全苏激起巨大反响，被称之为“乌拉尔事件”。 [304]

在苏共基层组织受到冲击的同时，苏共党员和干部也遭到不公正待遇。一些党委书记，如维尔纽斯“阿尔法”生产联合体被剥夺了了解企业活动情况的权力，并被逐出了劳动集体委员会，甚至没收其工厂出入证。工厂精简职工首先从辞退党员开始，一些工厂党委被迫退出办公地点，迁出工厂。

3．基层党组织与其上级领导机关关系出现“裂痕”

苏共一贯奉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但在戈尔巴乔夫严厉批评了所谓“声名狼藉”的民主集中制后，苏共出现了基层组织各自为政，不再服从党的区委、市委的领导的现象，这就进一步削弱了苏共。而党的上一级机构面对这种情况，甚至无能为力。例如萨朗斯克器皿厂党委书记麦德维杰夫在1990年第3期《党的生活》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区市委领导，市委认为其“从思想上组织上参与分裂苏共的活动”而被开除出党。但他却被选为人民代表。市委不得不作出妥协：在开除他的党籍的同时继续让他留任党委书记。于是在全苏第一次出现这个怪现象：不是党员的人担任党委书记并成为苏共二十八大代表。

在“自下而上”的选举潮流影响下，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机关交出了权力。普罗科别夫斯克市根据群众意见甚至取消了区委， [305] 这种情况还发生在其他地区，这说明党中央与基层组织进行沟通的“中间环节”已逐渐失去了作用。

4．在“民主化”和“公开性”思潮影响下，苏共广大党员无所适从，思想混乱

1991年2月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对俄罗斯等八个加盟共和国1600名党员作了一次题为“党内团结潜力”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对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上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如对土地所有制法令，46%的人赞成，40%的人反对；对波罗的海三国事件，35%的人认为责任在中央实行了不正确的政策，33%的人则认为是地方政权违反宪法，还有30%的人认为属于挑衅行为； [306] 对于多党制的问题，65%的人不认为发展它是罪孽，30%以上的党员认为党内存在不同派别和纲领是有益的，等等。

由此可见，随着普通党员的大量流失，组织纪律的涣散，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不断下降，从而导致基层党组织的战斗作用丧失。甚至90%的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们都认为其所在组织已失去威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当苏共解体时，广大党员或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就不足为怪了。